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主持人朱军今天出席了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青联小组讨论会。讨论结束后朱军委员对于教育问题接受了本网记者采访。

    记者:对于现在社会上这种狼妈虎爸教育现象您怎么评价?

    朱军:我认为这只是极个别的现象不能代表全部,如果只关注这种极个别的现象会让我们自己的眼界变窄。

    记者:您会这样教育您的子女么?

    朱军:我不会,这只是一种现象而已。我觉得一切正常就好,孩子成长要给他一个正常的生活学习环境,正常的沟通渠道,正常的表达平台。孩子有一个好的性格,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下成长,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记者:您的孩子能够正常的面对您的特殊身份吗?

    朱军:我觉得他在这方面处理的很好。在这方面他很淡然,对于这点我很欣慰。

 

 

来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朱清时委员终于打破了半年来的沉默。他的脸上也有了笑容。66岁的他不停地说,自己熬过了“最难的一年”。
 
他执掌的、正在筹建的南方科技大学在2011年迈出了中国30多年未有的、却也是风波不断的一步——未经教育部的批准,招收了45名只有高中二年级学历的少年,开始了“自主招生、自授文凭”的试验。然而,自那以后的整个春季和夏季,朱清时和他的学校都“过得糟透了”。
 
在炎热的6月,与他并肩筹建学校的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突然宣布离去。在公开的声明中,他们直言不讳地批评朱清时在改革中提出了许多“似是而非的口号”。
 
他们批评南科大缺乏清晰定位和制度设计,并称“南科大负责人”鼓励学生抵制高考的做法,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煽动”。
 
45名学生的确无一例外地缺席了6月的全国统一高考。这被不少人解读为一种“反对旧体制”的姿态。其实,高二学生本来就没有资格参加高考。
 
朱清时,这位化学家、中科院院士和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用《易经》里的“困卦”形容自己当时的处境。
 
这些事情都出乎他的意料。卸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之后,他原计划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古陶瓷,结果遇上了“可能是一生中最有意思的事情”:2009年10月,受邀到深圳,创办一所具有革新意义的大学。他希望这所学校不会轻易受到行政的过多干涉,在学术上“小而精”,就像美国的加州理工学院那样。
 
改革开放已有30多年,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诸多领域都出现了这样的声音:“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驶入了深水区”。
 
朱清时就在深水区里遇到了可能翻船的危险。
 
南科大的筹建,用他的话说,“没有碰到红灯,没有碰到绿灯,全都是黄灯”。
 
与3位香港教授的意见相左,他坚持先引进好的人才,再制定学科规划。“在中国,并不是想要什么人就能迅速找到的,而是碰到机会能引进什么人,靠人来决定设什么专业。”
 
反对者离开之后,外界质疑接踵而至,使朱清时备受打击。2011年7月,他在有些空旷的南科大办公楼里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我们面临生死大计。”
 
自那以后的大半年里,朱清时一改往日敢言的风格,变得异常沉默。有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问他:“朱校长,您到深圳以后,都不会笑了吗?”
 
“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去年我们遇到了可能翻船的危险!”今年3月,在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朱清时再次对中国青年报说,当时,深圳社会各界都怀疑南方科大是不是能办下去。“只要认为校长选错了,南科大这样办不行,我们就真的翻船了。”
 
因此,他只能“沉住气,咬住牙”。
 
目前看来,南科大像是挺过了“背水一战”。一个证据是那栋5层的办公楼已经挤满了人。该校从全世界8000多位申请者中挑选了首批48位全职教授、副教授和助理教授——大约半数申请者来自国内其他高校。申请者中不乏海外高校的正教授。朱清时说,风波使招聘受到了一些影响,但最终结果表明,主流学术界还是认可南科大的。
 
在盘点2011年影响全球学术界的新闻焦点时,美国《科学》杂志为3月份列出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东日本大地震及其造成的核泄漏危机,另一件便是中国第一个绕开高考录取的学校——南方科技大学的开学。
 
按照《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朱清时还邀请了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校长杨祖佑等5位教授组成顾问委员会。
 
“我们正在走出低谷,南科大的骨架已经建起来了。”朱清时说。
 
不过这所大学的生命力仍有待考验。譬如因为要“去行政化”,取消行政级别,南科大在招聘管理人员上不像招聘师资那样顺利。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位公务员愿意应聘。朱清时说:“公务员到南科大来,前途不明朗。他们原来都是要升官的。”
 
为了办学试验,朱清时本人预备作出妥协,但“不是根本性的妥协”。他计划要求今后招收的学生参加高考。不过他强调,他们只需达到本科分数线就行,南科大录取仍以自主招生为主。
 
进入2012年,这位“理想主义者”的心情愉快了不少。他听深圳市的一位老领导说,深圳30多年来每次有重要事情,都会出现反对的声音,遭遇很大的危机。朱清时听了恍然大悟:所有的改革者都一样,“原来南科大并不孤独!”
 
今年2月23日,《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提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朱清时看到后立即“对号入座”,觉得“简直像为南科大说的一样”。
 
朱清时先后做了20年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在他看来,一些领域的改革进入“停滞”状态。与此同时,改革的呼声不断得到中央政府的响应。
 
譬如,他注意到,这20年的大多数时间,教育界人士都呼吁使教育投入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这个目标2012年就将实现。他多年呼吁的高校“去行政化”,起初被视为异端,如今明确写入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他对此感到满意,因为“去行政化”是渐进的,不能突变。
 
他还记得,在20世纪末有人提出“教育产业化”,结果它像“瓶子里放出的魔鬼”,膨胀起来就再也收不回去了。
 
以敢言著称的朱清时说,自己曾有一次当着国务委员的面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之后良久,会场鸦雀无声,只有两位大学校长举手声援。会后,他在拥挤的电梯里听到有人背后议论,“朱校长这个人,连什么场合说什么话都不懂”。
 
朱清时告诉记者,南科大的风波把自己的锋芒都“磨得差不多了”。但只要来到“两会”,自己就不愿意说违心的话,否则宁可沉默。
 
 
 
 
 
 
 

中国的“乔布斯”在哪里?
 
在全国政协北京会议中心驻地,两位教育界委员——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厦门大学教授杨春时谈起这个话题,立即碰撞出观点的火花。
 
我们能不能有自己的“乔布斯”
 
“活着就为改变世界”——当乔布斯带领他的团队创造出一个个令世界叹为观止的电子奇迹时,人们关注的已经不局限于这个“人”,而是转向思考一种环境、一种机制。
 
回顾2011年岁末,中小企业生存困境初显,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考察企业时发出感慨:中国要有“乔布斯”,要有占领世界市场的“苹果”一样的产品。
 
“中国如何培养出优秀的人才?”杨春时说,“教育可使庸才变天才,也可使天才变庸才。如果教育模式不能激发创造力,培养‘乔布斯’就无从谈起。”
 
“恐不尽然吧。”一提起人才培养模式,一直关注这一问题的钱锋来了劲头:“在国外,大学更倾向围绕国际前沿科技做研究,而我国国情要求,大学不但要做研究,还要为解决现实问题服务,也就是学术研究‘实用化’。按说我们应该会出一批‘乔布斯’!”
 
“乔布斯”已成为一个概念,对他的成功,我们不能妄自菲薄,但这映见了什么?
 
教育“政绩观”可培养不出天才
 
“不是培养不出,而是观念要转变。”两位委员在这个问题上观点毫无二致。一方面是各类高等院校遍地开花,一方面是“通才”满眼“专才”稀缺。
 
杨春时说:“经济都摆脱‘计划’了,精神层面不能总‘计划’吧。教学和管理应是双轨制,切莫变成一元化,那样只会害了教育。”
 
钱锋深深点了点头:“都说‘211工程’,这种荣誉现在在一些高校里真就变成了‘工程’,盖大楼、扩大地、建大厂,这直接导致了另外一个后果,教育投入在一些院校被异化为‘见物不见人’‘重物不重人’。那么,人才的激励机制怎么跟上?”
 
随着话题的深入,两位委员道出了更多的隐忧:贪大求洋催生了教育领域“政绩观”,教育界有句俗话:文章分等级,权威、核心、普通,样样付版费,费费上千;大学分级别:部级、副部级、厅局级,级级拼命申,“申申”不息……“这可培养不出天才!”杨春时说。
 
“不过近来情况有所改善。”杨春时话题一转,“我注意到,一些地方高校去行政化的步伐正在加快,学术委员会等纯学术组织正在越来越多地建立起来。如此,期待我们的教育更加回归‘以人为本’的核心。”
 
产学研一条龙为何“断”在“研与产”
 
许多对乔布斯生平有所了解的“果粉”,都对他和团队的创造力和执行力印象颇深。但凡一个完美的产品,从概念到实验室再到用户手中,哪怕历尽波折,其“转化率”相当高。
 
“我们很多中小企业抱怨研究成果‘难引进’‘难推广’,为什么?”钱锋抛出疑问,“企业反映,科研成果一种是‘空中楼阁’,一种是‘海市蜃楼’,怎么就离企业那么远?”
 
有一组数据也许能说明些什么:我国每年有数万项科研成果,发表论文数量世界第一,可成果转化率却只有25%,形成最终产品的不到5%,科技进步贡献率三成不到。
 
杨春时对此深有体会,立即接过话茬:问题出在两方面,一是企业要引进,就会问,哪儿来的钱?人才贵、技术贵,怎么引进?实际上,这背后是企业对旧的生产模式过分依赖,转型动力不足;二是我们的一些科研在方向上走了“贵族路线”“偏门”,研究与生产严重脱节。
 
“我看江苏省的一个试点就很好,成立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基金,这个很实在。”钱锋说。两位委员有一个共识:不能笼统地提转化率,要看开发型成果的转化率,以此为导向引导科研方向。
 
……
 
有关教育科研的话题,两位委员有许许多多说不完的话。
 
 
 
 
 
 
 

昨天(3月3日),在一个座谈会上,一位老教育工作者说到教育投入非常感慨:一说要投入教育经费,下面积极性都很高,然后就盖房子,盖了拆,拆了又盖。比如,在没有撤点并校以前,“两基攻坚”盖了不少房子,“校安工程”又盖了不少房子。撤点并校之后,很多以前盖的房子都废了。
 
实际上,很长时间以来,由于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中国被认为是“穷国办大教育”。这位老教育工作者忧虑的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有限的经费也未必都物尽其用。而本届政府庄严承诺,今年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4%的目标。
 
4%是什么概念?以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471564亿元计算,4%就超过18862亿元。面对这笔巨额的教育经费,如何能保证这笔钱都用在刀刃上?
 
今天,由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和搜狐网联合推出的两会访谈,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给公众算算怎么花好这笔钱。
 
4%应有科学的界定
 
对公众而言,4%不是一个陌生的数字。近些年来,每到两会召开,4%必是热点话题。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就提出要在上世纪末实现4%的目标。2010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再次提出,要在2012年实现4%的目标。
 
教育界人士普遍有这样一个观点:2012年,这笔巨额的教育经费有望得到落实。
 
“有钱固然是好事情,但是有了钱以后把钱用好是一件不能说更重要、而是同样重要的事情。”朱永新说。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教育投入才应该计入4%?有教育工作者反映,过去很多教育经费,比如说公务员培训经费、企业培训经费等都没有纳入教育经费的统计。有的地方,为了尽快实现4%这个目标,竟然把这些费用也纳入4%。
 
对此,朱永新建议,首先,4%应该有一个科学的界定,它到底包括哪些条款和内容。毕竟,4%不能靠投机取巧来完成。
 
不能由教育行政部门独自决定经费怎么花
 
巨额经费的增加,首先应该保证它的合理使用。从过去的境况看,一方面经费短缺,另外一方面不合适的使用也很多。
 
朱永新说,以职业教育为例,前两年国家增加了100亿元的职业教育经费,但是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用来给每个中职学生发放每年1500元的补贴。
 
在他看来,这个投向不尽合理:对很多家庭富裕的学生而言,这笔钱没有意义;对困难家庭的学生来说,他看到富裕的孩子也拿1500元,会觉得很不公平。
 
重点高校建设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过去对“211”工程和“985”工程的投入,是偏向学校而非学科,有些学校的钱就像撒胡椒面一样,撒到各个学科去了,对推动学科发展没有起到更好的作用。
 
“同样的钱怎么花,的确还是一个大学问。”朱永新说,首先要避免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一个部门说了算。
 
在朱永新看来,应该建立一个由社会各界人士,比如来自财政、教育、发改委等部门的人士,也可以吸纳教育家、社会人士、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组成一个国家教育拨款委员会,对超过一定金额的教育经费进行全面规划和监督。这方面,在2010年的纲要中已经有所体现。其次,对教育经费的使用要进行全程监控,比如对培训各个环节经费使用的监督。
 
把短板拉长是下一步教育最重要的方向
 
教育经费的投入方向也是个大问题。朱永新主张把经费更多地用于促进国家的教育公平。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走的是效率优先的道路:各个地方建设重点小学、重点中学和示范小学、示范中学,这样的结果,更多的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最后,学校和学校之间差距越来越大,地区和地区之间教育的差距越来越大。如今,很多教育的难点和热点问题都与此有关。
 
“政府首先必须要把增量部分用在雪中送炭上,帮助最薄弱的学校发展。把短板拉长是下一步教育最重要的方向。”朱永新说。他建议,把增量部分用在最薄弱的学校、最边远地区的学校、最弱势人群的教育上,用在长期以来欠账太多的地方,包括在大学里面优先向地方高校倾斜。
 
合理使用巨额经费的关键是项目决策过程的规范化、公开化、透明化。
 
以撤点并校为例。朱永新曾经去过贵州一个山区,那里的孩子上学要走两个小时山路,每天这样来回走四个小时。当地的条件也根本不可能通校车。
 
朱永新说,当初作出这个决策,更多想的是整合农村教育资源,提升农村教育品质,让学校集中起来好的老师会更多一些,教学效率更高一些,孩子们受的教育更好一些。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在过程中很多问题没有细致考虑。
 
在其他国家,农村有很多微型学校,几个孩子、几十个孩子,再配上几个老师。“没有必要一刀切,中国的教育政策制定最怕的是一窝蜂一刀切。”他说。
 
朱永新坚持认为,任何决策都必须有专家论证,有公众的听证,有小规模的试点,有不同区域的实验。“这四个环节缺一不可,才能保证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从昨天起,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新推出一项上课点名法——拍照查缺。每节课上课前,学习委员会拍摄教室里老师和到课同学360度的全景照,课后将照片上交给学院,学院根据照片“揪出”缺课的同学。(3月2日《扬子晚报》)
 
笔者想到物理大师李政道的一件往事。在西南联大就读期间,他在叶企孙先生的电磁学课上,总是低头看书。叶企孙脾气修养好,从不责骂学生,只是有意或无意地提问李政道,李政道从来都对答如流。有一次,当叶企孙发现李政道连电磁学高级教程都能看懂时,便微笑着说:“既然都能看懂这本书,还来听我的课不是浪费时间吗?我批准你免课。但实验必须做,绝对不许缺课!”
 
师道尊严,很多人认为听课是学生的天职,“逃课”便是对教授的不尊和轻漫。但从李政道“被逃课”的经历来看,这可能是一种偏见。
 
大学生之所以逃课,首先在于高校师生之间缺乏沟通,以及很多教师自身没有教学魅力,授课内容枯燥乏味;其次,大学生早已学会了计算成本,并已具备一定的自我规划能力,他们有能力在一堂不好的选修课与一个精彩的讲座之间作出自己的选择。
 
诚然,逃课确实是部分学生浮躁、功利的表现,然而毕竟大学生都不是小孩了,他们知道该如何对自己负责。现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竟以“拍照”结果作为评奖评优的重要依据,并与综合测评成绩挂钩,如此不分青红皂白、一边倒的批判姿态,是对许多理性、上进的大学生的尊重吗?是对个性教育的尊重吗?
 
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里写道,在西南联大,选课听课都很自由,老师不点名,也不拿考试为难学生。像这种尊重学生兴趣和他们自己的判断与选择的学校,才是培养创新人才的最佳所在。而以拍照点名来逼学生上课,就难怪今日会有“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的疑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