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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体检显示他们有地中海贫血基因，小周等三人失去了公务员录用资格。三人因不满对他们的健康歧视，将广东省佛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告上法庭，从2010年2月2日到8月11日，经过跨越半年多的一审、二审后，三考生终审败诉，此案被称为“中国基因歧视第一案”。基因缺陷在就业歧视中首次进入公众视野。
就业歧视，一个讨论多年的老话题。但最近几年，就业歧视花样翻多，从身高性别歧视、乙肝色盲歧视到血型基因歧视，媒体专家对此报道研究很多，公众关注也越来越多，但是情况却不容乐观。
就业歧视背后是社会公正的缺失
王女士，26岁，市场营销专业本科毕业，受《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这本书的启发，对销售充满梦想，但在参加北京一个软件公司的销售岗位招聘时，却因为身为一名女性被拒之门外。多次碰壁后，王女士只好去一家公司做了办公室文员。
王女士的经历相信很多女性求职者都遇到过。性别歧视是各种歧视中历史较长、问题较突出的。许多用人单位在招聘广告中都公开要求应聘者为男性，或者有言在先地说“男性优先”。在条件相当甚至更优秀的情况下， 女性经常因为性别被用人单位拒之门外。
此外，一些企事业单位在招录人才时考虑得更多的是应聘者的家庭背景、学历文凭等条件，而不是唯才是用。这种唯家庭背景、学历文凭等条件是取的做法是一种严重的歧视行为，而这种歧视背后是社会公正的缺失。
健康歧视方面，残疾人就业受到各种歧视自不必说，一些病毒携带人群同样受到歧视。如乙肝歧视问题，虽然国家出台了《关于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就业权利的意见》，但是现实中许多单位仍然在体检中进行检查，对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进行工作限制。还有对色盲的歧视， 中国目前有大约4000万名色盲患者，在合情理的范围内，只有美术、纺织、印染、化工以及特种兵等对对色彩辨别有很高要求的行业对色盲患者需要限制，但是众多行业却一概将色盲者拒之门外。
社会紧张、排斥和对立伴随歧视滋生
“期待”是著名乙肝论坛“肝胆相照”里的网友，据这位网友发帖说，他在武汉分别应聘了两家单位，都要两对半（又称“乙肝五项”，其检查意义在于检查是否感染乙肝及感染的具体情况），看是否感染乙肝，而且指明只要两对半的检查单子，“要命，我还以为国家出了政策就不会查了哦，还是要查，怎么办？想找个人代替，周围的人都不知道，我也不想让他们知道，哎！”
近年来，各种反就业歧视的司法案例越来越多，比如，反乙肝歧视的，反相貌歧视的，反婚姻歧视的，反色盲歧视的等等。这些表明，在我国就业市场中普遍存在着的歧视导致了社会不公平感的扩大，在不断滋生着社会紧张、排斥和对立，并引发了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
比如上面提到的基因歧视，有专家指出，如果禁止疾病基因携带者的人做公务员，那么糖尿病、冠心病、癌症、高血压等基因携带者该如何？如果容忍基因检测技术的滥用，那么更多人将可能成为基因歧视的受害者，社会安全感何在？
“在现实生活中，通过诉讼途径来维护平等就业权利的求职者不多，”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张丽说，一方面是由于“谁主张，谁证明”的举证责任，求职者证明就业歧视往往比较困难，特别是隐形歧视；另一方面，通过诉讼维权要消耗大量的时间、精力、金钱等，求职者往往因为耗不起而放弃维权，选择默默忍受，长此以往不免产生社会抵触情绪。
“人们在歧视我们，我们何不到人群广众中去，要吃大餐饭，要挤公共车，要进电影院。甚至对着那些歧视者偏去摸他们的手脸，对他们打哈欠、吐唾沫。那么，我们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就和我们是一样的人了！”这是患乙肝的作家贾平凹在他的散文《人病》表达的对“排斥感”的抗争。在现实生活中，因为就业歧视带来的社会紧张、排斥、对立在不断滋生蔓延。
“反就业歧视方面的立法还不够”
杨先生，27岁，硕士毕业，在参加某市银行招考时，初试分数排名第一，在面试的时候却被刷了下来，对方的理由是这份工作只录取本地人，而在招聘之初，招考信息上并没有这样的说明。后来得知，该岗位录取了当地一局长家的孩子。
虽然近几年，《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几部重要劳动法律及其配套法规文件相继实施，但实施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副教授刘小楠撰文指出，反就业歧视方面的立法还不够，推动制定反就业歧视基本法是十分必要的。
还有专家指出，让市场发挥作用是最根本的办法。即当就业机会增加，劳动力供求关系出现平衡或供不应求的时候，就业歧视问题才会得到根本好转。另外，随着用人单位在市场上的优胜劣汰，用人单位观念趋于理性，就业歧视现象才会逐渐减少。因此，政府应当努力增加就业机会，以缓解严重的就业歧视现象。同时，也要采取其他多种措施，如提高企业管理者素质，改变企业不理性的用人观念；打击地方保护主义，建立全国统一的可以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机制等。
在当前，由于社会建设相对滞后，造成了许多社会领域的问题比如就业歧视，都要上升到政治层面来解决，这在很多方面都给反就业歧视带来了新的问题。苏州大学社会学教授高峰认为，在反就业歧视的治理中，我们还应该发挥社会领域和民间的力量。
“应该从政府（完善法律法规、健全劳动监察机制、建立适合各类就业群体的利益诉求和维权平台）、企业（转变用人观念、规范用人机制）、社会（民间组织支持）、个人（提高自身职业技能水平、增强维权意识）四个方面来破解这个难题。” 张丽说。
刘小楠指出，只有全社会共同关注就业歧视现象，联合各种力量，同时强化行政措施、改善司法救济，并加强对反歧视的研究、宣传和教育以提高全社会意识，公民的就业机会平等才有可能实现。
晏维龙面对的是自己的学生，但在他的身后，站着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根据教育部2008年公布的数字，我国有755所普通本科院校，其中绝大多数为二本院校。他笑着说：“我其实也是在为我们这些学校打气。”
作为地处江苏连云港的一所二本院校的校长，晏维龙知道他的3000多名新生，大都会将自己视为高考的失利者，容易沉湎在后悔中不能自拔，“他们想上进，又担心学校没有条件支撑他们的理想。”在淮海工学院新闻系任教6年的郭淑娟老师对此很有感触，她和记者聊天时谈到校长的“苦心”，说他既要化解学生考上二本的落寞，还要鼓励他们奋进。
晏维龙在演讲中详述世界杯上朝鲜队的表现，启发大家：把一切可能变为最有可能，必须要有信心，积极进取。3800多字的演讲激起的反响出乎晏维龙的意料。“掌声从头响到尾。”他说，“这些话对北大清华的学生而言，不算什么，但我们的学生需要这样的鼓励，我摸准了他们的心理。”
计算级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张祎焜说，院长的讲话打消了他忐忑的心理，使他相信自己的选择是明智的。这位来自甘肃天水的学生因在高考中将数学选择题的答案填错了位置，无缘一本院校。父母要求他复读一年，但他在志愿填报结束前一小时，“偷偷上网报了这所学校”。张祎焜此举激怒了父母，父亲指责他太胆大，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要和他断绝关系。他一周没有和爸妈说话，陷入忐忑、迷茫的状态，不知选择是否正确。
晏维龙的演讲点燃了学生们的希望之火，但要真正树立起他们对学校和前途的信心，只能依靠高质量的办学。而据记者了解，众多二本院校之所以会让选择它们的学生失望，主要原因在于它们难以为学生的成才提供各种可能性。因此，在晏维龙看来，二本院校的校长、老师与学生一样，都面临着树立信心的问题，即他们是否有勇气、有能力不随波逐流，因地制宜，办出学校的特色。
制约二本院校发展的一个现实障碍是，它们在吸引各种资源方面天然处于劣势，这意味着它们往往需要付出更多，才能有所成就。“30多年来，高校间的两极分化越来越明显。”晏维龙说，受经济发展状况和财政体制的影响，地处首都、省会和计划单列市的大学能吸引更多的优质资源。
他所在的这所高校，一年只能争取到1000多万元的科研经费。能从一家企业得到10万元的捐赠，就是了不起的成绩。它没有财力像别的高校那样用百万元年薪去吸引优秀的学科带头人。江苏省几个月前启动的“特聘教授计划”，淮海工学院虽有资格参加招聘，但对于它的“水产养殖特聘教授”岗位，鲜有人问津。这所只有26年办学历史的高校，在2007年前从没有申请到国家级项目。
晏维龙笑称学校申报项目“就像组织敢死队，倒掉一大批，只有一两个人才能站起来”。他承认学校的水平还差一点，也认为那些看起来平等的机会其实并不平等。
尽管，二本院校的整体办学质量还不如人意，但晏维龙认为，它们与国家一流大学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果把中国的高等教育比作一栋大厦，名校是大厅、门头，引人注目，我们这样的学校是其中的柱子，默默无闻，但真正支撑起整座大厦的是我们这些柱子。”他说，我们培养的是一线的劳动者，这些人的培养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体质量，“如果只有大厅、门头的华丽，而柱子质量不行，大厦就很危险”。
| 教育部答复人大代表取消高考加分建议 |
| 坚持发挥高考加分应有作用；严查体育特长加分等违规行为 |
网友“落雪是花”在博客中写道：将明星请进校园，媒体自然也就会聚焦过来，这种无形的广告作用对于学校来说无疑是一件大好事情，反正以前我对四川音乐学院是没什么印象，现在起码我知道这个学校了。
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四川音乐学院校园随机走访了一些学生。两名大一女生正看着一场校园音乐会海报，被问及对谭、王二人担任副教授的看法，两位女生抿嘴一笑：那都是来挂个名的吧。
钢琴系一位年轻女教师则认为“很正常”。“人家台风那么好，来上课对同学们挺好的。对明星自己也有好处啊，在艺人的身份之外，还能在学术界有个名头。”
几年前，郎朗受聘成为四川音乐学院客座教授时，这位女教师还是四川音乐学院的学生。尽管后来她再没见过朗朗来上课，但她依旧认为，“郎朗能成为自己学校的客座教授，觉得好荣幸”。
有网友曾在百度贴吧“四川师范大学电影电视学院吧”发帖，表达对“李湘担任客座教授”的看法。
网友“沧海一粟”说：经验不是做一个教授的先决条件。一个教授，首先要对该门课有一个系统的理论的认识，而李湘在这方面无疑缺乏得很，要说经验，农民比任何人种地的经验都丰富的多，可并没见哪个农业大学聘请农民伯伯来当客座教授。名人效应而已，用不着解释。
另一位网友说：不能因为一个人是名人，就来个一俊遮百丑。让其破格上大学、破格上研究生、破格拿博士学位、破格当教授，这种现象是一种腐败，是一种文化腐败，是急功近利、浮躁社会带来的一种不正常现象。凡事应该有个标准，这个标准应该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不应因为有的人名声显赫就给予其所有的光环。一个学者用半生的拼搏才能获得的甚至有些还无法获得的职称头衔，就这么简单地让名人拿到，这不是对文化的亵渎是什么？不是文化的悲哀是什么？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讲了一个有趣的例子。某高校邀请某知名教授担任学校的兼职教授或顾问教授，这位教授问道：我“顾问”什么？“兼职”什么？问得校方领导一头雾水。
高校为什么热衷于聘请明星当教授？熊丙奇分析：“事实上，有的高校聘名人当教授，不过是名声上的需要。这些高校的动机很明显，请院士，无非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请官员，无非是为了建立好的外部关系；请明星，自然是为了炒作学校形象。”
“聘请明星当教授，有的是在饭桌这样的社交场合谈妥的。”熊丙奇说，这些行为往往没有经过学校学术委员会等学术机构的讨论和批准，而是由行政领导决定的。如此随意地聘请明星当教授，对教学、科研往往没有实质效果。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法研究中心主任余雅风副教授，则把某些大学聘请明星当教授看作是一种“不正当竞争”。“大学的竞争比的是学术水平，比的是学生培养质量，比的是对社会的贡献，有的大学想靠名气来扩大学校知名度，不符合大学精神。”
她还指出，高校虽然有自主聘用教授的权利，但不应该凭某个特长就聘一个人为教授，教师法规定当教师是要一定的资格的，博士入校还要经过教师培训呢。明星来当教授，能不能保证教学时间和质量，还有待商榷。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胡光伟教授，则对部分高校聘请明星当教授的行为进行了抨击：“如果明星达不到教授的水平，高校却真给评了个教授，那这所大学就太庸俗了。”
“何必要加个‘名誉’、‘客座’的定语呢？老百姓不懂那一套，只知道你是教授。”胡光伟指出，高校热衷于请明星当“教授”，体现了一些大学文化的庸俗，是教育产业化的恶果。高校聘请明星当“教授”，双方各有所得：高校无非为了扩大知名度，有利于招生等工作，明星也在名利之外，收获了一顶学术的头衔。
“事实上，大学需要的不是大腕，而是大师。”胡光伟说。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公务员局近日公布招考简章、考试大纲等。今年共有137个中央国家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开招考公务员。据《法制晚报》报道，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专门设置录用计划，包括中央党群机关、中央国家行政机关、中央国家行政机关直属机构和派出机构，以及国务院系统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共计108个职位只面向大学生村官。个别职位，仅限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大学生村官报名。
108个职位中，中央国家行政机关共有60个职位面向大学生村官，中央党群机关职位为33个，中央国家行政机关直属机构和派出机构职位为1个，国务院系统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职位为14个。从各部门录用人数来看，多数部门均有一个职位标注必须是大学生村官。也有少数部门有两个以上职位面向大学生村官，包括全国总工会、中央办公厅、财政部等。其中，最“偏好”大学生村官的是农业部，有6个职位必须是大学生村官、且必须是西部志愿者才可报考。
据统计，面向大学生村官的职位以文字综合、管理类为主，据粗略计算，约有50个，包括一些机关公文的处理、文稿起草、研究与宣传以及相关工作等。真正从事与农村相关工作的职位只占少数，不到10个。即使是与农村相关的职位，也是参与相关政策的制定、调研等。如财政部的一职位简介是：“参与农村综合改革政策研究制定工作，参与有关综合材料起草。另外，从事农业综合开发政策研究。”农业部的一职位这样介绍，承担农村土地承包、流转管理工作，起草相关法律、法规、文件。
据悉,本次国家公务员招考对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职位、基层职位和特殊专业职位，在划定最低合格分数线时将予以政策倾斜。但需提醒大学生村官的是，本次招考不再对其实行加分等优惠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