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后,人才市场开始出现招聘热。在前一段时间一场大型招聘会上,一名应聘者竟带上“亲友团”一同来应聘。“亲友团”中,有父母、老姨、姨夫助阵。对此,就业指导专家周文皓认为,这种“越俎代庖”、代替子女求职的家长也很不明智。 

    案例: 
  
    家长“组团”替孩子找工作
  
    最近在南宁举行的一场大型招聘会上,父母陪同来面试的一名求职者引起了记者的注意。毕业于广西某高校的小黄,看上去就像个高中生。只见小黄妈妈拿出一大堆公司简介和小黄的简历,开始“推介”自己女儿。
  
    小黄的父母都是国企中层干部,家庭富裕。小黄妈妈周女士说:“孩子从小到大从来没离开过我们,包括上大学我也坚决把她留在南宁读,现在找工作就更不能不管了。”
  
    小黄看着挺内向。“其实我跟熟人还挺能说的,见到陌生人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所以我不想自己去跟招聘单位接触。”小黄有些腼腆地说。“我就是不放心,怕这孩子说不明白话,而且多去几个人能帮她参谋参谋,还能多找几家招聘单位。”周女士说,爸爸和姨夫主要负责寻找适合小黄的工作单位,妈妈和老姨负责发简历和介绍情况,小黄就负责面试。
  
    记者问小黄,想没想过这样做会让用人单位觉得你的能力很差,不录用你?小黄说,她觉得,带上家人录用率才会更高。
     
    记者从多家招聘单位处了解到,每个招聘会收到的简历平均有两三成来自父母、朋友及他人之手,父母充当替身参加现场面试的也不少。
  
    点评:
  
    代替子女求职的家长不明智
  
    不过,用人单位并不欢迎这样的求职者。一家大型企人力资源部负责人指出,父母包办的求职者,往往会给人缺乏独立性的印象。“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我们看不到你的人,印象分自然会打折。即使给你面试机会,我们也会更加严格地考察。”
  
    就业指导专家周文皓表示,出现这种“孩子没有信心,父母不放心”的现象,是由于部分孩子长期受到父母过分呵护,使得他们渐渐离不开父母,变得没有主见,而父母也相应地产生对孩子不放心的心理惯势。
  
    针对父母与毕业生共赴招聘会的现象,周文皓认为,这里面既有家长的责任,也有大学生的责任。部分父母从孩子小时候起,就陪做作业、陪学画画、陪练钢琴,到长大一点了就陪报志愿、陪找工作,使得孩子成了“帮陪”之下成长的一代,碰到一些小事情没办法自己做主。而在就业招聘会这种“人生大会考”中,就更需要父母帮助他们作决定了。
  
    “已经开始找工作的学生应该具备一定的独立自主性,而那些‘越俎代庖’、代替子女求职的家长也不明智。”周文皓说,千万不要以“情侣档”或父母陪同的方式去求职,这样会让企业招聘主管认为求职者依赖性太强、独立性太差,进而对其能力产生怀疑。所以,在找工作或是面试时,“亲友团”还是不带为妙。
  
    非常道:
  
    “亲友团”应在幕后出谋划策
  
    周文皓认为,作为职场人,除了要求具备所应聘岗位的专业素养、知识和技能之外,还得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判断力,这是最起码的要求。
  
    求职者在应聘时带着“亲友团”,多数是刚步入社会的应届毕业生的做法。但是“亲友团”在台前七嘴八舌、指指点点会给招聘单位面试官留下很不好的印象,应聘者缺少见识和独立判断力,甚至是独立人格缺失,而这些是工作中所忌讳的。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亲友团”尽量躲在幕后出谋划策,不要跳在台前表演,这样既可解应聘者的燃眉之急,又不会招致招聘单位面试官的反感。而依赖父母的毕业生应尽早改变,在找工作时主动出击,不要过分依赖父母的帮助;面对工作的选择确实左右为难时,可以与父母沟通,听取他们的意见,但最终拿主意时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来考虑。

 

 

 

据英国《华闻周刊》报道,英国内政部负责移民事务的部长达米安•格林日前表示,在英国大学留学期间展露出企业家才华的国际学生,将获准留在英国发展自己的创意。他同时表示,大量扩招海外学生对英国而言未必是一件好事,因此政府会重新评估留学生对英国的真正贡献。
 
欢迎优秀毕业生
 
2月2日,在政策交流研讨会上,达米安•格林在回应各界对其决定取消毕业后就业制度的批评,该制度曾允许毕业生在学业结束后继续留在英国两年找工作。
 
达米安•格林透露,英国内政部正要推出一种有效期12个月的签证,允许优秀学生在学习结束后留在英国。此类签证申请必须得到大学的支持,最高可延长至两年。
 
据悉,这一新制度面向在大学指导下发展出商业创意的非欧盟学生,将从4月起实行。“鉴于我们已经摆脱了老式的大规模、无选择性的移民,现在我们可以发展合适的制度,鼓励最聪明、最优秀的人士来到英国,”他表示。
 
重新评估留学生贡献
 
“关于海外尤其是非欧盟留学生对英国经济和社会贡献的议题被‘两极化’了,因此需要更加全面地考虑留学生产生的影响。”达米安•格林解释称。
 
根据英国政府的统计,非欧盟的海外留学生在2010年为英国创造了84亿英镑左右的经济效益,但达米安•格林先生说,“英国各界需要更好地研究和深思留学生的长期经济和社会成本,而不仅仅是目前的短期收益。”
 
在为英国更加严格地控制非欧盟留学生签证政策时,达米安•格林先生辩护说:“关于英国严格学生签证的政策问题被两极化了。一方面社会各界迫切希望政府严控学生签证、清除假冒的学校和目的不纯的假留学生;另一个极端是期待放宽学生签证,从而吸引更多的海外学生提高经济收益。
 
“我们需要更加清醒地从两者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点进行深入讨论,在短期经济效益和远期社会效应综合考虑海外留学生的效应。”
 
“但是,根据英国移民顾问委员会在其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的,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海外留学生是否真正对英国经济和本国居民带来长远利益?以及留学生通过哪些途径最终为英国经济和国民带来利益?
 
注重质量而非数量
 
达米安•格林表示,对于政府而言,目前需要的是“注重质量,而非数量”。他补充说:“我们今后的签证政策制订原则将是择优吸引,将基本参照吸引高技术人才或短缺人才的工作签证政策来衡量学生签证申请者。”
 
根据达米安•格林的说法,新的学生签证制度希望保证“只有高品质的、有真实学习深造意愿的学生才可以来到英国合法的教育机构进行学习”。
 
达米安•格林为英国收紧学生签证政策时辩护道:“最近的签证政策的目的是限制假的申请人和质量差的学校,因为这些假学生和假学校破坏了英国高等教育行业的声誉,损害了合法学生和优质高校的发展。”
 
针对达米安•格林的辩护,批评人士指出,英国移民管理当局过度地强调了限制签证数量的政治许诺,而在实际执行中却伤害了海外留学生的留英热情,并将进一步损害到英国高教产业的发展,以及英国在海外的影响力。
 
 
 
 
 
 
 
 
 

据教育部统计,2011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33.97万人,其中:国家公派1.28万人,单位公派1.21万人,自费留学31.48万人。2011年度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18.62万人,其中:国家公派0.93万人,单位公派0.77万人,自费留学16.92万人。
 
2011年度与2010年度的统计数据相比较,我国出国留学人数和留学回国人数均有进一步增加。出国留学人数增加5.50万人,增长了19.32%;留学回国人数增加5.13万人,增长了38.08%。
 
从1978年到2011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224.51万人。截至2011年底,以留学身份出国,在外的留学人员有142.67万人,其中110.88万人正在国外进行相关阶段的学习和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81.84万人,有72.02%的留学人员学成后选择回国发展。
 
 
 
 
 
 
 

“我们学校位置在杭州,与北京距离较远,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培养的学生走向国际。”中国计量学院机电工程学院院长李青说。
 
无独有偶,远在西部的宁夏大学也一样有着国际化的志向,日前该校就与华北电力大学、中国计量学院一起成为了英国工程技术学会(IET)的“教育合作伙伴”。
 
国际化,不再只是北大清华这样的顶尖大学努力推进的事,也是中国所有高校在全球化的今天的共同追求。
 
举行国际会议,送研究生、本科生出国学习,派教师出国研修,与国外高校联合培养学生甚至合作办学、聘请兼职或全职国外教授,与国外高校合作科研课题甚至成立共同实验室……中国高校的国际化趋势日渐明显,而在国际化中,中国高校又该如何与“国际标准”对话呢?
 
教育可以有“国际标准”吗?
 
与国际标准接轨,是我国近年来各行各业在走国际化道路中绕不过的一个环节。然而,说到关乎教育的国际标准,似乎是一件难而又难的事。
 
然而,在国际上,一些事关教育的“国际标准”却在不断的探索与实践中,尤其在工程教育领域,因为有着一般客观的标准而有了很好的尝试。例如IET,这个成立已有140年的欧洲最大、全球第二大专业技术学会,在工程教育课程认证和教育认证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并形成了完善的标准体系。
 
“在英国有很多大学都要通过IET的教育认证,其程序是IET的认证专家到大学里就某一课程或某一专业进行认证,他们听课,检查作业,看考卷,检查教学大纲等等,这个考察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如果通过了认证,IET每3年或每5年还回来,再审核、再认证,看课程安排和设计是否符合国际标准。”华北电力大学控制与计算机工程学院教授闫勇说,他也是英国肯特大学教授,其在英国所在学院最近刚刚通过IET认证。据IET业务拓展经理赵陆璐介绍,不止在英国,IET的课程认证和教育认证目前在全球很多国家都在开展。
 
那么,我国高校对国际标准的课程认证有需求吗?对此,清华大学电机工程与应用电子技术系教授、电力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赵争鸣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是我们的一些课程和教材大大落后于国际标准,影响了国际化人才的培养。我们必须要改革。”
 
世界高校为何追求“国际标准”
 
世界高校为何追求“国际标准”?当然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教学水平。但这并不是唯一目的。
 
“在国外,一个工科毕业生要进入工程领域,必须要获得专业学会的认证才可以有从业资格。获得IET国际工程师资质认证意味着很好的就业前景,比如在香港地铁工作的两个工作人员,如果他有IET的国际工程师证书,他的起薪可能是4.2万元,没有的话就是1.8万元,更不用说今后的事业发展了。”赵陆璐说。
 
当前,国际通常做法是将工程师资质认证与大学的课程认证与教育认证联系起来。“假如你所在的院校获得了IET课程认证和教育认证,那么你将来到IET申请国际工程师资质认证时,你的教育认证部分是免试通过的。”赵陆璐说。可见,世界很多大学争相通过IET或是其他国际公认的专业学会的教育认证,一方面是证明学校的教学水平,另外一方面也是给其学生一个机会,提升学生的水平。而这两方面,无疑会使学校吸引到更好的生源,保证学校教学水平,保证人才培养质量与国际接轨,学校也由此走上以人为本和以质量为本的良性发展之路。
 
中国高校如何对话“国际标准”
 
我国在高校的课程标准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探索,就中国计量学院来说,“我们参与了教育部做的一些专业认证,我们学校有多项国家级的教育工程,如国家精品课程、国家特色专业以及国家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等等。”李青说。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在一些省市启动的高校办学水平、专业、课程的评估试点工作,也是对高校课程与教学标准的一种探索,高校评估在2003年形成“五年一轮”的普通高等学校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制度,由此建立起一种高效和长效的高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与监控机制。
 
可以说,上述探索和实践对保障和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全球化的脚步如此急切,国际化的需求相应也愈加迫切,“我们还希望有国际层面的认证,例如IET这样很有权威性的工程教育认证。”李青说。
 
教育的人文特性决定了其面对国际标准时不可能像工业产品那样轻易就谈与国际接轨,但是,无视国际标准又不可能,说到底,无论是中国高校还是中国学生,都希望能融入到国际舞台,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那么,中国高校如何与“国际标准”对话呢?
 
现阶段,可以在工程教育领域尝试进行国际标准认证,是一种意见。“科学技术是没有国界的,我们可以先在工程教育领域尝试引入国际标准认证,因为工程领域是有一些共同标准的,比如做一个灯泡,在哪儿做都应该是达到一个标准,一个要求。”国家外国专家局教科文卫专家司副司长陈化北说。
 
同时,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方面中国未来的前景还是要建立起自己的标准后,再与国际标准进行对话。华北电力大学校长刘吉臻说:“我认为中国未来的前景,第一应该参照国际标准,建立中国自己的教育标准和工程师职业资格标准,然后再通过国际公约来和世界上各国协同,取得互认。但是在国家完整的政策出台之前,开展国际间的一些合作,仍是很有益的探索。”
 
 
 
 
 
 
 
 

“有人会认真地给我打电话,说:我在某某杂志上发表了文章,你推荐我当院士吧。真令人哭笑不得!”昨天(2月10日),正在参加北京市科协第八次代表大会的陈佳洱院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抨击了当前科技界存在的一些“怪”现象。
 
怪象一:造假剽窃
 
陈佳洱院士是北京大学原校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主任、北京市科协名誉主席,上世纪50年代他曾师从于我国著名科学家王大珩、朱光亚等人,回忆起当年的求学经历,77岁的陈佳洱感慨万分,他说,老一代科学家在研究工作中都体现出非常严谨的学风。他们对概念论证、理论计算、实验操作以及数据获取等都有很严格的要求,一丝不苟,生怕出现一点纰漏。“1951年我刚上大学时,王大珩先生当时是我们的物理系主任,他的光学实验课要求严格极了,学生先要在他面前讲述一遍实验过程,讲清楚了才能开始实验,实验过程若做得不够好或不够细致,王先生会当场退回,每节课他都当场评分,若能得个5分,那这个同学不知会有多高兴,大家都喊着让他请吃花生米。”说到自己的恩师朱光亚,陈佳洱很是动容,他说当年朱先生备一堂课会花一个星期时间,自己写讲义,每个字每个公式都非常工整。
 
相比老一代科学家严谨细致的优良作风,陈佳洱说,现在的一些科研人员差得太远了,有些人甚至为了个人名利而造假和剽窃抄袭,这种恶劣行径不仅是个人的人格堕落,也影响我国科研人员的国际声誉。
 
怪象二:发论文最重要
 
“现在一谈到科研水平,就是看你发表了多少有影响的论文,事实上这种‘惟论文论’的科研评价体系是不合理的。”陈佳洱说,现在很多单位最重要的考核指标就是论文的数量及其影响,不少单位在考核中还过分看重在国外期刊,特别是《自然》、《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因此就出现了有人希望我推荐当院士的事。”
 
陈佳洱告诉记者,实际上《自然》和《科学》杂志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刊登的文章更强调“新颖性”,许多是高级科技新闻,虽然其关注的人多,影响力大,但并不等于所发表论文的学术或应用价值就必然比发表在其他杂志上更高。相比之下,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名校看重的主要是科研成果对社会进步的实质性贡献,并不以论文的数量和其发表期刊的影响等量化因子的排名论英雄。日本也是如此,陈佳洱的一位日本科学家朋友在《日本理论物理杂志》这样的不知名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因此获得诺贝尔奖。“事实上只要成果的水平和质量高,不管发表在什么期刊,最后总能够引起科学界的关注。”
 
怪象三:朋友变对手
 
现在高校和一些科研单位之间不再是紧密合作的伙伴而是激烈竞争的对手,这点也让陈佳洱感到困惑和不解,科技创新需要交流与合作,需要不同学术思想的碰撞,但现在竞争的激烈使得一些科研人员不愿向同事或同行透露自己的新想法,不能进行真诚的交流与合作,甚至还会在署名等方面违反科研诚信的原则。
 
“以前完全不是这个样子。”陈佳洱回忆自己当年从吉林大学调到北京大学参与筹办我国第一个原子核教育基地的过程,“开始时北大一点基础都没有,完全靠钱三强先生领导的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全力扶持,从仪器设备到教学实验大楼,甚至学生和教职工的宿舍都是在中科院全力支持下搞起来的。正是有了这样紧密的结合,一大批青年原子核的人才迅速地成长了起来。我们头上两届毕业生中出了9位院士。”除了青年人才培养外,国家两弹一星元勋中,像朱光亚、彭怀武、周光召、于敏等都是从北大调去研究院并为国家“两弹”作出重大贡献的教师。
 
“我自己也受益于中科院与高校的紧密合作。”陈佳洱说,1963年组织上派他去英国学习,是中科院领导张劲夫找自己谈的话。当时中科院一共只有四个名额,他把一个给了在北京大学的陈佳洱。
 
“近年来无序竞争冒头、功利化政绩观干扰,使得科研体制上条块分割愈演愈烈,可以说科学研究与教学的分离,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阻力。”这位老科学家忧心忡忡地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