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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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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科苑人物-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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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 管载麟 贾宝余 肖洁
□受访：成思危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科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院长
11月1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科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院长成思危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教育本身有两个根本作用，第一就是培养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另外就是提高全民道德文化素质。他告诫研究生，从事科研要认真地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尊重别人的劳动，在别人的基础上提出新思想、新观点。他勉励研究生要有远见、有决心、有恒心地做出自己的人生选择，成为对国家、社会和人民有用的人才。
教育的两个作用：育人与培德 《大学周刊》： 您长期从事多种学科领域的研究和技术开发，治学态度严谨认真，科研成果多次获得国家奖项，在管理科学界、软科学界及化工界都享有很高的声望，是我国著名的软科学专家、管理科学专家和化工专家。您能否结合自己长期的科研和治学经历，从科学研究与自主创新的角度，谈谈您的切身体会？
成思危：我觉得，科学研究本身就是要搞创新，科学研究首先要抱着一种务实的态度，要实事求是，从客观的事实中寻找规律。这里面我认为有几条比较重要：
第一，要认真地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要如实地去分析这些成果。在一般情况下，我主张学生首先要学会查文献；
第二，要尊重别人的劳动。如果你引用了别人的成果，你一定要说明，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一定要认真。对于一篇文献，你引用它了，有些数字、日期、情况可能要参考几个不同的文献，最后来做判断，这是因为有的文章不一定准确，另外有的观点不一致；
第四，在别人的基础上提出新思想、新观点，我一般讲话，喜欢用自己的语言，讲自己的东西。科学研究也一样，既要熟悉人家的思想，又要讲出自己的东西。
《大学周刊》：您曾说要推进我国的自主创新，首先要发展教育事业。同时您还提出，经济发展只能保证我们的今天，科技可以保证我们的明天，而只有教育才能保证我们的后天。这就说明教育在保证一个国家、民族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根本性的作用吗？
成思危：教育本身有两个根本作用，第一就是培养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另外就是提高全民道德文化素质。这两个都很重要。
首先看教育的第一个目标。因为各国的竞争就是经济实力的竞争，经济实力的竞争本质就是科技实力的竞争，而科技实力的竞争本质是人才竞争，而人才竞争最关键的是人才创新能力的竞争。所以，我们的教育培养创新人才是非常重要的。我也特别讲过，在知识经济时代，有一些国家是头脑国家，生产知识、输出知识，而另外一些国家是躯干国家，接受知识、运用知识。我们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不能一味去做躯干国家，而要建设头脑国家，一定要有承担创新的人才。
再看教育的第二个目标。教育除了要培育创新人才之外，也要致力于提高全民族的素质，这也非常重要。因为没有较高的全民素质，就不能使我们的民族屹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现在，我们确实有不少问题。不久前，香港迪斯尼乐园开园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游客表现得很不好，喧哗、插队、躺在椅子上睡觉等各种情况都有，我们在风景区经常看到满地垃圾，这都是素质问题。所以教育就要在这方面发挥作用。
高等教育要重质量而非数量 《大学周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高层次高素质人才为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民族振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近年来我国高校本科、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您作为国家领导人如何看待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态势？
成思危：高等教育确实存在着人才培养质量的问题。高校扩招带来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学历教育和职业教育要保持平衡，但是高校扩招以后，大学的入学率大大提高，再加上传统观念中比较重视学历教育，而不重视职业教育，所以造成了学历教育和职业教育比例的失调，人才结构的失衡。现在中央非常重视职业教育的问题，因为一个工厂不能没有工人而只有工程师；一个医院不能没有护士而只有医生。
另一方面，在高校扩招的过程中，由于师资、校舍、后勤等方面跟不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高校的教学质量。比如，老师上课负担太重，甚至备课都会受影响。我认为我们的大学最重要的职能是要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目前我们国家的教育体制还是以应试教育为主，如何真正鼓励学生去创新，我觉得是一个大课题。研究生教育也要着重抓质量，不能只追求数量。
《大学周刊》：您现在在研究生院管理学院亲自指导多名博士生，也在北京大学等多所知名高校担任兼职教授，培养了一批研究生。您能否从教书育人的角度，谈谈您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您更注重研究生哪些方面的能力和素质的培养？
成思危：今天下午，我刚刚和自己指导的研究生做了面对面的交流。我每个月要跟研究生开一次答疑会，平时比较忙，就用电子邮件、书信等方式和研究生联系。
我觉得，在研究生的能力和素质培养方面，首先一条就是教同学们要学会做人。因为人品、素质在一个人的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第二，要培养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我对研究生的论文发不发表没有硬性要求，但是我认为有些没有成熟的东西不要随便发表；第三，就是着重给研究生指出一些思路，他们按照我的思路去探索。我不限制他们的具体工作，但他们的思路要正确。作为导师，我不限制他们自己的发挥，而是鼓励他们创新；第四，鼓励研究生之间的相互启发。为什么把他们聚到一起？就是要他们有广博的基础，不要只懂得一点，所以要求他们有一定的知识广度，有学科的深度，还要有哲学的高度，另外还要有远见。这样的人才才是我们需要的。我不希望我的研究生只懂得他自己专业中那一点，别的什么也不懂。
《大学周刊》：中科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虽然起步晚，但是起点高。研究生院管理学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越来越大。您作为管理学院院长、著名管理学家，如何看待研究生院管理学院的优势？在哪些领域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成思危：管理学院比较年轻，各方面的评价还不错，实际上我觉得有的人可能是因为我当这个院长，给我这个面子。刚才我跟其他几个院长说了，虚名对管理学院来说有名誉效应，但另外一方面，也应看到与其他学校的差距。现在发展势头不错，但竞争力不强，特别是没有较多的学术带头人，所以我还是要求引入更多高层次的人才作为学术带头人；另外学术带头人的引进也要有个战略的思考，不要因人设事，要根据我们的总体目标引进人才。
对于中科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我提出它的主要研究目标是金融领域，引进人才要根据这个目标，而不要东一下，西一下，十个人十个方向，最后还是整合不了，因为整合才能显出优势。
《大学周刊》：您经常出国考察访问，到过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世界一流高校实地考察。您认为我国高等教育尤其在管理科学领域与世界优秀同行相比，要借鉴哪些经验？
成思危：我们的管理与教育同世界一流的商学院相比，我觉得有几个差距。
第一，我提出中国管理学科有三个基础：数学、经济学、行为科学。从这三个基础来看，中国学生的数学还是不错的，或者说相对来说是不错的，但是经济学和行为科学就差得比较多了。说实话，国内真正熟悉西方经济学的人不多，而且我认为西方经济学也应该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一个借鉴与融合的过程。国内把这两者融合得很少，学马列经济学的不懂西方经济学，学西方经济学的不懂马列经济学，这两者需要有一个融合的过程。另外，我们的数量经济也比较差。所以总体来说，我们的经济学这一块相对比较弱。国内的行为科学更弱，管理学界搞行为科学的人太少了，所以从基础上看，我们与国外相比就有比较大的差距。
第二，从我们教师的队伍来看，真正有管理经验的比较少，往往是改行来教管理的，真正在企业工作过或长期在企业做研究的人太少，所以对企业的了解太少。我觉得管理主要是企业管理，不懂企业特别是不了解中国的企业是不行的。从教师的素质来看，对国外管理的了解，对中国企业状况的了解还需要提高。
第三，就是我们现在的教材、课件也跟不上了。有些人主张全部用英文教材，我不大赞成。用英文教材可以提高学生的英语程度，但那毕竟是人家的东西，我们自己的教材要中西结合，我们古代有很多优秀的思想，例如孙子兵法等，我们都可以与管理结合起来。目前，我们还缺乏这方面真正有深度的、中西结合的教材，同时也缺乏比较好的课件。
上述三个方面的差距比较明显。另外还有一方面，就是管理学院自身的管理。从外部看，目前对管理学院的管理比较死，教育部规定了统一的大纲，我认为应该给予一定的灵活性，比如培养金融的MBA就和培养别的MBA不一样，不能按照一个统一的大纲；从管理学院内部看，国外的管理学院独立性比较大，因为它要筹款，当然要有独立性。我们现在的管理学院，基本上就是个二级学院，没有多少自主权，这样不利于发挥管理学院本身的积极性。在国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相对灵活些，其他的学校管理学院基本上还是原来的体制。
学习之道在于寻找动力 《大学周刊》：有报道说您每天保证要写至少一千字的文章。您日常政务如此繁忙，还坚持勤奋治学，能否谈谈您的治学方法和业余生活吗？
成思危：我的治学方法，还是比较简单的。第一个是好学，要有坚持学习的动力，即上进心、责任感和求知欲，没有这些动力，学习是很烦的事情。
第二是利用好时间。我确实比较忙，只好用业余时间学习，早晨差不多学一个小时，晚餐时就开始看新闻联播，然后就是写东西，节假日基本上不到外面去。我当了八年的副委员长，休假一次没有休过，北戴河一次没有去过，我就是利用这些时间学习。我的业余生活比较简单，每天早晨打太极拳，一般晚上除非去不可的外事活动，我一般不出去应酬，节假日也是这样。我的爱好一个是音乐，一个是打桥牌。音乐可以陶冶性情，打桥牌可以锻炼大脑。
《大学周刊》：在查阅您的履历时我们发现，1951年您从香港回大陆，随后在化工行业一干就是40年；1981年，您前往美国学习工商管理；学成回国后担任许多重要领导职务。是什么促使您做出多样化的人生选择？这种选择对今天的中国青年学子成长道路有什么启示？
成思危：我觉得人生总有选择，有几个关键时刻。我一生就有三个重大的人生选择：第一个是1951年回到祖国大陆。这个选择是一种决心，当然受了爱国主义的影响；第二个是到美国不读化工读管理。这个选择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我认为管理更重要，我们国家在管理上比科技更落后，所以下决心去读管理。当时不少人以为管理是资本主义的一套，回来没有什么用，但我当时还是下了这个决心，这个选择是一种远见。第三是参加民建，从政。当时有人给我建议，当一个普通的政协委员，你的意见根本传不到上层，只有依托一个民主党派，才能真正地发挥你的作用。
总结我一生的这三个选择，我认为青年学生在做自己的人生选择时，一定要遵循这三点：先有远见，再有决心，然后有恒心地坚持下去。
(来源：科学时报－大学周刊 2005-11-28 17: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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