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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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科学时报

分类：科苑人物-old

创建于 2005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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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很平常，而且是现在的很多女孩子不愿意过的。但我自己感觉还不错!”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王志珍院士爽朗地笑着说。很少有周末、节假日，基本上每天从早到晚都呆在实验室，这样的生活让记者听着也心里犯怵。而对王志珍而言，工作就是她的兴趣所在。出于知识分子的责任与良知，她对很多社会问题也很关注，本来预备半个小时的采访，在不知不觉中进行了近两个小时。 记者：您是怎么选择了今天从事的专业？ 王志珍：数理化我都很喜欢。考大学前征求我哥的意见——他是中科院的研究人员，建议我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说中国科大是中国科学院办的，很多老师都是国内外知名的科学家；而且理工合一，训练也比较全面；女孩子学点儿跟生物沾边的专业比较好。于是，我选择了生物物理系，这是当时最新的专业，而且是交叉学科，我很感兴趣。我在1959年进入中国科大学习，是中国科大的第二批学生。 记者：您对自己现在的工作最满意的是什么，最担心的是什么？ 王志珍：我们这代人大学刚毕业就赶上“四清”、“文革”，在最富创造性的时候浪费了10年。我们所受的教育基本上属于“填鸭式”的，而不是启发式的。一直到今天，这都是中国教育的一个大问题。另外，我觉得中国的教育应该为有各种兴趣和才能的青年人提供学习条件，提供不同层次的教育，不必每个人都是硕士博士，但普及教育必须保证。 我应该说运气还是比较好的，1979年赶上改革开放后几乎是最早的一批出国潮，出去开阔了眼界，见识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明，包括文化、传统、精神、政治等。上世纪90年代初，在邹承鲁先生动员下回国，加盟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那时，对50岁的回国人员在研究经费和生活安排上没有任何的资助和照顾。依靠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为我和其他几位在邹承鲁先生动员下回国的同志创造了一个好的平台，好像有了一个做饭的厨房，就看你能否“炒出好菜”了。现在，刚回国的既有正规训练又有最新知识范畴、精力旺盛又得到高强度支持的年轻人，应该是我国研究和教学的主体力量。我们这个年纪与经历的人必须更加努力才能再做一点儿贡献。 但让人担心的是，现在整个环境都太浮躁了，“短平快”是不行的，要做长期艰苦的工作。有积累才能有突破。机制很重要，政策要使人静下心用主要的精力去考虑一些重要的、复杂的、长远的问题。科技界必须大力树立正气，也要有切实的机制来保证。 记者：您所在的单位、领域的女性占的比例大概有多少？国际上的情况怎样？ 王志珍：我们生物学科的女性相对其他学科的女性要多一些。但总体上，女性在科技界的比例比较少。比如，我国中科院、工程院的院士总人数有一千三四，而女院士只有六七十位，在美国的比例大致也这样。 记者：如果让您重新选择，您会选择什么职业？ 王志珍：我从小喜欢数理化，科学还是我的首要选择。但现在我觉得建筑设计也很不错，它包含科学、工程、艺术、历史，需要有全面的训练与造诣。记者也很好，有比较宽泛的接触面与广泛的知识和经历，要求反应灵敏。还有医生、律师也不错。其实，一个社会缺了哪种职业都不行，行行都可以出状元。 记者：您认为男女从事科研工作有差异吗？ 王志珍：一般来说，似乎是有差异。可以看到，科学界的层次越高，女性比例就越低。但这种差别不是因为女性智商低、能力低，而是有许多历史、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因素。 在我成长的时代讲男女平等，我从小就没有多少性别意识。我在中学里参加各种各样的文艺团体、体育团体，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讲究全面发展。我并不觉得自己是女性就怎么不行。另外，现在的大学生可以交朋友结婚，我们那个时候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也没觉得女生和男生之间有什么差别。后来，到了工作阶段，也没有感到因为是女性而受歧视，中国的男女平等做得还是相当好的，出国以后更意识到这一点。我知道，今天农村女孩的情况仍然十分令人忧虑，彻底改变中国农村女孩受教育的状况是我国今后应努力做的一件大事。 现在，社会对女性的宣传太关注表观性的，而不是素质美、心灵美、精神美，造成现在的许多女孩子追求的与我们不大一样。比如，“做得好，不如嫁得好”。不少人追求享受、追求不用自己奋斗的轻松生活。我个人绝对欣赏有追求的并踏踏实实艰苦奋斗的女性。 记者：您认为您的工作领域中男女平等吗？ 王志珍：应该是平等的。没有说我是女性就不能怎么样，没有碰到因为我是女性而受歧视的情况。在科学界基本上是这样，要靠你的研究成绩说话，性别不是因素。 记者：您怎么平衡家务与工作？ 王志珍：在家务方面，我力求简单，比如家里只要干净就行。家里没有多少家具和装饰品，也省得擦拭。做饭也是做最简单的饭，我是学生化的，当然基本的营养还是比较注意，从不用现在社会上的各种“保健品”。 记者：您认为家庭和工作哪个更重要？ 王志珍：应该说两个都重要，但各人有自己的选择和安排。对做科学研究的人来说，在时间分配上我们肯定是在工作上要多一些，或者多得多。 记者：您的梦想是什么？ 王志珍：没什么梦想。就是实实在在地生活，认真做好自己的科研、带好学生，对得起国家、人民。我自认为还是比较敬业的。过健康平常的生活就是最好，从未想过要过“阔人”的生活，自己也不是当官的料。 记者：您认为今天还需要“家庭主妇”吗？ 王志珍：“家庭主妇”在某种意义上不可少，社会由家庭组成，当然要有“家庭主妇”。但现在有许多高学历的女性欣赏充实的独身生活、欣赏自身价值，这也是一种新的社会现象。还有，“家庭主妇”的定义可能随着社会的发展也有变化。我们这种生活很多人可能不愿意，基本上都是工作，很少“休闲”。有人觉得我们傻乎乎的，但我们自己很自得其乐。 记者：您认为今天的女性应该怎样努力才会赢得尊重？ 王志珍：一个人的道德标准是最重要、最基本的。作为女性，一定要去争取并努力得到多的知识，经受多的锻炼，提高自己的素质，做好自己的工作。有志向的女孩子千万不要被社会上不好的宣传和“时髦潮流”误导。还是那句话，人的价值在于贡献。 (科学时报 8月10日 作者：王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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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电工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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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于 2005年6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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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网讯　姜楠报道】6月3号上午，电工研究所新楼报告厅内座无虚席，不时传来阵阵热烈的掌声。我国著名电工技术学科专家、博士生导师夏平畴研究员应电工所人事教育处邀请，在这里为全所在读研究生作了一场精彩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再三强调大家一定要用“心”去做科研，只有把全身心融入到工作当中，才能发现科学的魅力。

    夏平畴研究员在科研方面颇有建树，是我国电磁场分析计算、医用核磁共振和稀土永磁等方面的知名专家。曾与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先生合作成功制造“阿尔法磁谱仪”，并由“发现号”航天飞机送入太空进行科学实验。近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我国永磁机构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夏老师首先引用“惊回首”、“逝者如斯夫”等词句来形容自己从事科研工作四十余年恍若一日，如今看到众多风华正茂的学子，内心不禁感慨万千。他以自身感受为例，引述《牡丹之歌》作比喻勉励同学们，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如冰封大地，但困难也是机遇，因此孕育着生机一片；科研取得成功的时候如春风吹来，内心无比愉悦，因为你把美丽带给人间。此外，夏老师希望大家在科研中要重视数学的应用，工作中尽量拓宽知识面而不能过多考虑专业对口，自觉加强人文精神的培养，只有做到了这些，才能在事业中取得辉煌。最后，他化用“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诗句，期许青年学子能够奋发有为，为我国的科研事业做出贡献。

    在近两个小时的报告中，夏平畴研究员生动形象的事例、栩栩如生的讲述以及对科学执着追求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大家。

    “做人做事做学问”系列报告是电工所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推广素质教育的重要举措之一，定期举办，旨在邀请所内、老一辈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现身说法，加强对广大青年学生的思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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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重庆大学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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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于 2005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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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严谨，成果丰硕，甘为人梯，提携后学，淡泊名利，严谨求实”，这是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郭传杰对陈希孺院士的赞誉，这也是陈希孺院士的朋友、学生和了解他的人们的共同评价。 自学成才 农家子弟成大器 1934年2月11日，陈希孺平出生在湖南长沙县陈家塅。他少年时，体弱不好动，农村孩子所喜欢的游水、爬树、捉鱼、采野果等活动，他绝少参加，平日，多独自在家埋头读书，逐渐养成自学的习惯。 1946年秋天，陈希孺考入长沙城内长郡中学。当时的长郡中学名师荟萃，师资力量雄厚。数学老师如喻斗琪、杨少岩等，在省城甚有名气。小学时，陈希孺对算术就特有兴趣，入中学后，经名师指点与启发，获益良多。1952年秋，他考入湖南大学数学系。1年后，因院系调整转到武汉大学数学系。1956年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根据1956年制定的12年科学规划，数学所要重点发展微分方程、计算数学和概率统计三个学科，概率统计组大扩张，他被组织分配到概率统计组。大学期间未修过概率统计课程的陈希孺对专业知识知之甚少，不得不“从零开始”。他一方面去北京大学数学系学习《数理统计》，一方面自学概率统计知识。陈希孺补基础的方法很特别，他是大量系统地做习题，有三四本名著，他除了仔细阅读外，把书中所附习题全部做了一遍。为了做这些习题，曾有两年的春节没下过楼。 谈起治学问题时，陈院士反复强调做习题的重要性，“学物理、化学等学科不能脱离实验，数学无实验可做，什么是数学实验？那就是做题”，“做题既能检验又能提高一个人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解难题是培养科研能力的一种基本功。”陈院士认为，在研究中需要克服的各种技术困难，往往比习题不知大多少倍。如果习题这一关都过不去，怎能做深刻的工作？这一重要思想，在他的许多著作、教科书的序言中都有详细的阐述。在讨论班上，他总要出一些题目让学生做，题目涉及面很广。即使和学生一起游玩的时候，他也不忘出一些有趣的题目，让学生思考，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 1957年秋，陈希孺被选派去波兰留学，原定3年，后因反右运动的牵连，1958年他被提前调回国内。在波兰不到1年，大部分时间用在学习波语、在使馆工地劳动以及当时在留学生内搞的批斗运动上，1959年又被下放陕西洛川劳动1年，1960年夏调至新成立不久的中国科技大学任教。 刚刚诞生的中国科技大学，当时虽有严济慈、华罗庚、钱学森、吴文俊等一批大科学家亲自登台授课，但专业从事概率统计的师资力量较为薄弱。陈院士毅然承担起数理统计的教学任务，并且在教材匮乏的情况下，边讲边编，任务十分繁重。如何让学生学到知识，陈院士进行了不懈地探索。他授课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初听不易能懂，但他板书清楚有条理，记忆力强，上课多不带讲稿，复杂的推导全默记在胸，讲解富有启发性，因而学生大多喜欢听他的课。“若把讲课的内容记录下来，就是陈院士著作中的一个章节”，北京工业大学杨振海教授讲述那段经历，感觉很深，他认为，陈院士数理基础扎实深厚，知识面宽广，备课一丝不苟，文字表述深入浅出，简洁流畅，连平时给别人的信都可以发表。 到1966年，陈院士已发表论文10余篇，在统计界初露头角。1978年，他被评为副教授，1980年晋升为教授，1981年任博士生导师，199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中国概率统计界获此殊荣的第一人，目前也是唯一的一人。 提携后学 甘为人梯育英才 1983年5月27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为我国首批获得博士学位的18名博士举行学位授予仪式。这18人中，就有赵林城、苏淳、白志东三人是陈院士一手培养的。现在陈院士已先后培养了11名博士。如今当年风华正茂的莘莘学子，大多数已硕果累累，成为学科带头人，一些人还取得了具有国际影响的成果。 陈院士的工作对学生都是公开的，研究结果刚刚做出来，学生就能读到。这为学生步入研究领域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我的第一篇文章，陈老师帮我修改多次。”首批博士赵林城回忆说，“我最初写的几篇论文，有些题目就是陈老师给的，有些是在他主持的讨论班上自己找的，有些则是他的有关工作的推广或改进”。数理统计是数学中的薄弱分支，经过文革十年的停顿，到70年代后期，数理统计的教学和科研力量极其薄弱。为改变这种状况，陈院士和其它教授一起，先后在北京、武汉、开封、广州、九江、屯溪、成都、郑州等地开办数理统计讲习班。对青年学者，不论认识与否，陈院士都是一视同仁，耐心指导，有求必答，热情关心，真诚提携。目前我国数理统计界的骨干队伍中，不少人在学术研究的早期就与陈院士有联系，并得到过他的指导和帮助。安徽大学陈桂景教授回忆说，1980年的一天，自己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就跑去找陈老师，那时与陈老师还不太熟，但陈老师耐心仔细地听了我的想法。后来，在陈老师的指导下，我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 在学术界，审稿是最花时间与精力的事，但陈院士甘为人梯，乐于为之并一丝不苟。有一次审阅一份稿件，他给出的书面意见就有五千字。这些年来，陈院士对《高校应用数学学报》编辑部转来的稿子，都会用商量的语气提出中肯具体的意见。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科大59级本科生安鸿志在陈院士从教45周年庆祝仪式上说，“陈老师从教的四十五年，是他真诚给予也是学生直接受益的过程。”言语中充满感激之情。 顺其自然 尽人事以俟天命 陈院士的一生颇为坎坷，但他却能“顺其自然”，在逆境中泰然处之。 1957年秋留学波兰，受“反右”的牵连，1958年10月提前回国，1959年下放陕西洛川劳动一年，文革前因种种原因，职称、工资比本单位的同辈人都低，一家四口只有一间16平方米的简陋住房。但他并没有将这些放在心上，而是努力钻研，正是这段时间使得他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文革”期间，他被揭发和批斗，成了一个不参加组织、不参加串连、不写大字报、不参加任何集会的“四不人物”。面对不幸与打击，他总能及时调整心态，度过难关。经常下午开他的批斗会，晚上有电影他照样去看，并且睡得很香。十年动乱对他的专业有很大的影响，但对他的健康却无大碍，反倒治好了他的神经衰弱。 陈院士宽容豁达的心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有很大关系。父亲陈鼎勋上过学，家中藏有很多中国传统典籍。小时候他花了大量时间阅读藏书。他说，苏东坡曾经风光无限，但在王安石变法之后就遭贬斥，“人生活在社会上有很大的随机性。”应崇尚“尽人事以俟天命”，他主张一切顺乎自然，常借用孔子的话“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不怨天尤人”来表明自己的为人处事的态度。他认为，不少人修养不到家，碰到一些挫折和麻烦，就自暴自弃，萎靡不振，甚至毁了自己的前程，造成人生的悲剧，这是很可惜的。当学生遇到不顺心事时，陈院士总是以自身的经历与体会循循善诱地予以引导。但是，在科学上，陈院士却有股较真的倔劲。今年11月6日，陈院士接到中科院力学所一位研究员的邀请，对江苏省的一道数学高考试题提出质疑。虽然只是一道很简单的题目，但陈院士仍是细心演算了很多遍，发现这道题“确实有问题”，于是便毫不犹豫地在给教育部地联名信函上签了字。陈院士说，数学是最容易判断是非的领域，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作为学者，我们要对科学负责，有错误就应该指出来，科学就要实事求是”。 “顺其自然，做好自己的事。”这是陈院士对待人生和科研的一贯态度。“'学问不为稻梁谋’，过多的功利思想会导致人患得患失，浅尝辄止，经不起挫折，缺乏团队精神以至在科学道德上出现偏差”，“治学不可有功利意图，要以出世的态度治入世的学问。” (来源：重庆大学网站　时间：2005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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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科苑人物-old

创建于 2005年6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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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岁高龄的彭桓武，6月3日又登上清华大学的“讲台”。在“彭桓武先生从事物理工作70周年学术思想研讨会”上，他作了题为“广义相对论——一个富于刺激性的理论”的主题报告。

    今年是世界物理年，再过4个多月又逢先生90高寿，因此这次研讨会堪称中国物理学界的盛会。杨振宁、李政道、路甬祥、周光召、何泽慧等著名科学家特地题联恭贺。先生还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一幅弟子亲笔制作的肖像画，画上的先生神情专注，仿佛物理、世事与人生凝于一瞬……

    从“海归”到“两弹”元勋“回国不需要理由”

    和许多著名科学家一样，彭桓武也是“海归派”。有人曾问彭桓武：“你当初为什么回国？”他非常生气地回答：“你应该问为什么不回国!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学成回国是每一个海外学子应该做的，学成不回国才应该问个为什么。”

    1938年，彭桓武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师从著名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玻恩教授，后来又在另一位物理学大师薛定谔教授带领下从事研究。1948年他当选为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这一切说明，他在英国有很好的发展前途。但他早就盼着回国，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耽搁，直到1947年他才抓住机会，毅然回到了当时仍然战火纷飞的祖国。

    彭桓武在国外多年做的是理论物理方面的研究，而且颇有建树。回国以后，特别是新中国需要发展原子能时，他马上转到原子能研究。再后来国家要发展核武器，他又转到核武器研究。国家需要他做什么，他就毫不犹豫带头去做。

    82岁开始学电脑“不懂的从不乱说”

    彭桓武早年在英国留学时，玻恩在和爱因斯坦的通信中，多次提到这个矮个子的中国人：“中国人彭桓武尤其聪明、能干。他总是懂得比别人多，懂得比别人快。”然而，在后来的同事眼中，他的脾性是那样执拗：“只说懂的东西，不懂的从不乱说。”

    他一生严于律己，事事必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70岁时提出不带研究生，随后提出不参加所里的职称评定。他认为自己年龄大了，有些观念跟不上时代，对情况也不太了解，乱发表建议可能会误了年轻人。

    “科学探索永无止境，做学问不能浅尝辄止”，这是彭桓武常说的一句话。熟悉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把一辈子的精力和兴趣都放在了科学研究上，82岁时开始学电脑，直到现在还不间断地听学术报告，做学术报告。

    对院士称号不在意“科学事业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彭桓武一生得了很多荣誉，但他总是把荣誉归于集体。他说：“科学事业不是一个人的事情，重要的项目一定要合作去研究，依靠集体的智慧，集体的力量。”

    1995年，彭桓武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奖金100万港币。当时，他身患多种疾病，有人劝他拿这笔钱去美国看病，他却想到用这笔钱奖励那些当年为祖国的尖端科学事业做过贡献的人，设立了“彭桓武纪念赠款”。

    50年前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时，彭桓武就被选聘为学部委员，如今，人们称他为资深院士。他的学生周光召院士说：“彭先生对院士这个称号是不太在意的，从他身上看不出当与不当院士的任何区别。在做学问上，他依然是谦虚谨慎，对问题仍然喜欢穷其根本；在生活上，仍然是朴素、简单，无欲无求。”

    (来源:人民日报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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