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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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报刊精选-old

创建于 2006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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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秋季开学，经上海市教委批准，同济大学、上海大学等14所院校开始实行学分制收费。同时，湖南、湖北、广东等省也相继下发了有关高校试行、实行学分制收费具体办法的通知。对于学分制收费的利弊，从其2004年在中国开始试行、实行以来，争论较多。其中，如何保障学生权益避免变相乱收费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上海大学财务处副处长在新生适应性训练活动中介绍按学分收费的办法 追溯：学分制收费进程 据有关资料显示，所谓学分制，是高等学校的一种教学管理制度，是以学分为单位衡量学生已完成学业的教学管理制度。学生可以根据专业培养方案中的教学指导计划和自己的能力，在符合学校选课规定的前提下，自主选择修读的课程、课程修读时间和任课教师等，每门课程设不同学分，学生把修完的课程用加法得出分数，需与学校的规定学分相符合。 在欧美高校，这是最常用的教学管理方式。在这种制度下，学生有充分的学习自主权。 我国正式推行学分制的标志是1918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实行的“选科制”。在解放前，几乎所有的高校都实行学分制。 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对各课程的学分都作了仔细的规定。截止到1996年底，全国近三分之一的高校实行了学分制。 学分制作为西方教育制度中一套较成熟的教学管理制度，引入国内高校后，受到了学生的欢迎。但是，按照学分进行收费的进程却比学分制的引入晚了许多。 在不少高校推行学分制改革后，学生可以自主地挑选课程、教师和上课时间，而不是在学校硬性安排下进行学习。 学分制改革遭遇的一个难题，即如何从学年制收费到按照学分收费的问题。按学年收费的办法，学生在学年开学时向学校统一交费，两者相安无事。按学分收费，就可能出现学生因修读学分总数出现差别，收费不一，而学校因此怕惹上乱收费的嫌疑，迟迟不敢进行学分制收费的改革。 这个局面最终在1997年被上海大学率先打破。 按照上海大学学分制收费的办法，学生在学年初按本专业年收费标准预缴，在下学年开学时按本人一年来所修学分多退少补的原则进行结算，同时按本专业年收费标准预交下学年学费, 以此类推直至毕业时结清。其学分制收费的原则是：完成毕业要求的最低总学分所缴纳的学费总额(不含重新选修学分所支付的学费)不得超过同类专业相应的学年制学费总额。 此后，国内有三分之一以上的高校开始加入学分制收费改革的行列，包括上海、广东、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等省市。学分计费方式基本上是，四年制160学分、五年制200学分，其他学制按每学年40学分类推。对课程考核不合格的学生，学校可根据不同情况免费补考一次。补考不及格者，若需获得该门课程的学分，须按相应的学分数重新交纳学分学费，各高校交费多少有所不同。 由于各个学校专业学费并不统一，因此，具体学分单价因校而异。不过，也有省教育主管部门对学分单价进行了规定。如8月18日下发的《湖南省普通高校学分制收费管理试行办法》中规定了每学分的学分学费不高于80元。 对于中国实行学分制收费，浙江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顾建民教授认为有两点好处。一是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正常的学习时间内完成学业，同时也有利于减少学校教育资源的浪费；二是增强学生的经济观念和意识，让学生从学分计费的过程中意识到多学习、学习好有利于自身节约学费等。 不过，按照学分制收费后，目前的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避免变相的乱收费以保障学生的权益。 疑问：会造成变相的乱收费？ 在国内，目前公办大学本科生的培养成本约在1.5万元以上，教育部或者地方政府按4年学制补贴学校的培养成本，学生所交的学费只占到其中的小部分。学生在校期间，除了上课之外，还将占用图书馆、食堂、宿舍等学校的各种资源，这也是教育成本的一部分。按照学年制收费，学生一般缴纳的费用主要是学费和住宿费，实际上和原来的学费一样，只是计算方法有变化，而且有关规定也表明其费用不能超过原来的学年学费的总额。 如此看来，学分制收费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只不过是方式变了而已。那么，为什么有人担心乱收费的问题呢？ 以2004年四川省物价局组织召开四川高校学分制收费改革试点听证会为例，在该听证会上，学生家长以及教育消费者的代言人——四川省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对以学分制改革为由提高学费收费标准的意见提出强烈质疑。质疑的焦点在于，改革前，四川某大学生均学年学费为3703元，按照试点方案的收费标准后，收费最低学科类的学年收费最高可达4800元。也就是说学费标准无形中上涨了。 除此之外，学生反映较多的还有重修费用的收取问题上。比如有学生考试不及格，按照规定，学校应该给予一次免费补考的机会，补考不及格的，再收费重修。但是，有部分高校的学生反映，学校根本就没有补考，只能重修，学生认为这是学校在变相地收取学费。甚至还有浙江某学院在收取学费之后再按照学分收费，使学生经济负担进一步加大，引起学生的抗议。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分制收费管理的通知》，经批准按照学分制收费的高校，学生完成学业所缴纳的学费总额不得高于实行学年制的学费总额。学生当年所缴纳的学费可根据选取学分所需的费用收取。改按学分制收费后，高等学校可以对补考后仍不及格、需要重新学习该门课程的学生收取学费，学费标准不得超过原来学习该门课程的费用标准。严禁高等学校以改按学分制收费为名，变相提高收费标准或收取其他名目的费用。此外，学校还要严格执行教育收费公示制度。 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是出现了令学生费解的地方。如某高校的一部分毕业生在毕业前夕才接到学校通知，要补交多选修学分的费用。按照学生的反映，学校实行学分制收费后，一直没有明确的收费制度，而且学生的本科教学计划一改再改，让学生搞不清楚自己究竟应该修多少学分才算合格，因此有的学生就尽最大努力选课，可没想到临离开学校时来了这样的通知。 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有教师表示一些高校确实存在收费标准不透明、过程不公开等易使学生产生疑问的现象，也有极少数的老师与学生之间存在学分上的交易问题。 此外，有人还表示，学分制收费改革，高校必须给学生提供有效的、针对个性化的受教育的机会。这个要求看似简单，实际上并不轻松。因为这对高校的师资配备、软硬件设施以及管理思想的转变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高校达不到一定的要求，盲目实施学分制收费会给其教育和管理带来很多麻烦，从而降低了学生的培养质量。 支招：公开透明的信息平台 对于公众关注的问题，记者采访了有关教育人士。 上海大学副校长叶志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要解决学分制收费中是否会引发变相乱收费的问题，关键是建立一种学校管理部门和师生之间共用的信息平台，使学校收费和学生选课、考试等情况公开化、透明化。据他介绍，作为全国最早实施学分制收费的高校，上海大学在实施过程中，确实也遇到不少的问题，如学费的收取用哪种计算方法合适、教务处和财务处的信息渠道不畅通、学生查看相关信息有困难等。 在实行学分制收费之初，上海大学的收费标准是将不同专业学生四学年学费的总额除以毕业要求所规定学分数得出学分单价，按照学分单价和学生所修学分的多少进行收费。但是，这种收费方式有一个问题，即由于不同专业的学生可能选修同一门课程，这就出现了选修同一门课程的不同专业学生支付不同的价格。 在2001年，上海大学进行学分制收费进一步改革时，将实施办法调整为，每门课程都是统一的价格。但是，这样做还是有问题，即按照当时的办法，基础课的单价非常低，处于所有课程中的较低或者最低水平。这样，对于一些学费本身就较高的专业，如艺术专业来说，去掉基础课的学费，剩下的学费除以专业课的学分后，其单价将高出许多，有的专业课可能比第一次实行的学分制收费的单价高出几倍。该校实施这种收费办法后发现，在目前高校学生仅仅承担小部分培养费用的情况下，很难按照所学专业以及课程本身所需要的实际成本价格来操作。在试行了一段时间以后，上海大学于2003年再次对学分制进行了改革，目前采取的学分制收费不得不又回到了开始时的收费办法，即不同专业的学生选修同一门课程按照各自计算的价格收取费用。 在信息化平台建设方面，上海大学建立了一个教务处、财务处和学生都可以共用的数据库。从这个数据库，学生可以查到自己选课、学分价格、应交和已交费用等各种信息，信息是公开透明的，就连教材等相关信息也在数据库中。 叶志明表示，从计费方法改革到信息平台的建立，体现了学校从多方面考虑如何切实保障学生利益，同时也是为进一步教育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因为有时一项改革的成功与否，环境和相应条件不好，初衷再好还是实现不了的。 据记者了解，刚实施学分制收费的同济大学财务处副处长凌立群表示，统计学分、计算费用等都是他们面临的一大难题，而且与之前的收费方式相比，工作强度增加了不少。上海大学的做法，确实是解决学校教务部门和财务部门所面临的学分制收费改革后的一个好办法。 在教学上，叶志明表示，上海大学授课教师的经济待遇与选课学生人数的多少并不直接挂钩，因为考察教师的工作是从本科教学、研究生培养和科研等多方面来衡量的，所以从经济上来说，不存在授课教师卖学分的情况。另外，上海大学没有补考制度，学生第一次重修是免费的。 关于这一点，顾建民表示赞同。因为从教师自身的道德修养来说，一般没有教师从主观上故意为难学生，而且，学分制收费对教师收入来说，在浙江大学同样没有直接的影响，即便是上课学生人数增加，其工作量在教务部门的统计中也没有太大的增加，收入自然也不可能有较大的增长。 对于学分制收费改革遇到的问题，叶志明认为，学分制收费改革处于一种摸索前进的过程，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不可能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从上海大学按照学分计费方式的转变就可见一斑。因此，他表示，学校既需要学生和社会的支持与理解，也需要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有效指导。 对此，记者采访的有关专家也表示，实行学分制收费，不能一概而论，应按照不同学校区别对待，避免“一刀切”。同时，在学校内部建立公开、透明的信息平台和加大监管力度是解决目前学分制收费出现的问题的有效方法。 (来源：科学网 2006-09-19 09:46:04 作者：赵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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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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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于 2006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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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部今天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公告称，二00七年的研究生招生工作，要稳步进行相关改革。这份公告的第一条就是：进一步强调复试在研究生招生工作中的重要性。 中国在招收研究生时有初试和复试两个阶段，初试是笔试，考生能否考上研究生主要看他的笔试成绩，包括面试在内的复试阶段往往流于形式。这种招生方式饱受争议，很多专家认为，过度依赖笔试无法考查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不利于高水平人才的选拔。 为此，教育部要求各研究生招生单位要加强复试，进一步考查学生的专业素质、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教育部认为，加强复试是挑选拔尖创新人才和推动高等教育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硕士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的基础。 近几年，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在不断扩招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例如招生制度僵化，培养质量下滑。从教育部对二00七年研究生招生工作的部署可以看出，官方已经意识到相关的问题，改革的思路也逐渐清晰：改变过去一味扩招的做法，开始把提高质量作为工作重心。 尤其是对于选拔博士生，教育部明确表示，要稳定招生规模，提高生源质量，创新选拔机制。各招生单位要改革考试内容，把重点放在对考生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科研潜质和综合素质等方面的考查，把这些作为录取与否的关键性因素。 (来源：中国经济网2006年09月17日 17:12 作者：周兆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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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于 2006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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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举行的教育改革与发展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把研究生改革说成是收费制度的改革，核心是收费，这是不正确的。目前研究生培养的质量和水平还没有达到培养创新型人才这个要求，所以要进行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而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关键在于研究生的导师是否是高水平，没有高水平的导师怎么可能带出高水平的研究生，所以导师是关键。 该负责人同时坦承必然的研究经费也是关键，这两个都是关键问题。所以，他认为在整个研究生培养当中应该用这样三种说法，创新是研究生培养的灵魂、导师是基础、科学研究是核心，通过这项改革建立以科学研究为主导的导师责任制和以科学研究紧密联系的导师资助制、导师责任制，通过统筹各个方面的资源，包括学校的院系的资源，包括社会各个方面的资源，来发挥导师的积极性，理顺导师和研究生的关系，提高导师培养研究生的积极性，促进研究生培养水平的提高。 据了解，在北京的学校当中对这项培养机制的改革已经做了新试点，效果不错，特别是和改革前相比出现了很多明显变化，比如研究生资助强度提高了，有研究经费了，有项目了；改革核心就是有项目有经费，有项目有经费才能带研究生。特别是在这些改革的学校里，所谓自费生的比例逐渐减小，为下一步全国推开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经验奠定了很好的基础。目前教育部对这项改革给予积极的关注和支持，同时在操作上也十分把握政策结构和尺度，希望通过这项研究培养机制的改革，能够促进国家一大批创新人才的培养。 中国研究生的教育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和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目前我们国家已经建成了学科门类比较齐全、培养类型多样的研究生教育体系，特别是我们国家在规模上已经进入了世界上研究生教育的大国之列。 (来源：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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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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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于 2006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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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内地大学而言，“狼”真的来了——潜在的竞争者不仅包括香港高校，更多来自海外的压力。9月16日，经济学家张维迎在南开大学的一场演讲中，不无忧虑地指出。 “无论对北大、清华，还是南开、复旦，'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时代业已过去。现在没有'山’了，世界变成了平地。”张维迎说，竞争对手变成了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和东京大学。这也意味着，我们原来的好多做法不灵了。 这位毕业于牛津大学、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和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经济学家，在“南开名人讲座”上的演讲题目是“全球化时代的大学变革”。 外国名校把分店开到家门口，“抢”的不仅是生源 张维迎表示，北大本身的改革是一种自我反思。欧洲的大学也在反思，因为“混”不下去了。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带来了高等教育全球化运动。于是，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着从来没有过的挑战。在张维迎看来，高教全球化的内容包括教授市场、学生市场、学术成果市场、融资、教育服务的全球化。其表现随处可见： 教授在一个全球市场上提供服务。在国际市场上，不同专业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和价码。要出世界最高的价码，才可能聘到最好的教授。评价教育的指标之一就是外籍教员所占比例。 学生市场的全球化从香港高校到内地“抢”生源便可见一斑。“留学生在过去是稀有的。国内的大学以前能招到中国最好的本科生，现在有麻烦了。香港高校的竞争是一个好事，但竞争的不止是香港，美国很多大学都在中国设立办事处，每年进行招生推荐。英国政府甚至出面搞英国教育展。 前几年，伦敦经济学院曾收到一笔200万英镑的捐款，捐款人是一位中国公民。这引起了张维迎的警觉：“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给国外大学捐款。如果我们做不好，以后中国富人的钱都捐给外国大学了，就像他们选择去外国大学读书一样。除去校友感情等因素之外，捐款人总是希望把钱捐给最好的大学。” 张维迎指出，中国教育经费过去两三年占GDP的比例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在下降。大学不能完全靠政府经费和学费，还要靠捐赠。在一个商业发达、宗教文化浓厚的国家，大学得到的捐赠比较充足，哈佛大学仅商学院就有15亿美元捐款。 建议国有大学“法人化”，用竞争代替管制 据张维迎分析，大学结构是金字塔型，分别针对高、中、低端市场，就像汽车市场一样。最好的学生和教授聚集在高端大学，一般的去二流，其次到技能型培养大学。在从前，每个国家都有这样一座大学金字塔。 要争取让中国大学爬上塔尖，张维迎认为，首先就要应该改革国家的教育体制。“简单说一定要用竞争代替管制，中国大学的学位设置、课程、招生，都是统一管理的。这种结构实际上让一些最好的大学被拖死了。相对来说，美国大学有相当的自主权，大学之间有竞争。” 他打比方形容中国的高教格局：“就像所有的车箱都挂在火车头上，机器坏了，前面有两头牛在拉着。金字塔结构应该是自然形成的。如果是高端大学，课程设置、人才培养目标跟别的学校不一样。现在，我们是按照三流大学的标准来约束一流大学。当我们招来顶尖的学生，怎么培养他？” 张维迎还以EMBA教育在中国的发展为例，证明以竞争代替管制的合理性：国内最早创办EMBA教育的是北大光华，后来国家批准一批院校试办EMBA，但出于保证质量的考虑，根据各校水平，规定了招生名额。 北大、清华、南开、浙大等10所院校招生不得超过300人，另外20所不能超过100人。“然而现在看来，这种担心都是没有必要的。很多学校，即使得到了100个招生指标，也没有招满，只能降分降价，出现了'平价EMBA’。市场自然会形成分化。所以一定要有竞争。” 权力空心化，中国大学校长成了办事员 卓越的师资队伍、自由的学术环境、竞争的学术市场、有效的治理结构，这是张维迎为中国大学改革开出的药方。 他认为，大学是利益相关者组织。目前中国大学内，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失衡，很多大学不是行政在为学术服务，而是学术在为行政服务。这样本末倒置，长期下去，会对大学造成非常大的伤害。 “跟国外大学比，中国大学校长是个办事员，不能叫校长。”张维迎批评了现行体制下校长权力空心化的现象。“真正的大学校长，是大学精神的象征，是个外交家，社会活动家，是很丰满的，权力很大。我们总在羡慕北大的蔡元培、南开的张伯苓，我们后人特别应该学习他们的理念。但他们拥有的权力是我们没有的。” 他引用了美国的一项研究结果：教授参与大学管理程度越高，该校的表现越糟。教授参与行政性事务程度越高，学校表现越差。相反，教授参与学术性事务程度越高，学校表现越好。 “现在有些大学在全世界公开招聘副校长，我一直不赞同。应该公开招聘的是校长，副校长由校长提名。按公开程序选择校长后，给他大的权力。一个人一旦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行为就很受约束。我觉得一定要形成一个校长市场，校长是职业化的，双肩挑是不对的。衡量校长的表现，标准是这所学校的表现，而不是他本人的学术表现。” 要让选聘教师的人有安全感，防止武大郎开店 公开反对教授治校，并不表示张维迎看轻教授的位置。相反，他把选聘教授作为办好大学的关键，也是最难的问题。 2003年，北大提出人事改革方案，直接对教师选聘制度进行变革，在校内引发“地震”。张维迎说，改革方案的一部分是关键的“承重墙”，另一部分则是“隔离板”，相对次要一些。而方案中的“承重墙”便是打破近亲繁殖，以及教师非升即走制度等。 他认为，近亲繁殖与大学师资队伍的“家族化”有关系。中国的大学就算一分钱都不增加，但只要打破近亲繁殖，人才流动起来，创造的价值都会成倍增加。 “招聘新人都是学校的老人来选，那怎样防止'武大郎开店’的现象？终身教职和学科末位淘汰就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老人拿到终身教职，不论新人水平多高，老人的地位都是稳定的，因此压制新人的动力就小了。同时，如果系里招不到好的人才，发展不好，被学校解散了，老人的利益也无从谈起了。所以他只有招到好的人才，才能维持自己的利益。让那些选人的人有安全感，'武大郎’的态度就会发生变化。” 张维迎还指出，终身教职并不是俗称的“铁饭碗”。只有过五关斩六将的优秀人才，才能当终身教授。这些人会“无须扬鞭自奋蹄”。 中国青年报 天津9月17日电 2006-09-18 张国 本报记者 李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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