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成立暨第九届国家督学聘任工作会议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日，新中国第一部专门的教育督导法规《教育督导条例》正式实施。１０月１１日，新中国最高规格的教育督导机构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成立，首批聘任１７１位国家督学。这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颁布后，教育改革与发展历程中的又一里程碑。
制定专门法律：深化教育督导改革的根本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教育督导条例》对教育督导的适用范围、原则、机构、队伍、实施及法律责任等作出明确规定。从此，教育督导有法可依，教育改革与发展更添动力。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王湛指出，《教育督导条例》的颁布实施，有利于完善教育的基本制度，形成与决策、执行相协调的更为有力的教育督导制度，推动全面贯彻落实国家有关教育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有利于加强依法对各级政府履行教育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的监督，推动政府依法行政，切实履行所应承担的教育职责；有利于充分发挥教育督导对各级各类教育的监督保障作用，督促学校依法办学，按照教育规律办学，提高教育质量；有利于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的教育价值观、质量观和政绩观，共同营造促进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的教育氛围。
创新体制机制：深化教育督导改革的关键
教育观念相对落后，内容方法比较陈旧，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素质教育推进困难；教育体制机制不完善，学校办学活力不足，教育结构和布局不尽合理，城乡、区域教育发展不平衡。教育投入不足，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尚未完全落实……
这些当前教育改革与发展亟待破解的难题，也是教育督导工作必须突破的瓶颈。
多年来，我国教育督导事业取得历史性进步。全国建立中央、省、市、县四级教育督导机构，形成一支专兼职结合的督学队伍，督导人员近５万人，其中专职近２万人。
但是，必须清晰看到：当前我国教育督导机构设置、队伍建设和督导方式，依然不适应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为此，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要“完善督导制度和监督问责机制”“探索建立相对独立的教育督导机构，独立行使督导职能”。
各地通过试点，积累并总结一批教育督导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国务院成立教育督导委员会，负责对全国教育工作进行监督、指导和监测、评估。
这是汲取国际先进经验、富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又一次制度创新：将教育督导上升到国务院层面，既可以确保督导工作的独立性、权威性，又能够形成多部门合力，确保督导工作的有效性。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成立暨第九届国家督学聘任工作会议指出，当前，要完善政府教育工作督导评估机制，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完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机制，着力促进教育公平。完善学校督导评估机制，扎实推进素质教育。完善教育质量监测机制，改革教育评价模式。完善督导报告和整改问责机制，强化督导效能。
加强队伍建设：深化教育督导改革的保证
从保障“两基”历史任务的全面完成，到推动国家重大教育政策项目的实施，从促进教育教学质量和学校管理水平的提高，到督促教育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再到积极开展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广大教育督导工作者为促进国家教育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的落实、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教育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一支专业化的督导队伍，更有助于教育质量的提升。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指出，我们把国家督学看作教育部长的参谋和顾问，重视发挥国家督学的作用。历届国家督学积极参加各项督导活动，调查研究活动，深入基层，不辞劳苦，为推进我国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改革与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新组建的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以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求为导向，遴选聘任国家督学。他们从人数上比上届增加近一倍，从层次上涵盖各级各类教育，从范围上吸纳多个部门、多个领域，从结构上实现行政管理、教育科研一线并重，中央、地方并重，各级各类教育并重。从此，教育督导的实施机构更加权威，教育事业的督导规范将更加深入。
要坚持把教育督导工作放在经济和社会对教育宏观要求的大背景下去开展工作，使自己成为有较高理论素养和较高政策法律水平的教育专家；要与时俱进，创新督导理念、组织形式、工作机制和工作方法，增强教育督导工作的预见性、可操作性和科学性；要关注教育改革发展的热点、难点，深入调查研究，及时向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提供有分量的决策咨询报告……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成立暨第九届国家督学聘任工作会议作出的部署，这是教育督导队伍的职责与使命，也是教育督导改革的目标与方向。
国家督学线联平说：“我们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敢查实情，敢讲真话，规范高效地履行监督、检查、评估、指导的职责！”
中国第一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美合作创办大学——上海纽约大学于10月15日正式成立。
该校是上海高等教育国际化办学的标志性项目。根据规划，首先启动硕士学位教育，到明年秋季招收第一届本科生，总计300人，其中，中国大陆学生151名，国际学生149名。
学生将获得纽约大学学位证书和上海纽约大学学位证书即毕业证书。
上海纽约大学于2011年1月19日正式获中国教育部同意筹建，由华东师范大学和美国纽约大学联合创办，被视为中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一个亮点。
该大学的学生在本科学习期间，至少有一到三个学期海外游学经历，学校将采用全英文授课，培养跨文化环境的国际化人才。学科专业方面，主要考虑纽约大学本身在国际排名最前的学科，比如金融学、应用数学、经济学等学科。
上海纽约大学首任校长是俞立中，他曾是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康奈尔大学原校长、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创始人杰弗里·雷蒙（Jeffrey Lehman）出任常务副校长；两位副校长分别是美国纽约大学副校长李玫和耶鲁大学神经生物学教授汪小京。
俞立中表示，“上海纽约大学的定位是非营利性教学机构，要让来自贫困家庭的优秀学子也能有上世界一流大学的机会。”为此，校方将提供奖学金给优秀学生。
被称为教育的“活化石”，引领了一个时期的中国基础教育。直至耄耋，思想仍在前沿，他戏称因为70岁闯过鬼门关后，又拥有一次生命
7月17日，上海华东医院。著名教育家，原上海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吕型伟完成了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所有使命，安静地离开了，享年95岁。
获悉吕型伟过世的消息，上海市教委巡视员尹后庆十分悲痛，当年吕老提携后生的情形又一幕幕地出现在眼前。他饱含深情地写下了这样一段缅怀吕老的文字：“他是一位把人格魅力、生命感悟和精神追求完臻地糅合成教育睿智的世纪老人。从独自撑起一所乡村学校到运筹跨越世纪的教育变革，他始终在宽广的现实背景和历史跨度中，用思想引领实践，用行动把握未来。”
吕老是一位豁达宽广的人。在他的晚年生活中，每每精神矍铄地出现在大家面前，并思路敏捷地引领着教育前行方向的时候，大家都会感慨：一位耄耋老人的思想为何如此前沿？而吕老也总是风趣地回答大家：“我是拥有两次生命的人，70多岁时突发脑溢血后，医生从我的脑袋里‘放了血’，被‘洗了脑’之后的我出现了一连串的‘新现象’，黑头发长出来了，老花眼不见了，吃得下、睡得着，仿佛回到了年轻时代。”话音刚落，全场掌声，大家在感佩中寄托着无限祝福：“愿您在教育的世界里，精彩活上两辈子”。
传奇的教育人生
吕型伟常语出惊人，他常说：“人云亦云不云，老生常谈不谈。否则怎么出思想、出人才？”
1918年，吕型伟出生于浙江省新昌县大明市镇藕岸村，父亲早早去世，靠母亲一人维持生计。但这位乡下母亲却非常有眼光、有见识，她咬紧牙关也要供孩子读书。
8岁，吕型伟入小学；13岁，考取了浙江省新昌中学。他从小就喜欢阅读，读中学时，校长见他喜欢读书，干脆就把学校图书馆交其管理。于是，他几乎是在图书馆里度过了自己的中学生涯。
“那时，我们不想考高中，我们想到苏联去，1935年看到邹韬奋写的《萍踪寄语》，我一看，世界上还有那么一个好地方，三个人说好了，找个工作筹点钱，从新昌步行到苏联去。于是我去办了一个小学，那时我17岁。”
17岁的吕型伟才初中毕业，就只身一人来到白岩村的山沟里，经过挨家挨户地上门宣传，居然招到了81个学生，借了一座破庙作校舍，办起了白岩小学。学生最小6岁，最大的18岁，比吕型伟这个当老师的还大。吕型伟说：“是我办的，我就当上了校长，但是这个校长是没人可以领导的，就是我一个人，校长我当，教师也是我当，烧饭也自己烧，打铃也自己打，就是这样一个大校长。”
一年以后，吕型伟终于明白走路去苏联的想法是幼稚的，而且感觉自己这个娃娃校长当得也不太像样，于是有了进一步求学的念头，但教育救国的思想却深深地扎下了根。
“我的经历中唯一与众不同的一点，就是先当校长，后当教师。”1946年吕型伟大学毕业，来到了上海，他在地下党开办的省吾中学教书，并加入了共产党。
上海解放后的第三天，吕型伟奉命与教育家段立佩一起去接管国民党势力很强的市东中学。当时，全市有26所公立学校，其中市东中学的政治情况最复杂。校长姜梦麟是国民党上海市三青团的头面人物，每天坐着黑色汽车威风凛凛地出入学校，保镖带着手枪跟在后面。
后来，姜梦麟投降，但国民党不少骨干分子依然隐藏在师生中伺机作乱。6月30日，段立佩、吕型伟正式上任，接管大会开得很顺利，那天吕型伟穿了一套西装，坐在底下的师生都很诧异，为什么共产党派来的校长没穿军装呢？谁曾想眼前这位校长可是从浙江大学师范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年仅30岁的吕型伟早在14年前就当上了校长，只不过那时是自封的，现在可是陈毅市长任命的。
当进步力量逐渐控制了局面之后，就开始公开建团、建党，要求进步的学生越来越多，上海的中学中最难攻克的国民党堡垒被完全攻克，获得了新生。
上世纪50年代是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吕型伟没日没夜地搞教改，抓质量，亲自上课示范。当时因为学校容量有限，为了让更多的劳动人民子女上学，吕型伟费尽心思，创造了一种“三班两教室”的办学模式，就是用30个教室招收45个班级的学生。每个学生一周有两天全天上课，另有4天是半天上课半天活动，这样既能用足校舍，又能保证教育质量。结果这一做法迅速在全市推广，全市在不增加校舍的情况下，多招收了近1/3的学生。吕型伟在市东中学当了7年校长，使这所学校成为上海教育改革的一面旗帜。
吕型伟回忆说：“我的学生统计起来大概上万吧，有两点：第一，我还没发现在‘文革’中上窜下跳的学生，第二，到现在为止，我还没发现成为腐败分子的。我培养的学生基本能做到堂堂正正做人、实实在在做事。”
当校长出了名的吕型伟1956年起被调到上海市教育局，做市教研室主任、普教处处长，一直到副局长。有人替吕型伟打抱不平，这么有才干的他为什么官没有做得更大些？有人说他生不逢时，因为“文革”结束时吕型伟已60岁了，也有人说他个性太强，得罪了不少人。吕型伟自己却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把手都在抓政治运动，我倒是有机会一直在搞教育改革，这反而好，我首先是个教育工作者，而不是官员。他深入基层培养教师，手把手地辅导他们，像于漪、高润华、袁榕、倪谷音等这些全国著名的教师、校长，都是吕型伟发现并一手培养起来的。
吕型伟常说：“我这个人喜欢动，在位的时候也喜欢往下跑，办公室不太坐的，走到哪里讲到哪里，在大大小小会议上讲话，人家也喜欢我讲，讲真话、实话，不讲官话、套话，讲的都是业务上的事，所以我觉得我是个业务干部，不是政治干部。”
吕型伟喜欢说话，忍不住就要表态，他说话有人爱听，也有人不太爱听，因为他常语出惊人。他常说：“人云亦云不云，老生常谈不谈。否则怎么出思想、出人才？”
“文革”结束以后，中国教育迎来拨乱反正的“春天”，百废待兴。1978年冬，吕型伟以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的身份到法国访问，以后接连去了日本、美国考察。国外先进的教育教学理论和技术拓宽了吕型伟的眼界和思路，他把课堂教学称为传播知识的第一渠道，将课堂教学以外的信息渠道称为第二渠道，提出二者应该并重，于1983年发表一篇题为《改革第一渠道，发展第二渠道，建立两个渠道并重的教学体系》的文章。
文章发表后，引起了轩然大波。从上海市到教育部，不少教育界的领导公开表示反对。吕型伟又写了一篇《再论两个渠道》，寄到教育部主管的理论杂志《教育研究》。主编拿到文章，不敢做主，请示刊物主办单位中央教科所的所长。所长看了后说：“老吕是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我也是副会长，我没有资格审查他的文章。”主编只得又将文章送给分管刊物的教育部副部长，副部长觉得文章没有错，但不便表态。绕了一大圈，最后主编狠狠心：发！文章一发表，立即引来一番争论。
当时，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学生念的是一样的教材，考的是一样的题，叫做“一纲一本”，下面无权改动。吕型伟觉得，中国各地发展极不平衡，用同样的课程和教材来教，又用同样的考题来选拔，显然不科学。当时他担任全国教育部课程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在一次讨论全国课程教材的会上，他正式提出了“多纲多本”的主张，当场就有人反对。他坚持自己的观点，据理力争。最后达成妥协：搞“一纲多本”，即教育部制定统一大纲，在大纲指导下可以编多种教材。
但新的问题又来了，教材可以自己编，但高考还是全国命题。如此，新教材怎么编？编了谁敢用？吕型伟为上海教育作出的另一大贡献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想方设法争取到了上海高考自主考试权。到2002年，上海获得高考独立命题权17年之后，北京也加入了高考自主命题的行列。至2006年高考，全国共有16个省市试行自主命题，占居全国省份的半壁江山，“全国一张卷”的局面被彻底打破。吕型伟敢为人先、敢于探索的精神，在中国教育界有口皆碑，正是其开放且包容的胸怀，刚毅且敢于承担责任的勇气，有力地促进了上海乃至全国教育的发展，可以说上海的教育史铭刻着吕型伟浓厚的个人印记。
前沿的思想高地
现在是地球变暖了，人心变冷了。德育是未来教育的最大难题，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担心，是个国际性的问题。
虽然这位人称当代基础教育“活化石”的老人，早在20年前就离休了，但吕型伟仍一直活跃在中国基础教育的阵地上，更重要的是他始终在思考着中国基础教育何去何从的问题。
吕老对教育的研究是从研究蚂蚁开始的。
他从小就喜欢研究蚂蚁，后来从事教育工作，就开始观察和研究人的特性了。蚂蚁当然不能与人相提并论，但蚂蚁很聪明，它同人类一样，是一种组织严密的社会化动物。作为教育工作者，研究对象就是自称为万物之灵但又未脱动物共性的人。人类一贯妄自尊大，不愿意把自己同小动物混为一谈，但往往被自己营造的光环所迷惑，使教育步入歧途。比如当前的独生子女现象，家长们认为他们的孩子个个都是天才，长大都能当总统。但如果我们能还人类特别是儿童一个本来面目，我们也许会更客观、更理智地认识儿童，从而使教育工作更符合客观规律，更有实效。
他说，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使教育正面临重大而深刻的复苏。一种崭新的教育将在世界诞生，从而取代产生于工业时代一直沿用至今的教育模式。这种新教育模式将建立在两个全新的基础之上，其一是信息技术，其二是脑科学。一个是教育的物质基础与外部条件；一个是人类对自身的发现，可以说是内部条件。两者结合，将使教育产生一个飞跃，最终使人的潜能得到极大开发。
他认为，人们只知道有金矿、银矿，却不知道还有一个深不可测的、比金银更宝贵的“脑矿”。21世纪教育的最高目标就是使“脑矿”得到最有效、最充分的开发。人脑有140亿个神经元、9000万个辅助细胞，能储存1000万亿信息单位，相当于5亿册图书。显然，这个矿目前远未得到开发。人除了大脑，还有一双被科学家称为“第二大脑”的手。就是这两个器官，使人类与其他动物拉开了差距，值得好好研究。
当谈到未来教育发展问题的时候，吕老最担心的总是德育问题。
他有这样一段话让人印象深刻：“现在是地球变暖了，人心变冷了。德育是未来教育的最大难题，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担心，因为这是个国际性的问题。如今人类可以享受科技带来的成果，可以让飞天不再是梦想，可以克隆自己的生命，但是有一个问题无法解决，那就是德育。目前人类的道德不是在进步，而是在滑坡。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总是想我们的教育成果到哪里去了？”
他认为，十几年来，我们的德育工作效果不明显，主要原因是德育工作者观念保守，对道德内涵的理解太狭隘，而且充满功利主义思想，忽视了有深厚积淀的人文精神基础；方法简单，形式主义与浮躁现象充斥，满足于短期效益。
他风趣地打着比方：你们见过农村田地里用的薄膜吧！外面天寒地冻，里面温暖如春，薄膜为农作物创造了适宜的生长环境。德育工作也是一样，要给孩子创造适宜的好环境，要营造人才成长的小气候。可以从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学校、一个社区入手，营造一个优良的小环境，就像大棚一样，让“小气候起大作用”。
近年来，吕老一直在思考创新的问题。他说，在改革与发展的大潮中形式主义与浮躁的现象相当严重，我称之为浮肿病与多动症，口号不断翻新、模式层出不穷，仔细去检查一下，除了向你展现那一点形象工程以外，大都是文字游戏，其实一切照旧。我也曾说过这一场教育改革如果最终失败的话，原因大概就出自上面讲的两种病。病因是多样的，有的是为了出名，有的是出于无知，好像田径运动员，不知道世界纪录是多少，却自吹自己破了世界纪录，岂不要让行家笑话？
基于这样的忧思，他向时任上海市教科院副院长顾泠沅建议，希望参与教育部重点课题“面向未来的基础教育学校研究”课题组的同志要学习一点教育史，主要是教育思想史，特别是有代表性的人物及其代表作。
他常常感慨地说：“我虽然也努力学习教育理论，也努力在第一线实践，并力图有所创新，但现在回过头看，真正创新的、超越前人的几乎没有，我只是不停地学习、实践、探索，在传统派与现代派之间摇摆，如此而已。我深感进入信息时代与脑科学时代，教育肯定会有重大突破，从理论到实践都会有所突破，可我已没有机会了，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这一代，希望你们第一要学习，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第二要实践，要自己去办学；第三要多调查，多到处看看；第四要关心社会的变革与其他科学的发展，“教育思想常常出在教育以外”。
无尽的生命延续
他的思想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后辈晚生，他的生命在更多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们身上延续。
一个教育工作者最大的生命价值是什么？就是他的思想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后辈晚生，就是他的生命在更多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们身上延续。吕老就是这样一位令人高山仰止，却又永远让人去学习和追随的教育家。
在吕老晚年，他将自己横跨5个“五年计划”的教育部重点课题“面向未来的基础教育学校”交到了顾泠沅手中。顾泠沅感受到的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不敢懈怠地继续前行。
说起吕老对他的影响，这位上海教育功臣动容了。他说，首先是堂堂正正做人，实实在在做事。吕老强调人的自主创造精神，认为不能在物欲和规范之间，泯灭了人的创造与个性。我曾经问过吕老这样一句话，“你有过仇人吗？”他说：“没有。”我知道，他在“文革”中也有过委屈，但他付之一笑。吕老为人为学的指标，可谓“和而不同，为而不争，宠辱不惊”。
其二，把教育事业和做学问联系在一起。当前的教师队伍，吕老的评价是“三有三少”：“有专业，少文化；有学科，少功底；有责任，少魅力”。在中国教育发展的节骨眼上，吕老都有自己的说法，疾风所至，锐不可当。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开发潜能，发展个性，教育社会化”的主张。针对教育界的形式主义与表面文章，吕老形象地指出三点，“浮夸、浮躁、浮肿”。对一些所谓素质教育的做法，吕老讥之为“多动症”，提出“基础教育必须返璞归真”的主张。他的文章不长，但都是干货。面对新世纪的中国教育，他指出其三个方面的症结，“应试至上；道德危机；人才出不了”。在教育部会议上语惊四座，“发展是硬道理，但硬道理也得讲道理不是？”吕老不赞成教改上搞“一刀切”，他认为，“学校教改应该是多样化的、原创的、立足自身的”。不规定预定的路线图，提倡“摸着石头过河”，不赞成盲目跟风。
其三，读书与云游。吕老做学问和我们不一样。两个特点：一读书，二云游。看很多书，野书和闲书，广读博览。80岁以后，仍然把读书看作人生的第一乐趣。吕老读书，并不拘泥于教育，从经济到文艺，广泛涉猎，寻找教育灵感。他说：“校长要具有教育思想，工夫在教育学之外。”前些时间，吕老还在研读两本书，《不确定性的科学》和《教育学的迷茫》，还在思索，如何从教育制度的视角去分析中国人为什么缺乏创造力。
其四，豁达乐观的胸怀。在吕老90岁高龄时，医生不允许他出来，但他还是喜欢去学校。关于他的长寿，吕老有段诙谐的说法：“为什么长寿？第一，是要睡过棺材；第二，是开过颅。”当年在安徽搞土改，没地方睡觉，吕老是在一口棺材里睡过觉的。睡过了，就不怕了。前几年，吕老曾经做过一次脑外科手术，脑袋上凿了一个筷子眼大的小洞，手术很成功。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吕老认为，教育是一个“不确定系统”，提出“摸着石头过河”。然后说，“摸着石头过河，那么，石头在哪里呢？”他用风趣幽默的话语提出了最关键的问题。回答别人提问的时候，吕老用这样的三句话来概括自己的一生：“我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我做过不少蠢事，一些错事；我还在探索。”吕老说的探索，不是空话，他研究教育史，注意到了教育史上的“钟摆现象”，找出了几组核心的矛盾，给出自己的结论——“在四对矛盾之中，寻找中间地带”。
顾泠沅的感悟代表了很多教育工作者的心声。吕老的为人为学，意境深远，理论恢宏。继往不守成，创新有所本，一个有生命的思想在延续，生生不息。
教育主张
上世纪50年代首先提出创办工读学校。
1978年，在上海重建青少年科技指导站。
1979年，针对中等教育结构单一的弊病，提出应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并在上海办起七八十所职校。
上世纪80年代，在上海南汇等郊区县开展农村教育改革探索，提出“农(业)科(学)教(育)统筹，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结合”的观点，被中央接受。
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健身体育，反对单纯的竞技体育。
1984年，为了配合课程改革，为上海争取了高考自主权。
1984年，建议把“三个面向”作为教育的指导思想推向全国。
从1985年始，探索面向21世纪的教育模式，逐步在全国18个省市建立了教育试点示范学校，开展实验近20年。
1991年，提出了弘扬传统美德的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