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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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于 2006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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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洛杉矶1月10日电(记者陈勇)被韩国科学家黄禹锡造假丑闻所震动的美《科学》杂志10日表示，它不仅将撤除黄禹锡2004发表的论文，还将提出更严格的科学论文评估、审阅和发表程序。 《科学》杂志总编肯尼迪在当天发布的一个录像声明中说，杂志编委会已接到韩国首尔大学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证明黄禹锡2004年的论文中，从克隆胚胎中提取人类胚胎干细胞的证据是伪造的。编委会讨论后决定，撤除在当年2月《科学》杂志网络版、3月杂志印刷版上发表的这篇论文。 肯尼迪同时表示，《科学》杂志编委会正在“系统地反思”其论文评估、审阅和发表程序，并将提出一些措施以减少论文造假。他说，《科学》杂志将“竭尽所能”完善论文真实性的检验程序，并征求整个科学界的意见。按《科学》杂志的传统，提交的论文必须首先由3名以上匿名专家审稿，依次通过后再进入修改和发表阶段。但这一程序主要检查论文作者提出的结论与证据是否有逻辑关系，一遇上黄禹锡这样精心编造证据的造假者就全无效果。 肯尼迪承认，仅靠《科学》杂志的匿名审稿人制度检查科学造假行为是不够的，因此他呼吁更多的外界专家来参与论文审阅。同时，杂志将要求一篇论文的所有作者，都具体说明自己在研究中作出哪些贡献，并都要签署一份“同意论文结论”的声明。 鉴于黄禹锡在伪造论文证据时采用了修改照片的手段，而《科学》杂志编委会却没有发现其中的问题。肯尼迪表示，编委会将改进技术手段以检查照片是否被修改过。但他也承认，就是这些技术手段也可能看不出黄禹锡造假。肯尼迪说，学术造假“让人烦恼”，威胁着建立在公信之上的科学事业。尽管黄禹锡造假案这样的事件“极其罕见”，但会“毁了我们大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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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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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于 2006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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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1月9日电 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 ——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 (2006年1月9日) 胡锦涛 同志们： 这次会议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科学技术大会。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200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者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分析形势，统一思想，总结经验，明确任务，部署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动员全党全社会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进一步开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局面。 一、深刻认识世界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我国“十一五”时期发展的主要目标、指导原则和重大部署，强调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十一五”时期尤为关键；要求我们一定要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宽广的世界眼光，紧紧抓住机遇，应对各种挑战，奋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革命力量。要实现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确定的发展目标，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进一步发挥科技进步和创新的重大作用，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当今时代，人类社会步入了一个科技创新不断涌现的重要时期，也步入了一个经济结构加快调整的重要时期。发轫于上个世纪中叶的新科技革命及其带来的科学技术的重大发现发明和广泛应用，推动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观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也引起全球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加快，经济格局、利益格局和安全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进入21世纪，世界新科技革命发展的势头更加迅猛，正孕育着新的重大突破。信息科技将进一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知识传播应用进程的重要引擎，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将进一步对改善和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发挥关键作用，能源科技将进一步为化解世界性能源和环境问题开辟途径，纳米科技将进一步带来深刻的技术变革，空间科技将进一步促进人类对太空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将进一步为人类认知客观规律、推动技术和经济发展展现新的前景。 在世界新科技革命推动下，知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国民财富的增长和人类生活的改善越来越有赖于知识的积累和创新。科技竞争成为国际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当今时代，谁在知识和科技创新方面占据优势，谁就能够在发展上掌握主动。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纷纷把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国家战略，大幅度提高科技投入，加快科技事业发展，重视基础研究，重点发展战略高技术及其产业，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以利于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在国际经济、科技竞争中争取主动权。 面对世界科技发展的大势，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我们只有把科学技术真正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真抓实干，急起直追，才能把握先机，赢得发展的主动权。 大量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加快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经过广大科技人员顽强拼搏，我们取得了一批以“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杂交水稻、陆相成油理论和应用、高性能计算机、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基因组研究等为标志的重大科技成就，拥有了一批在农业、工业领域具有重要作用的自主知识产权，促进了一批高新技术产业群的迅速崛起，造就了一批拥有自主知名品牌的优秀企业，全社会科技水平显著提高。这些科技成就，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显著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 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高，人均资源相对不足，进一步发展还面临着一些突出的问题和矛盾。从我国发展的战略全局看，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缓解能源资源和环境的瓶颈制约，加快产业优化升级，促进人口健康和保障公共安全，维护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坚实的科学基础和有力的技术支撑。 目前，我国科技的总体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有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主要是：关键技术自给率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特别是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科技水平还比较低，高新技术产业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还不高，产业技术的一些关键领域存在着较大的对外技术依赖，不少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主要依赖进口；科学研究实力不强，优秀拔尖人才比较匮乏；科技投入不足，体制机制还存在不少弊端。总之，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状况，与完成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迫切要求还不相适应，与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轨道的迫切要求还不相适应，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迫切要求还不相适应。我们必须下更大的气力、做更大的努力，进一步深化科技改革，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带动生产力质的飞跃，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从资源依赖型转向创新驱动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刻不容缓的重大使命。 总之，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需要大力发展我国科技事业。为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对科技进步和创新提出的迫切要求，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国务院成立了领导小组，组织科技界、教育界、经济界、企业界2000多名专家，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为了动员全党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认真贯彻实施规划纲要，党中央、国务院将专门作出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我们必须从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全局出发，深刻认识加快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重大意义，切实贯彻落实好规划纲要和中央决定。 二、扎实完成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任务 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面对汹涌澎湃的世界新科技革命浪潮，我们必须认清形势、坚定信心、抢抓机遇、奋起直追。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使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能力显著增强，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研究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取得一批在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科学技术成果，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策，是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激发全民族创新精神，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中央提出这项重大战略任务，是建立在科学分析我国基本国情和全面判断我国战略需求的基础之上的，也是建立在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和充分发挥我国已经拥有的经济科技实力的基础之上的。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和研发人员总数位居世界前列，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部分重要领域的研究开发能力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我们已经具备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基础和良好条件。 为了实现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奋斗目标，我们要突出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实施正确的指导方针，努力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在科技发展的结构布局、战略重点和政策举措等方面，既要顺应世界科技发展的潮流，遵循科技规律，又要紧密结合国情和国家战略需求，选择顺应时代要求、符合我国实际的发展道路。 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核心就是要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自主创新，就是从增强国家创新能力出发，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重点跨越，就是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选择具有一定基础和优势、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实现跨越式发展。支撑发展，就是从现实的紧迫需求出发，着力突破重大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支撑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引领未来，就是着眼长远，超前部署前沿技术和基础研究，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培育新兴产业，引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这一方针，是我国半个多世纪科技事业发展实践经验的概括总结，是面向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抉择，必须贯穿于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全过程。 要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紧迫需求、世界科技发展趋势和我国国力，对我国科技发展作出总体部署，统筹当前和长远，把握科技发展的战略重点，确定若干重点领域，抓住一批重大关键技术，实施若干重大专项，建设一批创新基地，培育大批创新企业，扎实提高持续创新能力，不断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奠定坚实基础。 (二)坚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突出位置，大幅度提高国家竞争力。 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是我国应对未来挑战的重大选择，是统领我国未来科技发展的战略主线，是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的根本途径。世界科技发展的实践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只有拥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先机、赢得主动。特别是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真正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是买不来的，必须依靠自主创新。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首位，在若干重要领域掌握一批核心技术，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造就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大幅度提高国家竞争力。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要紧紧扭住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这一中心任务，把握科技发展的战略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要把发展能源、水资源和环境保护技术放在优先位置，下决心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瓶颈问题；抓住信息科技更新换代和新材料科技迅猛发展的难得机遇，把掌握装备制造业和信息产业核心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作为提高我国产业竞争力的突破口；把生物科技作为未来高技术产业迎头赶上的重点，加强生物科技在农业、工业、人口和健康等领域的应用；加快发展空天和海洋科技，和平利用太空和海洋资源；加强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研究，特别是交叉学科的研究，加强我国科技创新的基础和后劲。 要在统筹安排、整体推进的基础上，把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安全中重点发展、亟待科技提供支撑的产业和行业作为重点领域，把在重点领域中急需发展、任务明确、技术基础较好、近期能够突破的技术群作为优先主题，加快突破瓶颈制约，掌握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解决重大公益性科技问题，提高国家安全保障能力。要努力实现以下目标：一是掌握一批事关国家竞争力的装备制造业和信息产业核心技术，使制造业和信息产业技术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二是农业科技整体实力进入世界前列，促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有效保障国家食物安全。三是能源开发、节能技术和清洁能源技术取得突破，促进能源结构优化，主要工业产品单位能耗指标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四是在重点行业和重点城市建立循环经济的技术发展模式，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科技支持。五是重大疾病防治水平显著提高，新药创制和关键医疗器械研制取得突破，具备产业发展的技术能力。六是国防科技基本满足现代武器装备自主研制和信息化建设的需要，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保障。七是涌现出一批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学家和研究团队，在科学发展的主流方向上取得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创新成果，信息、生物、材料和航天等领域的前沿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八是建成若干世界一流的科研院所和大学以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研究开发机构，形成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 (三)深化体制改革，加快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进一步优化科技结构布局，充分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要继续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充分发挥国家科研机构的骨干和引领作用，充分发挥大学的基础和生力军作用，进一步形成科技创新的整体合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 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要重点加强以下工作。一是要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使企业真正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全面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二是要建设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有机结合的知识创新体系，以建立开放、流动、竞争、协作的运行机制为中心，高效利用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科技资源，稳定支持从事基础研究、前沿高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研究的科研机构，集中力量形成若干优势学科领域、研究基地和人才队伍。三是要建设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加强军民科技资源的集成，实现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产品设计制造到技术和产品采购的有机结合，形成军民高技术的共享和相互转移的良好格局。四是要建设各具特色和优势的区域创新体系，促进中央与地方的科技力量有机结合，发挥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重要作用，增强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力度。五是要建设社会化、网络化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大力培育和发展各类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引导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向专业化、规模化和规范化方向发展。 要进一步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政府管理科技事业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有关法律法规，完善科技开发计划，促进科技创新要素和其他社会生产要素有机结合，形成科技不断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社会不断增加科技投入的良好机制。要完善科技资源配置方式，优化科技资源配置，促进科技资源开放和共享，形成广泛的多层次的创新合作机制，建立健全绩效优先、鼓励创新、竞争向上、协同发展、创新增值的资源分配机制和评价机制。要建立竞争机制，坚持国家科技计划对全社会开放，支持和鼓励国内有条件的各类机构平等参与承担国家重大计划和项目，为全社会积极创新创造良好条件。要加强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加强对重要技术标准制定的指导协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也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我们必须培育一大批具有自主创新能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要抓紧制定切实有效的改革举措、激励政策和法律法规，完善鼓励自主创新的金融财税政策，改善对高新技术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贷服务和融资环境，加快发展创业风险投资，积极为企业技术创新服务，为不同类型、不同所有制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我国广大企业家应该增强民族自信，树立世界眼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四)创造良好环境，培养造就富有创新精神的人才队伍。 科技创新，关键在人才。杰出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才群体，是国家科技事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当前，人才竞争正成为国际竞争的一个焦点。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大国，都把科技人力资源视为战略资源和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因素，大力加强科技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源源不断地培养造就大批高素质的具有蓬勃创新精神的科技人才，直接关系到我国科技事业的前途，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培养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优秀人才，造就有利于人才辈出的良好环境，充分发挥科技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举措。要坚持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全面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完善适合我国科技发展需要的人才结构，不断发展壮大我国科技人才队伍。要坚持在创新实践中发现人才、在创新活动中培育人才、在创新事业中凝聚人才。要依托国家重大人才培养计划、重大科研和重大工程项目、重点学科和重点科研基地、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项目，积极推进创新团队建设，努力培养一批德才兼备、国际一流的科技尖子人才、国际级科学大师和科技领军人物，特别是要抓紧培养造就一批中青年高级专家。要努力营造鼓励人才干事业、支持人才干成事业、帮助人才干好事业的社会环境，形成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体制机制，最大限度地激发科技人员的创新激情和活力，提高创新效率，特别是要为年轻人才施展才干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舞台。要加大引进人才、引进智力工作的力度，尤其是要积极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吸引广大出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伟大事业，离不开广大科技工作者的艰苦劳动和创造性实践。我国科技界素有心系祖国、自觉奉献的爱国精神，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探索精神，团结协作、淡泊名利的团队精神。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伟大实践中，广大科技工作者应该做自主创新的先锋，做拼搏奉献的楷模，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光辉业绩。 (五)发展创新文化，努力培育全社会的创新精神。 一个国家的文化，同科技创新有着相互促进、相互激荡的密切关系。创新文化孕育创新事业，创新事业激励创新文化。中华文化历来包含鼓励创新的丰富内涵，强调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大力发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大力增强全民族的自强自尊精神，大力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通过理论创新不断推进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为科技创新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有力的制度保障和良好的文化氛围。要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不懈奋斗、勇于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勇气。要在全社会培育创新意识，倡导创新精神，完善创新机制，大力提倡敢为人先、敢冒风险的精神，大力倡导敢于创新、勇于竞争和宽容失败的精神，努力营造鼓励科技人员创新、支持科技人员实现创新的有利条件。要注重从青少年入手培养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积极改革教育体制和改进教学方法，大力推进素质教育，鼓励青少年参加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和社会实践。要大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促进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渗透，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更好的理论指导。要在全社会广为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接受科学技术的武装，进一步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社会风尚。 发展创新文化，既要大力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又要充分吸收国外文化的有益成果。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扩大多种形式的国际和地区科技交流合作，有效利用全球科技资源。要鼓励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与海外研究开发机构建立联合实验室或研究开发中心，支持在双边、多边科技合作协议框架下实施国际合作项目，支持我国企业扩大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出口和在海外设立研究开发机构或产业化基地，鼓励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究开发机构。要积极主动参与国际大科学工程和国际学术组织，支持我国科学家和科研机构参与或牵头组织国际和区域性大科学工程。 三、动员全党全社会力量，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奋斗 用15年的时间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是一项极其繁重而艰巨的任务，也是一项极其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务必深刻认识完成这项任务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强领导、狠抓落实。 第一，加强组织领导，切实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关系全局的大事抓紧抓好。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高度出发，加强和改善对科技工作的领导，切实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结合实际研究和提出本地区本部门的科技发展规划，制定和实施正确有效的促进科技发展的政策措施，扎扎实实推进科技工作。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科学、用科学，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高度重视科技工作，并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成效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内容。要实施激励自主创新的各项政策措施，及时研究和解决科技工作和科技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努力创造有利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法制环境、市场环境和各方面条件。要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完善国家知识产权制度，健全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司法和执法工作，依法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各种行为。要做好人力资源开发的政策制定、协调服务工作，关心和爱护广大科技人员，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努力改善他们的工作生活条件。 第二，加强协调配合，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中央各有关部门和各级管理部门要紧密配合，加强对规划纲要落实工作的具体指导，加强统筹协调，强化政策支持，及时研究、解决重大专项和其他重点任务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要把对科技事业发展特别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投入作为战略性投资，加大财政科技投入的力度，调整和优化投入结构，增强政府投入调动全社会科技资源配置的能力，形成多元化、多渠道、高效率的科技投入体系，提高科技资源共享利用的效益，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供坚实保障。要根据国内外形势和任务的发展变化，对规划纲要确定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进行必要的动态调整，使其不断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 第三，坚持以人为本，让科技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是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事业，同时也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要坚持科技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方向，把科技创新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紧密结合起来，与提高人民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紧密结合起来，使科技创新的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要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广泛开展群众性技术革新活动，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和科协等人民团体的积极作用，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投身到自主创新的伟大事业中来。 同志们，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优秀文化，以众多的创新成就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奋发努力、扎实苦干，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完) (来源：www.XINHUANET.com 2006年01月10日 08:3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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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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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于 2006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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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天津1月11日电(张国 记者李新玲)今后，南开大学在新学科建设方面将立足于现有基础，更加注重“量体裁衣”，严格杜绝“大而全”的现象。日前召开的南开大学学科建设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凡是不适合学校发展的新学科，将不再新建和发展。 　 南开大学在此次会上提出，衡量新的学科是否适合本校发展，一要看其是否适应国际上学科发展的趋势，二要看是否与国家和地方的需求相吻合，同时一定要结合本校的学科基础。对于很可能因先天不足或学校力不从心而沦为“鸡肋”的新学科，通过加强论证和评审等工作环节，尽量避免其出现。 　 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因固步自封而导致学科发展失去活力，南开大学将调整学科布局，促进学科融合，通过整合现有力量，引进关键人才，在新的前沿领域从高端入手，高起步地开展新的学科建设，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此次会议上就出台了许多学科建设新举措。 　 “如果看到别人有什么，我们就去发展什么，是十分危险的。”南开大学校长侯自新说，学科建设中这种盲目跟风的做法不但会抹杀自身的特色，而且从客观上来看，学校现有的办学资源也不允许在一片空白上从零建设一个新的学科，新兴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应该建立在已有的学科基础上。 　 “大学合并所产生的规模效应以及形成的综合学科优势开始显现。南开大学原来就不是一个大校，现在更属于规模上的小学校。如果我们一味在规模上求发展，在学科点数量和覆盖面上去竞争，将很快处于劣势。”在学科工作会议上，侯自新向全校400余名师生代表坦承。 　 经过多年发展，南开大学已经成为我国学科门类最“全”的高校之一，但学科规模仍然相对较“小”：一方面，南开大学的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已覆盖到文、理、工、农、医等全部12个学科门类，不可谓不“全”；另一方面，在这12个门类下，南开大学覆盖了40个一级学科，约占学科目录的四成左右，不可谓不“小”。南开拥有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16个、博士点102个、硕士点183个。此外，在学科的教师、学生数量上，南开与同类型、同档次的院校相比，更不具备规模优势。 　 南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佟家栋认为，“小”学校不能贪大求全，而要求精求强，在特色上寻求突破。正因为在规模上相较而言还有发展的空间，眼下才更要认真审视学科建设工作，谨慎发展新兴学科。新学科在设立之前，将接受学校组织的校内外专家更加细致充分的论证。 (文章来源：中国青年报 2006年0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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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范良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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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于 2006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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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旁白 我是1951年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学生，1952年院系调整，转入北大。在校四年，虽说有过“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向党交心”、“肃反”等政治运动，然为时不长，基本没有影响学习，度过了四年还算平静的校园生活。1956年，我又考研来到中国科学院。 回顾50年的科技生涯，铭刻在心、无法忘怀的，是聂荣臻、江隆基、张劲夫、胡耀邦、方毅等党政领导曾给我们知识分子的保护与关爱，以及老师叶企荪、周培源、王竹溪、褚圣麟、彭桓武、胡宁、黄昆和导师钱学森给予我的启蒙教育。“一日为师，终身父母”，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始终流淌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血液里。人应懂得感恩。 由于“文革”对传统的破坏，上世纪80年代的留美学生很多不懂得什么叫感恩。他们似乎没有想过，自己、包括自己的父辈都是国家栽培、人民供养的，接受的都是精英教育。与广大农村子弟比，我们享有的是法权事实上的不平等，我们没有理由不知恩图报。而那些30年代、50年代留学归来的人，有着天然的爱国主义情操，将自己的全部聪明智慧都倾注给了国家；而且，即使为民族作出不得已的牺牲，亦无怨无悔。 回顾过去，应公平、公正。看待这50年，不要把极左思潮和1957至1976年的文化专制主义，与这一历史时期广大优秀共产党员奋斗牺牲、建设新中国的贡献等同起来；不要把当今部分官员的腐败和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官僚体制，与共产党领导的开放改革、励精图治等同起来；不要把社会主义进程的历史挫折与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人类对社会主义的理想等同起来。我们应该本着向前看的心态，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前景。 回望这50年的历史变迁，深感只有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使人民脱离愚昧和无助，才能使中华民族重获希望。如果只兴办精英教育，培养出来的“知识精英”杯水车薪，他们将会脱离平民、脱离社会、高高在上、自以为是，最终难免将自己沦为工具理性的奴隶，而非价值理性的主人。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社会像一个弹簧的阻尼振动那样，将最终回归平衡。我们社会的理性回归，亦应在预期之中。 今日中国能否自主办好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 最近媒体有如下报道：丘成桐点穴中国学术，认为“学术界种种不良风气归于'文化大革命’，它摧毁了中国优良的文化传统，人们价值观念完全改变，名牌大学也变得唯利是图。许多老师只懂讨论第三流问题，学生不会做第一流的学问。在中国提拔人才的机制，已成了提拔自己亲信的工具”。最近留美学生的水平无法与改革开放头十年留美学生水平相比，信仰变了。清贫学生才知发奋图强。 2005年7月30日，在温家宝总理去解放军总医院探望钱学森先生时，钱学森先生说：“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 它能开拓科学创新思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新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问题”。 2005年10月8日，《北京日报》报道钱学森谈人才培养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很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发展”。 我们对钱先生的话略作归纳，在办好大学方面：一是要恢复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二是厉行教育的体制改革，纠正不良学风和学术不端行为；三是探寻培养发明创造杰出人才的模式。我想强调一点，育人以德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这一点需要特别强调。就是说，我们培养出的人才，要深明大义，学成了，要用之于民、归之于民。读书不是为了做官，教育也不能办成产业。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依然是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甚至利用高科技犯罪，这样的人才“冒”出来又有何用？不是凡有知识、有学问、有本领的人都能称自己是“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这一称号代表的是社会良心，其重要特征是关心人民疾苦、不说假话、不趋炎附势、敢于仗义执言。 把清华、北大办成世界一流名校，国家要下军令状，要下委任状，同时也要放权，又不失监督。50年来，究竟是教育部在办清华、北大——长官办学，还是同仁办学？1952年院系调整，全面学前苏联，破坏了各大学原有的优良传统和应有的民族自信。不客气地讲，用行政管理的办法去管大学教育，是大学办不好的根本原因!时至今日，如果我们仍漠视历史，该舍弃的不舍弃，必将被历史搁浅。说穿了，办好大学，只需四个字，那就是“宽容”和“信任”。虽说“士为知己者死”有忠君之嫌，但历史已经证明，谁也比不上中国的知识分子“经久耐用”、棒打不散。 中国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先声 1938年，抗战烽火燃遍中华，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千里迁徙，在昆明创办了享誉中外的西南联大。抗战前，中国的高等学府大多是西方大学的翻版，由此，脱离社会、脱离民众成为旧中国知识精英的普遍特征。 是什么样的社会原因，使西南联大的师生们成为中华民族当代的脊梁呢？正如王中宇先生说的那样，“在国难当头之际，当时的知识精英就在这样抗日救亡的洪流中，走进了社会底层，社会各阶层也借此认识了他们，原本泾渭分明的精英和平民两个集团，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汇聚到一起了”。看来，苦难与挫折是使民族清醒而奋起的一剂良药。国之不存，安有家乎？国家兴旺之际也须有居安思危的全民教育。 同样的道理，我们这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若不是参加了劳动锻炼、“四清”和“社教”运动，进入过社会最艰苦的底层，也不可能激发起为劳苦大众服务的愿望，安心过着一个月五六十元人民币的清贫生活。但我们如今的知识精英，月领工资五六千元甚至上万元还嫌不够，真该让他们定期到艰苦的农村去看看，看看我们的农民兄弟是怎样生活的! 是抗日烽火改变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西南联大的师生在上有日寇飞机轰炸、生存条件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从事教学科研，全校一半同学都在校外勤工俭学。他们体验了生活，了解了社会，磨炼了意志，与人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试问，他们难道不是更幸福的一代吗？ “这种与平民休戚与共的经历”，造就了历史上罕见的一代知识精英，在这里我们能看到的是一座座精神的丰碑、一个个人格的典范、一门门学科的基石，他们至今仍让我们景仰和敬佩。拿着巨额国家经费的清华、北大，对比历史，真是应该反省、三思。 另外一个历史契机成就了西南联大：国难当头，国民党政权在对校园意识形态的控制上有一定程度的放松，从而在西南联大的校园里处处洋溢着学术自由、学术民主、百家争鸣的风气。正是这种民主、自由、百家争鸣和尊重人格的力量成为办好大学的人文条件。而这又似乎是解放后新中国如何民主办学的一次预演!也回答了如何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模式和理念问题。正如梅贻琦所说：“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乃大师之谓也。”70年前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能做到的事、能做成的事，70年后的我们有什么理由如此自卑、自谦呢! 中国本土能否培养出世界一流的大学教授 何谓一流，应有标高。钱学森先生说：“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有很多钱学森，国家才会大发展。”我们也不妨以钱学森和杨振宁两位前辈作为世界一流的标高。早在1957年，杨振宁、李政道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钱学森先生就说过：“世界上任何发明制造都是可及的，不是不可及的”，他不认为中国本土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钱先生上世纪30年代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杨先生40年代毕业于西南联大，到美国后各自得到冯·卡门和奥本海默的指点，处在一个知晓何为科学前沿、有利人才成长的学术氛围之中。但是，“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成者自成，导师能给一个好题目就算万幸。钱、杨两位的大师潜质是在中国形成，绝非在美国诞生，这一点应大昭天下!经过十年“文革”，1977年恢复高考后得到美国高校资助的中国留学生仍然出类拔萃，得到世界公认，能说在中国本土培养不出世界一流人才吗？ 以北京大学物理系为例，她一直拥有全国最优秀的生源，解放至今，毕业的学生何止3000人，其中卓有贡献、甚至世界知名的亦不下300人。远的不说，50届入学的曹昌其教授讲的“电动力学”比胡宁老师好，51届入学的曾谨言教授讲的“量子力学”比杨利铭老师好，52届入学的顾雁教授讲的“统计力学”绝不比王竹溪老师差。这些都是被历届同学公认的事实。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理应如此。但他们从未走进过媒体的视野，只能自嘲为“三尺微名，一介书生”。其实，只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罢了，怎么能说在中国本土培养不出人才呢!所以道来，是希望这段历史不被遗忘，不再重演；希望我们本土生长的人才，能够被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看来，杰出人才不是培养不出，而是在中国本土这样一个官本位的人文环境里，杰出人才很难“冒”出。学术资源被垄断、学术民主被压制、学术评价缺失公正、人才大量流失，这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悲剧。1955年以来，北京大学物理系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晋入院士行列的有22位，但这22位院士中不带官职的只有4名——以51届我班为例，4名院士中3名是部长(其中两名是工程院院士)。试问：这不是官本位，又是什么？ 屈指算来，我们这批50年代毕业的中国大学生为新生的共和国服务已超过50年，立下了不世之功。尤其是在清华、北大、中科院这一“三角地带”生活和工作的学者，什么是世界一流水平，早已耳熟能详。我们从出校门那天起，就勇敢、自信地面对生活，面对工作，面对困难，丝毫也不觉得自己比世界任何一个名校的归国留学同行差，而在得到人为的完全不同的待遇时，却依然能终生无悔地为国效力。这种棒打不散、子不嫌母丑的爱国主义精神难道不值得表扬吗？ 如何办好大学 第一，在近代教育史上，有一所绝无仅有的世界名校，她就是在1938年的抗日烽火中创办的西南联大。该校不到1000人，只办了七八年，却培养出了118名中科院院士(1955年时称为学部委员)，占当时全国学部委员的25%!办学的硬件条件最差，培养人才的业绩却最好，世界上有哪座名校能望其项背？好大学自有好大学的办学理念，西南联大的办学理念就是：保证学术研究的充分自由，崇尚学术民主，反对学术垄断，鼓励百家争鸣和尊重人格尊严。 办学不仅仅是授业，更重要的是使学子能闻道于天下。西南联大的师生在抗日烽火中醒觉了民族意识，置身平民，面向社会。学生受教益，不仅仅是要学好数理化的工具理性，而是要获得修身、齐家、治国、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理性。只有树立价值理性高于工具理性的办学理念，大学才有可能成为培养民族脊梁的摇篮。西南联大的办学模式，也应是当今中国培养杰出人才的办学模式。这是我们理当恢复的优良传统。 第二，要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多是负担，但如果素质好的话，人多却又是宝贵资源。最近十年，高考状元常出自农村。因此，选拔人才，决不可忽视农村。每年全国高中毕业生约上千万，考上大学的约百万，其中聪明而又勤奋者约10万，出类拔萃、极具天赋、可成大师之才者也能上千。也就是说，中国每年可能出100名钱学森、100名杨振宁、100名爱迪生式的杰出人才。但这种“折算”是建立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的基础上；否则，大师之才就会被毁于襁褓之中。千里马是赛出来的，而不是钦定出来的。保证大师人才被发掘应有国策保证，人才强国，要有发掘人才的体制。 13亿人口的中国，每年毕业的大学生有谋生技能的一二百万，有一技之长的中专生应有四五百万，将来可能成长为各类专家的约10万。没有这样一个梯队，大师“冒”不出来，“冒”出来也无后劲。决不能把平民教育变成精英队伍选拔后备军的教育；否则，参天大树必隐没于森林之中。一木独秀，风必摧之；侥侥者易折，皎皎者易染。 要承认，世上有天才。中国13亿人口，就是每年招考1000万大学生，大师级人才每年也不会很多。这是大数定律统计平均的上限——万绿丛中一点红。科教兴国，教育是基础，成才率要高，漏过率要小。因此，在统一高考的前提下，要有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补充方案。否则，像钱钟书那样数学考零分、语文考100分的国学大师就会被漏掉而不能被清华大学录取，中国也就不会有华罗庚、曹禺、钱钟书。要允许毛遂自荐，国家应成立考试院来选拔大师，选拔天才学生。 第三，要不拘一格培养人才。并非只有考取清华、北大的学生将来才能成才，非名牌大学也会培养出科技大师。对能成为大师的人才，只要有一定环境配合，一般讲来，都是成者自成。谁是孔夫子、马克思、爱因斯坦的老师？人们应该深信，即使钱学森遇不到冯·卡门，杨振宁遇不到费米和奥本海默，最终还会是大师。但把丁肇中和杨振宁换位，让擅做理论的去做实验，擅做科学实验的却去做理论，世界上将少两位诺贝尔奖得主。一个好学生首先要给自己定位，知道自己最不适合学什么，又最适合学什么。好的大学，好的老师应因材施教。初值条件不合理，这个微分方程怎么能解呢？解放前学生允许转系，允许换导师。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师从费米，因不擅长做物理实验，转到普林斯顿大学师从奥本海默，做理论物理。这才叫不拘一格培养人才。 今后，我们也要允许转系、要允许换导师，大学培养的是通才；还应允许学生从兴趣出发选修课程，由学生自己来构筑自己的知识体系。这样，学到的知识才是活体，才能学以致用，才有利于学懂、学通。统一高考十分必要，基础课不得不学。但要给学生自由，大学生宽进严出，学不好不让毕业。研究生要学会做基础研究，不会做基础研究，开发类工作也难以做好。 这些要求，解放后的清华、北大统统没做到，一刀切，只授业、不解惑、不传道，不告诉学生知识的来龙去脉，不告诉学生发明创造的客观规律，所以说，“大学，大师之谓也”这句名言对两校仍有借鉴意义。说实话，北大、清华有大师，也培养出了大师，但大师无权自行发挥，要听为官的，所以成才率也不高。这一切都是由官本位体制造成的。此风不改，清华、北大永远成不了世界排序最前的学府。 第四，道德文章、天人合一。凡略具悟性的人，兴趣必较广泛，人间学问一是对自然，一是对社会。前者是自然科学，后者是人文科学，两者都是科学，都有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违反规律，迷信权力，一旦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必遭惩罚。所以必须讲和谐，一是讲人与自然的和谐，二是讲人与人之间社会的和谐。其间，实践是认识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科学的上面是哲学，哲学的上面是信仰。文理相通，只是在同一层面上的交流。 马克思最信奉的格言是“怀疑一切”，所以说，一切真理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写文章也要讲道德，一篇小文章，分三次写，还要三人同时署名，更别提天下文章一大抄了。除了骗自己、骗长官，又能骗谁呢？文章发表了，白天弹冠相庆，夜间必然多梦而不得自安。道德文章，人品第一，没有人品却妄谈自由，岂不天下大乱？ 古语常说，触类旁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指的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自有其内在的联系。美国有位经济学者，用“布朗运动”的模式来解释股市涨落即为一例。但人们精力有限，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物理学家能精通数学已属不易，像物理学家费米那样兼善工艺，更是难得。文理交融、多元并举，是科学家又是政治家，又会演奏钢琴又是文学家，令人难以想象，非常人所能为也。关键还是中国人必须改变自愧弗如的传统观点，建立起能指导自主创新的崭新的自然哲理，中国的科学技术才可能横空出世、彪炳千秋。 做学问，不论做的是什么学问，首先应当从现象出发、从事实出发，通过归纳和演绎，通过假设和实践，从中得到一般性的规律。这比从体系出发、从概念出发、从逻辑推理出发，要强100倍。所以大学教育，无论是学政经、学文史哲，还是学自然科学，都必须通晓思维哲学的一般规律，否则成不了大器。 办大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具备价值理性的人才，而不是培养只懂得工具理性的凡人。什么是人才？人才要有专长，要有为人造福的本领，要面向社会、面向弱势群体，要能被问责，要有自省的品格。 (来源：科学时报 1月9日 作者：范良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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