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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9月，印度科学和技术部长卡佩尔·西巴尔率领庞大的科技界代表团访华，9月8日，他在第四届印度制造展览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中说，印度(India)的首字母I代表创新(Innovation)，中国(China)的首字母C代表生产能力(Capacity)，二者如果能够结合起来，将在世界上所向披靡。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中国人听到这种说法都大吃一惊——似乎一夜之间中国变成了蓝领工人，而一向只能望中国项背的印度摇身一变成为了白领。 印度能与中国平起平坐吗？ 印度科技部长的这番话不但充分表明了印度的自信，更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而我们的愕然恰恰表明了中印两国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障碍，即两国大众间缺乏了解。 其实早在印度官方表态之前，印度科技产业界早已盛行这种看法，以印度科技界的宠儿和代言人Rajesh Jain为例，Rajesh Jain于1993年在印度创建了门户网站IndiaWorld.com，仅仅7年以后，他以1亿美元的价格将这个土生土长的印度网站卖给Satyam Infoway，从而成为印度历史上第一位IT业亿万富翁。 Rajesh Jain在2002年专程考察上海之后写道：“印度已经错过了向中国出口制造业产品的快车，但是印度可以从服务业开始。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模式的雏形。今天，正如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的制造业一样，印度正在成为软件出口和服务业大国。印度要想成为世界供应链的一部分，软件出口和服务正是我们强项。中国公司希望向印度销售大批便宜的工业品，印度也应当充分利用在英语、管理上的优势和与各大跨国公司的良好关系，把中国纳入我们的服务体系。中国的同一性为它成为世界工厂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印度的多元化则有利于它成为世界办公室。” 那么，印度有理由这样自信吗？让我们先来看一组数字。 《国际研究》在2005年10月第42期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印科技合作》的文章，作者为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亚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Varaprasad Sekar博士。Sekar参考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000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总结了15项国家竞争力指数。 其中，中国领先的占了8项：总体创新力(经济创造力)、技术发展水平、公司科研需求、科研合作、私营企业对研发的投资、投资额度、产品设计、与大学的研发合作。 而印度在其他7项中领先中国，这7项分别是：技术复杂程度、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许可、技术转化、科研机构、研发风险投资、生产过程。 由此可以看出，与大多数中国人的印象相反，印度已经初步进入了与中国平等对话的阶段。事实上，中印两国都是人口大国，历史条件非常相似，都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而从19世纪起饱受西方列强的蚕食侵略，经过艰苦斗争在20世纪40年代摆脱殖民统治，建立独立的现代国家，并分别于1978年和1991年进行了经济改革，成绩斐然，所以中印两国的对比研究近年来成为国际经济研究的显学。与国际上对印度经济特别是服务业的热情相反，中国大众乃至知识界对印度所知甚少。实际上在本世纪的最初几年，印度的发展相当迅猛，根据印度国家门户网站www.india.gov.in，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印度的国民生产总值(GDP)目前为3万亿左右，为世界第四经济大国，仅次于美国、中国和日本，在2006年7月到9月这个最近的财政季度里，印度GDP增长8%。笔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国际上大多数观察家对印度的未来经济发展持谨慎乐观的态度，认为如果印度不遭遇大的天灾人祸，将在未来若干年里保持这样的发展势头。 中国服务业与印度服务业的差距 印度近年来发展迅猛，印度的三大朝阳产业——IT业、制药业和汽车配件制造业功不可没。另外特别值得中国注意的是印度蓬勃发展的咨询业。近几年印度充分发挥英语国家的优势，加上印度国内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不少受过西方高等教育、拥有丰富创业经验的印度“海归”回归祖国，兴起了一股回流潮，带回了大批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特别是与世界各大公司的关系。IT业界网站CNETNews.com2005年6月27日发表评论员MichaelKanellos的文章《印度的科技复兴》，指出印度的三大IT业巨头塔塔咨询(Tata)、威普罗(Wipro)和Infosys都已进军咨询业，并在过去5年中业务量以每年30%到50%的速度增长，开始在国际舞台上与IBM这样的咨询业巨头竞争，而同期国际上的其他咨询公司的业务并未有显著增长。此外，许多印度公司设法使它们的服务成为客户业务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使它们的服务成为一种长期的商业行为，为印度服务业在国际上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印两国的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有着重大区别。中国的服务业约占GDP的1/3，而印度的这个比例高达56%(见印度国家门户网站www.india.gov.in)。中国的出口产品以工业制造品为主，而印度的出口明星产业是以软件业为支柱的服务业。 2005年2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印软件峰会。北航软件学院院长孙伟博士在会上介绍说，据美国公司预测，2006年全球软件外包市场将达到1000亿美元，其中美国客户就占了65%、欧洲客户占了20%，以美国为首的英文软件外包将继续占据全球软件外包的绝大部分市场。作为IT硬件生产大国，中国的IT硬件出口已晋升全球前三名，而软件业的国际竞争力却非常有限。例如，中国盒装软件的销售额只占全球销售额的0.7%，软件服务产值则只占世界总量的0.2%。与此相对照的是，作为世界软件外包服务中心的印度，近4年的软件出口额都数倍于中国，占全球市场的20%、美国进口产品的62%。 另一个可以说明问题的是软件业通行的CMM模型，即软件能力成熟度模型。它是由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软件工程研究所研制的，2000年升级为CMMI，主要用于评估企业的软件开发能力、改进软件开发过程。CMM把软件开发成熟度分成5个等级，随着等级的逐步提高，软件开发风险逐步降低，开发时间逐步缩短，用于软件开发的人力和物力成本逐步降低，灾难性错误发生率也逐步降低，因此CMM可以提升潜在客户对软件公司的信心。孙伟介绍说，全球软件公司中能够获得CMM最高级别第5级认证的只占7%左右，截至2003年，在全世界52家CMM5级企业中，印度竟占了42家，而中国只有5家，达到CMM2级的中国企业也仅有50家，绝大多数仅通过了ISO9002等级认证，这些小型软件企业通常连竞标的最低标准都达不到。 除了英语优势，印度的基础设施软件较中国发达。相对于中国正在进行艰苦改革的金融体系，印度的银行基本市场化。同时，印度法制建设也相当完备，仅以知识产权保护为例，在对美国软件外包的十几年里，印度从未发生过一起知识产权纠纷。相反，中国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不作为使中国丧失了大量的商业机会，许多外国公司担心，与中国IT企业合作将导致核心技术的流失。 印度开始重视基础设施 印度公司早已认识到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从2002年起，它们就开始探索中国市场。印度软件公司综合实力排名前三位的Tata、Infosys和Wipro率先进驻上海浦东软件园，第四大厂商Satyam则落户杭州，其他中型企业如iGATE Global Solutions和MphasiS Group等也不甘落后，纷纷登陆中国。据权威机构分析，印度公司最终会控制中国软件外包业务的40%。 众所周知，尽管同样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制造业与服务业有着本质的区别，制造业需要大量的能源、原材料和完善的基础设施硬件支持，而且污染严重、附加值低，而中国绝大多数产品厂商处于供应链的最低端，利润空间更小，即使是所谓的高科技工业品，如电脑、手机等也是如此。相对而言，服务业对能源与原材料的要求较低，对基础设施硬件的要求也相对较低，而附加值很高，这也是印度优先发展服务业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印度如果希望进一步发展以IT业为代表的服务业，国内基础设施硬件升级换代刻不容缓。印度的道路、港口、码头、电力、电话等设施普遍陈旧落后，究其原因，在于建国50多年来，印度对基础设施的投入不够。中国近年来把GDP的20%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而印度的这个比例只有6%。 举例而言，2002中国年电力生产16404亿千瓦，印度为5965亿千瓦；2002年中国铁路运输15087亿吨公里，印度为3332亿吨公里；2003年每千人拥有电话(包括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数量中国为424部，印度为71部。 印度落后的硬件基础设施完全不能满足飞速发展的经济需求，这已经成为制约其经济发展的瓶颈。例如，至今没有一家外国半导体生产厂家在印度设厂，只有一家韩国企业签署了在科技中心城市海德拉巴附近建立芯片厂的初步意向书，但是很多观察家怀疑这个项目能否顺利实施，因为芯片厂需要现代化的电力水力支持。 印度政府已经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正在与各大银行协商筹集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同时大力鼓励私营企业和外资包括中国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例如，印度计划投资380亿美元改善道路状况，在2012年前新建道路4.8万公里，截至2005年8月，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1/5。 向印度学习 《商业周刊》曾经这样报道：“当中国正在成为工业国的廉价劳动力源泉时，印度已发展成为技术人才库。”笔者认为，如果中国不希望这种局面持续下去，应该转变战略，改变主要依赖外国直接投资(FDI)支撑中国制造业的模式，将高投入、高消耗、低附加值的部分制造业转移到经济欠发达而能源丰富、劳动力过剩的中西部地区，甚至可以考虑将部分产业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而集中发展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新兴产业。 笔者认为，在与印度合作的关系上，中国应当谨慎从事。正如印度努力避免成为中国的原料供应地和工业品倾销地一样，中国需要警惕中国服务业的“印度化”趋势，在与印度知名企业合作中，努力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国际竞争经验，同时大力完善法制建设，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推进金融系统改革，增强科技产业决策的透明度。只有这样，在新一轮的国际竞争中，中国才能在世界科技供应链上争得较上游的位置。 毋庸置疑，中国在总体经济规模和人均GDP上仍然遥遥领先于印度，但是总体规模庞大并不意味着产业格局合理。在当今发达国家里，服务业大多占据了非常大的比重。小国可以专攻一二以立足世界，如爱尔兰依靠软件业、瑞士依靠金融和旅游即可跻身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列，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经济应该全面均衡地发展，服务业与制造业，这两条腿缺一不可。中国在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一直强调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这个西方远指西洋欧美，近指东洋日本，很少想过向一山之隔的印度学点什么。实际上，恰恰由于中印两国惊人的相似性，移植印度经验不但更合情合理而且更具有可操作性。 中国从政府到产业界到科技界，都应该静下心来，摆正位置，找到差距，向印度学习。中国要想成为真正的经济强国和科技创新强国，不但应当继续向传统的创新中心欧美日学习，而且应当向比我们暂时落后的国家学习，只要它们有比我们先进的地方。这种不拘一格虚心向学的精神将能充分显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宽阔胸怀。 新闻背景 中国与印度是山水相依的友好邻邦，又都是文明古国。两国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漫漫丝绸之路，留下了两国友好交流和相互借鉴的痕迹；玄奘取经之旅，铺设了两大文明心灵沟通和情感交流的桥梁。 近代，中印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相互理解和支持。印度柯棣华大夫不远万里来华，为中国的反法西斯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中国人民永远铭记。 1950年4月1日，中国与印度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揭开了两国关系的崭新一页。两国共同培育了“印地—秦尼帕依帕依”(中印人民是兄弟)的情谊，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56年来，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印关系不断走向成熟。 2005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问印度，两国政府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的互信往来提高，经济合作质量提高，贸易往来数量陡增，两国领导人确定了2008年双边贸易额达到200亿美元的目标。在这次访问期间，温家宝总理与曼莫汉·辛格总理商定，将2006年确定为“中印友好年”。 2006年1月1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印度总统阿卜杜尔·卡拉姆互致贺电，热烈祝贺“中印友好年”正式开始。 胡锦涛表示，在新的一年里，中方愿同印方一道，以“中印友好年”为契机，进一步弘扬两国传统友谊，加强双方各领域、各层次的对话、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化双边关系的内涵，推动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全面深入向前发展。 卡拉姆在贺电中说，近年来，印中关系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显著进展。举办“印中友好年”活动，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里程碑。印方希望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两国关系。 2006年9月8日，第四届印度制造展览会在华举行，同一天还举行了印度商务峰会。中国贸易促进会会长万季飞在峰会上说，中印经贸合作展现出的强劲势头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2005年，中印双边贸易额达到了187.03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了37.5%，双边的贸易在2006年有望超过200亿美元，按目前的增长速度，中国不久将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 印度工业联合会会长阿·塞沙萨伊在峰会上说，中印两国贸易增长迅速，双方应该根据已经出现的贸易趋势设定新的目标。目前，印方正努力推动对华出口，印度有一系列高附加值的产品期待在中国找到市场，尤其在制造业中，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比例在增加。 (来源：科学网 作者：何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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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软件产业应该把握住软件技术更新换代的时机，努力自主创新，使中国成为一个具有自主软件产业体系的、能保障信息安全和满足正版软件需求的软件强国。——倪光南 《纽约时报》曾经刊登过这么一条消息，“如果你在英航上丢失了行李，你所知道的这个信息来自于印度的硅谷，而财务方面也是由印度的财务人员来处理”。又有传言说，如果印度的外包产业停止了运转，那么全球500强企业里大部分企业的信息化都将面临瘫痪的危险。印度软件外包业的发达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无怪乎日前来中国访问的印度科技部长卡皮尔·赛巴尔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本国软件业发展的充分自信：“如果给印度的软件业打分，我会打100分。信息产业最需要'创新’，而这恰恰是印度人与生俱来的天性。” 3年前，现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的黄亚生与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韩泰云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合作发表了《印度能否赶超中国》一文。此后，关于两个国家竞争力和发展模式的比较就愈演愈烈。很长时间以来，面对印度在软件外包领域无可置疑的优势，中国的软件行业内一直都有这样的论调，即“中国的软件要走印度之路，靠出口来发展自己”。然而，经过惶惑、思辨和质疑，一些业内人士已经认识到，“以学习印度为名，照搬印度模式，甚至以放弃发展中国软件业的主体为代价是方向性的错误”。那么，中国又该如何赶超印度呢？ 印度并非软件大国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日前在南京召开的软件创新发展与国际化峰会上炮轰了“印度外包模式”，认为其既不符合中国国情，也不利于自主创新。随后，倪光南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有人称印度是“软件大国”，这不符合实际。2005年，印度软件产业只占世界软件产业的3.6%，而中国则占5.9%，所以印度不是“软件大国”，真正的软件大国是美国，它占据了世界软件产业的39%。印度与美国在软件方面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不过，倪光南承认，印度在外包领域确实做得很好。“软件外包”是一些发达国家的软件公司将其非核心的一些软件项目通过外包的形式交给人力资源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家的软件公司开发，以达到降低软件开发成本的目的。近年来，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不断加强对海外市场的开发和转移的规模，印度利用这个契机大力发展软件外包业务，短短几年迅速崛起，成为世界软件产业中不可小觑的一股力量。2005年，印度拥有100万名软件人员，创造了234亿美元的出口总额。其中，外包业务占了195亿美元。目前，印度已经承接了美国的绝大部分外包业务，可称得上是“软件和服务外包大国”。与之相比，2005年中国软件外包服务规模虽然同比增长了45.3%，总额却只有9.2亿美元。 然而，“软件和服务的外包在软件产业链中处于低端”，倪光南认为。与印度相比，IBM软件部门有3万名员工，年营收额是170亿美元，接近于整个印度。而微软只有6万名员工，年销售额却为400多亿美元，几乎相当于两个印度。之所以有如此悬殊的差距，就因为印度软件业只是“一枝独秀”，虽在外包方面有较高的水平，但整个软件产业不成体系，很少有自主版权的产品。因此，“以学习印度为名，照搬印度模式，甚至以放弃发展中国软件业的主体为代价是方向性的错误，”倪光南说。 中国的优势 李明志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前不久，他与英国林肯大学教授John McManus及印度Infosys公司的战略研究员Deependra Moitra合作完成了一本书——《中国和印度：全球软件产业中的机会与挑战》。在清华大学，李明志通过“SWOT分析”这一方法向《科学时报》记者阐述了他对于中国软件产业优势(Strength)、劣势(Weakness)、机会(Opportunity)和威胁(Threats)的看法。 与印度软件产业的发展相比，中国的软件业在起步之初仅仅关注了国内市场的需求。近年来，由于印度在软件出口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软件业也开始对“外包模式”产生了极大兴趣。自1995年以来，中国的软件出口量以平均每年30%的速度在增长。而且，据分析家认为，这一速度还会在未来几年继续保持下去。中国有大约2000多万家中小企业，这一坚实的企业用户基础预计将使国内的软件市场在5到8年内从100亿元提高到1000亿元的规模。而且，中国的个人计算机用户也在持续增加，2000年出货量就已达到2900万台。与此同时，移动电话的用户人数也在飙升，截至今年上半年，已超过4亿户。 此外，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也为软件业提供了重要的发展动力。李明志认为，中国作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市场，相关产业的发展对软件业的成长产生了积极影响。例如，强大的制造业为软件业提供了机会，除计算机设备之外，通信、消费电子行业和汽车制造业也都需要在产品中使用软件。其中，一些通信类产品50%是由软件组成的。所有这一切，都促进了国内市场对软件的需求。而这正是中国软件产业的优势所在。 在“平”的世界里生存 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其名为《世界是平的》这本畅销书中指出了这样一个现实，现在的“世界是平的”，因为在今天这样一个因信息技术而紧密、方便的互联世界中，全球市场、劳动力和产品都可以被整个世界共享，一切都有可能以最有效率和最低成本的方式实现。全球化无可阻挡，美国的工人、财务人员、工程师和程序员现在必须与遥远国度里那些同样优秀或同样差劲的劳动力竞争，他们中更有竞争力的将会胜出。弗里德曼认为，要想在抹平的世界中成长繁荣，成功的法则之一就是，在“感受到铲过来的那股力量时，请找一把铲子向自我的内在挖进去。千万别想要筑墙”。对于想在世界软件产业中寻找到更大空间的中国和印度，这条原则同样适用。对中国来说，首要的任务就是汲取先行者的经验与教训。 “就中国和印度而言，政府在软件产业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这是两者非常重要的差别。”李明志认为。印度软件业萌芽之初完全是市场状态下的产物。早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印度就开始了以软件为中心的IT产业的开发与出口，70年代印度软件进入美国，80年代初登陆欧洲，90年代初进入日本，在国际上有了很高的知名度并占据了很大的市场。然而，直到1991年，印度政府才开始了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并由此制定了一系列惠及软件产业发展和吸引国外投资的政策。实际上，在印度软件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所起的更多的是推动作用。与之相比，中国政府同样制定了许多提升软件产业、促进软件出口的举措，其力度之大，更像是中国软件产业的一个合作伙伴。“中国和印度的政府或许都应该在借鉴对方做法的基础上，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李明志说。 倪光南认为，印度在外包及软件人才培养等方面确实都有很好的经验，值得中国学习。不过，印度软件业起步虽早，也有了一定的规模，但整个产业处于下游，依赖于外国的技术和市场，不能自主发展，更不能保障信息安全，这个教训是中国软件业应该汲取的。因此，中国的软件产业应当利用自己的内需市场优势，发展基础软件、应用软件、嵌入式软件、系统集成、国内软件服务等。此外，在软件出口方面，除了像印度那样发展软件和服务外包以外，还应大力推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的出口。他强调，中国的软件产业应该把握住软件技术更新换代的时机，努力自主创新，使中国成为一个具有自主软件产业体系的、能保障信息安全和满足正版软件需求的软件强国。 (来源：科学网 作者：计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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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说，在经济发展方面，印度还没有全面超越中国；但在一些关键领域，印度正在或者已经赶超中国。” 姜景奎认为，尽管印度在科研、政策、教育等方面还存在问题，但毫无疑问，我们的这个邻邦已经取得长足发展，并正在逐渐以一种全新的形象进入国际化的滚滚洪流，而它在很多方面都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五年前你们不会来谈印度，但现在，许多报纸每天至少有一条印度的消息。我们在感知印度。” 显然，中国媒体和舆论对印度态度的变化，在北京大学印度研究中心教授姜景奎那里看得更清楚。这种变化甚至就发生在他自己身边：北京大学一门名为“东方宗教概论”(主要是印度宗教)的通选课程，第一次上课教室爆满，110人的选课人数竟然不够用。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印度吸引了大家的关注，全世界都意识到了印度的崛起。客观地说，在经济发展方面，印度还没有全面超越中国；但在一些关键领域，印度正在或者已经赶超中国。” 姜景奎认为，尽管印度在科研、政策、教育等方面还存在问题，但毫无疑问，我们的这个邻邦已经取得长足发展，并正在逐渐以一种全新的形象进入国际化的滚滚洪流，而它在很多方面都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印度的科研体系 谈到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进步、创新和发展，就不能不从它的科研体系说起。1947年印度独立后，印度政府通过九个五年计划的努力，建立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教育体系和一个包括基础研究、技术开发、人才培养和成果转让的涵盖广泛学科领域的科技体系，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科技管理机制。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相关资料表示，在20世纪90年代初之后的10余年，印度R＆D投入占GNP的比例一直徘徊在0.8%～0.9%之间。根据印度科技部2002年发布的统计数据，印度中央政府的R＆D开支中的83%来自印度科学与工业研究理事会、国防研究组织、原子能部、科技部、空间部、海洋开发部等12个主要科学机构；而在经费使用上，印度科研机构长期以来是各自为政的管理体制。部门经费中基础研究所占比例也是自行决定，并只用于支持本部门的研究机构。 印度的基础研究主要在中央政府所属研究机构和大学进行。其中，中央政府所属研究机构的基础研究，基本上在国家和部门两个层次上分别进行。国家层次的基础研究由印度科技部下属的科学与工程研究理事会负责制定计划，并面向全国资助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基础研究。部门所属的研究机构根据业务特点和领域要求开展基础研究，比如科学与工业研究部的科学与工业研究理事会所属的研究院所，生物技术部所属的国家免疫研究所，空间部所属的国家安全研究组织，原子能部所属的巴巴原子能研究院等。 此外，大学的基础研究经费主要来源于大学拨款委员会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对外资助项目。地方政府、地方研究机构和大学主要以开展结合当地地理条件和发展战略的应用研究为主，很长一段时间几乎不涉足基础研究。为了迅速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充分发挥大学在国家基础研究体系中的作用，印度政府在科技政策中将重建科研体系，强调大学在国家科学研究体系中的地位，全面提升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基础设施。中央政府在大学建立一批新的学科和院系，有重点地长期支持大学的科学研究。为了加强基础研究的发展，政府建立了一套新的基础研究资助机制，赋予科技管理部门更大的自治权力，以实现政府科技政策所确定的目标，简化资助项目经费的管理和资助程序。 民营经济挑大梁 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中印两国的科技体制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印度和中国的不同主要在于民营经济的成分比较高。印度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私营企业的力量的确功不可没。印度私营经济在独立前就已经产生出一些像塔塔和比拉这样的大型私人财团。1947年后，印度在大力发展公营经济的同时，一直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断发展，不仅独立前就存在的私营财团进一步壮大，而且还产生了一大批新的私人财团，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实行经济政策调整和90年代实行经济改革以后，一大批从事信息技术产业、电子通讯产业、制药产业、食品加工业、服装纺织业、石油化工业、电力产业等经济活动的私营企业或私人财团迅速发展壮大，并很快进入全球化经营。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印度已经出现大量具有全球竞争力、管理模式与其美国竞争对手甚为相似的公司”。这些公司包括印度信息系统技术公司和维普罗公司等软件公司以及雷迪博士实验室等制药公司，而所有这些公司都已经在纽约开展贸易，其中的一些已经主要依靠出口赚取收入。 尊师如敬神 印度是一个教育大国，在政府计划开支中占有较高的比例，而印度的教育体制也有与经济相类似的情况。 姜景奎表示，印度理工学院(IIT)的毕业生在国际大公司任高级职务的人比国际上任何名牌大学都多，印度教育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私立教育很普遍。 这一点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的印度新德里电视台记者Sandeep Phukan的口中得到了证实。Phukan表示，人们习惯认为印度所有的人都会说英语，这是不对的。在印度，只有进入私立学校上学的孩子才能够受到比较好的英语教育，而政府公立学校中有一些可以，一些还不行。印度的民间办学通过吸纳社会资金、延揽教师资源、扩大办学规模，为满足人才需求、适应社会经济转型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为印度软件产业的快速发展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姜景奎还强调，除了民间办学外，印度十分重视教师、学者的地位。他说，在印地语中“老师”的说法含有“神”的意思，印度的伦理道德和宗教中规定知识分子也就是“婆罗门”是印度社会四个等级中的第一等级，君政统治者也排在其下，而知识分子受到的尊重可以从平民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 英语给人才更大空间 印度受到当今世界越来越广泛的重视，它的人才起到了相当的作用。印度许多教育机构使用的教学语言是英语，这使印度人才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英语作为印度人交流最普遍的语言，使学者们能够顺利地获得世界科技发展的重要信息，也使印度科学家在国际上的声音十分响亮。现在，印度一批重点大学和专业学院在国际上已经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其优秀毕业生更是可以与美国麻省理工等名牌大学的毕业生相媲美。正如有些外国学者指出的那样，“像中国一样，印度也有工资相对低廉、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但与较强大的竞争对手相比，印度有一个优势：它讲英语，所以对跨国公司更有吸引力”。 正是由于印度拥有一大批掌握先进科学技术又精通英语的人才，美国等西方国家才从印度大量引进科技人才，并在国家经济结构调整中，把许多技术性的劳务转移到印度，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包括印度软件业在内的诸多产业的迅速发展。这些不仅增强了印度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的信心和能力，而且也使印度及其企业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大为提高。 新的人才观：“智慧银行” 现在，印度人才尤其是IT业人才流失非常严重，2003年联合国在关于人才发展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美、日等发达国家凭借优越的科研和生活条件，吸引大量包括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才，由此给印度造成的损失每年达20亿美元。毫无疑问，IT人才的大量外流也给印度IT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印度钢铁与矿产联合部前部长K. C. 潘特曾指出：“人才外流的实质是一个国家花费大量钱财培养出来的人才，到头来把他们的教育收获奉送给别的国家。” 然而，印度国内现在的看法有所转变。Phukan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人才的流失是基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如果自己国家的经济实力很强，研究机构给予科学家足够的研究方便的话，人们也不会出国。我不否认印度科学发展的速度被减慢了，但在现在的印度，这已经不是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印度的研究机构非常自信，因为它们培养了国外知名的管理者和科学家。现在我们看重的是人们出国学会如何做事情以及这种经历。”人才外流给印度带来的不全是损失，这些年印度经济的持续增长，尤其是IT业的飞速发展，与海外印度人将资金投向国内和通过各种渠道对祖国进行帮助不无关系。国外的印度人在事业获得成功后，纷纷携带资金、技术、合同等回归故里寻求发展，或者是充当“纽带和桥梁”，带动祖国经济的发展。有统计显示，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投资高潮中，海外印度人对祖国的直接投资接近6亿美元，占同期外商在印度直接投资总额的30%。海外印度人给印度带来的不仅是资金，更重要的是先进的知识、开阔的视野、全新的理念，甚至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各种商业关系。因此，印度人力资源部前部长乔希博士表示，在印度政府看来，当印度人才从欧美归来时，他们不仅带回了资金，也为印度提高了知名度，更带回了创新精神!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也说，“即使一个印度科学家、工程师或者医生在50岁或者60岁回国，我们也并没有失去他们。我们把这种人才外流看成正在积攒利息、等待印度提取的'智慧银行’。” 学术自由与法制保障 陈志武曾表示，是否有学术自由、人们的思想是否受到约束、个人才能的发挥空间到底有多大，这对科技的发展至关重要。而姜景奎认为，印度文化中恰恰存在着一种精神平等，这种“思想的自由”使得印度的人才创造能力很强，印度的传统为创新提供了一种必要的环境。半个多世纪以来，印度在研发与创新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和探索，在核技术、空间技术、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等许多重要科学技术领域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现在，印度已经能够独立设计、制造、建设和管理核电站；印度自制火箭也能将卫星送入极地轨道，正在准备实施飞向月球计划；印度的生物技术特别是生物制药技术在世界处于前列；印度的信息技术特别是软件技术更是举世瞩目。而从这些成绩中我们不难发现印度在政策、制度上以及科研、经济大环境构建上的努力。 面对机遇和挑战，印度政府着手制定了一系列推动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措施。首先，印度一些单项的法律和法规如《专利法》、《信息技术法》在推动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尤其是保护私有财产和知识产权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005年印度开始实施新的《专利法》，使知识产权制度与国际全面接轨。为使数据保护法制化，印度政府修订了2000年的《信息技术法》，为软件和信息技术外包行业提供符合国际标准和规范的数据保护法律体系。印度还在逐步完善传统医药处方和草药资源的专利系统的基础上，积极争取国际知识产权组织和发达国家认同，将传统知识作为“超前艺术”纳入国际知识产权体系。其次，印度增强了科学决策能力。政府成立了总理科学顾问委员会和国家知识委员会，允许这些机构就国家科技发展问题、知识社会给印度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等问题直接向总理提出建议。此外，印度政府就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采取了众多的计划和措施。当然，印度国家科技投入的快速增加与经费管理机制的合理化与灵活化，以及为全面的国际合作而在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医学研究、印度科学院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计划和基金的启动，都为印度从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创造了良好的制度和环境基础。 (来源：科学网 作者：任霄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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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的北京，气温骤降，上午9：30，第四届印度制造展览会如期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行，印度工商业界的50多家企业亮相中国。展览会开幕式在露天举行，瑟瑟秋风中洋溢着双方合作的热情和印度人的自信。 印度科学和技术部长卡佩尔·西巴尔乐观地说：“China的第一个大写字母C可以表示为Capability，代表中国拥有巨大的制造业生产能力，而India的第一个大写字母I可表示为Innovation，代表印度科技开发水平居世界前列；如果把印度的技术发明和中国的生产能力结合起来，就能够主导世界贸易。” 印度工业联合会会长阿·塞沙萨伊认为，“将中国的制造业与印度的软件业结合起来，力量会更强。” 印度人的自信让人震惊，更让人思考。作为亚洲地区两个山水相邻的大国，中印文化古老而有生命力，它们曾创造了世界上最灿烂的文明，但今天，在科学和高技术领域两国都不是世界的领袖，并面临着许多类似的问题或困境，如出人才不出品牌，出专利却不赢利，人才的培育和人才的回归，等等。 细读印度学者在科学和技术和人才方面的文章，发现印度人不仅自信，而且自省。 人才的流失与回归 印度是发展中大国，也是一个人才流失的大国。印度大规模的人才外流始于20世纪60年代。随着印度经济和社会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发展，印度的人才外流现象有增无减。印度理工学院是印度最著名的理工大学，由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自上世纪50年代起，依照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在全国建立的，其学生毕业后80%流入美国。 加利福利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安娜·萨克斯尼安的一份调查报告说，印度人领导着美国硅谷的2000个企业中的40%，而其中一半来自印度理工学院。美国比较教育学家罗伯特·阿诺夫曾将印度称为“一个向西方输送高级人才的净出口国”。 如今，外流的人才正在回到印度。“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最重要的人口变迁是它们的技术工人和科研人员的回归，即人才回流。以印度为例，人才回流的发展正在帮助印度进入一个科学研究蓬勃发展的时期。”这是印度科学和工业研究理事会(CSIR)理事长Raghunath A. Mashelkar在2005年的《科学》杂志《全球科学之声》的专栏文章中所写的。 Mashelkar首先回顾了发展中国家大批人才向发达国家移民的历史，援引了Alfred J. Lotka于1926年提出的科学生产力“平方反比定律”(inverse square law)，即产出n篇论文的作者人数与n2成反比，也就是说，在一段给定的时间内，假如有100位作者，其中每位可产出1篇论文，那么产出两篇论文的作者人数为：100/22=25，即只有25位作者可产出2篇论文，而产出10篇论文的作者人数为：100/102=1，即只有1个作者可产出10篇论文。30年后，这条定律仍适合于专利，即科技创造力和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一小部分才华出众的个人的头脑和智慧。 但遗憾的是，Mashelkar指出，自1947年独立以来，印度一直把这种人才源源不断地送给发达国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一份报告显示，每年有10万名印度专业人员赴美任职。而印度国家领导人认为，科学移民的数量对10亿人口的国家可说微不足道。 Mashelkar并不认为物质利益是人才外流的主要原因。他引用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意大利科学家Riardo Giacconi在探讨人才外流的原因时说：“科学家就像画家。米开朗基罗之所以成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是因为有人给了他一面墙让他作画。我的这面墙是美国给的。” 如今，印度正在掀起一场无声的科学人才归国潮。在过去5年中，包括IBM、摩托罗拉和英特尔在内的100多家全球性公司都在印度建立了研发中心。许多在海外接受培训和积累了工作经验的印度人现在正在归国并来到这些研究中心工作。 Mashelkar认为今天人才留下不走的动机比以前更强，“而更重要的是，今天的印度归国人员发现从事最尖端研究的机遇比在20世纪70年代回国时增加了许多倍。”他说：“如果'出牌’得当，到2020年，印度能够成为世界上一流的知识生产中心，不但能够创造富有价值的私人用品，还能创造人们所需要的许多公共用品，它们可帮助全球不断增长的人口更好地生活。” 印度科技政策的制定缺乏一线科研人员的参与 T. Jayaraman是印度数学科学研究院的一名高能物理理论学家。2005年8月23日，他在《印度人》报发表文章，认为印度科技政策缺乏协作战略，科学决策中科学界的参与太少，建议印度科学界应以更积极的态度评定国家的科学政策。 Jayaraman在文章中说，2005年上半年，印度政府及其科学顾问委员会针对基本科学研究领域，提出了一系列公告和建议。印度财政部长宣布的预算书中将一个10亿卢布的特殊款项(约2290万美元)拨给印度科学研究院，以帮助其发展成世界级的研究院，此外还有近5000万美元的特殊预算基金用于发展印度的纳米技术产业；印度总理科学顾问委员会和内阁科学顾问委员会也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印度人力资源部任命的一个基础科学研究工作组提出了更加雄心勃勃的措施。基础科学研究工作组提议在未来10年里，将博士学位的数目增加5倍，这是一个宏大目标。工作组还提议未来5年里在全国各所大学里引进1000名研究人员。然而，即使只增加几名高素质的科学家，通常都需要好几年的时间。Jayaraman认为这一数目对于印度来说并不合理，“如果突然增加科研人员的数目，必然会影响到整体的素质。” Jayaraman指出，与很多工业化国家比较，印度科学的决策过程主要停留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决策人员包括杰出的科学家、主要科学部门的秘书长、大型科学研究院的负责人和其他科学机构的成员，绝大部分从事研究的科学家极少参与其中，缺乏来自于科学界详细而中肯的意见。 “像这种科学界领导者决定国家科学政策的情形，由于年轻的科学家无法独立提出自己的意见而日益恶化。”Jayaraman强调说：“由此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对于成功或失败的经验都没有系统的总结。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科学界还没有任何一位负责人意识到这一点。” “后果之二就是，新的基础科学计划完全依赖于某些杰出科学家和政府官员的政治领导地位，以及他们实行科学计划的方式。因此，由某些科学部门、政府部门构成的委员会之间的谈判，是决定印度短期科学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毫不吃惊的是，一些能够在各种委员会中有代表名额的研究院所，通常会确保自己在这一过程中可以获益。” “后果之三是，决策过程只是基于一些政府官员和高级科学家的意见。因而，用于推动科研力量或增强科研基金的各种提议无法得到科学计划发展过程中具体实践的支持。” 他指出，一般而言，顾问委员会向政府提供的科学政策咨询不具有任何代表性，也无法代表整个科学界。如果以这种政府委员会为驱动的模式来规划基础科学的未来，就不可能会有任何适合的形式来支持长期的发展目标。 Jayaraman说：“目前，虽然印度的个别研究部门和机构表现不错，但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还存在严重的问题。总的来说，印度基础科学的力量正处于下降趋势。科学家这一职业对于年轻一代来说越来越没有吸引力了。正如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曾经指出，科学研究机构正在不断官僚主义化。” 而Jayaraman所担心的是：“印度科学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印度科学界，在解决这些问题上拿不出什么可以形成系统的战略。” 反思科研为何落后于中国 据印度科技部统计，1980年至2000年间，印度科学家在SCI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数量从14983篇下降到12127篇；1973年，印度在科学文章产出国家中排名第8位，文章总数占发展中国家的近一半。然而，2000年，印度的名次却从第8位下降到第15位。 2006年7月24日出版的《印度斯坦时报》发表了题为《印度科学的衰落》的专版文章，通过与中国的对比，反思印度科研落后的原因，在文章列出的一张“全球科学研究份额”图表中，印度在生物、数学以及化学当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35%、2.02%和2.5%，而中国则相应为2.03%、10.35%和9.8%。文章在对数据进行解释时表示，工业“对印度GDP的贡献率为20%左右，而中国却像许多发达国家一样已经超过40%”。 文章中的另一份图表显示，印度人均用于科技研发的花费为5.5美元，不到中国11.7美元的一半，和排名首位的日本978美元更是相距甚远。在每百万人口所拥有的科研人员数量对比中，印度只有157人，中国为545人，而日本则高达5095人。作者穆加尔在文章中说，上世纪70年代印度科研论文引用次数全球排名第8，而到了2000年已下滑至第15，“我们的研发投入实在是低得难以想象”。 在分析科研产出下降的原因时，印度尼赫鲁大学科学政策研究中心和国家科学发展研究所的科学家们认为，近年来，印度政府一直将科技发展的重点放在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上；信息技术的发展主要反映在软件产品的开发和软件出口上；生物技术的发展主要反映在专利申请数量上；因而，文章数量有所下降不足为怪。 印度前任总理科学顾问、前任第三世界科学院院长也在报纸上呼吁：所有的指标都表明，印度的科学产出在下降。大学面临政治干预、资源不足、教师质量下降和科研环境恶化等问题。我们必须严肃对待并有所作为，否则，印度将降为科学上的三流国家。 “印度象”携手“中国龙” 中国曾有“东方巨龙”之美称，而印度则有“南亚大象”之美喻。如今，当“中国龙”在改革开放中腾飞时，“印度象”也迈出了铿锵步履。印度财长奇丹巴姆说：“印中两国之间不是竞争关系，而是要相互学习。”印度工商部长卡迈勒·纳特则表示，“国际上有一种说法，叫做印度对中国，而我更喜欢说印度和中国。我重申印度愿意同中国继续发展多方面的、互惠的贸易和经济关系的深切希望和最大承诺。” 卡佩尔·西巴尔在9月8日的第四届印度制造展览会开幕式上说：“中国的发展像海啸一样冲击着世界。中国、印度和东盟的人口加在一起有30亿，占世界人口的一半。我们有市场、有人力，我们需要的是科学和技术，我们两国要加强合作。” 合作源于交流、理解和由此产生的信任。西巴尔透露，预计今年11月，两国将就科学合作的理解备忘录签订正式协议。他强调，印中两国签署科技合作理解备忘录的目的就是要把两国的长处合在一起，创造双赢局面。 (来源：科学网 作者：王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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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日在京开幕的中国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上，举行了第六届“中国青年科学家奖”颁奖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在会上作重要讲话，并亲自为10位科学家颁发“中国青年科学家奖”，为6位科学家颁发提名奖。

    当天，420多名来自科技战线各领域青年科技工作者共聚一堂，围绕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主题，唱响自主创新时代强音。据悉，第四届中国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有会员1006名，其中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7人，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得者、长江学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863”课题专家、“973”课题专家等340人，高级职称798名，占会员总数的79.40%。

    获得第六届“中国青年科学家奖”荣誉称号的是：西安交通大学航天航空学院教授卢天健、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教授潘建伟、中国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教授宗保宁、解放军总医院骨科教授王岩、第二军医大学免疫学研究所教授曹雪涛、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教授曾益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朱敏、哈尔滨工业大学市政环境工程学院教授马军、南开大学物理学院教授许京军和西南交通大学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翟婉明。获得提名奖的是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陈志明等。

    王兆国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广大青年科技工作者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肩负起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任，做自主创新、拼搏奉献的生力军。他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党中央国务院确立的重大战略任务，广大青年科技工作者要大力弘扬爱国奉献的光荣传统，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把强烈的爱国之志转化为科技报国的实际行动；各级共青团、青联组织要坚持为广大青年科技工作者搭建创业平台、创新活动载体、强化服务职能，积极培养和举荐青年科技创新人才。

    第三届中国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会长、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白春礼，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全国青联主席杨岳，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孙来燕，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常务副主席尔肯江·吐拉洪，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贺军科，人事部副部长王晓初，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娄勤俭，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吴晓青，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章良等出席了典礼。

    与会代表向全国广大青年科技工作者发出倡议，号召大家牢记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心系祖国，自觉奉献；勇于创新，追求卓越；求真务实，严谨治学；弘扬新风，引领未来，为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来源：科学网 作者：刘英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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