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国驻华大使馆提供的消息,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日前表示,尽管关于艾滋病患者同时需要食品援助这一点已深为人知,但是艾滋病病毒(HIV)与营养不良之间的相关性通过最近的研究才得到揭示。在艾滋病死亡率居世界最高的许多贫困地区,病毒与营养不良相互作用,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针对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U.N. WFP)发起的“世界粮食日”,位于华盛顿的Woodrow Wilson国际中心10月16日举行了粮食保障与艾滋病讨论会。参加会议的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FPRI)科学家Suneetha Kadiyala指出:“摄取卡路里不足会加剧HIV发展。”她表示,抗逆转录病毒药物逐渐在艾滋病死亡率最高的贫困地区得到更为广泛的使用,而科学家发现,营养不良有损药物的疗效,并使药物毒性增强。她说:“要使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治疗取得成功,改善营养状况至关重要。” 经过6年的研究,科学家对营养不良与HIV的相互损害关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而两者之间的这种影响可以从一名家庭成员出现HIV感染症状时开始。不管他是农民还是工薪者,一旦出现感染症状,他的工作能力将从此下降,从而可能影响到家庭收入及全家人的温饱。已经因HIV而受损的人体免疫系统,由于营养不良而变得抵抗力更低。研究人员同时发现,缺乏食物保障会增加HIV扩散的危险。饥肠辘辘的人要离家出走寻找食物,从而扩大社会接触面;人们采取的一些无奈手段会使他们更有可能受到感染。因此,IFPRI努力在决策者与卫生专家之间建立更广泛的联系,以提高对贫困、营养和疾病之间关系的认识,从而找到更全面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据U.N.WFP美国联络办公室主任Jordan Dey表示,该署已经向900万受到HIV感染的人提供了食品。他说:“饥饿是公众健康最大的威胁,它影响整个国家。”由全球艾滋病协调员办公室今年5月发布的《艾滋病感染者食品与营养报告》概述了“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EPFAR)营养项目的具体目标。其中包括:为HIV感染者增加饮食量,提高饮食质量;建立或补充主要营养成分的体内储量;防止或制止体重下降;保持和增强体质;预防腹泻及其他影响营养状况的感染;加速让与HIV有关的、影响消化和饮食吸收的病症复原等。而一份于2006年初向美国国会递交的报告指出,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粮食捐赠国,通过提供粮食援助以减轻艾滋病患者和受艾滋病影响的人的营养不良问题,2005年的投资约为24亿多美元。 (来源:科学网 作者:任霄鹏)

第七届环境地球化学国际大会近日在北京召开。环境地球化学国际大会每三年召开一次,今年是首次在亚太地区召开。大会主席、中科院地球化学所所长刘丛强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介绍,环境地球化学广泛涉及地质、地理、传统地球化学、生物学以及现代环境科学等自然科学,主要是用地质学与地球化学的方法、理论、手段来研究与人类健康有关的环境问题。 中国不会经历国外那样的污染 在发展工业的时候牺牲环境,是各个国家都经历过的一个时期。现在,中国正处在一个经济大发展时期,也面对着诸多环保方面的质疑。刘丛强表示:“我们的环境问题绝不会像西方过去经历过的那样严重,因为我们已经有了环境保护的意识。” 和经济发展一样,科学的发展也是逐步的。刘丛强说:“中国现在的环境污染问题并不是无意识、随意的破坏,科学家和政府管理部门都意识到了,只是我们做得还不够。” 保护环境是要有经济基础的,刘丛强说:“现在,一些小企业环保意识不强,主要是太重视经济利益了。”在国家整体经济比较落后的情况下,环境问题难免存在。“中国有10亿多人口,在一些经济落后地区,环保观念仍未深入人心,所以现在要加大科学普及,这是政府主管部门和科学家们要共同努力的。” 会上,英国科学家反复提到“门外汉”这个词,把向非科技人员解释作为项目流程的一个环节。美国科学家在申请项目时都必须包含一段公众看得懂的话,来解释该研究产生的社会效益,这样才有可能得到资助。 地球化学所每年有两天的科学普及社会开放日。刘丛强说:“公众来了之后,一是要看科学是怎么开展的;第二就是要向他们宣传一些环境问题,比如贵州存在铅、铊、砷中毒等问题,这些是我们科学家要跟大众谈的问题,科学家有义务跟大家讲。” 学科建设也有市场化竞争 在谈到中国的环境科学该如何更好地发展时,美国阿肯色大学Little Rock分校技术研究院助理教授马晓东说,中国国内高校现在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这方面的专业和院系”。许多学校虽然有环境系,但实际上是建筑等工程方面的环境,跟真正的环境还有一定距离。 刘丛强表示:“我国的环境科学专业并不少,甚至可以说是多了,几乎每所大学都有。但我们是不是真正在研究环境问题?”之所以会造成“中国没有环境方面的专业和院系”的印象,主要原因是中国的环境科学还有待发展。“有些地方师资力量不强或研究力量不强,存在跟着别人走的现象,这是发展必经的一个阶段。但随着整体水平的提高,一些低水平的教学或科研机构会被自然淘汰。这就跟做生意一样,也有一个市场化竞争的过程。” 既要合作又要自力更生 马晓东在开始自己的报告之前,先作了一段广告,盛情邀请中国学生申请阿肯色大学的研究生项目。会后,马晓东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鼓励学生申请阿肯色大学项目、与国内高校开展联合办学项目是他本次回国的主要目的之一。 马晓东认为,为避免重复错误,合作研究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法。他说自己两年前回国时就有了这个想法,但实现过程要比他想象的慢得多。 对于环境科学领域的国际合作,刘丛强表示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环境地球化学的研究重点目前主要还是根据各国各自的环境问题来展开的。通过本次大会的报告可以看出,美国科学家对突发事件很敏感,主要研究“9·11”事件、“卡特里娜”飓风或伊拉克战争等对环境的影响。而中国科学家则更多关注中国北方的水土流失、南方的石漠化、洪水等问题。这其中有可以相互借鉴的内容,“像全球变暖这样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合作的机会比较多,但是真正典型的地方环境问题,相对关注的人较少,建立国际合作项目来研究地方环境问题比较困难,还是要靠本国科学家”。 科学和管理之间应该互动 科学家在学术会议上讨论了很多内容,但是这些信息有没有传达到国家管理部门,并最终在现实中发挥作用呢?刘丛强说,科学和社会实际脱节的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但是在我国更突出。“科学家,特别是环境方面的科学家,涉及很多关系人类健康的问题,要注重向政府表达。政府部门也应该加强与环境学家之间的联系。环境问题首先是科学家的问题,但真正治理环境还是政府的责任,需要双方和大众的共同关心。”这也是为什么说环境地球化学、环境科学还涉及到管理学,需要管理学家将科学家的研究应用于实践。 马晓东也认为,环境方面的项目主要靠国家资助,因为几乎每个企业都会污染环境,让企业主动去保护环境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研究环境问题,不光是费钱,还没有短期的产品出来。所以需要政府的大量投资,如果是国家强制进行的话,效果就比较好。 (来源:科学网 作者:陈欢欢)

2004年结题的“973”项目“中国典型叠合盆地油气形成富集与分布预测”告诉我们,我国西部叠合盆地中未探明的油气资源量约占全国剩余油气资源总量的一半,这给了我们很大的盼头;但截至2005年,我国西部石油和天然气探明率分别不到东部的一半,剩下的油气资源在哪里?勘探的难点在哪里? 核心是“成藏机制与分布规律” “'成藏机制与分布规律’是本次'973’项目研究的核心,如果说上一个'973’项目告诉了我们西部油气资源的大致方位和大概数量,那么这个'973’项目就是要研究这些油气资源可能富集的具体位置在哪里,为提高钻井成功率和勘探成效提供指导和勘探成效!”“973”项目首席科学家、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副校长庞雄奇的这句话具有特别的分量。 揭示油气成藏的机制,就是研究油气藏是怎样形成的,包括阐述油气成藏的条件、成藏的过程特征和成藏后分布规律与主控因素。在第四届油气成藏机理与油气资源评价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专家指出:“研究油气成藏机制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预测到油气藏的位置和它们的数量规模及性质,为提高钻井的成功率和勘探功效提供理论指导。” 庞雄奇说:“以塔里木盆地为例,目前已经探明的油气藏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只有弄清楚它们的成藏机制和分布规律,才能有效地找到剩下的油气藏。” 据了解,截至2004年底,塔里木油田累计探明石油地质储量4.43亿吨,天然气6646亿立方米,石油探明率仅为12%,远低于全国平均探明率43%的水平;天然气探明率11%,也低于全国平均探明率20%的水平。 “在塔里木盆地打一口井大概需要1亿元资金,目前钻井的成功率平均不到15%,也就是说每打100口井大概只有15口井能够获得工业油气流,我们负担不起这么大的损失;我们这次的'973’项目承载的任务就是要为提高西部油气藏的探明率作出贡献。”庞雄奇说。 复杂地质条件是制约油气勘探的“瓶颈”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提出了“稳定东部、发展西部”的油气勘探战略。庞雄奇介绍说:“作为主要承担单位之一,中国石油大学承担的本次'973’项目'中国西部典型叠合盆地油气成藏机制与分布规律’,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配合我国油气勘探战略转移的方针,加快西部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西部广泛发育的叠合盆地,地质构造发生过多期变动,油气成藏与演化过程十分复杂,勘探难度极大。” 记者了解到,我国西部地区幅员辽阔,分布着柴达木、塔里木、准噶尔等多个具有含油气远景的沉积盆地。这些西部叠合盆地中未探明的油气资源量约占全国剩余油气资源总量的一半,为43.4%。要勘探出西部剩余的油气资源就必须研究和认识西部复杂的油气藏形成机制、演化特征和分布规律。 专家指出,寻找西部的这些油气藏不能不研究西部地区的地质构造及其演变。西部盆地的地质条件和国外不一样,和东部也不一样,在古生代西部盆地是海洋;后来,随着地壳变动,西部隆起,受到剥蚀,它们再次沉降后变成了陆相湖泊,沉积了新的陆相地层。这种海相沉积地层和陆相沉积地层的交替出现,使西部盆地形成了叠合盆地。 庞雄奇说:“由于地质构造的变化,西部叠合盆地中形成的油气藏普遍被调整过、被改造过、被破坏过和被再富集过,位置、大小和地球化学成分都发生了变化。我们知道西部有资源,形成过大规模的油气藏,但不知道这些油气富集在哪里以及它们是怎样成藏和演化的。本次'973’项目的焦点就是研究这些叠合盆地'多期次构造变革和多盆地叠合改造的背景下的油气藏形成机制和分布规律’,这是我们能准确预测到西部油气藏位置和分布的关键。” “准备”是“准确”的关键 据了解,由于地质条件的差异,国外从来没有系统进行过像“中国西部典型叠合盆地”这样复杂地质的研究,因此,在这方面我们没有任何外来经验可借鉴。西部剩余油藏能否被准确找到呢? 面对记者的疑问,庞雄奇说:“谁都不会打无准备的战役,在这次'973’项目启动之前我们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中国石油大学建成了全国唯一的教育部石油天然气重点实验室,成为全国油气成藏机理研究的主要基地,解决了'高温高压下的油气成藏’等国外油气勘探领域从未遇到过的难题。中国石油大学承办第四届油气成藏机理与油气资源评价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目的之一就是在为本次'973’项目作准备。” 据了解,来自中国、俄罗斯、加拿大等8个国家的216名代表参加了第四届油气成藏机理与油气资源评价国际学术研讨会,包括8名两院院士及外籍院士,5名我国油气勘探领域“973”项目首席科学家等在内的62名科研人员带来了他们在油气成藏及勘探领域的最新研究。 庞雄奇说:“准备充分才能圆满完成项目任务、才能准确预测出西部丰富的油气藏。'973’项目本身有很好的继承性。上一个'973’项目'中国典型叠合盆地油气形成富集与分布预测’,解决了西部叠合盆地油气资源分布预测的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这为刚刚申请的'973’项目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承担本次'973’项目研究的60%以上的科学家参与了上一个'973’项目的课题研究。” 庞雄奇说:“在油气成藏研究方面,中国石油大学还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杰出青年基金项目等重大项目;在油气成藏方面的研究,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二等奖3项,省部级一等奖6项。这些成果都对即将开始的'973’项目有直接的帮助。我们已经把'油气成藏’作为一面旗帜,长期致力于这方面研究。我们有信心完成好这个'973’项目。” (来源:科学网 作者:祝魏玮)

“国家建、学校管,这本身就是科研体制的重大改革。这个研究院的成立,把科学研究部门和产业需求部门直接联系起来。”10月11日,由民政部、教育部共建的“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揭牌仪式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研究院副院长史培军教授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如是说。 2006年10月11日是联合国确定的第1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减灾日的主题是“减灾始于学校”。研究院选择在这一天揭牌,是因为减轻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加强公共安全建设已成为当前国内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项艰巨而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任务,也是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工作。在民政部国家减灾中心、教育部环境演变与自然灾害重点实验室的基础上,两部委联合建立了这所研究院,以期创建国家综合减灾与应急管理科技支撑平台,形成国家综合减灾与应急管理高级人才培养基地,成为国内一流、国际有影响的综合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中心。 揭牌仪式上,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资深院士陈述彭作为该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指出,北京师范大学从1989年开始全面开展自然灾害研究,积累了大量经验,走在了学术前沿,汇集了大量人才,作为这个研究院的管理单位,能够承担起这项重大的国家任务。 史培军告诉记者,4年前,他和一批专家认为,应当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基础上,把防灾减灾研究推广到社会上,和政府主管防灾的部门结合。于是,专家们建议教育部和民政部两部共同建立一个研究机构。“把最新的科学知识以最快的速度转移到行政管理部门,变成全民意识,提高国家防灾减灾能力。” 史培军说,研究院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理事长是民政部部长李学举,副理事长是民政部副部长李立国、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理事包括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中国气象局局长秦大河等政府官员。研究院院长是国家减灾委副主任李立国,副院长是国家减灾中心主任王振耀和史培军。“研究院在体制上解决了把成果研制出来再找用户的问题,因为现在成果研制部门和用户就在一起。所以,这个机构本身就是产学研的。” 研究院的成立还实现了资源整合。史培军告诉记者,研究院建在学校,将充分发挥学校已有的人才培养资源;同时,政府把研究院建在大学,将改变专门性研究院的一些弊病,有些专门性研究院往往没有培养人才的功能,而大学是培养人才的重要机构。“实现了培养人才和学术推进、社会需求的三位一体。这是科教体制改革中的重要一环,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史培军认为,高等院校过去的基本建设存在这样的问题,即建设的东西用不上,需要的东西不建设。现在国家投资建设研究院,国家有需要,所以高等院校的投资要投进国家最需要的行业和部门。 “所以,我们从建设上解决了过去需求分离的问题,从资源整合上解决了闲置资源和资源短缺的问题,从体制关系上解决了产学研一体化问题。”史培军说。 据介绍,该研究院下设3个研究所、1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1个北京市防沙治沙工程技术中心和7个研究中心,并已建成投入使用6套大型实验装备,其中风沙模拟大厅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风沙实验场。这些科研平台吸引了美国和日本科学家,他们已经直接参与到研究院目前承担的课题研究中。 (来源:科学网 作者:李晨)

法国“为什么”国际少年儿童科普奖颁奖仪式10月18日晚在法国中部圣艾蒂安市市政府隆重举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教育部原副部长韦钰以其在中国倡导和推广的“做中学”活动荣获本年度该奖项。 “为什么”国际少年儿童科普奖评选委员会主席、法国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乔治·夏帕克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儿童和青少年是社会的未来,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科普教育,教他们学会提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引导他们热爱科学和正确应用科学,充分展示他们的才能,是设立上述科普奖的根本目的。 他说,韦钰女士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在中国一些城市倡导和推广“做中学”活动,让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自己动手实验,提出问题,开展讨论,并最终找到答案,获得科学的结论,激发他们对科学的兴趣,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工作。评委会决定将今年的奖项授予韦钰女士就是要表彰她在倡导这一活动中的努力和成绩,并希望这一活动能够在中国更广的范围内得以普及和推广。 韦钰向新华社记者表示,授予她这一奖项是对她的鼓励,这表明“做中学”活动取得了成绩,得到了认可。她希望对儿童和青少年的科学教育工作得到更多重视,她自己也将进一步努力,推动科学教育普及工作。 (来源:科学网 作者:卢苏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