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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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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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于 2006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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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网讯  方晨】6月19日上午10点，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关村教学园区教学楼S104教室，20个学时的夏季学期强化课《电工理论与新技术》只剩最后两个学时了。讲台上坐着一位院士，看上去很年轻，白发很少。

    他是谁？

    他的父亲是一代宗师，物理学泰斗，桃李满天下的严济慈院士。他曾经高考金榜题名，进入当时的留苏预备部。他曾经在莫斯科动力学院学习并以全优毕业。他曾经20年战斗在科研第一线，为我国的大能量电感储能装置的研发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曾任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宁波大学校长。他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技术科学部)，1994年当选乌克兰科学院外籍院士。

    他就是严酷夏日里还来给科学院的研究生们上课的严陆光先生。

    在这最后一堂课上，先生一改往日的讲课风格，和青年学生们谈起了自己的成长经历，讲述了70年风风雨雨，总结50年科研人生。用自己的亲生体会浇铸“做人、做事、做学问”的金钢银钻，以飨我们这群初出茅庐的年轻人。

    格言警句，影响一生

    先生年轻求学时，正值全国解放前后。当时强调建立革命的人生观，人人都会背毛泽东主席的老三篇，还记了许多名言警句。这些格言在严院士后来的人生道路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在莫斯科求学的时候，他看过一本苏联人写的《安迪生传》，里面有一句爱迪生说过的话：“一个人的价值决定于他所做成的事，而不是别人的议论。”，另他终身难忘。他说，这段话非常至理，人的价值在于他为社会做了多少事，而不是别人的议论。他还兴致勃勃地用俄文把这一段话说了一遍。

    当时适逢苏共二十大期间，对斯大林同志有很多否定，另人困惑。政治课上，一位苏联退役上校解答道，斯大林同志十分伟大：第一，他带领苏联人民实现了工业化；第二，他带领苏联人民战胜了法西斯。但是，他确实杀了不少人。“可悲的是，伟大的人物只能犯大错误”。就这最后一句话，给年轻的严院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一个人，要警惕错误，要对缺点有充分的认识。地位越高的人越要重视自己的缺点。这也许就是院士先生至今都很谦虚，广泛接受意见，没有一点架子的原因。

    严院士曾经观看经典影片《舞台姐妹》，记下了一句台词：“认认真真唱戏，清清白白做人。”此后，他感触颇深，把这两句话改了改，“做人要清白，做事要认真”，视为座右铭。几乎到哪里，先生都不忘这两句话。在建党80周年的时候，他还特地和说这句话的演员谢芳同志交谈。先生视清白为道德第一要务，视认真为处事第一原则。

    先生讲了个关于“清白”的故事。有一次，一位很有成就的科学家参选院士。经调查发现，他曾经在“水变油”的鉴定会上签字，该鉴定报告还曾经呈送江泽民。这种荒谬的做法为他留下了污点。作为一个院士，不能在这种问题上犯错误，要保持一个科学家应有的清白。要像海瑞一样，“粉身碎骨全不顾，只留清白在人间。”

    父亲教诲，永生难忘

    先生父亲严济慈院士平时非常忙，很少管家里的事情。先生回国工作后，有次回家，突然被父亲问到：“你说说知识和学问有什么不同？”。先生答了很多种理解。父亲最后总结到：“知识是人们对事物的了解，对人永远是好的。学生时代最重要的就是获取知识。但是现在，你已经开始工作了，要学会如何把知识变成学问。学问就是用已有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寥寥数语，精辟至理，先生从此牢记心中。

    严先生祖籍浙江。八十年代，先生有一次陪老父亲回家乡。路过浙江大学，学校领导十分重视，热情款待。席间，希望严济慈先生为浙大题词。适逢浙大领导介绍他们的校训——“求是”，老父亲语重心长的说到：“现在，恐怕光有'求是’不行了。”于是，提笔写下：“敢于好高骛远，善于实事求是。”1993年，电工所成立30周年庆，严先生请老父亲来所里参观，他又说了这两句话。

    严先生对这两句话特别有感觉，稍作修改，变成“做学问要敢于好高骛远，善于实事求是。”。和前面的做人做事语录加在一起，即“做人贵在清白。做事必须认真。做学问要敢于好高骛远，善于实事求是。”，成了先生对如何“做人、做事、做学问”最好的回答。

    抓住机遇，强烈求知

    先生曾在清华读过一年书。当时学校用的是俄文的教材，先生由于有一点俄文基础，努力用俄文做笔记。一年后，先生出国了。他很快适应莫斯科动力学院的环境，并获准插班二年级。

    文革时，先生利用当时很丰富的空余时间通读英文专业书籍。一年时间看完了一本电工基础和一本普通物理。别人不解他的做法，他向别人解释到：“念一点英语比空闲着好得多。”

    先生说，学生对知识要学会不挑不减。知识浩瀚如海，没有有用无用之说。学生要努力学好各门课程，努力提高学习效率。作为一个学生，要掌握语言、培养爱好、拓宽知识面。理工科学生既要有专业知识，还要有文学素养。先生曾学过俄罗斯文学。他在莫斯科的时候，曾经以全五分的成绩获得优秀毕业生的荣誉。

    先生很重视思维的锻炼，教导大家要在思维上下功夫。先生说，形式逻辑锻炼简洁思想，数学锻炼人思考，改变心境。先生以前还有一个有趣的习惯：每当心情烦恼的时候，他就做积分题。做出来了，很有成就感，心情就好很多。

    先生还很重视学生的做事能力。先生中学的时候曾是班里的课代表，还义务教授临近小学的数学课程。在清华学习的时候，先生是班长。在莫斯科的时候，先生是莫斯科动力学院的中国同学会主席。这些都锻炼了先生处人处事的能力。

    大学校长，树人为重

    谈到为什么先生会向年轻人，尤其是青年学生反复讲《如何“做人、做事、做学问”》，他会心的一笑。

    当年，先生从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所长的位置退休，由时任浙江大学校长路甬祥院士推荐，赴宁波大学任校长。宁波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很强的大学。严院士当时想在学生培养上做一点事情，教会学生如何做人。于是，一个开设自由讲坛的想法油然而生。到宁波大学访问的知名学者都应邀在这个讲坛上作报告。报告的主题只有一个，就是结合自己的经历讲如何“做人、做事、做学问”；报告的要求也只有一个，就是真实；报告的标题，当然少不了“做人、做事、做学问”这几个字。最开始的时候，还要摊派名额。后来，讲坛越办越精彩，越办名气越大，自觉来听的学生越来越多。

    严院士说，讲坛已经开设五六年了，前后共有六十多次报告。其中的40多次已由科学出版社成集出版。严院士也在其中做了两次报告，一次讲自己，一次讲自己的老父亲。

    70多年风雨历程，虽然坎坷颇多，但是严院士坦言自己很幸运。在这门课程最后一堂课上，他把一生最精华的东西交给祖国科研事业的接班人，把自己的希望交给了我们这些年轻人。他说，“我上课讲了很多东西，也许我是看不到了。还要依赖在座的各位同志努力奋斗，科技报国。谢谢大家来听我的课。”

阅读更多： [图文]中科院院士严陆光：做人要清白，做事要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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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研究生记者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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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于 2006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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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传杰，他曾从穷山沟走出，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武汉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一干就是20年。此后，他主持科技战略规划、香山会议，组织科学院创新文化建设，到科大当党委书记。现在，他是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党委书记。他为科学院的创新路上的铺石人。 6月12日，郭传杰先生作为报告人来到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在报告开始前的短暂时间，记者采访了他。初次见面，郭先生亲切和蔼，一点架子也没有。一看就知道是一位经常和学生打成一片的书记。他欣然接受记者提问，尽力回答，忠于事实。 探索中的研究生质量保证体系 郭书记说，现在的研究生规模大，要提高培养质量，必须建设一个完善的研究生质量保证体系。研究生的教育有很多环节，从研究生入学，到研究生课程的管理，研究过程的管理，到开题答辩等每一个环节。它们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保证质量，要从这些环节入手。同时，该体系还要适应中国科学院的具体现实，特别是研究如何把研究所里的环节和研究生院里的环节结合起来，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质量保证体系，如何去建设？如何去完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去年下半年，中科院党组组织了一次比较全面的调查研究。目的就是为了研究在科学院3万多人的研究生规模上，如何提高科学院的研究生培养质量？虽然在国内外对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培养模式有不同的看法，但郭书记认为它确实是一个发展方向。 郭书记他们还对其他国家的研究生培养模式进行研究。研究国外是如何利用科学研究机构里面的科学资源来培养有创新能力的人才。结果，发现设立研究生院在很多国家是一个趋势，如日本就有专门的研究生院大学。 但是，在西方国家，通过研究所来培养研究生的这种模式是很少见的。这一领域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探索。中国科学院在实践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十分突出，就是校园文化建设。科学院的文化传统是很好的，但是各个研究所毕竟体量小，校园文化不太浓。科学院为此想了很多办法。例如，研究生院举办科学与人文论坛，就是在建设校园文化。 校园文化锻造一流人才 谈到校园文化，郭书记打了个非常风趣的比方。“学校就好象在炼钢，把火炉子烧得热热的，好的材料马上能成钢，差一点的材料也能成钢。”这火炉子，就是文化。 郭书记说：“科大的学生走到街上我是一眼就能看出来，因为科大的学生纯朴、理性。走路的样子不一样，说话的态度也不一样。” 谈及科大和中国科学院的联系，郭书记说：“科大文化的基因来自哪里？我想就是来自科学院。”这和科学院研究生院是同根同源，都是研究所里带出来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有很好的文化传统，不仅有每一个研究所、每一个学科的文化，而且又在全院形成很好具有普遍性的文化。它天生就是开放性、网络型的文化，不同的地区形成多元性、多样性、包容性、和谐性。象科学与人文论坛，它本身的兼并包容，多姿多彩，更促进研究生院形成非常好的文化。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在这里虽然有聚有散，但是我们研究生院的发展有非常强的凝聚力，或者说是很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去年，郭书记他们在科大举行了科大精神的大讨论。探索科大文化精髓，发扬光大。在讨论中，有很多教授、同学提出一个词，叫做“科大现象”。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科大58年成立，59年的时候就成为全国16所重点大学里面第4位。学校的发展一般有一个积淀的历史过程。但是科大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就和当时北大清华等发展了几十年的学校并驾齐驱，主要得益于科大和科学院的紧密联系。当时，“全院办校，所系结合”。很多所的所长就是科大的系主任，还在科大授课。华罗庚，数学所所长就是科大数学系第一任系主任。钱学森，力学所所长也是科大的系主任。很多著名的科学大师也前来授课。 第二，就是科大在80年代有很多骄人成果。研究生院是全国第一、科大少年班、为数众多的成功科学家和企业家。据统计，现在科大大约4万毕业生里，已经有40位是两院院士，比例是在全国高校是最多。科技企业家邓中翰则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产业领军人物。 科大的文化是非常求真务实的。科大人敢为人先，校风纯朴、民主。这得益于科学院的熏陶。连续三年科技进步奖里都有科大。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里，科大就有5篇。最近评出的科学院博士优秀论文，每年不超过50篇，科大有8篇。 科大提出建设“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比较早，这是科学院对他的要求，也是科大的必然选择。科大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与科学院有着紧密的联系。科大在发展中把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是作为一个一流大学最基本的条件。 科大根据科学院的要求，强调办精品学校，质量取胜，特色取胜，而不是靠规模。这是传承于科学院的文化。我对创办第一流的研究型大学还是有信心的。但什么时间达到这个目标，还不能确定。它是一个比较长的奋斗目标。 学生培养重质量 科大本科毕业生在国内一枝独秀。虽然偏居中部，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 谈到这里，郭书记认为，培养学生要从根本上学生去提高学生进入社会的竞争力。科大学生就业情况好，每年还有大量的学生到中国科学院深造。主要原因是：一方面科大按照科学院的要求，培养的学生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另一方面，科大毕业生每年总数比较少，受科学院文化的影响，没有大面积扩招，科大本科生这几年一直保持原来的规模——1860人。人数少，质量好是科大毕业生受欢迎的原因。 全国高校这几年毕业的学生素质很好，人数也很多。科大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在指导学生就业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最近学校也在组织这样的活动。积极和企业联系，请一些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企业或单位来科大介绍情况，对学生进行就业指导。 当前博士生普遍实行弹性学制管理。郭书记颇为赞同。他说“我个人觉得不应该设置过于严格的毕业年限，还是要根据毕业时的学位论文、学业成绩是否达到标准来决定是否予以毕业。”郭书记还告诉记者，在国外，博士生培养时间是很宽松的。 关注学生心理健康 近来各大媒体纷纷披露博士生跳楼事件。其中暴露出了硕士生或博士生甚至部分青年教师的心理素质问题，容易导致极端事件发生。这也引起了郭书记的注意。 郭书记说：“科大目前还没有发生学生教师轻生跳楼的极端事件。” 科大很早就未雨绸缪，比较重视心理咨询。专门成立了心理教育中心，开辟了微笑在线。本科生进校先进行一个普遍的心理测试。然后对一些心理上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感到比较闭塞的同学，大约10%左右，超前进行一些针对性的心理辅导。 虽然在科大目前还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但从对学生负责，对社会负责，学校自身的发展的角度出发，一直把这个问题做为一个大问题来抓。 但是，郭书记也说，这个问题在年纪轻、高层次，高学历的人群里头有一定的普遍性，或者说已经出现了苗头。学校领导在这方面也是如履薄冰。 (本文采写：方晨)

阅读更多： 郭传杰：培养一流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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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研究生记者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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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于 2006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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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北京中关村一座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普通住宅楼，走上二楼，10多平米的客厅里，硬木花格架、白纱下的钢琴和数个单座沙发相得益彰，一盆茂盛的吊兰半倚钢琴，静怡舒展着碧绿叶片，如它的主人一样，吐放着一袭淡雅，一份大气。

    它的主人是李佩教授——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李佩老师今年87岁，对于1978年建院的中科院研究生院，她是一位自始的见证者，同时也是一位贯穿的建设者。在国内创办首届应用语言学研究生班，率先在国内英语教学中引进TOEFL题型，首先在国内掀起自费留学潮……6月13日，记者采访了李佩教授，对于研究生教育李佩教授怀着深厚的感情，在这个明媚的下午，李佩老师的声音穿透时光，渐渐走来。

    “我们的英语研究生班，是国内第一个应用语言学研究生班，这曾经是我们比较稳定的英语教师来源。”

    记者：自研究生院1978年建院以来，您就一直参与着研究生院的建设，特别是在英语教学方面，您能说说在我们建院之初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吗？

    李佩：我是在76年唐山地震前几天回到北京的，回来后应科学院一些所的邀请，如生物物理所、电子所，帮助他们作一些英语教学工作。77年下半年，已经知道在筹备研究生院的成立，筹备中的研究生院是两块牌子，一个是中科院研究生院，一个是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

    当时，研究生院筹备工作的负责人之一李侠找我，想让我负责英语教学方面的工作。我当时就注意了一下，那个时候很多科大的人都回到了北京，如文革中被派过去、但是户口在北京的。我就注意了一下科大回京愿意教英语的。那时在电子所我只有2个人，一个是文革中蒙冤数年住院刚刚出院的，好久没教了。另外一个则是根本没有接触过教学工作。我就带她们去电子所那儿边教学边直接指导她们，研究生院一成立，我就把他们2个都抽过来了。

    因为当时研究生院整体师资不足，李侠就跑到北大要求他们支援，说新毕业的学生给我们一些当老师。北大说那就给你们25个人。像现在的副院长孙勤、组织部长沈永前等都属于这批北大来的。25人中有5个念外语的，其中有2个去做其他方面的工作，就剩了1个学德语的，1个学英语的，1个学法语的。在外语教研室刚成立时，我手下就只带了这3个兵。

    记者：在当时这种很困难的情况下，您是怎么在百废待兴的基础上，把我们的外语教学工作开展起来的？

    李佩： 78年的英语课怎么开在来当时来说，真的是个比较大的问题。我们英语教研室只有三个人，我只好与李侠到处外聘外语水平好的老师，在外聘老师中有外校的还有退休回来的，但是他们最多只呆了2年。因此我就提议，自己培养外语教学人才，这样78年就招收了第一届应用语言学研究生，当时我们的英语研究生班是国内的第一个。虽然第一届最后18个人中只留下了6个，但这一直是我们比较稳定的一个老师来源。当然，大多数的时候都要我自己披挂上阵。

    当时还想了一些办法，比如请国外一些认识的教授，让他们派人来。我们和美国的一所大学订了一个交换的项目，每年交换一个人，他们那边派人来中国继续进修中文，同时也给我们的一些同学上课。第一届是在78到79年，后来连续5年都有这样的交换项目。此外，还有澳大利亚的，澳中友谊协会也推荐了一批人，这样外教的数量就保证了。我们充分利用外教的优势，提高我们自己老师的水平。当时，美方派来的教师，我们这边也同时给他们配备年轻的中方教师作助手，这些助手都出自我们英语研究生班。所以，我们后来出去的很多学生的英语基础都很好，发音都比较纯正。

    “我们的情况是英语教师的人手严重不足，外教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记者：在当时的情况下请外教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并且象我们这样规模比较大的聘请，在当时全国来说也是非常少见的，您为什么一定要保证有一定数量的外教？

    李佩：当时，我们的情况是英语教师的人手严重不足，外教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一方面，起到了很好的桥梁作用，我们的很多同学都是通过他们出去的，而且在国内，跟外教这样的外国人接触多了，出去后也能很快适应，和外国人好打交道。另一方面，从教学上来讲，这些外教也确实带进来了很多外国的原汁原味的东西，由他们来讲一些英语方面的东西，比我们刚刚经过文革的一些同志来讲要好，发音、口语帮助就更大了。

    当时他们这些老师和我们同学的关系都很好，他们那种活泼的教学方式也给我们很多启发。不过他们跟我一样大部分原来都不是搞教学的，我记得有一个男老师原来是学天文的，科学院当时问我这样的来了你要不要？我说当然要啊。后来他来了以后，就给我的英语研究生们开了一门普通物理。

    还有Mary对我们的教学贡献很大，她给我们带来了往届的TOEFL测试试卷，并告诉我们学生可以参加美国举办的TOEFL测试，通过后，可以自费出国。后来，我们就在英语教学测试中引进了TOEFL测试题型。这也是国内第一次在教学中引进了这种题型。TOEFL测试题型比我们原来的考试增加了听力、写作部分，而且不像我们原来的考试更注重语法，写作可能稍微死板一些，比如就给一段英文叫你接着填。引进了TOEFL测试题型后，我们在英语教学生注重综合能力的培养，比如听力、写作部分。我认为这一点对学生来说是大有好处的，经过这样一系列课程的培养，学生在学习了一年多后，我们这一批学生后来到了美国，走进人家的课堂就能听懂。

    “你做教师，跟学生没有共同语言不行，学生来源既然是多方面的，那么老师知道的也应该是多方面的。”

    记者：既然您原来不是搞英语教学的，那您后来是怎么成为了一位很好的英语教学专家的呢？

    李佩：当年我不是专门学英语的，但是后来好像我教得还可以，其实我就是一步步学出来的。比如说，最早的时候我刚到科大教学，我去了之后，第一步我就跟着一个非常好的老的英语老师，我就跟着他学国际音标，这个是基础，如果你不会发音，那你怎么教学生呢？因为学生希望听到你的语音总是最标准的那个。

    另外，我也学了很多科普知识，因为你教这门课，你跟学生没有共同语言不行啊，学生来源既然是多方面的，那么老师知道的也应该是多方面的。

    教学上因为我在国外待了多年，所以我去上课，就不象过去那些老师那样教什么语法啊，翻译啊，我总是要学生先朗读。我们当时用的是许国璋的教材，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我总是先带着他们读一读里面的韵味，培养语感，就好像我们读唐诗一样。如果只是看看那些字，是一种体会，但是如果朗读出来，那又是一种体会。学生后来都很欢迎这个，他们觉得这样就记住了。

    “我曾经跟白春礼院长说，你要是想让我们的学生出去参加国际会议，你首先要让学生知道英语论文该怎么写，这个非常重要。”

    记者：可能在教学中，您不仅要自己教，而且也要指导和帮助其他老师开展教学，不知道当时这方面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有意思的小故事？

    李佩：我觉得教学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不仅是我教学生，而且我也可以从学生那儿学到很多东西。所以我非常欢迎学生提问题，他们提问题，如果我回答不上来，我就会想这个怎么我备课的时候没有想到呢？我就会下来查一查，下次再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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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人文学院社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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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于 200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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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研的生活已近两年，这期间有欢乐、有苦恼，有思索后的顿悟，也有依然存在于生活之中的困扰……。但是，有一点是毋庸质疑的，那就是在快乐与烦恼、学习与实践中我成长了、成熟了。 成长中让我首先明白了研究生的意义，那就是在自己兴趣和专业方向的指引下完成对某一种事物的研究，这对于现阶段正处在学习与实践、生活与体验的我有着很大的指导意义。 其次，让我坚定了在本科学习期间一直模糊不清的信仰问题。 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而又平静的年代，战火的硝烟、血腥的惨烈早已令现代人陌生和疏远。生活中，有涌动的暗流却没有大江大浪，人们过着自己舒适、安逸和自由的生活，可以为自己的所求所想去忙碌和奋斗。在平静的生活中，很少有人会想起五十多年前我们的国家是什么样，那时的人是怎样地生活？在中国的大地又涌现出了多少荡气回肠、可歌可泣的壮烈之举……，时间的长河真得会抹去人们对历史的印记吗？在读研的日子里，在人文学院社科系这个集体里，使我有机会对这一远离现代人生活的历史进行了触摸，对曾经追求的信仰进行了升华，使我明确了自己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信仰。 在参加课题研究的实习中，我完成了一个电视纪录片的撰稿任务，这期间，我有幸接触到了很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子女或者遗孀，如贺龙元帅的女儿，王愿坚、成仿吾的遗孀等等。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我感动了，我流泪了，我感受到了信仰的力量。在他们的一生中，由于追求信仰而遭受到了人生的磨难，历经坎坷，但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和泯灭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目标，为了新中国的胜利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毫无怨言。从他们身上，让我看到了共产党员的伟大和其独有的魅力，让我看到了共产党员既是有着七情六欲的平凡之人，又是舍己为国、将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至上的不平凡之人，让我看到了老一辈革命家和共产党员留给后人的乃是无价之宝，让我对为新中国的解放而付出生命的共产党员们更为的钦佩和肃然起敬。 研究生的生活和实践体验，更坚定了我追求的信仰和加入共产党的决心，身边有许多党员，他们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无闻地为做着琐碎、繁杂的事情，但是他们的敬业勤勉、他们的无私奉献都深深的影响着我、激励着我，也让我更加清醒得认识到：只有从小事做起、从自身做起，才能做好所有事，才能成就将来的事业。我希望自己成为这样的人，成为共产党员队伍中的一员。我将朝着这一目标去努力。 (人文学院社科系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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