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赶印度洋海啸遇难者的DNA样本鉴定,这个五一假期我都是在实验室里度过的。”记者见到邓亚军时,她已经加了几天班了,“每天早上8点开始工作,一直要到晚上10点多才能下班。”

      邓亚军,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司法物证鉴定中心主任。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海啸发生后,邓亚军立即递交了请战报告,并和同事于12月31日赶到了泰国普吉,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中工作了16天。

      “在泰国的时候,工作强度非常大,每天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面对的是一具具高度腐烂的尸体。”尽管邓亚军有过4年的法医工作经历,见过各种各样的尸体,但泰国之行接触的遇难者之多让她不得不谨慎:“况且这次还带着4名组员,我要保证他们都能安全回国。”

      印度洋海啸遇难者的身份确认成了一项艰巨的工作。在2004年12月31日晚召开的国际组织协调会上,很多国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这么多遇难者的DNA由哪个国家来做,费用由谁承担。邓亚军第二天就向大会提出申请:由中国来做。

      “当时有很多国家在争取这项工作,我们是第一个提出申请的。”邓亚军说,“当时也没多想,一来觉得这是展现中国DNA鉴定水平的一个好机会,二来觉得这是能为国争光的事。”

      尽管工作争取下来了,但国外很多人还是不相信中国有这样的实力。第一批发来的100多份牙齿样本,经过鉴定,邓亚军和同事们认为降解程度太高,已经不适合做DNA鉴定,结果第二次发来样本的时候还来了5位外国专家。“他们以为我们的技术不过关,就发了同样的样本给别的国家做,但那些国家同样做不出来。”邓亚军说。

      换了新样本后,别的国家鉴定的成功率为50%左右,而在邓亚军和同事们的努力下,中国鉴定的成功率达到了70%。“可能就是因为印度洋海啸遇难者的DNA鉴定工作,使我有机会获得了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邓亚军说,“这是给青年的最高奖,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誉。”

      尽管才30岁出头,邓亚军却已参加并主持了人类基因组和水稻基因组的测序、SARS病人ELISA试剂盒的研制等重大项目。其中,中国水稻基因组研究的文章还发表在2002年4月的《科学》杂志上。

      在主持水稻基因组测序项目时,邓亚军还只是一名在读研究生。“主管这个项目时,手下有150多名科研人员,其中不乏硕士、博士,而这个项目又不是我熟悉的领域,当时的压力非常大,两个月就瘦了8斤。”邓亚军说。

      “我觉得人要有责任感,要做就一定要做到最好。”邓亚军完成了一个个连她自己都不敢相信的任务,“以前,我只想做一个普通的技术人员,但现在,我发现自己可以同时做好几件事。”

      闲暇时的邓亚军喜欢看电视、看书,如果有时间,她也会去做做美容,跟朋友逛逛街。但随着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她的很多给自己放松的计划都无法实现。“每完成一个项目,我都想给自己放个长假,但心里又开始想着下一个工作了。”

    (中国青年报5月8日电  记者 李松涛)


  那一年,北京的几位专家赴福建考察。随车陪同的,是中科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的洪茂椿研究员——一位当时在福建尚属“凤毛麟角”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路过莆田市西郊,洪茂椿忽然指着车窗外的一座山道:“喏,那是我小时候放牛的地方!”

  他无意间把“放牛的地方”当作景点介绍,只是兴之所至脱口而出。但也许“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儿时经历,恰是成大器者必不可少的早期厉炼,反刍之下别有况味。及至后来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洪茂椿仍不讳言自己曾是个“放牛娃”。

  近年来,洪茂椿在科技界的声誉和影响越来越大,与之相关的一个话题也变得越来越吸引人:当年的放牛娃如何“演绎”成了科学家?

  考研前后

  少年时代的洪茂椿“两起两落”,身不由己地走了一段“M”字形的求学之路:小学毕业后辍学放牛;中学毕业后回乡务农。所幸的是在他上了福州大学后,这种起落终于划上句号。

  1977年,我国研究生教育重新恢复招生工作,洪茂椿追求进一步深造的强烈欲望油然而生。长期以来一直关心着他的老师及亲人,特别是他的化学启蒙老师陈清玲等,都极力主张他报考卢嘉锡教授的研究生。
 
  洪茂椿只有几个月的时间温书迎考,而此时他才念完大三上学期,专业课程即“物理化学”才学了一半;报考卢嘉锡教授的研究生,有一门必不可少的考试科目叫“结构化学”,他压根儿就没学过。需要复习和自修的全部课程共有12门之多,压力与困难之大超乎想象。

  那一段温书迎考的日子是怎么打拼过来的,洪茂椿只约略记得:后半本《物理化学》主要靠自己没命地“啃”,《结构化学》则得益于黄金陵等老师的辅导……

  “尘埃落定”之际,洪茂椿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在考场、也是他日后学习和研究的地方——中科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与几位即将成为师兄弟的考生四处浏览起来。

  “哪位是洪茂椿?”一位姑娘笑吟吟地突然出现在面前,她是卢嘉锡先生的小女儿紫莼,“老爸让我带你去见他哩!” 二十多年后,洪茂椿在纪念文章中回忆起当时恩师的一番教诲:“他详细地询问了我的学习和家庭情况,叮嘱我说:‘你是农村来的孩子,一定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目前我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比较大的差距,希望寄托在你们年轻人的身上。’”当年福建物构所招收的研究生共有5名,未满25岁的洪茂椿是最年轻的,也是卢嘉锡先生唯一点名约见的学生,可见导师对他寄有厚望。

  “卢门弟子”

  1978年,卢嘉锡先生在国内首先倡导开展过渡金属原子簇化合物研究,同时为他领导下的福建物构所确定了一个旨在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方向。

  此时卢嘉锡先生已逾花甲之年,却依然精力充沛,坚持每周为研究生上课。洪茂椿发现,先生讲课富有哲理性和启发性,“不仅向我们传授了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坚定了我对结构化学科研事业的选择和热爱”。

  1981年5月,卢嘉锡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长,在这个意义上,洪茂椿和他的几位研究生同窗,无疑成为卢嘉锡的“关门弟子”。

  这一年,洪茂椿研究生毕业,随即留在福建物构所工作,主要从事固氮酶化学模拟的谱学研究,并参与卢嘉锡主持的有关过渡金属原子簇化学的重大科研项目,后来还为英文版学术专著《过渡金属簇合物的新进展》撰写了一章书稿。

  读研期间以及工作以后,洪茂椿在事业上的发展,一直得到物构所领导和长辈专家的支持和帮助。2003年,洪茂椿当选为中科院院士之际,吴新涛院士还把他珍藏多年的恩师卢嘉锡的亲笔题词转送给了洪茂椿,题词是——

  香花争吐艳,硕果苦奇寒,岂为根不深、枝欠壮?
  劲草傲疾风,险峰迎闯将,竞相立壮志、树雄心。

  “这原是文革后卢先生有感而发写的一首短诗,作为题词,它表达了卢先生对学生们的殷切期望和勉励。”吴新涛如是说。

  “团簇之王”

  1985年底,洪茂椿获得公派出国的机会,赴美国进修两年。

  卢嘉锡身为我国过渡金属原子簇化学研究的倡导者,事先就为洪茂椿精心筹划,把目标“锁定”当时处在团簇化学国际前沿的华裔科学家张文卿教授工作的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化学系,并在洪茂椿临行前一再叮嘱:“现在,我们的一些实验技术和手段落后了,到国外后你一定要把有用的本领学到手、掌握住。”

  洪茂椿不负恩师嘱托,在张文卿的指导下学到了许多新的知识和实验技术。同时,他从当时引起国际轰动的关于碳60的重大发现中得到启发,这对他开展金属团簇研究很有帮助。
 
  进修期间,洪茂椿始终琢磨一个问题:碳60能给团簇研究提供什么样的借鉴?作为组成单元的碳原子个头并不大,但构成碳60后整体块头却比同等数量原子组成的簇合物大得多。由此可见,碳60的“大”,在于它形成了特定的空心结构。

  俗话说“大有看头”,团簇做大了才有看头!过去在国内搞金属簇合物研究,以所含金属为“核”,从两核发展到三核乃至更多核,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在不断“做大”中探索物质的结构奥秘和性能规律。

  洪茂椿脑海里迸发出一道耀眼的闪电——“模拟碳60构架把金属簇合物做大!”

  簇合物一旦形成“空心”结构,加上“金属配位化合物”这个组成单元上的优势,“小鱼丸”没准就变成了“大鱼丸”——洪茂椿不知怎么就想起福州的鱼丸来了!

  借助福建物构所开展化学模拟生物固氮和过渡金属原子簇合物研究中所形成的化学自组装设计合成的方法,洪茂椿经过反复实验和探索,终于获得了在当时堪称“金属团簇之王”的高聚物。

  1987年间,洪茂椿以第二作者的身份(国外导师为第一作者),在《德国应用化学》上发表了相关研究成果,这也是福建物构所有史以来在国际核心刊物发表的第一篇高端论文。

  这是团簇研究中的一次创新性突破,在伊利诺伊大学的工作结束之前,芝加哥大学的一位教授很想招洪茂椿到自己身边读博士,但经征求卢嘉锡先生的意见,老人家没有点头,而是希望他早日回国。其中原委,正如后来吴新涛所评价的那样,洪茂椿在美进修的那段经历“在实质上就是优秀博士后工作”。

  纳米之光

  洪茂椿有意识地进入纳米领域,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但在国外做出“金属团簇之王”的时候,他实际上已逼近纳米王国的门槛。为了实现这一跨越,他“十年磨一剑”。

  回国以后,洪茂椿就着手立题研究金属团簇。开题之初,他仅从福建省争取到3万元的启动资金。急需的进口设备买不起,只能自己设计和组装,也无力购买进口原料。后来,在得到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后,研究工作渐有起色。

  直至1994年评上研究员,洪茂椿才要到一名研究生当助手,承担了结构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任务。

  收集晶体的大小、强度等几万个数据,在使用先进设备的国外只需要几个小时,而洪茂椿和他的同事当时使用的是单晶衍射仪,需要24小时值班,甚至整个星期都在实验室里度过。

  洪茂椿提出了在笼、管、线三种构型上开展纳米团簇研究的实验方案,并抓住有利时机,积极发展自己的团队,在获得充足经费投入后组织全面攻关和冲刺。

  那年夏天,洪茂椿的一名女弟子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合成出首例纳米尺寸的笼状金属簇合物,可培养出单晶后,却怎么也检测不出其空间原子的排布位置。花了一年多的心血仍未见成功,这个要强的女孩子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

  洪茂椿真诚地安慰自己的学生。他决不轻易放弃科研上任何有希望的苗头。把簇合物做到纳米尺寸不容易,何况出了单晶!即便这项工作最终功亏一篑,他也要彻底弄个明白。经过反复分析,他推测问题可能与测试的仪器功率太小有关。

  洪茂椿带上晶体来到香港理工大学。当时正值国庆节之夜,他顾不上观赏维多利亚港璀璨的灯火,一头钻进实验室。在香港呆了一个月,经过六七次反复检测,终于获得了关键的两个数据。

  1999年底,课题组研制出了世界上最大的纳米笼,也是当时国际上已测定单晶结构的金属纳米笼对称性最高的一个。

  紧接着,他们成功研制出无机—有机纳米管,并以特定方式串成了首例结构有序的金属—有机纳米管阵列,还将不同的团簇活化制备出各种金属纳米线。与此同时,他们与合作者研制出了具有半导体性能的新型系列高聚物。

  当洪茂椿与吴新涛共同主持完成的相关科研项目荣获2002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的喜讯传来,人们为之感到振奋和自豪。

  纳米科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各领域专家的推进,洪茂椿是一位立足本领域的“推进者”,一位团簇化学领域的纳米科学家。

  不是尾声

  在洪茂椿的履历表上记录着这样的业绩——

  1986年以来,他作为第一完成人或主要参加者,先后获得8项自然科学奖。1988年以来,他在国内外发表的学术论文达200多篇,其中,51篇发表在国际“高影响因子”期刊上。

  2004年8月,福建省在实施项目带动战略中,推出了牵动全局并由政府给予高额度资助的本省第一批科技重大专项,首当其冲的就是以洪茂椿为首席专家的“新材料与器件”专项,实施过程中可望实现数亿元产值,并将从源头上带动产值几十个亿的相关产业的发展。

  2004年,洪茂椿作为通讯作者的有关学术论文连续两次入选世界“十大化学热门文献”;他的课题组在德国《应用化学》上发表的高端论文,成为福建物构所2004年度5篇标志性论文的“领头羊”……

  根据2004年底在香港举行的有关国际学术会议决定,第六届国际华人无机化学会议秘书长将由洪茂椿担任。

  自2000年以来,福建物构所在洪茂椿的带领下,按照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的规范和要求,成功地进行了科技目标凝练和体制上的一系列改革与创新,几年来科研成绩一路飙升。

  作为一所之长,洪茂椿“处心积虑”地网罗和稳住优秀科技人才,却不料自己成了“争夺”对象。国内有单位向他许以高额年薪待遇,外加十分优越的科研条件,但他婉言谢绝了。这位朴实的科学家,一直恪守“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理念。

  他坦言:“我是喝着福建家乡的水长大的,是中科院把我培养起来的,怎能为了一个‘钱’字说走就走呢!”

  (文章来源:2005年4月8日《科学时报》 作者:杨钊良)


   2004716日,巴黎,第十三届国际催化大会上,来自65个国家和地区的2100余名代表共同见证了一个特殊的时刻:四年一度的世界催化研究领域的最高奖——国际催化奖,第一次授予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并邀请他在大会上做了60分钟学术报告。

    这位获奖者就是44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李灿。让李灿没有想到也没有准备的是,在大会结束前,他又被选举为国际催化理事会的新一任副主席。这是对中国催化界和中国催化学者的巨大肯定,也是中国的科学家第一次在国际催化学术组织中担任如此高的职务。

    在谈到此次获奖和当选副主席的感受时,刚刚回国的李灿院士对记者说:“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誉,也是中国催化界的荣誉,更重要的是表明中国整个催化科技方面的研究水平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经过几代科学家的共同努力,有了很大的提高,研究成果已经开始得到国际催化界的认可和重视。”

    从河西走廊到渤海之滨

    生于1960年的李灿,是甘肃省永昌县朱王堡镇一个农民的儿子。1976年高中毕业后,无学可上的他不得不回到家乡务农。1977年,正在农村干活的李灿得到了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来报信的是我高中时期的校长,我现在还记得他骑着自行车专程跑来告诉我‘恢复高考了’。”因为李灿在中学期间是最优秀的学生,校长觉得“这孩子要不上大学,就可惜了!

    由于家境困难,李灿只能边干农活边在家复习。虽然在高考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最终没有被他所向往的医科大学录取。半年后的1978年,已经觉得没有希望的李灿意外地收到了张掖师专(现为河西学院)化学系的录取通知书。原来,在填报志愿时,李灿在“是否服从分配”选项后不经意划下的一个对勾成为他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

    在张掖师专,李灿分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除了完成课堂上老师传授的内容外,李灿抓住一切机会加深、拓宽知识面,自修研究生课程。勤奋使李灿的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在还没有毕业的时候,他就以优异成绩被留校任教。

    1982年,教书两年的李灿获得了到陕西师范大学进修的机会。进修期间,李灿在《化学通报》上读到了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张大煜先生的有关“原子簇与催化和表面科学”的文章,感到非常有兴趣,便决定报考大连化物所的研究生。

    1983年,大连化物所破格录取了仅仅是师专毕业的李灿。这是李灿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他从河西走廊来到了渤海之滨,在这里,他开始迈入科学研究的神圣殿堂。

    在磨练中成长

    “来到化物所,进了实验室,我才开始明白搞科研究竟是怎么回事。从做硕士论文开始,我对从事科学研究发生了真正的兴趣,这种兴趣是我以后不断探索科学的内在动力。”硕士毕业后,李灿又考取了博士研究生,更加深入地进行催化基础研究。

    读博士期间,日本催化界著名的科学家、东京工业大学的大西教授来大连访问,对李灿的研究很是赞赏。在他的推荐下,李灿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科学强化培养奖学金,成为中日联合培养的博士生,远赴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学习。

    在日本期间,李灿每天7点钟起床,坐1个多小时电车到学校,晚上常常12点钟才回来。“日本学生更加勤奋,有的晚上竟在实验室通宵做实验。看到日本人拼命的精神,我受到很大感染,更加努力地去工作。”李灿在日本的一年,进一步锻炼和培养了勤奋、敬业的工作作风。

    李灿在日本系统研究了汽车尾气消除催化剂的重要组分稀土氧化铈的表面化学和催化性能,研究结果先后在J.Am.Chem.Soc.等国际刊物上发表8篇论文,成为后来研究尾气催化剂的基础性文献。“李灿是我带过的三十几个博士生中最优秀的几个之一。”对李灿评价很高的大西教授曾推荐李灿去IBM公司的研究中心做博士后。但国内的工作正等着李灿,他还是按时回到了祖国,回到了大连化物所。

    1989年,刚回国不久的李灿就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新设立的“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这是我获得的第一个独立的科研项目,对我鼓励非常大,那时的5万元对我来说如同雪中送炭,使我在以后3年里能够集中精力进行研究工作”。当时甲烷氧化活化的研究是国际催化界的前沿方向,李灿抓住表面氧物种及其甲烷活化这一关键的科学问题,通过同位素示踪和高低温原位光谱技术,表征了催化剂表面的超氧和过氧等分子离子氧物种以及这些物种之间的转化和催化反应活性,观测到甲烷在催化剂表面形成的活化吸附态及其结构畸变现象,连续在J.Phys.Chem等国际刊物上发表数十篇文章,得到国际同行的关注。研究成果后来获得1993年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

    科学追求无止境

    催化剂的原位表征研究是催化科学发展的基础。利用拉曼光谱研究催化剂是催化原位研究的重要方向,但具有很大的挑战性。李灿在美国西北大学与美国科学家合作探索催化剂的紫外拉曼光谱研究,于1995年取得了初步进展。这时,李灿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尽快在国内启动这一研究:“如果国内及早开始,有可能在国际催化学术界占一席之地。”19968月,李灿携全家提前回国,并获得了当年“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因而迅速在国内启动了紫外拉曼光谱仪的研制工作。

    经过两年多不懈的努力,克服一系列技术上的难题,李灿终于研制成功国内第一台用于催化和材料研究的紫外拉曼光谱仪。随后,他将这一新技术应用于催化研究中,在催化剂表面积碳、分子筛合成、杂原子分子筛以及氧化物物相等几个方面相继取得进展。其中关于鉴定杂原子分子筛中骨架过渡金属杂原子的工作尤其受到国际催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鉴定杂原子最为可靠的一种方法。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国际刊物上连续发表了30余篇论文,获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多项。这项成果获得中国科学院发明二等奖和国家发明二等奖。

    在紫外拉曼光谱研究获得重要成果的同时,李灿根据国际催化科学发展的新动向和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需求,及时布设了几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在新催化材料和新催化反应研究方面相继取得进展,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高度关注。从2001年起,他又选定了太阳光催化分解水制氢这一世界性难题,李灿说:“我们可能会面临失败的考验,但我认为挑战一个世界性难题本身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即使失败了也值得。”

    截至2003年,李灿已经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200余篇,其中国际刊物140余篇,论文被他人引用超过1100次;先后获得了中国青年科技奖、香港求是科技基金杰出青年学者奖、中国青年科学家奖、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全国优秀回国人员成就奖……2003年,李灿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一辈子能做成一两件事就很不容易。就是这一两件事,要做好、做到国际上去,必须要全身心投入。”为了专心搞科研,李灿辞去了许多社会职务和兼职,他想把自己的时间尽可能多地花在实验室。“要想把中国的科学搞上去,必须有一大批科学家能够脚踏实地地在第一线从事研究工作。”对于科学工作者来说,“搞科研要有沉下心来的决心和持之以恒的毅力,如果不沉下心来,将不容易有什么大的成就。”

    在李灿的办公室里有一副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在从事催化研究的征途中,李灿在“催化”着自己的人生,不断攀登科学的高峰。现在的李灿,每天依然从早到晚忙碌着:查阅文献,思考方向,挑战难题,与研究生们探讨学术问题、设计实验方案、共享成功的喜悦和失败的挫折……李灿说:“这种平实的生活就是我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最大的乐趣。”

  人物档案: ,理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0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78-1980,张掖师专化学系;1982-1983,陕西师大化学系,1983-1985,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硕士;1986-1989,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和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博士,1989-1990,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90-1993,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1993-至今,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1994-至今,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博士生导师,1998-至今,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催化基础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2000-至今,中法催化联合实验室中方主任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作者  赵亚辉


  早于1982年,他便在《科学》杂志上就知觉过程从哪里开始的根本问题,原创性地提出了“拓扑性质初期知觉”的理论。这是他在视知觉研究领域的独创性贡献,向半个世纪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初期特征分析理论提出了挑战。在20多年的时间里,在与持不同学术观点的学者的争论与交流中,他用令人信服的实验不断地完善和论证着这一假说,使之成为被越来越多的国际同行所接受的学说,进而成为有国际影响力的理论。

  他是陈霖教授,也是著名心理学家潘菽院士去世15年以后,2003年中国科学院选出唯一的一位心理学院士。日前在香港求是基金会颁奖大会上,他又荣膺最高大奖———“求是杰出科学家奖”。

  “20多年,在别人眼里看来可能比较漫长,但在认知科学领域做研究,十分正常。”面对记者的惊讶,陈霖院士淡然而笃定。

  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刚刚从美国加州大学学成回到母校的他,在一间由厕所改建成的小小实验室开始研究工作。“别看那间实验室小,当时可还是香饽饽,我可是经过一番‘竞争’,才得到的。”回想起起步时的艰难,陈霖院士不由慨叹。但与20年间所开展的无数次实验相比,这倒更像是一件“轶闻趣事”。

  “在《科学》或者《自然》等国际上权威杂志发表文章一般可分为两种:一是在热门大潮流中的重大发现,这样发文章可以说是皆大欢喜的事;另外一种是反潮流的文章,相对困难得多。我的研究要发表文章注定是后一种。”陈霖院士告诉记者,他那在《科学》发的第一篇论文,从投稿到刊发前后用了近3年时间,而最长的一次投稿花了整整4年。

  “竞争对手都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我的理论就是在他们一次次的学术批评中完善起来的。那不是无理取闹的指摘,而是一种科学上苛刻而健康的较量。”陈霖院士对此心存感激,因为不是一开始就进入到国际水平的学术批评环境中接受严格甚至严酷的锻炼,可能就没有“拓扑性质初期知觉理论”的今天。

  与主流观点相抗衡了20年,坚持下来的陈霖,如今认为自己的理论已进入“说它不对比说它对还要困难”的状态。

  或许在颁奖仪式上,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的一番评价才是对陈霖院士所做研究的最好注脚———“求是基金会决定将今年的‘杰出科学家’奖授予陈霖教授,不仅因为他立足国内,在认知科学领域提出并以大量实验证明了他提出的新理论,培养和凝聚了一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研团队,建设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认知科学基地,而且因为陈霖教授的成就给当前我国科技工作者,特别是青年以有益的启发。”“在快速发展的科学前沿研究中,一位成功的科学家必须有自信和科学的怀疑精神。在面对权威们的不同意见时,陈霖教授没有气馁,没有放弃,在频繁的学术争论中,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一步一步地证实了自己的假说,最后赢得了国际科学界的承认。”

  (文章来源:2004年12月9日《科技日报》 作者:向杰)



  在面对自然的地质年龄时,人永远是年轻的。作为一个老而弥坚的智者,刘东生既年轻又快乐。他既穿梭在杳无人烟的地球“三极”,也穿越在另一个“黄土高原”——黄土研究领域的“空白地带”。

  2004220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里,灯火璀璨,鲜花如簇,气氛隆重而热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向获得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东生颁发奖励证书和500万元奖金,并同他热情握手,表示祝贺时,大会堂内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人比山高:实现从极地大穿越到自然科考大发现

  尽管这位老人早已功成名就,无意再去开创中国的自然科学考察之最,但近年来,他用他的实际行动,却默默地书写下令人吃惊的记录。

  刘东生的相当一部分科学考察工作是在被称为“世界第三极”的青藏高原完成的。“我们中不少人从青年到壮年到老年,为青藏高原奋斗了差不多50年,回首过去我们为自己一生的历史和青藏高原人民的历史联系在一起而感到无比的自豪。”

“只有在青藏高原工作过的人,才能面对喜马拉雅山而发出一览众山高的惊叹!我们可以感受到世界的伟大,使我们的眼界扩大。这种环境刺激了我们产生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欲望。”

  刘东生为了拍摄专业图片和采样,攀陡坡爬悬崖是家常便饭。他专挑侵蚀风化强烈的地方带头采样、测量,“捷足”先登,“如履平地”,让身边的同志心里发毛,乃至心惊肉跳。大部分队员有高山反应,普通食欲不佳,头痛失眠,甚至呕吐不止。

  他承认,在高原考察时,富于诗意的生活总是少于艰险。1964年,他来到希夏邦马峰考察。宿营时,用的是外层涂有橡胶的不透气的帐篷。固然,这种帐篷保暖性好。但第二天早上起来,他便一头栽倒在雪地上。此地处于海拔6000米以上的高度,队友们以为他患了高山反应,赶紧把他抬到山下5000米的地方。很快,他就恢复了正常。后来才发现,这并非高山反应所致,而是因为帐篷内的氧气被吸光后,密封的帐篷阻止了同外面空气的交换,才导致他严重的缺氧。

  1991年,在他74岁时去了南极。大凡没有远征过的考察队员,在重大考察行动之前,想到未来的艰险,心绪总是格外地不平静。刘东生说,他去南极之前没有出现这样的心态,主要得益于多年的青藏高原考察探险,攀高崖、越鸿沟、睡野外、忍饥饿,对于类似的艰险已司空见惯。

  19968月,在他年近79岁时,又赴地处北极的北纬7813分的斯瓦巴德岛考察,并不畏险阻,登上一座冰川,以至让随行的一位20多岁的挪威科技人员为之瞠目,感叹他的好体力,钦羡他的科学求实精神。

  令世人瞩目的地球三极,他都到了,而且是在年迈之际,实现了他的极地梦。老而弥坚。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恋北京恬适的生活,继续做出一个个惊人的壮举,其内在的驱动力是什么?刘东生院士的回答是,“自己喜欢实地踏访,也是由所从事的学科特点决定的。从政治方面来看,中国强大了,自己作为一名中国科学家的地位也提高了,便于同外国同行进行学术交流;同时,想去哪里就能去哪里,不存在昔日赴昆明受租界巡捕的气、去西藏受英国人的卡。因此可以说,个人再有才华,也要仰赖于国家的强大。否则,就会被人另眼相看。”同时,这位我国唯一到过“三极”--南极、北极、珠穆朗玛峰的老人向记者透露,“?中国科学家最近将在挪威属斯瓦尔巴德群岛上建设中国第一座北极科学探险考察站,并开始对北极地区进行综合科学考察。”

  破解天书:踏遍千沟万壑为求突破黄土万岁之谜

  1954年,刘东生第一次参加了对黄土高原的研究考察,就在这次考察中,时年37岁的刘东生第一次认识了几乎占据了他后半辈子整个生活的两件珍宝——一是他始终为之倾心的黄土,一是他的夫人胡长康。

  这年夏天,一个由古生物学、地质学等多位研究人员组成的综合考察小组来到了河南省会兴镇。刘东生发现这里的窑洞跟城市里的楼房一样,在同一个位置有好几层,所不同的是,这些窑洞的房顶都是一片红色的土和下层一片被老乡称之为“料姜石”的石灰质结合层,科学名称为土壤层的淀积层,老乡们就利用淀积层的坚固性来做了窑洞的顶,相当于天然的天花板。但是,让刘东生感到奇怪的是,这样的淀积层水平延伸得很长,而且一层层和黄土、红色的土相间隔,三层窑洞都同样是以料姜石做天花板,黄土做墙,红色的土做地。这样的结构引起了原本研究古生物的刘东生的极大兴趣。于是,一回到驻地,刘东生便跑去请教土壤学家朱显漠,朱显漠院士告诉他,以前被杨钟健先生称为“红色的土”这部分其实也属于古土壤层。回去以后,刘东生便立刻展开了对黄土的研究,第二年便初步确定了我国的黄土有250万年的历史。

  “我们现在所见的黄土高原已经存在了250万年,从地质上讲,我国的干旱史也有250万年了。如今,中国一代一代研究黄土的人们还在读着黄土这本书,希望在解读这本天书的过程中,能够找到中国乃至全球环境、气候演变的历程和规律。”刘东生院士说。

  50年代中期,中科院有个重要的研究项目是黄河中游水土保持问题。刘东生设计了大面积网格状路线调查方案。这是一次向黄土进军的誓师。就这样,凭对科学工作的热情,依靠两条腿,各调查小组步行走完了每条路线。在黄土高原完成了东西与南北向行程上万里的10条大剖面,收集大量第一手资料,为我国黄土研究走上世界舞台的第一台阶。

  解密生活:兴趣爱好与工作事业相互交融

  问到刘老有何爱好,他的回答是:出外,喜欢融于大自然中,做大自然之子。小时侯,刘东生比较淘气,没上学前家住在沈阳郊区的皇姑屯,他爱到乡下玩耍,每每看见色彩斑斓的昆虫,总喜欢把它们抓住,仔细看一下。

  “我从事科学工作的起因,是源于对大自然的好奇……好奇,在科学工作特别是在自然科学工作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可以说一切科学问题的产生都源于好奇心。”真没想到,童年的纯真竟成就了他一生要走的道路。

  小学时,刘东生便喜爱看一些科学探险类的书,更喜欢到一些别人没有去过的地方,认为这是一种刺激与乐趣。诚然,好奇心往往可能会为我们带来一生享用不尽的财富,忽视不得。而今,他回家后最喜欢的是涉猎科学探险方面的书,以及科学家传记。

  40年代,刘东生到考古研究所鉴定从殷墟挖掘出来的兽骨化石,当时的他对解剖几乎一无所知。返回地质研究所的路上,刘东生看见路边肉摊的屠夫把猪腿剖开,轻巧地剔出腿部的骨头,骨骼特征一目了然,就站在肉摊边看了一天。

  从小,刘东生很喜欢运动,注意锻炼身体,曾为天津南开中学的排球队主力队员与游泳运动健将。“年纪大了,原来的好些爱好没有时间再坚持或发展了,只是摄影这项老爱好没丢弃。拍摄尽管不是很专业,但我们野外工作多,拍摄是一种工作需要。”

  刘东生院士妻子胡长康是浙江绍兴人。1955年二人结为伉俪。“她小我11岁,退休后主要是在家辅导孙辈。因为基本是同行,我的一些事她也了解,我的一些书或资料什么的,干啥用的她都清楚;有时我想不起来了便去问她,她有一点‘家庭秘书’的意思。”目前,刘东生在国内外科学教育界拥有的头衔让人咋舌,不难从中看出他的德高望重。他虽然年事已高,仍领导、参与多项国家国家攻关、攀登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研究工作,带领中青年科学家继续向世界地球科学和环境科学的高峰攀登。

  记得有句歌词,“革命者永远年轻”,其实,科学工作者也要“永远年轻”。在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知识更新加速度进行的今天,不立足于创新,也许研究未果就已被抛进被更新的行列。治学严谨的刘东生院士今天仍然锲而不舍,勇于探索,不时地提出了新问题,发表了新观点。办公室里那四个偌大的书柜,便是刘老渊博学识的表征;室内四盆葳蕤的盆景,也诠释他生命之树常青。

    刘东生档案盘点

  刘东生,87岁,著名古脊椎动物学家、第四纪地质学家、环境地质学家、高山和极地科学家,有“中国黄土序列的古环境研究之父”之称。现为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系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文章来源《人物周刊》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