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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人文学院社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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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要闻速递-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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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7月4日－6日，中科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与中国科协科普研究所，在北京香山卧佛山庄举行了“海峡两岸科普论坛”。两岸四地的科普人士如此近距离地充分畅谈科普发展的现状与未来，在新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会议产生的余波不断扩展，将在华夏的科学传播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一、 意义：海峡两岸首次聚会讨论科普意义重大
此次大会是由大陆方面的学者倡议召开的。大陆科普学者、作家、媒体以及相关机构经过长期思考，一致认为：科学技术普及是通过科学技术传播的方式向文化渗透，进而使科学思想与本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途径。目前，世界各国都将科学技术传播作为提高本国国民科学素质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手段。科学普及必须将科学思想与本土文化相结合，与特定的社会环境相结合才能取得成效。
会议的主题确定为“弘扬华夏文化，促进科学普及。” 会议的目的是：1、促进海峡两岸四地科学技术普及；2、促进海峡两岸对科学技术普及方法、实践、研究、政策、设施、媒体、影视、出版等相关问题的交流与讨论；3、联合海峡两岸科普实践者、科学技术传播研究者以及相关科学团体的人员，建立两岸华人长期稳定的科普学术交流关系。
大陆的倡议立即得到台湾、香港等地区同行的响应和支持。“台湾吴大猷学术基金会”率先对这次论坛的创意和目的给予大力支持。来自两岸四地的参会人数达到97人。会议在香山卧佛山庄举行，这个环境优雅的地方不仅使参会人员在燥热的夏季有了一个短暂的清凉休息，周围的《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故居和梁启超墓也使得与会人员更体味到文化的共同根源。会议上代表们的多元化观点使得讨论不仅内容广泛，而且也更加深入，获得了超出预期的良好效果。
二、观点：社会文化差异导致观点和角度各异
中国的科学传播经历了15世纪至19世纪的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康有为等人的在经历了甲午海战后的警醒，创办“大同译书局”，打算通过翻译介绍日文书籍来推动变法运动；1914年，留学美国的中国学者任鸿隽等人成立“中国科学社”，1915年创立《科学》杂志，全面地传播科学知识，而且坚持不懈地阐释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及科学事业在推动社会发展中发挥的各种功能；1933年，中国学者自发成立“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创办了《科学的中国》杂志，通过中央广播无线电台对普通大众讲解科学知识。
1949年5月，中国科学社、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和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共同发起召开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1950年8月，中华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召开，成立“科联”和“科普”。强调“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的思想。1958年，中国科协正式成立，担当起科普的重任。199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表在《人民日报》“关于科学技术普及的若干意见”；2002年立“中国科学技术普及法”；2006年初，国务院发布“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大陆科普的特点是中央政府领导人非常重视，国家科技部、科学技术协会等政府部门和专业团体有计划、有组织地长期做推进公民的科学素质工作。各个媒体在顺应市场经济发展中兼顾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
台湾的科普情况与大陆有很大不同。据目前所知，台湾当局没有采取官方管理措施推进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科普工作顺应市场化机制，由学术机构(如“吴大猷学术基金会”)和媒体(如科普杂志)以及大学教授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专业在业余时间从事科普写作或者翻译。
大陆和台湾在促进科普书创作和翻译方面近些年进行了密切的合作，“吴大猷学术基金会”与大陆学者从2000年起开始进行海峡两岸的优秀科普书创作和翻译的评奖活动。在华夏文化圈中产生重要影响。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物理学家甘子钊一直是大陆科普书籍的评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在这次大会上论及参与科普书籍的评奖体会，感觉到科普的深层次意义。他认为“科普有三个层次的含义。第一、是大家获得科学知识。第二、就是发扬科学精神和提高科学素养。第三个就是体现出科学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内涵。”他回顾说：“吴大猷奖也是从这三个层次方面来考虑的。”
会议主办方之一的中科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副院长胡新和教授在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中没有讲套话，而是谈了他自己对于科普的三点认识。第一，当前技术发展的非常快，科学技术成为我们的主要知识来源之一，把科学知识传播给大众，提高大众的科学素养，这个问题不仅仅是科普界所关心的，也是科学界所关心的。第二，科技传播要加强研究。科技传播要提供给我们一个全面的真实的当代社会的科技发展形象，今天的科学是一个团队的科学，是一个需要国家公共财政有较大的投入，需要国家来规划它的科技发展战略方向的科学。同时因为它有比较大的变革现实的能力，因此与伦理道德和价值等社会的其它方面密切相关。树立一个全面的，现代的科学观念，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研究内容。第三、我们的科普工作，要致力于提升整个国家的科普能力，从创作到传播，到研究，到人才培养。这样才能够真正使我们的科学有一个健康发展的方向。
全国政协科教文卫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协副主席徐善衍长期从事科学技术普及的领导工作，对中国文化中的科普工作深有感触，他在发言中谈到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传统文化与科技发展，科技普及的关系。他认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来还没有现在提的这么高，讲的这么多”。他认为，对于文化“要有一个广泛的理解”。“中国文化中的科学精神，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方面，还有我们教育的体制，几千年的历史，一直延续到现在这种培养人的理论体制等等问题，我看是值得考虑的。”关于“科技普及的文化内涵”。他认为我们应该认识科学知识的价值和科技传播的目的，不单纯是科学转化成技术所形成的生产力，也在于人民形成科学思想方法，以及对自身行为的理性判断，这种理性体现在领导的决策，以及公民对国家行为，对整个社会行为理性的判断和参与。”他还列举了瑞士洛桑报告的调查内容，他认为，“科学技术的传播并不能等同于实际技术人才的教育。”
台湾长庚大学生物学教授罗时成先生对于自己能够参加这样一个科普盛会而感到兴奋。罗教授在前两年就代表“科学月刊社’，与中科院进行合作，举办台湾青少年的生物学夏令营，到今年这种合作已经是第三届。他认为，“把科普意识都能够推广到凡是华人都能够看得懂的文字的地方，让这个知识能够散播出去”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会经过很多的波折。在会议上，他介绍了“科学月刊社”历史的背景。科学月刊社的创刊号是在1970年发刊的，也就是36年前，其实在那个时候，因为台湾的科学知识的普及仍然还是非常贫乏，所以一些留美的学生，有感于科学知识得来不易，所以他们在69年开始筹办，希望在台湾发行科学月刊。79年发行量超过了一万本。
在这次会议上，香港理工大学工业中心总监黄河清教授的发言侧重的是青少年创新能力的培养。他的主要做法就是开办学校，为那些有可能培养成创新人才的青少年提供开发的机会。从1991年到2000年，他开办了一个“学习工厂”，把基础培训变成一个专业培训，为社会服务。他说：“我们培训重点就工程应用，培训方法就是模拟现代工厂环境。”
清华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中心教授刘兵以编写一套科学教材的过程和体会入手谈了自己对中国科学技术普及中各种利益的冲突对科普工作的影响。他认为：“不同部门利益的驱动和权力的管理，和空间的争夺，以及利益、理念和权力这三者之间互动的关系，在整个事件里头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决定性的角色，也决定了这个故事的进程。”
台湾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林荣崧主编的发言主题是“台湾的科学普及运动与当务之急”。林先生总结了台湾的科普运动及经验。台湾的科学普及运动，透过平面出版的形式来展现，有过四波较大的浪潮。这种经验有值得海峡两岸四地深思之处。他详尽地论述了这四波浪潮，分析了四次浪潮的影响及力度，并针对现阶段的科学普及工作，就平面媒体的领域提出一些当务之急的问题。
台湾从事科普创作和翻译的学者大多数是具有一定的专业背景，同时愿意将某一个领域的科学知识传播给大众的学者，采用翻译和自己写作的方式进行的。市场化的运作方式产生了与文学创作相似的，依靠写作科普书籍为生的作家。参加这次会议的杨玉龄女士就是其中之一。这位生物学出身，后来专业从事科普翻译和写作的年轻女士与罗时成教授共同撰写了《肝炎圣战》和《台湾蛇毒传奇》，前者获得“吴大猷科普佳作”金签奖。她谈论的话题是：从实务经验谈华文科普书籍制作水平提升的困境。她从自己经验最丰富的科普书籍写作及翻译领域切入，探讨华文科普书籍在提升制作水平上所遭遇的困境。首先是文化报道写作造成的困境。再者，为了增强亲和力，科普报道常常需要从科学工作者的故事切入，但是华人文化道德禁忌浓厚，被报道者常常不愿坦示内心世界，结果流于歌功颂德，缺乏震撼人心的真情，同样降低报道的吸引力。此外还有缺乏社会环境支持的困境。在企业回馈文化尚未建立的华人社会，现阶段华文科普书籍若想提升专业制作水平，还需要政府以投资教育的心态来投入科普出版。
中科院研究生院社会科学系教授李大光回顾了中国引进公众理解科学概念和研究方法的历史过程。他探讨了中西研究和讨论的不同进路和概念形成的不同方式。他认为中国引进科学素养概念和研究方法以后，基本上是沿用西方发达国家创建的测试指标体系和问题。在这些年的调查中虽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我们忽视了科学知识的社会性。同样的科学知识，在西方国家由于其基督教文化以及特殊文化语境的影响，与我国的认知是不同的。如果我们不深入研究科学技术知识的社会性问题，我们就无法测定出中国人实际的科学素养发展趋势。他呼吁，在可能的情况下要开展认真的研究，尤其是社会学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设计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素养指标体系。
来自台湾台北政治大学新闻学系的谢瀛春教授在听取了大陆代表的发言后认为，大陆的学者的发言涉及的范围比较广。而台湾的科普概念较狭隘一些。作为在美国获得科学传播博士学位的学者，她认为，在台湾，科学传播是指将科学信息(指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知识、概念)通过媒体传播得正确、广泛、深入、快速且有效，实现科学普及、民智发达的境界。她从科学与媒介、科学作者、科学写作、科学消息之传播以及科学家等五个角度对台湾的科普作了具体阐释和分析，分析了台湾自光复迄今传媒对科普的重视程度，认为这种传媒对科普的低关心度的症结主要在传媒教育及科学教育。如果不能透过体制内的自我反思与改善，台湾的科普困境仍会一直存在甚至可能恶化下去。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编审潘涛博士认为，图书出版在近代科学思想传播普及史上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在因特网发达的今天，不断有人在唱“图书的挽歌”，可是固化为文字的书籍，决定了图书出版在传播普及科学思想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效用。虽然科学论文的发表，主要依靠学术期刊，依靠同行评议的审查，依靠重复实验的检验，但是在科学共同体之外，向广大公众传播科学也许图书出版做出的贡献更大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副教授蒋劲松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探讨科学传播的内在机制。他认为，从“微观世界”的构建和操纵角度来说，实验室在本质上与监狱、学校、医院、军营、工厂一样，都是现代世界的权力运作的典型场所。这种体现于具体特定场所中的微观权力关系，不是对于科学知识的外在干扰，而是内在于科学知识之中。科学传播不能理解为单方向的知识灌输，而实际上是一个公众、科学共同体、产业界和政府等不同利益主体之间民主互动的多向构建过程。由于科学传播中涉及到不同权力关系的运作，科学传播是一种对于立场高度依赖的行为，因此必须重视科学传播的政治学维度。
中科院研究生院社会科学系副教授肖显静谈的是科学主义在理工科硕士研究生当中的认识。他做了一个理工科硕士生对于科学主义理解的调查。他的调查涉及：第一、科学的发展与自然观的变迁。第二、科学认识论。第三、科学方法论。第四、科学技术。他研究涉及到与科学主义有关的基本观点以及在中国的存在问题。关于他的观点的讨论一直延续到第二天会议，同时也引起某些会议代表散会后在网上的讨论。
澳门大学科技学院院长、澳门科学技术协进会监事长李怡平教授向大家介绍了澳门科学技术传播的发展历史。来自清华大学的硕士研究生王斌以在中国新闻史，文化史、美术史上有着特殊地位的中国近代第一份新闻画报《点石斋书报》为研究对象进行了中国科学技术传播史的研究，引起与会者的兴趣。
香港国民教育中心总监吕如意教授长期从事思维科学和开发人的潜能方面的研究。她向大家介绍了她在开发智力、启迪智力潜能，开发创新能力方面的研究结果，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她认为“创新型的人要在工作方面解难，需要他有自信心，在态度上，要有一个意志力，还有一个坚韧力。”她认为人的素质有十个方面：“科学文化素质，思想、智能、道德、专业、心理、审美、能力、身体素质。”“十个领域方面的素质能够提升，就是很理想的是一个创新型的人了”。在谈到她自己研究的挖掘人的潜力的原理时，她说：“我们的一生之中，可能有一些能力是开发了的，但是有一些能力还没有开发。健脑操可以帮助我们。健脑操没有年龄的限制。” 她在发言中还介绍了香港的国民教育中心，“这个中心刚成立时得到董建华先生的支持，中心的目标是三个，第一个是国情教育及国民身份认同，第二是切入中国文化及哲学思想进行品德教育，最后一个就是启迪潜能，我们希望能够培养素质高的学生，不管在香港，在内地也是这样。”她的开发人脑的潜力的实际成果引起了学者的广泛讨论。
三、建议：加强海峡两岸及华人学术团体的合作
与会者在交流的时候谈到，这次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海峡两岸关于科普的研讨会。代表们认为，会议是成功的。在短短的两天时间内，会议代表了解了海峡两岸在科普中各自的工作和存在的问题。大家纷纷表示，这样的会议应该更早些举行。
会议代表还谈到，与其他领域相比，海峡两岸在科普方面的合作还有很大差距。在大陆科普领域，对西方科普的重视程度要高于对华人文化圈中的合作。这种情况，与世界范围内要加强本国社会制度和文化语境中的科学传播的趋势，形成很大反差。科学技术传播与科学研究的最大不同在于，科学研究是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专业活动，而科学传播更多的是要研究社会和文化。在某一个特定的文化范围内进行科学传播，不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和特殊的社会性是不可能达到有效的传播目的和效果的。近代科学产生于西方，在15世纪至19世纪期间，西方传教士将科学技术带入中国，在明清某些阶段，西方传播活动受到限制甚至驱逐。近代，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封闭的门户，不仅使得科学技术在中国政府被动的状态下输入，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对科学的作用和对待西方文化的观念上得到彻底的改变。但是，在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和教育已经达到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代，我们对于科学技术传播的研究，在文化和社会性特性还没有达到西方国家，甚至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认识程度。科学没有国界，科学知识在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中都是适用的。但是科学技术的传播却是具有其社会性的。这是因为，科学传播的对象是社会的人，是在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社会制度和信仰等语境中进行文化渗透的行为。如果认为科学技术的传播只要传播的是科学就一定能够成功的想法是幼稚的。
海峡两岸文化同属华夏文化。海峡两岸中国人都是华夏文化的子孙。近代，由于各种原因，两岸民众的来往隔绝，双方在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路线也有很大差距。由于两岸政治制度不同，社会经济制度不同，在科普机制等方面存在很大的不同。在统一的文化背景下，共同探讨科学技术传播的经验和做法，无疑对于在华夏文化背景下的科学技术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大家认为，类似的会议或者交流活动应该定期和经常性地举办，这种合作对于推动两岸的科普工作，共同促进在华夏文化背景下的科学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李大光，中科院研究生院社会科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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