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昕指出，教育规划纲要对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作出全面部署，对发展继续教育、成人教育提出明确要求。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围绕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总任务、总目标，系统谋划、改革创新，扎实工作、锐意进取，在充分整合利用现有各类教育资源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多样化的全民终身学习的新载体、新平台、新办法、新途径，努力推动学习型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鲁昕强调，要加强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系统规划与顶层设计。各地各单位都应加强学习型社会建设系统规划，按照部门分工和社会生活的实际要求，逐渐形成工作的整体方案;要进一步加强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协调发展，职前教育和职后教育有效衔接，要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纵向衔接、横向沟通，实现不同类型学习成果的互认和衔接，搭建终身学习“立交桥”，满足个人多样化的学习和发展需要。因此，必须加强终身教育体系的顶层设计，大力健全和完善有关终身教育的法律、法规以及各项规章制度，使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建立在科学扎实的基础之上。
鲁昕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在充分发挥各类教育资源优势的基础上，深入研究终身学习的发展策略，努力创新成人教育新的实现方式，不断创新成人教育新的载体平台、创新资源供给、创新途径方式、创新服务渠道，特别是要做大做强社区教育、深入开展农村成人教育，进一步加强职工教育、电大远程教育和自学考试，使终身教育扎根社会基层，充满活力。要着力打造亮点，努力形成全社会关心终身教育、支持终身教育、参与终身教育的浓厚氛围。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点群体是社会群众，终身教育的主体是各类从业人员，要吸引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参与终身学习，大幅度地提高从业人员继续教育的参与率，着力打造为基层群众所喜闻乐见、容易接受的学习品牌。
鲁昕希望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各参与城市坚持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以满足广大人民不断增长的学习需求为宗旨，认真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成就与经验，抓住新的战略机遇期，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站在建设教育强国的战略高度上，把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活动不断引向深入。
据了解，从2005年开始，由教育部、中国成人教育协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共同发起举办的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已经连续举办6年，成为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品牌，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反响。今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主题突出了学习与生活的关系，强调人们将在学习中获得知识和技能，在学习中获得素质和生活品位的提升，在学习中获得快乐，在学习中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全国将有50多个城市围绕这个主题开展形式多样、覆盖面广的全民终身学习活动。
摘自：《中国教育报》2010年10月18日
李卫红指出，自马克思主义上世纪传入我国以来，我党所面临的最重大的课题就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回顾党近90年的奋斗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贯穿了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实践的全过程，贯穿了我们党加强理论建设、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全过程。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同中国化、时代化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了科学阐述，标志着我党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认识达到了新境界、新高度。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化有着优良传统，代代有名篇佳作，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学人和社会大众。
李卫红指出，改革开放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高校将立德树人作为根本，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进课堂、进教材、进学生头脑；以良好的学风和文风，自觉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将人文素质教育作为主题，大力推进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普及；关注现实生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推动哲学社会科学服务社会；以人文交流作为大学新使命，为跨文化交流作出积极贡献。她强调，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要清醒看待、科学分析当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大众化、普及化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李卫红希望，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一要高度重视，切实提高对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大众化、普及化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面向高校，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切实抓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进”工作；面向社会，提供更好更多的适合大众的精神文化产品；面向国际，将中国介绍给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二要科学规划，将哲学社会科学大众化、普及化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内容纳入学校“十二五”科研发展规划，切实将教育规划纲要精神落到实处。三要创新手段，进一步拓展哲学社会科学大众化、普及化的途径和方式，使大众化、普及化内容更加生动直观、有声有色，不断增强感召力与实效性，真正为社会大众喜闻乐见。四要改进评价，为哲学社会科学大众化、普及化提供有利的政策环境。五要坚持导向，防止变质变味，走向庸俗化、低俗化、媚俗化，防止运动式、一哄而上，造成资源浪费，同时须正确处理好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
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同济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先后进行交流发言。来自全国近30所高校70多人参加会议。
“如果我们都认为，创新与领导力在管理学院思考未来管理教育的过程中，是最为重要的两个关键词的话，那么这两点恰恰是国内商学院面对的最大挑战！”今天在清华大学举行的2010清华管理全球论坛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指出，我国的管理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传授知识”层面，虽然知识传授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商学院教育最为擅长的。
眼下，越来越迅猛的全球化进程与由此带来的社会变化速度，正让世界顶级商学院的“掌门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管理教育。斯坦福大学商学院院长加思·塞隆纳在论坛上直言，自己最担心的就是，商业环境变化太快，而商学院的结构变化太慢，无法赶上变化速度。“全球一体化、技术变革、金融创新、全球供应链变化，管理企业自身都在发生着急速变幻。我们根本无法预计5年、10年后对管理人才的具体要求，就像我们现在不能预计毕业生未来将会去工作的场所的现实环境一样——管理教育的学生急需领导力和创新能力，才能对动态的世界变化作出迅速反应！”
“对中国的管理学院与商学院而言，将面对比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等世界级商学院更大的挑战！”钱颖一教授说，中国的管理教育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非常迅速。从1991年最初的91名学生，到如今每年3万多名学生，国内的管理学院与商学院向世界顶级学府借鉴、学习了大量内容。“但在此过程中，我们对管理教育的理解，仍旧局限于过去的传统观念——知识传授。无论是国内的教师还是学生，在传授知识与学习知识方面，始终学得既快速又到位，但这并不是优势。”
在钱颖一教授看来，顶级商学院都在担心无法跟上变化节奏，如果国内管理教育还仅仅停留在“传授知识”层面，只是教会学生把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最终只能跟在这些国外同行身后亦步亦趋。“要知道，领导力的培养，不在于从书本上读到了多少东西，而创新能力则取决于好奇心，取决于运用不同的方式、做出不同的尝试。但我们更重视知识传授的教育传统，却恰恰不鼓励这样的行为方式。有时甚至会加以约束，更别提用一系列方法促进学生的创新思维。而创造力对世界的改变，要远远大于学到知识、然后去应用。”
钱颖一教授指出，由于对教育的理解比较狭隘，领导力和创新能力培养，在目前国内的管理教育中还很缺乏，这是国内管理教育发展的瓶颈。应对未来“不变的就是变”的社会，如何创造一种良好的环境与氛围，使学生不局限于书本，并发挥其想象力，大胆试验做出不同于别人的努力，将是国内管理教育面对的更加严峻的挑战。
教育部召开经验交流会促哲学社会科学大众化
本报上海10月20日电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力量雄厚的大学,如何在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大众化、普及化工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教育部就此命题召开的经验交流会今天在复旦大学举行。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市教委、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同济大学等在会议上交流发言。
据了解,在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大众化和普及化工作中,多所高校努力探索,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复旦大学采取两种途径:一是著作,通过“大学者写小书”,把大道理通俗化;二是讲座、演讲以及就社会热点参与讨论,为公众提供一种思考的向度、一种文化的引导。鼓励学者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学识,在媒体上发出声音。比如该校葛剑雄教授的新浪博客访问量已经达到183万人次,他在网上的“粉丝”也有4.4万人。武汉大学努力让一流的学者活跃在普及工作第一线,长期坚持与公众面对面畅谈、举办专题讲座,弘扬优秀传统,法学专家累计为中央、部委以及省、市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做法制报告逾千场;数百位各有所长的学者走进社区、走进群众,开展社科普及系列活动。
大学的学术资源相当丰富,仅在上海,高等学校中就聚集了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教学人员近2万人。据不完全统计,复旦大学每年举办的1200余场讲座、论坛中,绝大多数来自人文社会学科。因此,哲学社会科学的大众化、普及化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认为,下一步应该重点建设两方面机制:一是继续完善学术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鼓励更多的专家学者投入到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中,二是继续建立和完善面向社会的对外联系和对外沟通体制,在大学和社会之间努力建立各种沟通的管道、合作的平台,让学者更加贴近生活。
南方科大暂时栖身于启动校区。陈星星摄
64岁的朱清时壮心不已。 马启兵摄
一座敢闯敢试的改革城市，一所肩负“试验田”使命的大学，一个素以改革闻名教育界的校长，在中国高等教育急于寻求突破与改革的今天，这三个元素碰撞所形成的“化学反应”，让人产生了无穷的期待。而至今仍还未得到主管部门正式批复、“比想象中慢得多”的筹办进展，又充分折射出高教改革中的现实处境。
想打破办学常规，一步到位建成国际知名大学，是异想天开吗？
立志“去行政化”的高校，频遭“行政化”烦恼，原因何在？
首次在全球“海选”、没有任何行政级别的中国内地大学校长，能否探出高校新路？
筹建中的南方科技大学，终于迎来了办学新突破——9月30日，校园建设正式开工；同日，55名应聘者参加了首批教辅、行政岗位的公开招聘考试。
与8月底接受采访时的焦急不同，10月14日，正在北京会议中心参加院士研讨会的南科大校长朱清时，明显轻松了不少。这天上午，他又一次向教育部领导汇报了办学进展，心情颇佳。事实上，就在几天前，他已经急不可待地在应聘者中先挑选了5位校长秘书候选人，因为，“接下来将有大量的事情要办了。”
在长达三年零六个月的筹建、南下履职一年零一个月之后，朱清时、南方科大、深圳，乃至关注中国高教改革的人，此时此刻，有一种“大戏开场”的激动。来自南方科技大学的筹建进展，被解读为“释放了中国高教改革的积极信号”。
这所被教育部领导寄望为中国高校改革探路的新型大学，想探出一条什么样的路？对正在急于寻求突破与改革的中国高校来说，它会是一条期望中的“鲶鱼”吗？
在几次面对面采访后，我们近距离地观察着这所学校经历的一切，从中感受着中国高教改革之路。
深圳梦想
很少有一所地方院校的筹建，能像南方科技大学这样备受关注。
2007年3月，深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定筹建南方科技大学，目标是参照一河之隔的香港科技大学，计划经过若干年努力，办成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初步设想无论研究轨道还是教学轨道上的师资，50%以上由海外引进。希望培养大量的科技创新型人才，为深圳提供强大的动力。
即使放眼世界高校建设史，香港科技大学也绝对是个“传奇”。1991年才由香港斥资近20亿美元打造的理工科研究型大学，仅仅十几年，就已经在世界大学排名榜上跻身百强，一些专业甚至处于世界一流。
而这所学校崛起的最重要因素，人们普遍认为，一是办学理念国际化，半数以上师资来自海外；二是采取了“教授治校”的办学方式。
建一个深圳版的香港科技大学，几乎是这个特区不假思索的选择。
同样怀揣梦想的，还有中国高等教育。
中国高校在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壮大发展后，也留下了一些隐痛。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即为典型。2005年，中国科技大学创始人之一、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院士曾这样感慨：“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话也许有点刺耳，但中国大学的同质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的不足，确实成为公认的现状。朱清时也只能无奈。
朱清时：以我多年大学校长的体会，很难。因为，现在高校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太僵化了。“官员化管理”的色彩太浓。
朱清时，中科院院士，无论是在科研领域还是教育界，都鼎鼎大名，于1998年至2008年期间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这几年，他以教育改革而为公众广泛熟知。而在他看来，当前中国难有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要原因，在于“学校官僚化，教授官员化”，是在以行政思维而不是教育规律指挥与管理学校。
朱清时：教育有其特定的规律，教育必须由真正懂得教育客观规律的人来管，按照科学的规律来办，这样才能办好。
筹建中的南方科技大学，一开始就显现出了“去行政化”的试验性。2008年，深圳开始为南方科技大学挑选创校教育家。这场挑选之所以引起轰动，因为它通过海内外猎头公司，在全球“海选”出200多名校长候选人。
朱清时：这在中国内地还是第一次。要知道，现在大学校长都是上级任命，且不少过去是行政官员。深圳这个改革很有魄力。我很佩服他们的勇气和思路。它显示了一个办学理念：大学不是先盖大楼，而应该先引大师，“以校长招聘为核心，先确定校长，再会同校长商定其他人才招聘”，校长对人才的自主权力被前所未有地扩大。
但朱清时没有想到，不久后，自己竟在这场“海选”中进入深圳视野。当时，深圳方面邀请了教育界专家、学者、官员组成校长评审委员组。根据南方科技大学的定位，确立校长选拔标准——这个人必须同时是科学家、管理学家和教育家，200多名候选人经过几轮筛选，变成了一份10人名单。最终，朱清时以全票当选。
朱清时：我一开始有些犹豫，但最终打动我的是一位院士的话：“我们这一代人，追求教改追求了这么多年，条件总是满足不了，到退休了都很遗憾。现在深圳这些条件都具备了，让我们干，也只有深圳具备所有这些条件。”
深圳具备的不仅仅是雄厚的财力，更有“敢闯敢试”的特区精神。早在1983年筹办深圳大学，市政府就拿出5000万元建校区，从筹建到招生，只花了8个月，和当年国贸“三天一层楼”的速度同时被誉为“深圳速度”。此后，学生交费上学、勤工俭学、毕业生不包分配、教职工聘任制、学分制等教育改革，每一次都震动全国。
而这一次，深圳和朱清时的“野心”，则是要在南方科技大学里“去行政化”，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回归大学的本来面目——变行政主导为学术主导，由官员治校转为教授治校。以一系列的招生改革、院系设置、教研模式，打造一个精英化的科研型大学。
“南科”尴尬
不过，出乎深圳和朱清时意外，一心要“去行政化”的南方科技大学，却遭遇了一系列的“行政化”挑战。
听起来不可思议。按说，深圳政府既有改革的意愿，也不缺改革的财力；朱清时既有改革的坚定，也不缺改革的思路。但双方携手，却发现，原来“合作”与“创新”的过程，也许还要经过“磨合”与“习惯”，甚至是——“妥协”。
朱清时：一项新事物的建设，一定会与现有体制、机制不同，遭遇阻力。我预想到“吃螃蟹”会很难，但困难和烦恼来自想不到的地方。
让朱清时“想不到的”，是些什么事呢？朱清时举了一次行政楼修缮的经历。深圳政府将原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划给南科大作启动校区。验收时有人报告，教学楼楼顶漏水。朱清时想也没想，就吩咐明天找人来修。
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却拖了一个多月还没有动静。朱清时急了，下属的解释更让他哭笑不得——按照深圳市的规章制度，这件事先得找人评估，评估之后招标，而且一定要有3家以上公司投标，中标之后定合同，报深圳市财委申请经费。
朱清时：一个月的时候，投标还没搞呢，哪谈得上修理？我去找市领导，这种事情都要花这么长时间，我还怎么建学校啊？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深圳形成了一套严谨的行政化管理体系，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之一。但此时，这套体系竟也带给朱清时诸多“想不到”的窘境。甚至，他连买一台办公电脑都很费事，需要两个月左右的“走程序”。
朱清时：这套体系防止行政出错，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有效的。但对于南科大这样的新生事物，要买的东西太多了，没有自由支配的经费，寸步难行；而且很繁复，一件事情都要拖很久。
在朱清时的计划中，今年9月，南方科技大学的“筹”字将拿掉，并进行招生。7月，学校方面甚至喜出望外地对外发布“招”到了第一名学生——来自山东泰安的10岁“神童”。然而，令他稍稍有些失望的是，由于学校未获得教育部的正式批复，还没有资格招生。这对于年过花甲、校长聘任期为5年的朱清时来说，也有一些“时不我待”之感。
去年年底，教育部将南科大的教改建议为“一场全国试验”。今年5月，原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率教育部专家考评组对南科大进行考评，肯定南科大在引进人才、运行、招生、管理体制等各个方面提出了创新思路，对全国高等教育发展具有启发意义。而今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鼓励高校改革，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
朱清时觉得，自己赶上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机遇。而社会各界，也把南科大的筹建试验看成一块“试金石”，成为教育改革者与守旧者攻防的标志之一。
其实，对教育管理部门来说，南科大的办学思路，又何尝不是向现行的高校设置等规章制度发起冲击和挑战？
根据规定，高等学校的设置，必须从大专开始，然后是学院、大学，要按部就班地发展，然后再申请博士点，十年、二十年才能成为研究型大学。但是，南科大的目标，却是一步到位建成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
朱清时：南科大既挑战了既有的教育制度，也挑战了政府现行的审批模式。可以说，所有的规章制度都“失灵”了。又该怎么办？南科大的筹备者在焦虑中也有信念：新兴事物遇到的矛盾和冲突，反而会成为推进改革的最大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