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所有缺点中，我们依旧最惬意地与之和平相处的是懒惰，我们自以为它连接着所有的宁静的德行，相信它只是暂时搁置一些职责，并且没有完全取消其他职责。”
拉罗什富科的这句话或许是给所有自以为淡泊的年轻人的一记响亮耳光。那些如今想把出家当轻松避世又能积德的人们，一不小心把自己变成了笑话。因为《占察善恶业报经》中描述末法时期的人们（也就是现在，也就是我们），“于佛法中钝根少信，得道者极少，乃至渐渐于三乘中，信心成就者，亦复甚少，所有修学世间禅定，发诸通业，自知宿命者，次转无有，如是于后入末法中，经久得道，获信禅定通业等，一切全无。”也就是说末法时期的佛教度不了人，不能使人得道，不能使人成正果。
世人的淡漠多是根深蒂固的懒惰，难以察觉的劣性。但自欺同样是与生俱来的本领，于是所谓淡泊名利，所谓看破红尘，人类的惰性由此披上华丽的外衣，摇身一变成为高尚品质的座上宾。
真诚地将自己的放荡误认为是浪漫的感情，把自己的优柔寡断误认为是艺术家的气质，把自己的偷懒误认为是哲学家的冷静。扯谎，自己却没有意识到。别人指出来时，却又说谎言是美好的。所谓的理想主义者。
伪善和懒惰永远是互相提携的兄弟。事实上，伪善和真实之间就像安娜和她的丈夫卡列宁的争斗，最后的结果永远是安娜死于车轨下，卡列宁完胜。
世间最不缺的就是愿意简简单单过日子的人。当有些人骄傲地向其他人这样说起自己：“我就是一个喜欢简单的人” ，这实在是一种可笑又可叹的调调，谁不是喜欢简单的？如果高考只要做1+1，那做几百万几千万次谁会在乎，欢喜还来不及。
追求简单是原始的冲动，是渴望回归的欲望，却总有人想要将其上升成一种璞玉般的质地。不否认确有人是保存真我，但是100个中的99.5人是基于懒惰的缘由，剩下那个真正真实的人依然会在某些时候选择谎言来让自己的日子好过点，比如当女朋友问新买的衣服好看不好看，因此他也不过是0.5。
那克制是否是出世呢？
《达芬奇密码》里的Slias，渴望通过一种自虐的方式来达到修行的目的。他的这种心态与如今的某些人是相似的。Silas希望用痛苦来换取更多的快乐，现世的一些人通过布施积德以期能得到更多的财富。寺院庙宇在他们心里几近成了翻本的交易所。克制于他们而言只是可以爆发的条件。
由此可见，世人的所谓出世多是惰性所致，克制之谬。要真正出世太难，或许“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是我们可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吧。
记得在火车上第一次看汪东林老先生的《名人传记集粹》，那只是一本薄薄的小书，几个小时便看完了。
汪东林老先生是江山人，如今常年居住在北京，但偶尔回江山的时候，一定会联系父亲。父亲对老先生也十分尊敬，常说要带我拜访，因为种种原因到现在竟一次也未成行。
由于汪先生在1962~1982年间担任梁漱溟先生所在全国政协直属学习小组的秘书，直接保存并搜集了梁先生大量言论和史料，应该是目前国内介绍梁漱溟最详细的人。也由于父亲近年来总也看有关梁先生的书，“梁漱溟”，这个我原先听也没听过的词，如今脑海中竟也对应有了一个十分清晰的形象——清瘦，沉默不语，厚眼镜，因为一直剃光头天冷了就要戴个小帽的民国文人。
《名人传记集粹》第一篇就是关于梁漱溟先生的。选取了其在文革期间的经历。在看到会议上的人听到梁先生说的一席“大逆不道”的实话而震惊恐慌时，不禁失笑。这样一个年代，一去不过四五十年，却仿佛已经被遗忘了很久。明明就在上一代人的记忆里，这记忆却一直保持沉默。
在那个时期，和很多人的境遇比起来，梁先生是幸运的。他所在的学习小组大多是老一辈的文人，对于当时的状况，心里同样迷茫同样觉得荒谬，只是出于明哲保身的习惯都跟着打呵呵。因此除了对于梁漱溟这个“老顽固”，除了要求其在会议上检讨说明，都没有将他说的话传出去，造成更大的对梁更不好的影响。
《集粹》的第三篇是沈醉的文革中“自述”。看过他写的《我所知道的戴笠》就应该看出来沈醉是一个幽默、乐观的人，他的这一篇自述也如此，一开始的基调比其他几篇轻松很多——抬手就打了三个红卫兵，顺带把他们的自行车也扔到了河里。
但一切幽默都是苦中作乐。
当写到“坐飞机”，写到小腿被打到骨裂时，虽只是一笔带过，依然能感到钻心的痛。
还有写到宋希濂和瞿秋白的，讲述了瞿秋白被捕及被杀害前在牢狱中的最后生活。秋白同志是一个革命党，但同时也是个文人，甚至应该说他首先是个文人，然后才是闹革命的。在走出牢房的最后一刻， 他挥笔写下的“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显示了一个文人应有的风骨。
前几天下雨的夜里又重温了这本书，那个时代不就像是一个漆黑的雨夜么，情况糟糕到了最极点，唯有那些手握真理之伞的人才能保护自己火热的心，多年以后，依然会在历史中熠熠闪光。
突然想起一个朋友曾经跟我感慨，来这世间走一回，死后什么也不会留下，就觉得一阵恐慌。
其实答案不就在我们心间，想想我们如今能记起来的那些人，不管是文学领域的还是科研的，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留下了他们的精神财富。
百年之后，肉体不可存，灵魂不可寻，唯有精神永存。
这个道理，其实司马迁早就悟出了，他在《自序》中说：“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
一个不惧怕死后无知觉的人，一个将希望寄托在百年之后的人，他明白，当史记被人们传诵时，他其实又重新活在世间，虽死犹生了。
这世上有一部分人，秘密是他们的全部，爱是他们的软肋。他们不喜欢别人知道自己的情绪，爱，于他们而言，是别人伤害他们的武器。
我想我父亲就是这样的人。
他很少把喜怒哀乐表现在外面，但我知道，他有时候会半夜起来写东西，然后锁在抽屉里。
前几天看到一个关于我父亲的属相分析，里面有几句话“把真实的自己藏于半夜的寂静和午夜明朗的笑声中，最注重的就是安全感，希望被保护，却常常是一个人，只有几个贴心朋友，不轻易让任何人走进他自己独自的世界 ”，这些都让我开始试着重新去认识我的父亲。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想大部分人在看类似星座分析的时候，都习惯把自己的朋友，自己同龄人带进去看准不准，当我把我父亲放到这样的分析中去的时候，我感觉似乎离他更近了。
我似乎感受到了当年他在我这个年纪明白要学会去成熟的无奈，看到他在友情里的付出，在爱情里的疯狂。
所以当父亲半开玩笑的跟我说“我有时候也会有点脆弱的嘞”，我明白，我已经可以承担他的一部分信任了。
我们总以为父母是成熟的，从没想过他们有时也很脆弱。
他们执着不求回报地爱着我们：他们——就是要我们吃饱，就是不让我们着凉，就是要我们过得好。
成熟是这个社会的要求，纯真是我们每个人的本质。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他们也会很傻地觉得吵完架先说话很没面子，也会偶尔感叹下社会的不公。
他们不是演说家，无法说得头头是道，他们只会将几句话翻来覆去地说，比如衣服多穿点，再吃点，显得那么啰嗦！只是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新的表达方式，但爱就在那里。
其实对他们的误会，很多时候是作为子女的我们把他们想得太完美，总觉得他们应该懂，他们应该理解。但我们知道，我们对父母的爱也在那里，从不曾离开。
何以才能算得上一个好作家？
他能引导我们自觉地向深处走。
但没有感触的纯粹的引导是不存在的。读者首先需要的是共鸣，需要让他们觉得自己是被理解的，然后才能顺利地将他们引入自己的世界。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博尔赫斯算不上是一个好作家，虽然许多人读他的文章，但并没有多少人真正进入了他所铸造的迷宫。《小径分叉的花园》使他扬名天下，因为他将关于时间相对性的深奥、复杂的哲学问题诉诸小说，使人耳目一新，但是他的思想并没有十分完整的展露，真正形成他自己宇宙的《环形废墟》和《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又晦涩地令人望而却步。所以我们不能指望每个思想家都擅长讲故事，这种时候考验的就是一个读者最基本的素养——耐心。
事实上，要是博尔赫斯把每篇文章都写成《花园》一样的对话形式，那就失去了他真正的魅力。
因为沟通是一种妥协。鲁迅说：“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当深邃的思想要用说的形式来表达时，总会不可避免的要进行浅显化。
而如果把诗人从作家中分离出来作为单独的群体，博尔赫斯在这之中又显然是可爱的。因为诗歌和散文小品评论不同，它需要的是感情、是冲动，而不是冷静。好的诗歌无一不是充斥着作者或热恋或失落或寂寞的情怀，我们总是能从中找到与我们生活相对应的感触点，那些我们一看就忘不了的诗句正是我们与诗人的共通点。
例如，《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中有一段诗句让我印象极其深刻，那无所不在的思念情愫让我为之沉沦：
你的不在就像是
恒久地喷吐着无情火焰的骄阳
我该将自己的心藏于何处
才能免受炙烤灼伤？
你的不在索绕着我
犹如系在脖子上的绳索
好似落水者周边的汪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