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高校招生开始了。对莘莘学子而言,激烈竞争有增无减,因为考生及家长都渴望上最好的大学,以为上了好大学就等于捧上了金饭碗。对高等学校来说,生源争夺又要出现,既要横向对比各自招收的高考状元数,又要纵向比较本校的考生分数段。为确保自己的优秀生源,现在高校还结成了一个个招生联盟,生源争夺由“散兵”出击转向“集团”作战。
 
考生渴望上名校乃人之常情,高校希望“得天下英才”本无可厚非,但需要冷静思考的是:何谓名校,如何成才,何谓英才,如何育才?“上名校”、“抢生源”本身是手段还是最终目的?
 
名校=好大学=顺利毕业成为精英?
 
高校要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理所当然要严格执行淘汰机制。近些年,大学生因学业不佳导致退学已经不是个别现象。2004年,上海某大学陆续向81名大学生发出了退学通知,原因均系学业不佳;2006年,西安某高校对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修完最低学分的300多名大学生作出了退学处理。实际上,如果大学真能严格执行自己的退学规定,每届都会有20%甚至更多的大学生将因学业困难而退学。
 
笔者2007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有近30%的在校大学生表示学习有较大困难。而大学生学业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对所学专业不感兴趣,学习没有目标和缺少动力。由此可见,莘莘学子盲目拼高分挤进名校和热门专业,未必适合自己的发展,未必能顺利毕业成才。考生最重要的是要明确自己的兴趣、特长,理性选择,而不是一味追求名牌大学、热门专业。只有适合自己发展的大学和专业才是好大学、好专业。
 
好生源=高分考生=杰出人才?
 
目前,在“以分数论英雄”的录取制度下,高校“抢生源”实际上就是抢高分学生,抢高考状元,似乎“好生源=高分学生=未来的杰出人才”。需要深思的是,高考成绩与大学生成才的相关性如何?与毕业后事业成功的相关性又如何?
 
2007年,中国农业大学《高考与高等学校教学质量研究》的课题结果表明:高考总分在一定范围内的学生在大学学习中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在这个范围之内,高考分数的多少已不再起决定性的作用,而入学后的学习态度是决定他们大学成绩的主要因素。高考状元并不一定“状元到永远”。国内一些名校曾对本校的高考状元做过追踪调查,发现其中一些进入大学后学习成绩远比不上高中时期优秀,就业更没有明显优势,甚至有些人很快变得平庸。2007年8月,中国校友会网发布的《中国高考状元职业状况调查报告》指出:当年的“考场状元”,就读的几乎都是名牌大学和热门专业,受到的是一流的高等教育,但毕业后多数并没有成为公众所期望的“职场状元”。
 
大学的最终目的是“育人成才”,因此,高校控制一个必要的录取分数线,以保证生源的整体水平是非常必要的,但刻意争抢高分考生甚至高考状元则大可不必。高校更重要的是应当关注大学生们入校后的学习生活,改革培养机制,提高培养质量,为大学生的成长、成才、成功奠定坚实基础。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学“应试教育”热、素质教育冷这一老大难问题。
 
淘汰制+灵活的转专业、转学校机制=质量的保证
 
事实上,目前各大学对退学规定的执行常常陷入两难的窘境。一方面,如果不严格实行淘汰机制,学校的培养质量便难以保证;另一方面,经过激烈的竞争考上大学而又被迫退学,既没有“面子”又失去了“前途”,学生和家庭都难以承受。因此,在实行严格的淘汰机制时,高校和教育行政部门应建立灵活的大学生转专业和转学校机制,有堵有疏,给大学生们更多的出路和选择,从根本上保证培养质量。
 
目前大学生对所学专业不感兴趣的现象比较严重。一项全国性的调查表明,2007级大一新生中,对就读专业的评价满意度比例为49.15%。其原因则在于大学生选择专业的机制不合理:一是选择专业过早,即在进入大学之前填报高考志愿时就要作出选择,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被动性;二是统得过死,即进入大学后绝大多数学生几乎不可能被允许再转换专业。可喜的是,近几年一些高校推出的按大类招生、入校一年或两年后再选择专业的政策无疑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与转专业相比,转学校的难度更大,必须由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相应的政策。灵活的转学校制度应当是多向的,不仅名校之间的学生可以互转,名校的学生可以转到一般高校,而且一般院校的学生也可以转入名校。这一制度为大学生和学校之间的双向选择提供了更多机会,也为实行严格的淘汰机制缓解了压力。
 
这种以学生为本、因材施教、注重质量的教育理念和由此建立起来的淘汰机制和相应的疏导机制,应当是保证高等教育质量的一项关键制度,也一定会大大缓解高考一窝蜂挤名校、挤热门专业的窘境。
 
 
 
 

《财经》杂志2011年第11期封面文章报道,著名高等教育改革家刘道玉、杨福家、朱清时畅谈大学教育制度改革,指出大学独立对大学、社会和国家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财经》杂志在编者按中一语中的地指出,“不独立,则无大学;无大学,则无大国。再不痛下决心推进大学教育制度改革,积重沉疴很可能令改革成果难以为继,大国强国之路将自弃于半途。”
 
毋庸讳言,与中国目前面临的所有重要领域关键改革的困难一样,体制是横在我国大学教育改革向前推进——建设现代大学制度——面前的一个重大制度性障碍。它严重困扰和制约了中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的迈进。目前我国实行的高等教育体制是承袭苏联的,带有严重的计划经济的色彩:教育部门大权在握,巨细无遗什么都管,部属高等学校更是直接受制于它的家长主义管辖。比如,前不久教育部公布的2011年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高等学校名单中,就没有豪言壮语地志在做我国高教改革领头羊的南方科技大学(筹),让高教界和舆论一片哗然、失望,甚至沮丧灰心。本来被各方寄予厚望的南方科技大学(筹),其中的重要一个方面就是去行政化,然而,近日却居然被深圳市公开招聘局级副校长,从而引发社会各界对这所大学的改革前景的强烈质疑。
 
早在90年前,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就发人深省地提出过《教育独立议》(1922年),呼吁政府采取切实的制度性措施,保障大学独立自治。虽然处于现代国家中的世界大学都无法超然于国家政治体制之外,但在各国宪法和国情允许的范围之内,大学往往都有能够积极作为的广阔空间。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国大学体制的改革是大有可能的原因之所在。
 
大学独立,意味着两大方面:对外,大学独立于政府,不惟政府和官员的命是从;对内,大学自治,凡事学术第一,追求卓越。因此,若要实现真正的大学独立,就首先得有教育部放权和转变职能,接着才能有大学自主研制、公布自己的学校宪章并严格按之实施。对于前者而言,套用蔡先生的话说,教育部办理高等学校与中央政府者相关事务,以及其他全国教育统计与报告等事,并不得干涉各大学内部事务。对于后者而言,“大学的事务,都与大学教授作组织的教育委员会主持。大学校长,也由委员会举出。”
 
目前,教育部仅直接管理大学的司就有三个——高等教育司、直属高校工作司、高校学生司,至于广泛涉及的其他司那就更多了——政策法规司、发展规划司、社会科学司、科学技术司、思想政治工作司、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等。九龙治水,水是否能治好,是值得商榷的。所以,我国当前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应该先从大力改革行政部门开始。比如,将直接管理高等教育的三司整合,下放权力给各高等学校,释放高校自由自主改革与发展的活力。最终形成“政府的归政府的,大学的归大学的,大学的内部事务独立于政府”。
 
这样的大学体制改革,显然是顶层设计式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第一次使用“顶层设计”这个新词。在其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又明确提出了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指出,有了这个“顶层设计”之后,才能谈得上有相应的其他。当前,加强改革“顶层设计”被认为是现阶段中国解决错综复杂矛盾的重要路径。对于大学体制的改革而言,“顶层设计”同样重要。这意味着,迫切需要大学体制改革的主导者——大学教育体制改革的顶层(中央)精英,首先选定好大学体制改革的理念和方向,然后设计好大学体制改革的具体可行性路径。
 
 
 
 

5月过半,越来越接近高校学生毕业的日子。万千学子正走出校园加入就业大军的行列。其中,有这样一部分硕士生和博士生,他们本科(第一学历)就读的是地方普通本科院校,硕士阶段(第二学历)和博士阶段(第三学历)在985高校求学,今年,他们求职道路上遇到了一个怪现象:学历“查三代”。 

    “三个985,求职不受苦”

    国内某著名高校硕士研究生陆晓燕(化名)参加了某知名媒体的全国统一考试,第一轮笔试过程中,她名列前茅。在第二轮面试环节遭淘汰。事后她询问相关工作人员,才知道第一学历“坏了事”。小陆本科在某地方普通院校读的,而该单位在面试环节会参考考生第一学历和第二学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根正苗红”的名牌院校考生。

    小陆告诉记者:“同时考试的还有一位本科在南开大学、研究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就读的考生,最后他被录取了。”小陆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异,新闻业务能力也非常突出。小陆说:“即使我有不怎么辉煌的过去,但是却拥有越来越努力的现在,恰恰是过去的不‘光鲜’促使我现在更加努力。”

    一位在读博士给记者讲述了他同院师兄小方(化名)的故事:在导师和师兄弟眼中,小方同学非常优秀,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都得到称赞,就业时却因为第一学历是中专而连续遭遇挫折。尽管小方曾在读硕士、博士期间得过很多奖学金,还有博士创新基金,在知名学术期刊发表过13篇论文。但很多需要该专业的学校,一看他的第一学历是中专,便直接说:“我们需要本科阶段是全日制‘211’或‘985’院校的博士。”

    有如此辛酸的经历,有同学总结出一句形象的顺口溜:“三个‘985’,求职不受苦”,其中的痛苦与无奈溢于言表。

    为啥第一学历成门槛

    70后的专科生小魏(化名)也要博士毕业了,曾在一个乡镇中学教过7年书的他现在“工作还没着落”,但他显得很洒脱。“因为我的第一学历也不好,所以也没奢望能进高校。”

    这无奈的现实,让小魏觉得淡定接受总比抱怨来得实际。“多努力一点,就离自己的梦想近一点”,小魏说,每代人有每代人的新情况、新困难。高校扩招后,的确有部分第一学历不好的学生,在大学期间将主要精力用于考研、考博。鉴于这种情况,用人单位就倾向于用第一学历来考察备选者。当追求所谓的效率成为许多人的行为准则,而人才评价机制又不尽健全时,“用人单位也只能这样做了。”

    但他同时呼吁:“一个积极的、有活力的单位,应该接纳每一个普通而又平凡的人,让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实现梦想、过上幸福的生活。”

    第一学历不好≠无用武之地

    学历查三代,把板子全部打在用人单位身上的确有失偏颇。采访中,记者就听到一些高校教师反映,有些普通高校考来的研究生,“功利色彩太明显,基础不扎实”。北京某事业单位人事部门负责人成先生也说,有些应聘大学生第二、第三学历很添彩,但在他看来却更像一种装饰。

    角度、立场不同,但他们的态度有一点是一致的,正像国内某企业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所言,“高考成绩最靠得住,到了本科毕业,学生就有了三个出口,找工作、出国深造、国内读研。大学生出现了分流,而且在现阶段是由前到后呈现逐级递减趋势,显然,研究生队伍的含金量低了,说服力减弱了。”但他同时表示,第一学历不好的人并非无用武之地。“不同成熟度的企业需要不同类型的人才,如处于创业初期阶段的企业可能会欣然接受第一学历普通院校、第二、第三学历更优秀的人才,这部分人上进欲望更强烈。而成熟型企业却有另外的考量因素。”

    究竟该如何对待求职路上的这道坎?

    美国《时代周刊》曾在一则报道中列举了十大学校失败、考场无功、职场成功的精英故事,包括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以及老虎·伍兹。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宇教授说:“如何选人、用人,是一种企业行为,外部人士无法对其进行干预。我们能做的就是借助媒体的力量多报道一些没有学历也能成功的实例,让整个社会的人才观更加科学、务实。”

    教育学者熊丙奇认为:“要消除学历歧视,需针对以上问题多管齐下,首先,应根据《就业促进法》的公平就业要求,从国家公务员招考抓起,清理事实上存在的学历歧视规定;其次,应该依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切实推进教育改革,给所有各类教育、各类学校平等竞争的环境,消除教育与学校的等级观念,从而引导社会打破‘学历情结’,从学历社会转向能力社会;再次,依照《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创新人才评价发现机制,‘建立以岗位职责要求为基础,以品德、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科学化、社会化的人才评价发现机制。完善人才评价标准,克服唯学历、唯论文倾向’。”

 

 

 

 

中科院学部主席团昨天公布了“2011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共314人。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名列其中。曾在2009年院士增选中以“最年轻院士候选人”而受到关注的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潘建伟再次上榜,1970年出生的他今年41岁,而比他还年轻的是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徐涛,今年40岁,是候选人中最年轻的。
    
    据介绍,今年中科院院士增选候选人推荐工作于4月30日结束,根据有关规定,中科院学部主席团将于近期在有效候选人所在单位公示本单位有效候选人和相同专业的外单位有效候选人,公示时间为1个月。如对公示材料内容的真实性有不同意见,可于9月15日前将书面意见以真实身份署名寄至“中国科学院院士工作局”,不受理其他方式和匿名意见。
    
    增选名额不超过60名
    
    按照惯例,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逢单数年份进行院士增选工作,今年的中科院院士增选于1月份正式启动,计划增选院士的名额不超过60名,其中数学物理学部10名、化学部10名、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12名、地学部10名、信息技术科学部7名、技术科学部11名。
    
    记者注意到,在此次公布的314名有效候选人中,数学物理学部55位,化学部45位,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71位,地学部52位,信息技术科学部36位,技术科学部55位。最终增选结果将在今年底前公布。
    
    四成候选人不到50岁
    
    记者注意到,此次公示的314人中,几乎每个学部都有多位年龄在50岁以下的中青年候选人,其中 40岁到49岁的候选人有135名,50岁到59岁的候选人有106名。60岁以下候选人占全部候选人的比例达77.75%,据介绍,本届院士候选人年龄之轻为历届之最。
    
    虽然每年院士增选不超过60名,但有细心的人发现,近两次中科院院士增选最终当选的人数都较少,如2007年29位,2009年35位,对此中科院有关人士介绍,一方面体现了院士们严肃认真、保证质量的意识,另一方面也与2006年院士大会将《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获得赞同票超过投票人数二分之一的候选人当选”修订为“获得赞同票不少于投票人数三分之二的候选人,按照本学部的增选名额,根据获得赞同票数依次入选”有关。

 

 

 

 

中新网北京5月22日电 翻译教育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5月21日至22日在京举行。中国翻译协会称,目前中国翻译人才缺口大,师资严重匮乏。
  
    此次研讨会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与中国翻译协会共同主办。来自国际大学翻译学院联合会的数十所国际一流翻译院系的近300名专家学者,就翻译教育的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中国翻译协会会长李肇星在会上表示,中国的翻译事业处在全球化的环境中,其发展的最重要方向就是服务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具体来说就是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和地区稳定。
  
    翻译教育在中国发展的时间并不长。从1979年联合国翻译培训部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以来,迄今不过30多年。由于没有权威的行业统计,很难估算出中国语言服务行业从业人员到底有多少,需求还有多大。 
 
    但据中国翻译协会此前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企业中,有67.7%的企业计划在未来一年里增加5名以上的员工,有同样比例的企业认为目前语言服务行业最缺乏的是人才培养。这从一个侧面证实了目前翻译人才需求旺盛,与人才供给之间存在比较大的鸿沟,特别是高素质的中译外人才的缺乏。
  
    译协并称,中国接受过正规翻译教学培训的师资凤毛麟角,翻译师资培训的范围与数量与翻译学科建设的需求之间仍然存在着较大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