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高等教育日益开放、多元和国际化的奔涌浪潮,出国留学已成为不少大学毕业生及其家长面临的重大人生抉择。5月15日上午,记者从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2011届毕业典礼上了解到,该校的2011届800多名大学毕业生中,手里攥有多家国外大学发来“读研”录取通知书的竟超过六成。 
  
    后脚尚未走出国内的大学校门,前脚就要迈向国外另一所高校的门槛,对投身这股留学热潮中的莘莘学子和他们的家庭来说,需要的早已不是去与留的选择,而是去向何处。出去以后,外面更广阔、也更加具有不确定性和艰巨性的教育空间里,学生的位置和目标究竟在哪里?在付出了宝贵的青春和全家的积蓄后,收获的究竟会是什么?
  
    留学梦中有“苦涩”
    
    出国留学真的就那么鲜花满园、令人陶醉吗?
  
    记者有一位海外学者朋友,他的妻子在读完国内大学理工类本科专业后,被澳大利亚墨尔本一所大学工商管理系会计硕士专业录取,经过一年半刻苦而自律的留学生活后,借助澳洲籍丈夫的有利条件,拿着这样的洋硕士文凭在当地找工作,竟然连申请一个记账员的活儿都被拒绝。无奈,她只好先去一家面包店做义工。3个月后,在亲友们的帮助下,总算找到了一份专业并不对口,只能算“糊口”的简单工作:帮助澳洲移民局,给来自中国的新移民修改求职信并培训面试技巧。
  
    家境殷实的广东姑娘小徐高中毕业后,考到澳门一所大学读了四年工商管理本科专业,大学毕业后又被英国某名校录取为应用型国际金融专业硕士。当小徐走出的这条令外人羡慕不已的留学之路,终于延伸到了遥远的伦敦大都市时,人们万万没有想到,本来做着未来“金融家”之梦的徐姑娘,如今却向父母发出了强烈的“我要回家”的信号。与前一年暑假后欢天喜地送女儿出国留学不一样的是,在这个暑假到来之前,她的父母又万里迢迢从西方“洋学府”里接回了“水土不服”的女儿。
  
    饱尝这一番“洋折腾”的徐家人向记者抱怨说,出国留学真是个万花筒,虽然里面什么样的景象都有,但他们的感受只有一条:一些人功德圆满、梦想成真的光环,掩盖了其他人遭遇挫折、丢盔弃甲的伤痛与苦涩。出国留学后,半途回国的虽然是少数,但那些依然身处异国却没有找到留学的感觉,不能自觉适应国外留学生活的“80后”和“90后”却不会是少数。
  
    澳大利亚某大学一位资深的华人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说:“什么事都忌讳一窝蜂,出国留学也一样,未必每一个刚刚走出国内大学校门的毕业生都适合出国留学,尤其是那些性格内向自闭,自律自强意识薄弱,仅凭一时的冲动和优越的家庭经济条件,就贸然出国留学的人,往往会事与愿违。还有那些本来在国内就很平庸,并没有钻研能力的人,试图通过出国留学,花上父母四、五十万元到国外留学一两年,拿上个硕士文凭,实现自己从此成为出人头地的优秀人才或达到镀金和移民的个人愿望,这未免太天真了些。就算是到国外读了一个工商管理的MBA硕士,毕业之初也不会有国外企业愿意聘你做职业经理,因为人家看中的不是你的洋文凭,而主要是你的能力和经验。”
  
    什么样的中国留学生才能在国外大展身手或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本报记者从留学成功人士那里得到了一些看法:一定要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坚忍不拔的学习毅力和良好的心理素质。不管以什么方式到国外留学,都是挑战和机遇并存,宁可把困难、寂寞、孤独和失败想的更充分一些。学生在踏出国门之前,应该考虑清楚,我是否具备了健全的人格、强大的内心、足以战胜非常环境中产生的软弱和抵制各种诱惑的自控能力,如果确实具备了这样的自信和精神力量,通过留学之路并抵达成功彼岸的概率会更大些。
  
    留学热里有“玄机”
  
    “有志者的天堂,懈怠者的地狱。这就是今天的留学!”有位归国“海待”深有感触地对本报记者如是说。他说,这话看似偏激,却是他的心里话。“出国留学其实是人生中一场另类挑战和自我磨练的过程,除了发奋努力、坚持不懈外,不可能有成功的捷径,我奉劝师弟师妹们千万别抱有太多的幻想。我当初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稀里糊涂地出国留学,高价混个‘洋硕士’回到国内后,除了与外国人语言沟通的感觉好些,并没有体会到比‘土著’同学们更多的竞争力。”
  
    “洋硕士”为什么不敌“土本科”?
  
    澳洲某大学商学部一位博导朋友向记者揭开了其中的“玄机”。他所执教的国际金融专业每年都要从世界各地招收100多名非金融本科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其中80%的生源来自中国内地的中产阶级家庭。为什么随便一个专业都能动辄办上百人的留学硕士班?奥秘就在于国外大学的所谓应用型或教学型、而非研究型的“硕士”专业与留学生原来在自己本国大学“本科”专业的差异上,正因为有了这一差异,国外大学就可以规模化地招收留学硕士,而不必为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和具有竞争性的学术成果去浪费更多的教育资源了。从另一个角度看,选择到国外读非本科专业硕士生课程的学生,除了家境比较富裕外,一般都还没有牢固确立自己的专业方向,属于走一步看一步、多少带有盲目性的求学者,这种留学市场未必能助推接受留学生的大学在学术影响力上有所作为,但一定能使大学在教育经济和办学效益上不断做大做强。这种所谓留学,对国外大学来说,就是为了赚钱,来钱之快之多之容易,如同新开了一架印钞机。而对许多目标迷茫,多少被中介忽悠、被留学潮驱赶出来的国内留学生来说,纯粹是浪费青春和金钱,也亵渎了国内家长们含辛茹苦的期盼。据悉,中国留学生每年春秋两季源源不断带出国的学费,已占据欧美和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产业的最大份额!
  
    “如果没有这个不为外人所知的特殊差异,教育资源再怎么富足的国外大学也很难容纳更多的留学生,吸引国际生源的渠道也会收窄很多。”记者采访过的一些国外大学华人教授不约而同地认为。还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告诉记者,他认为,从国外高校这类一年半时间里修完12门课的硕士生班毕业的留学生,并不比国内许多大学同专业本科毕业生的水平和能力高出多少,充其量语言能力有所提高而已。他特别强调,如果这个留学生在留学期间不是有意识地多用外语接触外国留学生和任课老师,而是在课余时间习惯于在国外混日子消磨时光,那么就连最起码的语言关也过不了,更谈不上在国外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了。
  
    记者手记:年轻学子纷纷出国深造、开阔视野无可厚非,如果因为在国内没有学到真本事或一时找不到满意工作就一窝蜂地选择出国留学,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于那些正要加入出国留学大军的大学毕业生来说,如何增加一些理智和了解,减少一些盲目和烦恼,留学之路是否适合自己,留学要达到什么目的,应该以何种心态留学,应三思而行。

 

 

 

 

尽管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研究生,但以这一群体为主要作者和读者的刊物——研究生自办的学术刊物,却普遍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稿荒。   
     
    5月11日,在南开大学召开的首届全国研究生自办学术刊物研讨会上,《南开法律评论》编辑部公布了一份调查报告,引起了与会同行的共鸣。   
     
    国内23家研究生培养单位的26份刊物接受了此项问卷调查,其中综合类刊物占53.8%,人文社会科学类刊物占42.3%,自然科学类与医学类刊物较少,不到4%——调查者介绍说,这一比例与刊物分布的现实情况基本相符。   
     
    这项调查发现,虽然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迅速扩大,但稿源匮乏困扰着大多数研究生自办学术刊物。这类刊物中的绝大多数没有正式刊号,属于内部出版物,基本定位是“研究生学术交流的平台”。受访的26份刊物中,创办20年以上的4份,10至20年的刊物4份,10年以内的18份。   
     
    创刊于1980年的《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是大陆第一家也是持续出版时间最长的研究生学刊,已被中国期刊网、维普中文期刊数据库等收录,但仍属内部出版物。该刊社科版执行编辑华毅——一名硕士生告诉记者,本校学生在这份刊物上发表一篇论文,在奖学金评定中可获2分的加分。尽管如此,很多同学仍然愿意花上三五百元的版面费,给拥有刊号的期刊投稿,即使《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的水平未必次于其他期刊。   
     
    与此同时,正式出版物的来稿排成了长队。“据说有的法学期刊收到的文章排到了2013年,很多好文章一时发不出来。”《南开法律评论》前任主编袁松说。   
     
    究其原因,《南开法律评论》编辑部在调查报告中指出:“在目前论文发表量与职称、奖学金评定直接挂钩的情况下,这类刊物显然不占优势。”   
     
    “如何寻找和吸引高质量稿源、提高办刊质量,一直是困扰研究生自办学术刊物的重要问题。在稿源不足的情况下,为保证刊物质量,出版周期只能延长,这样就陷入了难以突破的恶性循环。”   

                    在没有刊号的刊物上发表论文,再有价值也“没用”   
     
    从某种意义上讲,学生自办期刊的生存环境,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反映了学术界功利化的风气和规则。   
     
    “学术氛围变得淡薄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东南大学研究生学报》实习主编朱玮玮说。   
     
    另有一位学生主编抱怨说,受主管教师的影响太多,“有时领导一换,办刊思路就换”。   
     
    南开大学法学院研究生会主席龙蒙认为,总体而言,当前学术界的风气“一般”,特别是硕士研究生阶段,很多学生是迫于就业压力而读研。   
     
    作为本校研究生自办刊物的指导教师,吉林大学的辅导员周昕说,学生的投稿热情并不高。很多学校将硕士生由三年制改为两年制,而且取消了毕业发表论文的门槛,在此情况下,许多同学把精力投入到实习和求职中,对学术研究缺乏热情。她与其他高校的同行交流时发现,由于稿源不足,一些刊物一度停刊。   
     
    为了开拓稿源,《南开法律评论》的编辑需要密切关注法学界人士的博客,借此寻找合适的约稿对象。他们还会到各大高校的BBS征集作者。创刊之初基本上以本校师生稿件为主,最新一期的校外来稿已经达到80%左右。总体而言,来稿只能“基本满足”这份一年出版一期的刊物。   
     
    “没有刊号,很多人认为即使能够发表,意义也不大。”龙蒙说。   
     
    根据调查情况,42.3%的刊物以高校研究生和学者为征稿、约稿对象,其中《南开法律评论》还面向全国的检察院、法院、律师事务所等法律实务部门征稿。38.5%的刊物主要面向本校研究生、学者征稿、约稿。还有19.1%的刊物以其他形式获得稿源,如复旦大学《新政治学》通过举行论坛,用论坛征稿补充稿源,南京大学《物理人》面向校友征集作品。   
     
    据龙蒙推测,给学生自办学术刊物投稿的同学,一般出于两个考虑:这篇稿子不错,投给正规期刊可能还差点,先投给学生刊物探探情况;学生刊物不要版面费,有机会为何不试一试呢?   
     
    但是,由于教师晋级、学生评优普遍要看论文,论文发表在哪里和论文多寡都成了判断依据。在没有刊号的刊物上发表论文,即使文章内容再有价值,也很难被算做“学术成果”。   
     
    《清华法律评论》是学生刊物中的佼佼者,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免费提供书号,每年出版一辑。不过,该刊主编王静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形容,自己和其他高校的同学一样,仿佛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学校的职称评审不承认《清华法律评论》上的文章是学术成果,这影响了它对教师中优质稿源的吸引力。学生们原本计划《清华法律评论》一年出版两辑,目前只能出一辑。   
     
    受制于刊号的学生期刊困惑于自己的身份。在本次调查中,70%以上的刊物以“扩大影响力”、“走向正规化”、“取得刊号或书号”等作为发展目标。学生自办刊物是否应努力争取刊号,成为全国研究生自办学术刊物研讨会上的热门话题。当然这些学生主编们也明白,刊号对他们而言是遥不可及的。   
     
    受访的26份刊物中,目前仅有5份独立取得或合作取得了刊号、书号。   

                     再大牌的学者,如果文章敷衍了事,照样会被学生刊物拒绝   
     
    “如果在这种日趋繁茂的刊物丛林中,不考虑发展定位,而过度强调对‘正规化’的追求,往往造成刊物既缺乏专业特色,又缺乏学术特色,长期无法打开局面、取得成果。”调查报告强调。   
     
    《山东大学研究生学志》主编范思远说,拿到刊号甚至成为“核心期刊”没什么意义,没必要去抢人家的饭碗。外界那些学术期刊甚至核心期刊上,照样有不少“垃圾稿”。他强调,学生自办刊物首先应是学生涉足学术领域的一个平台。   
     
    作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新视界》杂志的主编,陈冲不想发表那些被“正规军”拒绝的文章,而是希望同学能从这里学会怎样写出高质量的论文。事实上,刊登在《新视界》上的文章,大多数都在之后发表在正规期刊上。   
     
    “法学家的文章代表一种态度,但不一定代表了青年学生的态度。我们希望有法律理想的年轻人把想法放进来,也许这些想法不成熟,也许还是错误的。”袁松这样解释《南开法律评论》的宗旨。他还认为,既然那么多好文章一时在正规刊物上排不上队,学生刊物应该尽量争取帮助展示和交流这些成果。   
     
    而中山大学的华毅说,研究生自办学术刊物应当是一个“缓冲带”,收录那些在别处“不得志”的文章,充当学术新秀的“伯乐”。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副主任、《中国研究生》杂志执行主编王立生指出,研究生自办学术刊物为研究生学术论文写作的训练,学术见解和创新成果的表达,学术思想和科学精神的砥砺,开辟了一个重要的园地。   
     
    “学生军”的眼光之苛刻有时不亚于正规期刊。据王静介绍,在《清华法律评论》,编辑部会将来稿去掉作者姓名,交由初审编辑审稿,大多数投稿因为原创性不足而被毙掉。有些被毙的稿件还是编辑部向一些知名学者约来的。再大牌的学者,如果文章敷衍了事,空洞无物,照样会被拒绝。   
     
    “有时约到名校学者的稿子,我们还没看就会觉得‘应该很好’,但初审编辑看完后,觉得不合格。这时,我们尊重初审编辑的决定权。”她说。   
     
    在几次类似的约稿尴尬出现之后,《清华法律评论》向学者约稿时愈发慎重和严肃。王静说,编辑部会与约稿对象反复沟通,让他们对《清华法律评论》重视起来。   
     
    匿名审稿、拒绝人情稿是不少学生刊物的通行做法。另一方面,不止一位学生主编表示,自己在退稿时不会像一些正规期刊那样端着架子,而是会向投稿人附上详细的退稿意见,以示对学术的尊重与诚意。   
     
    在首届全国研究生自办学术刊物研讨会上,这些非职业的主编们通过了一份联合宣言。他们反思了包括学术抄袭在内的学术道德问题,并郑重表示:“我们承诺,研究生自办学术刊物恪守学术道德,加强学术自律,杜绝学术失范与学术失信。”

 

 

 

 

教育部昨天就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工作发出今年的第二次预警。特别对学校食堂使用食品添加剂提出要求,要求学校进行自查。

  近日安徽、河南、广西、贵州、陕西等地的个别学校相继发生了食物中毒或食源性疾病。教育部要求,各地学校近期要开展一次宣传教育活动。此外,要加强学校食堂(食品小卖部)食品采购环节的管理。不得采购没有相关许可证、营业执照、产品合格证明文件、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等证明材料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及食品相关产品。

世界各国对食品添加剂的定义不尽相同,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食品法规委员会对食品添加剂定义为:食品添加剂是有意识地一般以少量添加于食品,以改善食品的外观、风味和组织结构或贮存性质的非营养物质。按照这一定义,以增强食品营养成分为目的的食品强化剂不应该包括在食品添加剂范围内!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九十九条,中国对食品添加剂定义为:食品添加剂,指为改善食品品质和色、香和味以及为防腐、保鲜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入食品中的人工合成或者天然物质。

食品添加剂具有以下三个特征:一是为加入到食品中的物质,因此,它一般不单独作为食品来食用;二是既包括人工合成的物质,也包括天然物质;三是加入到食品中的目的是为改善食品品质和色、香、味以及为防腐、保鲜和加工工艺的需要!

 

 

中新网上海5月19日电 (记者 邹瑞玥)高级管理人才的供不应求,让中国一些高校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开始改进招生模式,以便最大限度揽才。复旦大学管理学院19日公布一系列MBA招生“新政”,突破限制,并为有意向者提供更多机会,显示其寻觅人才的热切期望。 
  
    复旦大学MBA项目副主任孙龙介绍说,2012年起,复旦MBA将实行“全面预录取”制度,所有预审申请者均可参加个人及小组面试,提前了解个人背景和面试成绩在考生中的位置,优秀申请者可获得相应的预录取资格。
  
    孙龙表示,背景审核一般对申请人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管理思想陈述等进行评估,年轻的申请者由于工作年限短通常不易具有优势。复旦希望综合地考察申请人的工作经历和个人能力。此次他们将组织150位管理学教授、资深企业高管和人力资源专家进行面试,通过申请者的谈吐、表达考察其综合管理素质,努力挖掘“潜力股”。由此,对复旦MBA心向往之的考生可提早对个人作准确定位,降低报考风险。
  
    无独有偶,北京大学MBA日前也宣布,2012年招生将允许部分面试优秀的申请人通过自命题考试获得正式录取资格,无须参加MBA联考,意在通过降低应试要求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报考。
  
    不过,虽然此间MBA招生试图对青年管理人才开绿灯,但其门槛依然不低。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殷志文明确表示,鉴于没有工作经验者不适合复旦MBA的培养方式,复旦MBA仍然不会招收应届毕业生。而对那些无暇来沪的外地优秀报考者,面试官则不惜“打飞的”赴北京、深圳、大连、青岛、南昌、成都等地为其进行面试。
  
    殷志文透露,目前“80后”管理者已占到复旦MBA学生的一半以上,相比中年人群,他们更注重实践、敢于发表意见,也更注重职业规划。针对这些人才的培养设置了更多有针对性的课程,如团队经验培养、职业辅导课程等。

 

 

 

在日前举办的性科学大讲堂上专家呼吁,我国急需提高中小学教师的性教育素养和能力,让他们得到专业的培养和训练,以适应当前学校对青春期性教育发展的需要。

  性科学大讲堂由《中国性科学》杂志主办。讲堂披露的一项调查显示,有近一半教师并不清楚,对于学龄儿童而言,进行性教育的主要责任在学校;一些中小学老师对于性教育的内容很模糊,用生理知识教育代替异性交往、性心理辅导;如何预防性侵害,对性病、艾滋病的预防等性安全教育也严重缺乏,还有老师不知道健康文明的性观念和性道德包括哪些内容。91.2%的中小学教师认为自己所具备的知识不够用,在进行性教育时做不到坦率、大方、自然,缺乏教育方法。

  为此,专家建议在师范院校设置性教育相关课程,注重继续教育规范性业务培训,提升在职教师的性教育素养,建立性教育工作交流监管、听课评课、经验交流、专题研讨的制度,以保证性教育的质量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