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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取消合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搞自主创新的民族企业至今得不到合资企业的优惠政策，上交国家的税更多。创新型民族企业解决工人就业没有副作用；而合资企业，只挑选我方的精兵强将，造成中方许多工人失业。”科技部科技干部局原局长金履忠大声疾呼，国家要大力支持自主创新的中国汽车企业，政策要落在实处。
记者：目前，国家大力提倡提高全民族的自主创新能力，对于中国的汽车产业尤为重要。今年我国的汽车产业产量与销量有可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中国的汽车产业在全世界越来越多关注，但如何改变过去20年中国汽车业的“以市场换技术”的现状，业界说法不一，请问您的观点？
金履忠：“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与跨国公司合资，对提高我国的制造技术和管理、营销水平起过较大的作用，我国的汽车商品，特别是轿车商品确实提高了一个档次；但全面看，副作用太大。
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号召自主创新，把它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但我认为在我国的汽车工业，批判“以市场换技术”者有之，歌颂“以市场换技术”者也有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何看待，我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首先，“以市场换技术”虽有较大收获，但我国吃亏太大，得不偿失。
当初提出“以市场换技术”的目的，是向外方让出市场，通过合资，消化吸收换来的技术，最后开发出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车型。20年过去了，实践的结果是，极为宝贵的资源——轿车市场的绝大部分(约90%左右)轻易地让出去了，但掌握先进技术，开发有中国品牌轿车的目标，基本上没有达到。
记者：“以市场换技术”换来了什么样的技术？
金履忠：换来的虽比我国原有的技术先进得多，但实际上是在世界上已进入成熟期、衰退期的，甚至是马上就要淘汰的技术，真正先进的技术并没有换来。上海大众1985年一开始生产桑塔纳轿车，德国大众就把这个车型淘汰了，20年来他们已换型四五次，可是上海大众至今还在生产这种主机未变的落后车型。第二，换来的仅限于一般制造技术，并不包括产品开发方面的技术，例如，五十铃柴油机和铃木摩托车都曾引进一定的设计技术，但轿车工业没有通过合资引进设计技术。因此合资20年，所有合资厂都没有开发出一个新车型，就一点也不奇怪了。第三，就制造技术来说，换来的也只是大路货，真正先进的核心技术(如内高压成型、激光焊接等)我国一般都没有得到。弗农(Vernon)的产品周期理论也说明，跨国公司搞的合资公司不可能采用最先进的技术。他的产品周期理论认为，只有产品到了成熟阶段之后，跨国公司才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生产。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了合资企业，同时又向中国出口同样品牌的产品，就是因为出口的商品技术更为先进。第四，换来的这些制造技术，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这个问题影响太大了。
日本友人伊藤宗太郎10年前就说过：“中国似乎过多地希望外国企业转让技术，但是依靠外企能否实现技术转让，值得怀疑。”
实行“以市场换技术”，与跨国公司合资，外方占领我国市场的目的达到了，我方得到的东西实在太少，损失实在太大，基本没有达到目的。充分说明这个政策对我国是弊大利小、得不偿失，是不成功的。
记者：合资还对我国汽车产业带来什么问题？
金履忠：首先，合资的汽车工业难以成为支柱产业。汽车工业能带动许多相关产业的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所以是支柱产业。但合资的汽车工业却很难起到这个作用。如北京与现代合资后，我方企业原有设备全部弃置不用，又从韩国进口(国家的机床设备产业大体有一半用于汽车工业，这样的合资对我国的机床工业打击太大，也大大增加了合资企业的成本)。一辆索纳塔，只四个轮子、一个电瓶是中国造的，其他全都从韩国进口。这样的汽车工业，能带动我国的相关产业，起到支柱产业的作用吗？
其次，尽管外方的股份没有超过50%，由于外方掌握了知识产权，企业的领导权、话语权实际上都掌握在外方手上。比如企业要害部门的主要职务、产品的质量认证和鉴定、工厂的设计和委托、协作配套厂的选定、产品的改型和设计费用、进口散件的数量和价格、进口设备的选定和价格等等，全由外方说了算。以为各占50%的股份，双方就是平等的，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我们不看表面现象，而看本质，那么，合资企业实质上是跨国公司设在中国的加工车间，外方是事实上的老板，我方只是打工者。
第三，合资扼杀了自主创新，使我方的技术人员不能实现自己的创新思想。通常合资公司有两种情况：一是没有开发机构，如上海大众成立时就没有；一种有开发机构，但实际上并不搞开发，如一汽大众的产品工程部，名为产品开发，但实际不搞。它的“头脑”——开发机构留在母公司了，合资公司在体制上就被阉割了开发能力。因此合资20年，没有一个合资厂开发出一个新车型，就一点也不奇怪了。跨国公司制定的“技术锁定战略”，就是为保持它们技术上的竞争优势，从而设置种种障碍，限制发展中国家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我方派到合资企业的技术人员，大都很优秀。由于合资企业不搞自主开发，除了离开，就不得不改行，有的甚至变懒了。
第四，合资企业攫取暴利，大头被外方拿走。合资企业生产的轿车价格，曾高出国际市场1倍以上，从而攫取暴利。这些暴利大头被外方拿走，它们的收益约为我方的五六倍(甚至合资企业亏损，外方反而赢利)。因为除按股分红外，外方还得到技术转让费、CKD散件及设备进口、国产化零件的认证费等等许多收益。于是就出现这样的怪现象：2003年德国大众在中国合资生产的轿车，只占它全球产量的14%，但利润的80%却来自中国(美国高盛公司报告)；通用公司在美国卖一辆车赚145美元，在中国却赚2400美元(2004年年报)。国家和老百姓于是蒙受了巨大损失。通用公司总裁墨非说：“中国得到的是GDP，我们得到的是利润。”说得多么深刻、多么尖锐啊!
第五，合资拯救了跨国公司，但有的跨国公司还千方百计扼杀我民族工业。恰似伊索寓言《农夫与蛇》中说的，农夫把冻僵的蛇抱回家，蛇苏醒过来，就咬农夫(跨国公司虽未冻僵，但有些正在走下坡路，却是不争的事实)。中国正在成为寓言中的农夫，奇瑞、吉利则是农夫的小孩。吉利被丰田控告“侵权”；奇瑞被通用控告“侵权”。它们都没有站得住脚的理由，以侵权为名，行打压民族工业之实。因为民族企业进入中国汽车市场，它们就不可能为所欲为了。
第六，国有企业合资后，丢掉了我国的优良传统，使一些干部丧失了锐气、志气和上进心，破坏了企业的和谐发展。例如企业一把手与普通工人工资的差别，从合资前的四五倍扩大到五六十倍；同一级在职干部和离退休者的工资差别，从不到一倍扩大到十几二十倍。在合资企业，指导企业的理论基础，已由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创造价值”改变为“利润是管理者、销售人员创造的”，因此他们理应获得高薪。于是干部与工人、干部与干部的关系变得相当紧张，原来比较和谐的气氛被合资人为地破坏了，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不利于一个大国的安定团结。
合资本来的目的，是消化吸收引进的技术，提高自主开发能力，开发中国品牌的车型。中方为此曾作过努力，也有过火花，例如，一汽的汽研中心曾成功地为捷达车的尾部改型，还开发过“三口乐”小轿车；二汽的技术中心开发过“小王子”轿车，并为爱丽舍轿车的改型作过积极贡献。
后来由于外方坚决反对，于是知难而退，放弃消化吸收再创新的目标，变为只追求国产化率和扩大企业的规模。到后来，有的管理者甚至编造种种神话：什么开发一个车型“要20年”、“需要20亿美元”、“要几代人的努力”、“要耐得住寂寞”等等。总之，在他们那里，轿车的“自主开发很难，不搞自主开发有理”。合资使这些企业管理者丧失了不甘落后的骨气、为国争光的志气、敢于与跨国公司竞争的勇气。
透过上述事实看本质，能说这样的合资企业是“中国的企业”吗？如果说它是跨国公司占领中国市场、控制中国汽车工业的工具，不是更为切合实际吗？郭孔辉院士把这种合资比喻为抽鸦片治病，我看很有道理。
记者：创新型和技术依附型两类产业和两类国家的区别是什么？
金履忠：首先看两类产业的比较：
(1)在税收和工人就业的问题上，创新型企业比合资企业搞得更好。有人津津乐道合资企业的好处就是提供税收，解决部分工人就业。但是，在这两方面创新型企业比合资企业做得更好、贡献更大。因为搞自主创新的民族企业至今得不到合资企业的优惠政策(所得税两免三减，进口设备免税，进口散件减税)，上交国家的税更多。创新型企业解决工人就业没有副作用；而合资企业，只挑选我方的精兵强将，造成中方许多工人失业。
(2)收益比较。在合资企业内部，中外双方的收益大体是1∶5左右，80%以上被外方拿走。而创新型的民族企业，100%属于中方。
(3)民族汽车工业拉动的主要是中国的经济，而合资企业拉动的主要是外国的经济(因设备和零部件大部分进口)。
(4)民族企业自主开发的轿车，多数符合节约型社会的要求(主要为小中排量)并且大量出口轿车，奇瑞还到四五个国家去建设了中国品牌的轿车厂。可是所有的合资厂，至今还没有一个真正开发过一个新车型，其他的就更不用说了。
(5)价格对比。民族的轿车企业崛起之前，国内市场轿车的价格比国际市场高出一倍以上。保守估计，按2003年轿车产量207万辆、只比国际市场价格高一倍计算，国家和老百姓买车，一年要多花1000多亿元。民族工业崛起后，轿车价格大体下降了一半左右，仅计算这一点，民族的轿车企业对国家和人民的贡献就很大了。
(6)人才问题关系重大。我国的科技人员的创新能力在合资企业中逐渐退化，消蚀了锐气、志气和上进心，以至于影响到整个民族的科技创新能力的环境文化氛围。而民族企业则锻炼出了一支能打硬仗、有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优秀的管理和科技队伍，他们是振兴中国汽车工业的希望所在。合资企业的职工队伍，也是合资的受害者，我们诚恳地希望他们认真总结经验，找回中国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7)精神面貌。在自主创新的企业，有一股不怕困难、艰苦奋斗、昂扬向上的精神，人们和谐相处。在合资企业则很难看到这样的景象。
(8)创新型企业才真正是中国自己的企业；合资企业实质上是跨国公司为占领中国市场、控制中国汽车工业设在中国的加工车间。以为经中国政府批准、向政府纳税、解决了部分工人就业问题，合资企业就成为中国的企业。这是只看事物的表面现象，没有看到事物的本质。
总之，民族汽车工业，不仅自主开发了轿车、出口轿车并到国外建中国品牌的合资厂，在振兴我国经济等方面成就很辉煌，而且在降低轿车价格、锻炼人才队伍、振奋民族精神、培植企业的和谐气氛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要为民族汽车工业的成就欢呼，向民族汽车工业致敬。
再看创新型和技术依附型两类国家的对比。
(1)两类国家的汽车工业对比。巴西、阿根廷的汽车工业，走合资道路，技术依赖外国，成为跨国公司的附庸。日本、韩国的汽车工业都重视提高自主开发能力，成为跨国公司的竞争对手，不仅在世界汽车市场占有重要一席，而且在某些方面有凌驾于欧美汽车工业之上的趋势，说明自主开发大有可为。
(2)再看两类国家的经济对比。19世纪初，美国与阿根廷、巴西基本处在同一水平，都是人口少地方大。美国搞自主创新，经济成长为世界第一。日本、韩国学美国，也搞自主开发，经济发展也很快。阿根廷、巴西走与跨国公司合资的路线，逐渐沦为美国的原材料基地、工业品倾销地和廉价劳动力基地，经济差距越来越大。2004年，美国、日本、韩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分别为4.14万、3.71万、1.4万美元，而阿根廷和巴西仅分别为0.37万、0.31万美元，仅为美、日的1/10左右，比韩国也差得很远。
正反对比，无论一个产业还是一个国家，只有自主创新才能掌握主动权，取得实实在在的发展。相反，与跨国公司合资、搞“以市场换技术”、技术依赖外国，只能做到表面繁荣，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振兴。
记者：您如何看待对外开放？
金履忠：首先，我认为业界有一种片面理解就是：“开放等于引进外资，引进外资等于与跨国公司合资”。我认为，开放的实质是，学习外国的先进管理和技术。只要达到这个目的，可以不必引进外资；即便引进外资也可以不必与跨国公司合资。
在这方面，汽车工业有很好的样板。除奇瑞、吉利、哈飞、长安的自主创新外，还有只引进资金、购买技术，不搞“以市场换技术”，不与跨国公司合资的成功典型。20世纪80年代中期，原天津汽车工业公司没有要国家投资，只向科威特贷款1000万美元，以其中100万美元购买了日本大发的技术，取得了知识产权，从而生产、改进夏利轿车，滚动发展，20年来，几乎年年赢利。至今在我国轿车工业中销量排名第六，在小排量轿车中排第一。他们这种模式的很大特点是掌握了知识产权，从而有权搞技术创新，产品不断改进；这与合资企业外方不许搞技术创新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如果不搞技术创新，几年十几年一贯制，也是不行的。
但遗憾的是，天津这种只引进资金、购买技术的模式并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大力推广，却去与跨国公司大搞合资，为什么这样做呢？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甚至有人说：“改革开放初期，除了'以市场换技术’，很难有别的道路。”难道天津汽车工业公司不是别的路吗？
另外有的企业搞合资原因是缺资金。其实我认为它们完全可以学习天津的经验，只引进资金、购买技术，不必合资。无论贷款还是投资，金融资本只要求获得利润，并不一定要控制我们的生产经营活动。与产业资本(跨国公司)合资，情况就完全不同。跨国公司和我们是竞争的关系，正像“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一样，它决不会培养一个竞争对手，决不会把核心技术传授给我们。这一点，已经为20年合资的实践充分证明了。
记者：自主创新的对立面究竟是什么？
金履忠：首先，不是引进技术。引进技术(指买软技术，不是买设备)花钱不多，效果很好，有利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不但过去引进，今后还要引进技术(当然不能只停留在引进上，还要搞消化、吸收、再创新)。其次，也不是引进金融资本，只要不被它控股，它只会增强我们的经济实力，不会控制我们。
自主创新的对立面主要是“以市场换技术”，即引进产业资本，与跨国公司合资。前面说过，跨国公司是来抢夺市场、控制我们的，绝不是来帮助我们发展汽车工业的。甚至可以说，与其与产业资本合资，还不如由外商办独资企业，因为后者只能在市场上与我们竞争，不可能到企业内部来控制我们。其次，靠购买含有核心技术的软件(如专利)和硬件(如芯片)来组织生产，也是自主创新的对立面。VCD、DVD和国产手机(成本的70%多用来购买这些软硬件和专利)的生产实践已充分说明，不搞自主创新，不掌握核心技术，是绝对没有出路的。
按照邓小平同志对改革开放“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的要求，开放的具体做法应当与时俱进。初期缺乏经验，搞点合资是可以的，也起过积极作用。但经过20多年的实践，早已证明合资弊大于利、得不偿失。
记者：我国汽车产业的技术的提高、产业的发展、经济结构的调整，应当如何做？
金履忠：我认为，首先，今后考核干部的标准要变，不应当看GDP、看引进外资的多少，而应当主要看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了多少、国家与人民得到的实惠以及科学发展观落实多少？
其次，要维护自主创新的纯洁性、严肃性，不能搞冒牌货。有人说，合资企业也可以搞自主创新，并且已经搞出来了。我们当然希望如此。但它们搞的所谓自主创新，一要征得外方同意，二要采用外方品牌，这能叫自主创新吗？吉利汽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一汽大众产品部原经理智百年，在合资企业工作了十几年，专门负责产品开发。他多次要求开发，都被一汽大众的董事会否决了。他的切身体会是，外方绝对不会让合资企业搞开发，因为搞了开发，外方通过技术转让得到的种种好处都没有了。这才是经过实践检验、千真万确的真理。
再则，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取消合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税收上给予合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所得税两免三减，进口设备免税等等)，不符合WTO原则，应当尽快取消，保护公平竞争的环境。对民族企业，还要采取国际通行的如政府采购等办法加以扶持。
最后，我认为，要发扬艰苦奋斗、昂扬向上、爱国主义的精神风貌。作为企业要奋发图强、努力拼搏，坚持自主创新，搞出世界一流的产品。作为国人，要学习韩国人热爱本国产品的爱国主义精神，对自主创新的产品要多一点支持和宽容，发展中国家搞民族品牌，只有通过使用者的实践、考验，才能不断提高，赶上世界水平。
金履忠：现任科技部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曾在老二汽、一汽以及国家科委工作。先后任国家科委工业局、科技攻关局、政策局副局长、科技干部局局长。离休后，一直从事交通运输、技术政策等方面的软科学研究。其研究成果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来源：科学网 作者：马晓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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