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是一个典型的高税收、高福利国家。然而根据2004年瑞典中央统计局的数据,瑞典人只有8%的时间用于工作,这8%的工作时间如何创造出维持目前高福利水平的生产价值呢?在瑞典生活了16年的Lule?覽大学教授寇绍全认为教育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他说:“瑞典每年的教育经费占国家GDP的7.3%。除了9年全民义务教育,他们的高中教育、职业教育和大学教育都是免费的。小学生的书本、午餐、交通、学习用品、医疗都由学校免费提供。国家给每个未满18岁的孩子每月发放1000元补贴金。” 据寇绍全介绍,瑞典的小学开学第一天甚至不在课堂里上课,而是由老师领着“逛街”,“教孩子怎么买东西,买东西要拿收据,怎么存车,到银行怎么走,警察局怎么走。目的是要教孩子们最基本的生活、生存能力,这是首要的,没有这个别的都谈不上”。从瑞典一份小学生的课程表中可以发现,体育课(500学时)和纺织、木工、铁工(330学时)加起来的总学时甚至超过生物、物理、化学、技术的总学时(800学时)。寇绍全说:“瑞典非常注重体育,学校鼓励孩子在课间运动,在公社组织一个足球俱乐部,每次活动还发相应的补助金,用于开展活动。我们大学里有几个女教授50多岁参加90公里的滑雪比赛还能得奖。另外家政课也是一门必修课,我女儿第一堂课回来就给我拿了一个做饭的围裙。” “最大的特点就是把游戏贯穿于孩子一天的活动之中”,寇绍全说,“北欧盛产童话,幼儿园老师一大早就给学生读童话,从托儿所起就培养瑞典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生物课教学生识别蘑菇,不仅仅是在教室里看书、看标本,还把孩子带到野外,给他们一人发一份地图,先找到蘑菇,然后在现场教他们识别。高二的英语课,老师出题,让学生分成两组扮演美国两个政党的竞选候选人答记者问,于是孩子们要找资料,回答包括伊拉克战争、失业等各方面的问题,这样不仅仅学会了语言也收获了知识。” 在瑞典,小学三年级前是不考试、不留家庭作业的,直到五年级才有考试评分。寇绍全认为这种形式减轻了孩子学习的压力,重在培养孩子的科学兴趣,“如果小学入学就要考试,会把很多兴趣还没有培养起来的孩子排除掉。比如城里的孩子科学知识灌输得早,而农村孩子没有这样的条件,但农村的孩子将来不见得就没有城里的孩子成功,所以不一定从小灌输就好。瑞典很多小孩开始也不愿意念书,但他们在玩中慢慢培养了兴趣,去学校读书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玩。” “社会会培养孩子从小有市场经济概念。家长不会轻易给钱,从小就培养孩子通过劳动来赚钱。我有个朋友在家里开了'清洁公司’,比如擦车的活儿,两个孩子要竞争,哥哥说我要50克朗,弟弟说我只要40克朗,这样父亲就把这个活儿交给弟弟干。孩子们如果自己组织活动出去玩要靠自己挣钱,比如卖旧东西或者自己做糕点卖。我们中国的理念是大人从牙缝里省钱给孩子,但他们是创造条件给孩子劳动,并且国家创造劳动机会,用这种方法培养孩子的生活能力。初中三年级公社开始安排暑假打工的机会,如卖东西、带孩子、陪老人聊天、去森林里砍树等,由公社发工资。实习的学生会得到评语,从初中起积攒的这些评语和工作经验为今后工作打下了基础。公社和学校的资金来源除了国家投资,还有些国家政策鼓励或者迫使富人、工厂、公司投资教育,如果不投资给学校,国家也会抽税。” 对于瑞典的教育,寇绍全认为它并不是完美的教育方式,本身也存在需要探讨的地方,但总有可以借鉴的优点,他总结道:“瑞典教育主要有几个特点,首先,他们强调教育的首要目标是教会孩子生存本领,是融入社会与人相处的本领;其次,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暑假孩子们到别墅去玩的时候,有的学生带了一书包的书去读,完全靠兴趣;第三,他们重视实际、重视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动手能力;最后,平等教育,对于弱势群体、有缺陷的孩子注重因人而异、因材施教。有些比较调皮的学生,老师们会集体观察,发掘他的长处,让每个孩子都能发挥自己的特长。” (来源:科学网 作者:陈欢欢)

公众(包括许多科学记者)有一个普遍的错误印象:即通过了同行评议而发表的科学发现是被科学界认可了的。 这部分是因为学术期刊编辑们主张,科学和医学的发现应该首先在同行评议的期刊上发表,然后再介绍给公众。期刊大力宣传同行评议的尊严,同时利用这种尊严为自己增添了很大的权利。美国期刊对有关科学和医学发现新闻的控制也许比美国任何信息的控制都严。政府内部文件可能不时被透露出去,但即将发表的论文是绝对不许透露的,如果透露给媒体了,期刊就可能不再发表该论文了。比如,美国《科学》杂志的作者须知是这样说的:“一篇论文的主要发现在主流媒体的报道,可能会使该工作失去新颖性,从而使其不适合在《科学》发表。”唯一的例外是允许在专业会议上宣读未曾发表过的论文,但期刊要求作者不能向记者提供比报告内容多的信息。因为科学家们需要发表论文,所以他们遵守期刊的这些规定。 而且,科学发现一旦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学术期刊和文章作者以及雇用他们的单位会努力使论文得到广泛宣传。越来越常见的是,期刊和文章作者的单位把即将在同行评议期刊中发表的发现,用“禁用的新闻发布”这种形式提前发给记者,这样等到论文发表时,会有大量的有关该科学发现的新闻报道同时在媒体出现,这也使公众相信该科学发现已被科学界认可。然而,研究发现只有在经过其他科学工作者进一步的工作证实和检验后,才真正成为被接受的真理,这往往需要一段时间。重大科学发现即时的新闻报道是比较少见的现象,如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发现DNA结构时,没有一家大众媒体报道他们的发现。而韩国黄禹锡克隆人类干细胞的两篇论文2004年、2005年分别在《科学》发表时,许多媒体都把它们当做重大突破报道。然而,众所周知,这两篇论文都被发现是假的,操之过急的新闻报道使《科学》陷入尴尬。 不少人认为现行的科学期刊同行评议系统中存在不少问题,包括不能保证错误甚至造假的文章不被发表。 同行评议是期刊邀请独立的专家来评论投给期刊的文稿,目的是淘汰草率和低质量的论文,从而保证所发表文章的可信度。虽说同行评议的目的是保证论文的质量,但是极少有糟到不能在任何期刊发表的论文,因为期刊与期刊的质量不一样,世界科学文献中存在着大量的一次都未被他人引用的论文这一事实就表明,同行评议没能防止低质量论文的发表,只不过是不让这些论文在好的学术期刊发表而已。 为什么错误的、甚至造假的论文能在同行评议的期刊上发表? 同行评议的系统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的。期刊的编辑和同行评议专家相信投稿人在文章中提供的数据是真实的,同行评议的专家只负责作出这样一些判断:对数据的分析是否有错误、数据和分析是否在逻辑上支持得出的结论、论文的内容是否可信。论文作者的有意造假一般是不会被期刊编辑和同行评议专家发现的。 许多因素能使错误甚至造假的文章得以发表。这些因素包括编辑部没有钱来调查被怀疑的文章。非科学工作者普遍认为杂志编辑和同行评议者核对作者研究的一手材料,甚至会重复研究。事实上,杂志编辑并不常规地检查作者的原始实验记录,而是靠同行评议者的评语作是否发表的决定,评语则基于作者所提供的信息而作出的。 虽然编辑有时候会要求作者提供更多的数据,有时候还会向作者索要原始数据,但这极少发生,因为期刊往往不希望得罪作者,担心激怒了科学家后他们不再投稿,尤其是热门领域的投稿。 期刊编辑们说,他们是看门人,不是侦探,同行评议的目的不是查出欺骗,而是不让有缺陷的研究得以发表。 然而,现行的同行评议系统,其本身到底如何却从来没有被同行评议过。除非丑闻被公开,很少有人监督期刊发表内容的质量。期刊也极少调查他们发表过的作假论文,他们说编辑部不是调查机构,承担不起调查的费用。做不做调查取决于被指控的作者的单位和给他们提供资金的机构。 科学家和学术期刊的编辑们还说科学能自我纠正错误,但是纠正需要时间,而且造假论文的发现,往往需要有内部的人举报,一般的造假是比较难被发现的。 在国内,造假的收获可能很大,甚至可能靠一两篇在著名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当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从此一步登天。造假的收获大,但是代价相对要小得多。与造假的低代价相比,揭发造假行为的举报人付出的代价极大。前不久美国《科学》杂志上曾登了一篇几个研究生揭发他们的导师造假的报道,导师辞职后,这些研究生的前途变得很渺茫,需要从头开始,其中有一位已经读了5年的研究生,这些时间都付诸东流,她因此改行离开了科学。 如果论文被发现有错误或造假,原则上期刊应该撤回这些论文。但是,美国《科学》杂志总编Donald Kennedy博士说,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撤回论文的方法。《科学》以编辑部的名义撤回了黄的两篇假文章,因为黄的论文影响太大了。在一般情况下,期刊只是在所有作者都同意撤回论文时,才采取行动。 尽管同行评议系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科学家们还是喜欢这个系统,因为现在还没有更好的系统来取代它。美国《科学》杂志为了从黄禹锡造假论文事件中汲取教训,专门让一个独立的委员会调查了编辑对这两篇论文的审稿过程,委员会的结果已经公布了。但值得指出的是,《科学》将采取的新政策是针对影响力大的论文的,对小打小闹的造假(国内的论文造假多属这类)没有作用,如上所说坏的论文总是有地方发表,所以我们不能把发表了的论文当真理。 (来源:科学网 作者:郝炘)

美国科学促进会11月28日发布消息,一个独立委员会作出结论,美国《科学》杂志编辑在处理干细胞研究的造假论文的过程中,用了超出现行程序的步骤来试图验证发现,但是在如今高度竞争的出版环境中,更严格的、较少依靠信任的预防措施已变得必不可少。 委员会发现,尽管《科学》的编辑在仔细检查黄禹锡提交的研究论文时“作了认真的、大大超过对大多数文章的努力,但是在《科学》发表文章所带来的荣誉标志能成为不遵守规则的诱因”。 杂志现行的程序是建立在对大多数研究人员基本的诚实的信任之上的,所以必须修改这些程序,从而考虑到使人误解、歪曲或伪造成果的风险的存在。委员会的结论说。 这个由包括干细胞研究领域主要研究人员、三位《科学》杂志高级编委会成员以及一位《自然》杂志编辑组成的6人委员会,评估了黄禹锡和合作者2004年和2005年在《科学》发表的两篇论文的审稿处理情况。 在检查了原始投稿、审稿意见、修改稿、评论、编辑记录以及与两篇造假论文有关的附加信息后,委员会提出了制定一个识别“高风险论文”程序的建议。委员会说,高风险类的研究可能包括比如反直观的发现以及可能产生强的媒体或政治兴趣的研究。高风险投稿应该经过多一层的仔细检查,比如更全面地接触原始数据。 尽管如此,委员会强调说:“没有实际可行的完全杜绝故意造假的程序。” 《科学》总编辑Donald Kennedy称赞了委员会的评估,他在即将于12月1日出版的《科学》上的一篇社论中说,“我们坚决接受报告的主要发现,并让作者、审稿人与读者在我们制定新程序过程中及时了解情况。为了响应这些建议,我们正在按报告中描述的'风险评估’模板制定判断条件,这将使我们在需要的时候给投稿以特别严格的注意。”他解释说,在未来,“作者也许会被要求提供个人在研究中所起作用的信息,在有问题的时候还需要提供原始数据、图像或有关材料。” Kennedy指出,进一步实现这些更严格的预防措施将会极大地改变学术出版的传统学院特征,因为编辑将需要对可能的作者提出更多的要求。 Kennedy 在接受采访时说,“明显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公众对科学事业的信任遭受了严重挫伤的新世界。现在存在许多过分宣扬成果甚至伪造成果的诱惑,所以科学出版者必须制定更严密的、新的风险评估程序来进一步严格审查高风险论文。在这一点,我们完全同意委员会的意见,而且我们将采取步骤及时实现委员会的建议。” 委员会对《科学》的程序提出了下列建议: 制定一个识别“高风险论文”的程序,主要判断基于比如反直观发现、潜在的高度媒体兴趣、政治考虑,以及其他因素,然后对这些论文进行特别严格的检查;建立一个明确所有文章作者与合作者的贡献和作用的方法;在论文的支持材料中,更多地发表原始数据,以保证审稿人和读者能得到所有的相关信息;与类似《自然》的其他高影响期刊合作,建立共同的标准。 委员会还提出,为了保证对挑选论文或其他随机选出的论文的适当处理,要对编辑过程进行审计。他们还提出,期刊需要重新评估有关数字图像和生物样品处理的政策,以及需要“惩罚故意提交歪曲或造假论文的作者”。 委员会在报告中写道:“在最近的未来,(高风险)论文的例子将可能来自气候变化、人类健康,以及商业生物医学和纳米技术中的特别问题等研究领域。科学的进步取决于研究和出版的突破和冒险。然而,必须建立一个过程,来检验可能吸引注意力的论文,排除错误、不实的陈述、欺骗和公然的骗局。” (来源:科学网 作者:郝炘)

11月28日,由北京市人事局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处、北京市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联合举办的“2007年北京地区毕业研究生专场供需见面、双向选择招聘会”在全国农业展览馆举行。据介绍,本次双选会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研究生专场,近800家单位共提供就业岗位17451个。记者在现场发现,除北京地区的应届研究生外,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应届研究生也赶来参加双选会,现场也发现了一些从英国、澳大利亚等国毕业的研究生在咨询岗位,投放简历。另据了解,2007年北京市大中专及研究生就业人数超过20万,比去年增加2万左右,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图为等待进场的应届研究生在展馆门前排起近百米的“长龙”。 (来源:科学网 作者:徐雁龙)

中国气象局副局长许小峰近日在贵阳召开的全国气象灾害防御和管理工作会议上说,根据《气象防灾减灾“十一五”规划》要求,各级政府的气象防灾减灾投入要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协调,并随国力的不断增强适度提高比例,确保气象防灾减灾体系工程建设资金,保障其建设进度和质量。 据调查分析评估,我国气象服务为国家经济建设趋利避害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为国家对气象事业总投入的40倍。近年来,因气象灾害死亡的人数占受灾人口的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特别是气象灾害决策服务效益最为显著。 许小峰说,中国是气象灾害大国,由于受基础差、投入不足等因素影响,气象防灾减灾形势不容乐观。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每年受气象灾害影响的人口达到4亿人次,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达2000多亿元;因气象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80%以上在农村,每年因气象灾害造成农业损失占整个农业GDP的15%至20%。 据悉,《气象防灾减灾“十一五”规划》将优化、整合各类气象防灾减灾资源,统一规划相关重大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科学指导气象防灾减灾体系建设。 (来源:科学网 作者:刘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