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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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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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于 2004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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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8月9日至12日，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全国性哲学学术会议——中国哲学大会在北京举行。在科学哲学分会场里，学者们纷纷发表自己的观点，并进行了热烈讨论。 　　　　　　　　　　　　　　　　　　不能因为“科学主义”反对科学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的魏屹东的报告题目为《科学主义的实质及其表现形式》。在报告中，魏屹东对学界中颇有争议的科学主义进行了探讨。他首先介绍了科学主义的各种不同定义，然后指出，关于科学主义的各种定义，不论是中性的、褒义的还是贬义的，也不论是自称的还他称的，都表现出人们对待科学的态度和立场。但不论科学主义有多少种形式，它们本质上有着共同的思想根源，即自然主义、基础主义、还原主义和扩张主义。科学中的科学主义本质是理想主义和决定论，哲学中的科学主义本质是还原主义，社会中的科学主义本质是实用主义。科学中的科学主义作为科学家探索未知世界的信念和理想，无可厚非，但推向极端则不可取。哲学中的科学主义是对科学和科学态度的反思，无论哲学家对此持何种态度，反对还是拥护，可以展开讨论和争论，但不能因此反对科学。社会中的科学主义视情况而定，“国家科学主义”是一种提高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发展经济的战略，反对与否应根据国情而定，对于发展中国家，科学主义用来指导国家的经济建设完全是必要的，但如果用于指导发展有害于人类的事情如研制核武器则要坚决反对。我们拥护理智的科学主义，反对盲目的科学主义和扩张的科学主义。 　　　　　　　　　　　　　　　　　　实现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提升 　　中央党校哲学部赵建军的发言题目为《为技术理性正名》，主要是探讨有关技术理性的问题。他认为，目前有关技术理性的认识和理解还存在偏差，有必要从理论上加以澄清。他指出，人们普遍接受和认可的马尔库塞设定的技术理性的理论前提是值得怀疑并需要重新审视的。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理性就是工具理性，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是对立的两极，技术理性张扬，必然导致价值理性衰微。根据这种逻辑，就自然得出技术理性是现代化工业社会种种弊端的罪魁祸首，理应批判、限制，甚至否定。它不仅使人们在对技术理性的理论把握上趋于简单、片面，而且带来实践上的混乱。赵建军提出，技术理性高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既是对立的两极，而且也是技术理性化发展的低级和高级阶段。尽管二者有质的差异，但就技术的本质特性而言，它们是相通的。工具理性是初始阶段的价值理性，而价值理性则是完成了的工具理性。在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尽管出现了种种问题，这不是技术理性发展过头了，而恰恰是由于技术理性发展不足，处在低水平的工具理性阶段。因此，现在不是要批判和否定技术理性，而是要大力弘扬和积极推进技术理性，实现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转变和提升。把技术理性理解为既包含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又高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发展理性，是解决现实困境的一把钥匙。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的肖显静在《技术的本质与环境保护》中提到，如果从技术哲学的角度，也就是从技术本质的角度，对技术作用于自然的方式进行深刻的分析，可以发现，技术总是挑战自然，从人类的需要去看待自然，把自然界限定在某种技术上，对自然强行索取和限定，使自然齐一化、单一化、效用化、对象化，使自然失去对象的独立性、复杂性和丰富性，进入到某种非自然的状态——被破坏的状态。既然如此，要走出技术的环境破坏误区，就要考察分析、批判、校正技术开发利用的科学基础以及社会背景，从技术创新走向环境技术创新：在技术的产生上，由机械论走向生态整体论；在技术应用的目标上，由经济主义走向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相协调；在技术的应用过程上，由线性和非循环走向非线性和循环；在技术的进步上，由片面发展资源开发利用技术走向资源开发技术与资源环境保护技术相并进。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张成岗在“技术、理性与现代性批判”中强调，工业革命以来，持续技术进步一直在证明人支配自然之神话与启蒙时代之乐观主义。在取得极大成功，带来巨大物质繁荣的２０世纪，现代技术暴露出的问题也越来越不容忽视。当前，人类面临的生态、文明、道德、价值等诸多危机，都在技术上寻求病理根源。现代技术既给人类带来进步与繁荣，又给文明世界带来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现代技术问题是当前人类面临的难题之一，已引起诸多学者关注。他认为，从原始技术到现代技术是一次断裂，现代技术范式本身决定了技术问题出现的必然性。现代技术并非仅仅是一个孤立的物质经济体系，而是与文化、心理、制度、国家等诸多因素相互交织；现代技术发展也远不是一种孤立行为，其背后的思想文化境遇起着重要支撑作用。 　　　　　　　　　　　　　　　　　　人文视野中的科技和科技中的人文价值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吴晓江的报告题目为《人文解释学与自然科学思想方法的沟通和拓展》。他的报告主要针对人文科学的解释学是否适用于自然科学的问题，将解释学与自然科学方法作了比较和沟通，论证了两者在多方面是相似、相通的，进而论证了解释学对于拓展现代自然科学思想的积极意义，并提出了在自然科学思想领域运用解释学应遵循逻辑性与合理性规则，以免主观任意的曲解和误解。他认为，冯友兰先生提出的抽象继承法是中国学者对解释学的一个很大的发展。而如何建立抽象继承法的规则，这正是下一步要做的工作。 　　东华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贺善侃教授在《论科技的人文价值》中指出，科技的本性决定了科技的人文价值属性。科技的人文价值属性从科技的研究对象和科技的客观内容两方面体现出来。科技的人文价值还体现在科技与社会的互动中，这是科技的应用价值，体现为科技发展的人文价值目标。高科技的人文忧患是科技发展中的人文价值危机或迷失。人们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这一问题。 　　浙江海洋学院数学系的石益祥在《论东方科学的伟大复兴》中指出，西方科学以还原论为指导思想，方法是公理化的研究方法；东方科学的指导思想是整体论，方法是实用化的研究方法。而以还原论为基础的现代科技把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搞得千疮百孔，生态危机越来越严重，并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也就是说，还原论碰到了自身不可逾越的障碍。于是，西方科学开始把目光转向东方。东方科学面临伟大复兴的开始。这是历史的选择。 (本报记者 张虹) （文章来源：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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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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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于 2004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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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之际，缅怀伟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做出卓越贡献的同时，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全体师生员工更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一份特殊的怀念。 　　　　　　　　　　　　伟人关怀下诞生的一所负有特殊使命的学校 　　1966～1976年，10年的“文革”浩劫，致使中国科学院及所属大部分研究所近乎瘫痪。文革浩劫结束之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清醒敏锐地意识到科技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考虑到中国科学院在新中国研究生教育历史上的主导地位和作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将带头恢复并加快发展我国研究生教育的重任，委托给了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经过认真研究，于1977年9月5日向国务院报送了正式报告，明确提出“在北京成立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该报告获得了邓小平同志圈阅同意，经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1978年3月正式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研究生院——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 　　据当时参与我院研究生教育恢复工作的几位老同志回忆，在研究生院为缓解校舍紧张而暂借原北京林学院教学大楼作校舍、调遣基建工程兵承担修建校舍任务，以及将相关占用单位迁出玉泉路教学园区等涉及建校和办学的许多具体事宜方面，都直接或间接地得到邓小平同志的亲自关怀和指示。 　　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做出在中国科学院创办我国第一个研究生院的重要决定，成为我国全面恢复研究生教育制度的标志。1978年，中国科学院率先招收了我国恢复研究生教育后的第一批研究生。 　　　　　　　　　　　　知识创新工程试点阶段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育 　　2000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批准，我校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北京）正式更名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并形成由设在北京的研究生院总部及集中教学园区，分处各地的研究生教育基地、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共同构成的组织体系。更名后的研究生院，按照“三统一、四结合”（统一招生录取、统一教育管理、统一学位授予；院所结合的领导体制、院所结合的师资队伍、院所结合的管理制度、院所结合的培养体系）的办学方针，对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教育资源实现了战略重组。 　　近年来，中国科学院进一步明确了“科研与教育并举，出成果与出人才并重”的方针，迅速加快了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加强了研究生院的建设。研究生院从2001年到2004年，实现了连续4年招生规模平均22％的快速增长，2004年录取博士生4929名、硕士生5867名；目前在读研究生22920名，其中博士生11330名，分布在集中教学园区和104个培养单位。 　　　　　　　　　　　　努力实现“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战略目标 　　面对以科技和人才为核心的当代激烈的国际竞争，按照“科教兴国”的战略决策，党中央、国务院支持中国科学院率先进入知识创新工程。中国科学院不仅承担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神圣使命，还履行了培养高科技人才的神圣职责，明确了“科研与教育并举，出成果与出人才并重”的方针。2001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更名成立，中国科学院党组同时提出了研究生院“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战略目标。 　　现在，在国家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的推动下，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育工作已经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肩负起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为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提供人才摆正的新的历史重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供稿） （文章来源：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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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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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于 2004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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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岛诺贝尔奖得主聚会是德国为在战后恢复其科技和文化地位而资助的一个著名国际性会议。自１９５１年第一届聚会开始一直延续至今。聚会在每年６月底至７月初的一个星期内在固定的地点召开，已经形成传统。由于经济和科技实力与日俱增，中国今年受到大会首次邀请。为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德意志研究联合会授权中德科学中心，从全国著名高校和中科院在读的５０００多名物理专业博士生中挑选出２４人，参加了６月２７日至７月２日在德国林岛召开的诺贝尔奖得主聚会。 　　　　　　　　　　　　　　　　　　　　　　林岛盛会 　　林岛位于德国南部边界，是康斯坦茨湖东部一个约１平方公里的小岛，风景优美，气候宜人。６月２７日下午，林岛诺贝尔奖得主聚会举行了开幕式，组委会主席Ｓｏｎｊａ伯爵和林岛市长分别致欢迎词。 　　整个会议的科学活动包括两个圆桌讨论会、１６个报告和自由小组讨论会。圆桌讨论会的主题分别围绕“天体物理学”和“基础与应用物理”展开；报告会主要涉及物理学最新成果，包括天体物理、纳米物理、固体物理、高能物理、量子物理和生物物理等领域；诺贝尔奖得主和年轻与会者之间的小组自由讨论非常活跃。 　　圆桌讨论会上，４位诺奖得主轮流发言，报告的内容都是最新的大家普遍感兴趣的话题，如“理解哥伦比亚航天飞机事故”、“超理论”；大部分都是学科综述性的，如“经典宇宙观”、“激光在和平和战争中的应用”、“Ｘ射线天文学”；还有一些前沿问题的介绍，如“负光学折射”、“半导体量子结构中电子输运的自旋现象”、“超晶格研究的诞生和演化”；还有一些非自然科学题目，如“如何启动一个高技术产业”。 　　来自英国剑桥的诺贝尔奖得主Ｂｒｉａｎ Ｊｏｓｅｐｈｓｏｎ作了一个很引人关注的演讲，题目是《“病态”的不相信》。Ｂｒｉａｎ Ｊｏｓｅｐｈｓｏｎ是“冷聚变”的主要支持者和倡导者之一。“冷聚变”是１９８９年Ｐｏｎｓ和Ｆｌｅｉｓｃｈｍａｎｎ提出的，当时在科学界引起轩然大波，尤其是热核聚变界。后来因为几个实验组不能重复实验，使这个问题至今仍然大有争议。令Ｂｒｉａｎ Ｊｏｓｅｐｈｓｏｎ感到欣慰的是，最近美国能源部对“冷聚变”的态度“升温”，决定重新审查这一项研究。 　　诺奖得主们十分幽默，有的还在叙说科学历史的同时鼓励青年学生敢于挑战重大基本问题。 　　　　　　　　　　　　　　　　　　　　　　学术访问 　　林岛会议之后，中国代表团开始了为期一周的学术参观，主要访问了慕尼黑、雷根斯堡、耶拿、柏林、波茨坦、波恩７个城市的各个大学和研究机构。 　　参观的几所大学各有特色。在雷根斯堡大学，所有建筑物都具有强烈的现代气息：大块的玻璃和水泥色的墙壁，一切都简洁明快，非常讲究实用、环保、节能。而在耶拿大学的理论物理研究所，代表团见到了几位著名的理论物理大师，他们分别在重力理论、量子理论和量子光学、量子场论、相对论天体物理等领域沿着爱因斯坦的道路继续攀登着高深理论的巅峰。柏林洪堡大学的一个分子束材料生长实验室有两台世界最先进的分子束材料生长装置，据说诺贝尔奖得主Ｋｌａｕｓ ｖｏｎ Ｋｌｉｔｚｉｎｇ经常到这里来制备材料。 　　在慕尼黑，代表团参观了德国科技博物馆。一栋结构奇特的４层建筑展示了德国的千年科技史。 　　随后参观的马普量子光学研究所从事的几乎都是最前沿的课题，包括激光化学、激光物理、激光光谱、量子动力学、激光等离子体等领域，尤其是低温实验室正在做爱因斯坦凝聚实验。激光等离子体组主要从事强场物理研究，课题非常前沿，高水平的成果很多。 　　德国国家同步辐射加速器ＢＥＳＳＹ ＩＩ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同步辐射加速器之一，占地面积有两个足球场大。加速后的电子能量高，产生的光子通量大、能量范围宽广，世界各地的实验组都前来申请做实验，通常要排队等半年。最多的一年中竟然有超过一千个用户使用过ＢＥＳＳＹ ＩＩ。 波茨坦的天体物理研究所有一个精密机械加工车间，配备有先进的加工设备，都是用计算机控制，可加工出各种复杂形状的零件，精度小于１个微米。参观的这么多实验室给代表团留下了一个总体印象：设备先进，一尘不染，水、电、气都是实验大楼统一管理，通过管道送到每个实验室，甚至液氮都是管道输送。 　　在波恩，德意志研究联合会（ＤＦＧ）秘书长接见了中国代表团。ＤＦＧ是德国资助科学研究的主要基金组织，他们介绍了多种基金及资助项目。 　　像打开一扇窗，参加诺奖得主的聚会，使中国的博士们有了一次与世界前沿亲密接触的机会。 (《科学时报》记者张建平 彭德建) （文章来源：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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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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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于 2004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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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北京８月１２日讯 中国科学院今天在京举行座谈会，纪念邓小平诞辰１００周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院士，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陈宜瑜院士出席座谈会并讲话（路甬祥讲话全文另发）。座谈会由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施尔畏主持。 　　周光召在会上深情地说：“小平同志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周光召以亲身经历为在场的人讲述了小平同志推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设的详细过程。他说，在当时我国经济并不发达的情况下开展高能物理研究，许多外国人都不理解。但小平同志以一个政治家超凡的远见卓识看到了发展高能物理研究对推动我国与国际科技界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对提高我国科学技术水平具有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周光召说，２０多年过去了，对撞机建设和运行有力地促进了我国高技术的发展，并培养了一支专业齐全、高水平的加速器和探测器建设的工程技术队伍。在小平同志诞辰百年之际，回顾对撞机的建造历史及其取得的成果，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小平同志的科技思想。 　　陈宜瑜说，小平同志１９７８年３月１８日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深刻指出，正确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对于迅速发展我们的科学事业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正是这两个“正确认识”，把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前途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陈宜瑜还详细叙述了在小平同志关怀下，我国科学基金事业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 　　中国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昌介绍了自己在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的亲身经历。１９５８年８月小平巡视哈工大，李昌是当时的校长。当时，小平认为，为配合哈尔滨的生产机械化运动，甚至要在学校建立生产工厂，这是不行的，必须改制。“大厂大校要关心国家命运，攻关尖端科技。只搞民品挣１个亿也不算数。”这为发展我国载人飞船和哈工大牵头研制的小卫星的成功发射打下了坚实基础。 　　当年与陈景润共同学习工作过的林群院士回忆起小平同志对陈景润的亲切关怀：“小平同志曾亲自指示要给陈景润提教授，解决两地分居的问题，并指示要给他配秘书。得知陈景润有住房困难的问题时，马上派了一位局长，这位局长说‘今天不解决，我就不走’。大家被国家领导人如此关心科研人员的生活而感动。” 　　２７年前的８月４日，小平同志亲自参加了有３３位科学教育界代表参加的座谈会，那次会议大家畅所欲言，给中科院理论物理所郝柏林院士和数学研究院吴文俊院士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回忆。吴文俊回忆说：“会议开始，大家多是诉说‘文革’的不幸，但很快小平同志就建议说，‘文革’使许多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包括我在内。我认为，我们不能沉浸在过去，我们应该谈谈今后如何发展我们的科教事业。很快，大家开始了热烈讨论。就是这次会议确定了恢复高考，没想到年底就开始了第一次高考。小平同志在那次会议上还说，我们应该派大批的留学生。我们今天看到的许多回国留学生都为国家做出了杰出贡献，这与小平同志的决定是分不开的。” 　　中国科学院数学院副院长袁亚湘、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所长王恩哥、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谭铁牛、中国科学院计算所“龙芯”学术带头人唐志敏、中国科学院基因所研究员文洁等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在今天的座谈会上也感慨万分。 　　袁亚湘说，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也成为中国科学院第一位最年轻的研究员，这些都得益于小平的关怀。王恩哥说，没有小平就没有我们这一代人的今天。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思想，发展是硬道理的论断，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对我们的科研管理工作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谭铁牛说，１９８５年，２１岁的我就有机会出国，并在六年后回国报效祖国，这都应该感谢小平同志。他曾说，要关心留学回国人员的工作和生活。这几年我深深感到，我所得到的关怀是我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得到的。文洁说，小平思想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科学技术要不断创新，刚刚成立的基因研究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为一名年轻的科研人员，能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是一件幸事。 　　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忠贤、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陈和生、中国科学院遥感卫星地面站站长王杰生、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党委书记邓勇、中国科技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蒋家平等也分别发言。（记者马晓岚） （文章来源：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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