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的消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校方表示,接待校友采取“序长不序爵”的原则,只问入学先后,不论官位高低。人民日报6日发表文章称,有关“序长不序爵”的讨论,已经超出了一所大学的校庆仪规本身,也更发人深思,让我们再一次发现了大学之病,病根或在于数年驱之不去的“行政化”阴影。网友普遍表示,当下高校校庆扭曲异化现象严重,支持南京大学“序长不序爵”挑战学校行政化、利益化。网友认为,“序长不序爵” 是对大学精神的呼唤和彰显,应当发扬光大,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之中。有部分网友担忧“序长不序爵”现实施行出现阻碍,呼吁知名校友予以配合。

    “序长不序爵”是挑战学校行政化、利益化的体现。网友“平凡的石头”说,时下一些校庆,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一种比拼排场、拉拢关系的平台。学校将位高权重的学生请回来隆重相待,仿佛唯有如此,才不至于辱没了自家的光鲜门楣;而得到礼遇的学生,也往往会投桃报李,为母校的生日送上一份厚礼。久而久之,校庆的职能在不觉之间被扭曲异化了。网友“emmar00”说,校庆职能的异化,是趋炎附势的社会风气在教育界的投影,是学校行政化、利益化的一种体现。以官位高低、财力厚薄来给学生们排位,意味着学校价值观的失衡。这样的排位办法,会让身份普通的校友对母校产生距离感,更可能影响在校学生的价值判断,误导他们对权力和金钱的膜拜。网友“李晓黎”说,这一消息能够引发热议,与当今大学行政化痼疾广为诟病这一背景密不可分。正因为“主席台上高官云集、学术名家叨陪末座”、“名流校友重点接待、普通校友乏人问津”的现象屡见不鲜,南大“序长不序爵”这一破除俗规的校友接待原则才显得如此难能可贵。

    “序长不序爵” 是对大学精神的呼唤和彰显。网友“壕堑战”说,当一些学校习惯以“得意门生”自我标榜的时候,南京大学能够冷静相对,正体现出了独有的坦诚和自信。这种自信源于学术的传承和思想的价值,而不是对权力的依附和对金钱的追逐。大学的文化和学术价值,就是要高于权力和财富的价值。网友“唯我独疯”说,当下社会,有这样一种价值导向,一个人只有做了官才是最有出息的,官职越高,权力越大,排位时就越靠前。在校庆盛会接待时“序长不序爵”显然是对传统思维的颠覆,彰显了可贵的大学精神。网友“岛来岛去”说,大学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直接影响学生的价值取向和道路选择。重爵不重长,重钱不重学,把校友分三六九等,高官厚禄者笑脸相迎,位卑普通者冷脸相对,这种嫌贫爱富、媚官媚钱的庸俗之风,暴露高校之俗,早就应该摒弃。南大校庆“序长不序爵”,体现了母校对全体校友的一视同仁,是对全体校友的尊重,也是大学精神的真正体现。

    “序长不序爵”应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之中。网友“总教官”说,这种“序长不序爵”的做法给官味渐浓的大学校庆吹来一丝清新之风,也给社会公众无限期待。希望这种“序长不序爵”的精神能够发扬光大,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之中,让整个社会从权力的束缚下真正解脱出来。网友“danseter”说,推动社会的进步,从最需要摆脱“纲常”束缚的校园始,从校庆活动始,是一个积极稳妥的选择。南大这一步走得好,相信南大的官员校友也一定会予以支持,并将这股清风逐步引导到官场,引导到社会各界。

    部分网友担忧“序长不序爵”施行受阻,呼吁知名校友予以配合。网友“覃波”说,南大办校庆的原则颇有新意,但能否切实做到,让人捏把汗。假如一位校友身居高位,同时他掌握的权力和资源又对大学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大学不搞点“特殊对待”会不会产生后遗症?网友“断之桥”说,南大所谓的“序长不序爵”,说起来简单,恐怕很难实行。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姿态立于充满潜规则的游戏氛围中,别说有少数高校不适应,就连本身的校友,当上“某长”“某总”的,估计也会不适应。试想在校庆接待会上,无官无爵的学长坐于主席台,而平时习惯手下众星拱月般围绕四周的“长”和“总”坐在台下,会作何想?对此,不少网友呼吁南大知名校友予以配合,把自己再次还原为一名普通的南大校友,以一种平常心去面对坐在自己前面的那些或许仅仅是普通人的学长学姐,并为母校这样的“序长不序爵”感到骄傲和自豪。

 

 


    当初出国潮中的小留学生们如今怎么样?

    花掉爹妈20万,如今月薪3000元

    在沈阳的招聘会现场,记者发现了一些“海归”的身影。让他们有些遗憾的是,留学经历并没有给他们的人生“镀金”,甚至连找工作都和他们本来的期许大不相同。

    如今,随着就业压力增大,出国热渐渐兴起。其实上世纪末,沈阳曾涌现大规模出国潮,爱尔兰、新西兰、韩国带走了一代孩子的梦。如今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那些小海归们都在做什么?当年的留学路带给他们怎样的人生改变?

    日前,记者采访了一位当年的留学生,他的故事或许能给如今的孩子们带来些启示。

    语言不通跟风出国

    1983年出生的韩宇飞,出国前就读于沈阳某高中。他告诉记者:“那时身边的同学都在办出国,我学习成绩一般,觉得出国或许能有好出路,就动了心思。”韩宇飞的妈妈告诉记者,那时他们也没深入思考过孩子是否适合出国学习,只是看孩子有想法,别人家的孩子也在办,就答应了。“大不了,学不好再回来。”韩宇飞的妈妈这样形容她当时的想法。

    于是,韩宇飞在1999年底拿到了韩国的留学签证,而那时他还不到17岁,上飞机前,他所掌握的韩语还不足以和人对话。“那时觉得,孩子到了那边,有了语言环境就能很快掌握交流能力的。”韩宇飞的妈妈告诉记者。

    留学生变身“打工仔”

    可出国后的日子并不像家人想的那样,韩宇飞在韩国龟尾市的一所语言学校先安顿了下来,这里基本都是与他一同留学的中国孩子,语言的提升没有想象得快。更为糟糕的是,由于年纪小自控能力差,出国后,韩宇飞真正用于学习的时间很少,多数时间是在玩乐中度过。“那时觉得国外真好,不用像在国内时天天上晚课备考,可现在看来,我的青春就是荒废在那个时候。”

    此后,韩宇飞虽经努力,但还是没考入韩国的名牌大学,只是在当地的一所普通大学里学习,而且因为家庭条件有限,他不得不开始打工。“起初还是半工半读,但后来多数时间都是在打工。”韩宇飞说,他甚至想过挣些钱回国算了,因为他知道,他不可能融入当地的文化和生活中去。

    20万出国玩了趟

    五年后,韩宇飞回国,带回家的只有一个专科文凭。即使在“半工半读”状态下,父母还是为他花了20万元的费用。可回国后,他的求职路并没有因为“海归”的身份而变得顺风顺水。

    “起初,我去过韩资企业,但待遇并不比同样学历的国内大学生高,人家更注重能力。”韩宇飞告诉记者,那份工作他只做了3个月,而此后的几个工作也都做得不长。究其原因,韩宇飞说“可能是出国时间长不适应国内环境,也可能是思想上还注重海归的身份。”

    此后,韩宇飞摆正了心态,以一个真正的求职者身份去求职,最后在一家电器企业稳定下来,现在拿着每月3000元的薪水。现在,韩宇飞早已忘记自己海归的身份,而当别人谈起出国时,他都会说:“孩子太小别送出去。”

    业内人士:孩子太小不适合送出国

    韩宇飞说,当年和他一起办理出国的高中同学,还有去爱尔兰、新西兰的,但真正学有所成的太少了,大多数人都已回国,其中有自己创业的,有给人打工的,外语好些的有在私营外语学校当老师的。韩宇飞告诉记者:“孩子太小不适合出国,自制能力太差,离开父母很难全身心地投入学习。”

    吴洋是美国麦克纳利史密斯音乐学院中方办事处的老师。他表示,现在很多家长认为,拿些钱,找个留学中介给孩子送出去就了事了,其实国外的优秀大学更注重孩子的素质。“你连语言都不通呢,如何在国外学习啊。”吴老师说。

    吴老师建议想给孩子办理出国的家长:首先不要在孩子年龄太小的时候将他们送出去,最好是在上过大学后,根据他们自己喜好的专业去深造。其次要看家庭是否可以给孩子必要的经济支持。好多家长认为自己出钱给孩子送出去,剩下的费用他们可以通过半工半读来解决,这是错误的。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很多打工的孩子最后都沦为“洋打工仔”,失去了留学的意义。不是说打工不好,偶尔打工是为了接触社会,并不是用来挣钱的。

 

 

高考改革方案要想不负公众的期待,做到实至名归,应当有具体、明确的路线图,具有可操作性。
 
2月2日,教育部公布了2012年年度工作要点,提出要研究高考改革重大问题,制定发布改革方案,指导各地根据实际探索本地区高考改革。规范高校自主选拔录取改革,逐步扩大改革试点范围。清理规范高考加分。(《新京报》2月3日)
 
此次,教育部在工作要点中,明确提到了“发布”,这表明,今年出台高考改革方案已没有悬念。即将推出的高考改革方案,要想不负公众的期待,做到实至名归,应当有具体、明确的路线图,具有可操作性。2010年7月发布的《纲要》,其实已指明高考改革的方向,这就是“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本来,按照这一方案,制订具体方案并不难,只需按照这一方向细化、完善即可。
 
不难看到,教育主管部门的权力下放,直接影响高考改革方案的推进。在这种情况下,高考改革方案不能只有原则,必须有具体的步骤,尤其是关于教育部门放权的步骤。
 
以自主招生改革来说,目前的自主招生其实不是真正意义的自主招生,按照教育部门的规定,当前80所高校的自主招生,是与统一高考和集中录取相嫁接的。要进一步扩大高校的自主招生权,就应该打破集中录取,具体的方式有二,一是基于社会化联考基础上的高校完全自主招生,获得自主招生资格的学生不再参加统一高考、集中录取;二是基于统一高考的高校自主招生,将高考作为自主招生的笔试成绩,在高考成绩公布后,学校自主提出申请成绩要求,学生自主提出申请,每个学生可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不管是哪一种方式,都将改变目前高考的功能和地位(前者社会化联考与高考竞争,后者将高考的功能从选拔转为评价),也将促使教育部门转变职能(不再掌握计划审批权和投档权)。
 
另外,高考改革绝不是单一改革,还需要其他教育改革同步推进。对于自主招生改革,公众普遍担心存在不公平不公正问题,按照当前的教育管理制度,这种担忧是很正常的,为此,必须在推进自主招生改革时,在高校实行以教育、学术为本的管理,建立独立的招生委员会,制订招生标准并监督实施。如此,才能从制度上保障自主招生透明、公开、公正。
 
高考改革是所有教育改革中,最令公众关注的改革之一,教育部不妨公开去年“就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等16个问题开展专题调研和论证”得到的初步方案,面向公众征求意见,由此通过公众的参与,进一步达成高考改革的共识,并加快制订进程。
 
 
 
 
 
 
 
 
 


    都周六考 “华约”“北约”又撞车

    “卓越联盟”考试周日进行,全省近七千尖子生争抢顶级大学“敲门砖”

    备受关注的“北约”、“华约”自主招生联考将同时于2月11日举行。去年“华约”考试早“北约”一天,今年两大联盟考试再次撞车,考生只能忍痛割爱,选择其中一个。2月12日则将进行“卓越联盟”考试。三大考试在辽宁的沈阳、大连分设考点,全省共计6774名尖子生参加,沈阳考点在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全省近七千人获联考资格

    “北约”、“华约”、“卓越联盟”三大阵营囊括了全国27所顶级大学,如果通过了这些名校自主招生联考,考生在高考时能够享受到所报考高校的许多优惠,如降10至30分甚至更多分数录取,或者优先选择专业等。

     优惠虽然诱人,但是获得这些名校的自主招生联考资格,却并非易事,主要有两种渠道。一种是校荐,就是拥有自主招生权的名校,把部分自主招生考试名额分配到各地的名高中,然后高中再结合学生的成绩和意向,把这些名额分配下去。另一种是自荐。考生自己向高校递交材料申请。校荐加自荐,有的考生可以拥有三四所甚至更多名校的自主招生考试机会。今年,全省有近七千人获得了三大联盟的联考资格,他们都是各市名高中的佼佼者。

    “华约”“北约”不能兼报

    从报名数据分析,今年,在沈阳考点参加“华约”联考的考生有1578人,而去年是1814人,减少236人。全省参加“北约”联考的也少了百余人。考生数减少是由于今年“华约”、“北约”联考再次撞车造成的,考生只能投奔“华约”、“北约”其中的一个联盟,青睐北大,就不能再惦着清华。不能兼考两大联盟,考生数自然略减。东北育才学校一名考生告诉记者,他本已同时获得了北大和人大两所名校的自主招生资格,但由于两所学校分属两大联盟,只好选择了更具挑战性的北大。

    以往,“华约”、“北约”联考存在时间上故意撞车现象,引来社会各方诟病,认为这与联考扩大学生选择权的改革初衷相违背。去年,“华约”、“北约”“协商”后终于将考试时间错开一天时间,分别于2月19日和20日进行,这为考生赢得了更多机会,相当数量的考生参加了两个考试。但连着两天赶场考试,考生身困体乏,却未必考出最佳成绩。省实验中学的一名考生称,他两天考了12科,简直是“烤煳了”。

    获胜考生仅有十分之一

    “北约”、“华约”、“卓越联盟”所形成的联考形式,作为自主招生制度的一种探索,曾引起广泛争议。反对者称之为“小高考”,多数考生只是陪绑角色,加重了考生负担;也有很多人力挺,认为一次考试成绩被数所名校认可,让考生不再各地奔波参加自主招生考试,是为考生及家长减轻负担。其实,就在各大联盟内部,各名校间也有争议,去年底,复旦、南开宣布退出北约,单独进行自主招生。自此,北约联盟由13所名校减少到11所。

    尽管三大联盟的自主招生考试越来越受到考生及社会各方关注,但由于自主招生名额有限,每年参加自主招生联考的考生中,大约只有十分之一能够成为最终的幸运儿。

 

 

 

 

在普通人的印象中,博士应该是精英中的精英。拿到博士学位的人有理由感到自豪——至少他们已有资格成为学界精英,如若进军商界、政界,也大有可能成为领袖人物。不过,实际上,如今的博士已远不如以往那么“精英”了,因为博士实在太多了。近十几年来,在全球博士数量迅猛增加。据统计,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仅科学博士的数量就每年增长近40%。
 
目前,还没什么迹象表明这一增速会慢下来。全球大多数国家都在扩张高等教育体系,但在世界很多地方,越来越多的博士毕业生却常常面临无法学以致用甚至找不到工作的窘境。在美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人们在高等教育上的投入往往很大,经过数年艰苦的学习才能成为一名研究者,但是学成之后,等待他们的却是日渐稀少的学术工作机会。在高级人才市场上,博士供给早已大于需求。
 
如今博士生之全球泛滥,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全世界普遍存在“过度培养博士”的问题。虽说“博士满街跑”还有些夸张,但至少在经济发达地区,博士之间的就业竞争已非常激烈,理想工作一职难求。人们不禁要问:这些拿着博士学位却就业无门的高端人才,是否会发出枉费数年寒窗苦读的感叹?
 
全球反思博士教育
 
二战后,特别是最近一二十年来,由于各国高等教育普遍大众化,全球本科生人数持续上涨,进而使得博士生人数也水涨船高。于是乎,在类似于工业化流水线生产的模式下,博士被大批量生产出来,其质量问题自然也随之浮出水面,引起一些人的担忧。
 
世界重量级科学杂志《自然》(Nature)去年曾发表社论和相关系列文章,指出当前全球博士人数愈来愈多,就“像种蘑菇一样培养博士”,但培养体系却不与社会实际需求衔接,以至博士毕业后出现就业问题。该文发表以后,在世界各地引发持续讨论,多数论者认为必须采取措施改革博士教育。
 
这篇以《校正博士教育》为名的社论指出,大多数国家认为高等教育和科学是保持经济发展和昌盛的关键,并因此扩大博士教育。的确,在经济发展迅速时,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博士推动了经济增长;但不能忽视的是,现在全球的博士教育不断膨胀,甚至出现“像种蘑菇一样培养博士”的现象。
 
这篇引人瞩目的社论指出,过度增长的博士数量带来很多问题。首先,过度扩招会使欠缺科研能力的人进入这一系统,降低了博士学位的价值;其次,很多博士培养计划仍然维持固有的学徒式教育,让最聪明的脑袋花费很多年埋头研究冷门问题,以致博士们走上社会后却出现“就业难”。
 
博士也就业难
 
博士同样就业难,这是冷冰冰的事实,至少在太平洋东西两岸的美国和日本,现在确实如此。
 
于中国社会一样,日本社会也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思想。能够在学界获得博士,被认为是最光宗耀祖的事之一。然而,由于博士过度扩招,职业选择面却较窄,在“高不成,低不就”的情况下,日本博士的出路堪忧。
 
日本1991年修订教育制度时,为追赶美国的博士数量,要求日本大学进行博士学位扩招。这一政策使博士产量年年递增。然而,这些博士毕业后,要进入大学当老师却非常困难。由于“少子化”浪潮的来袭,本科生源人数的下降,日本各大学根本无须招募更多的教员。而相较于年龄较大的博士,日本的企业也更偏爱年轻及刚毕业的本科生,因为后者更容易培训。
 
一家专门为博士找工作的猎头公司指出:“日本博士就职市场很小,其实只需一半的博士就够了。若要避免出现更多贫困博士的局面,当局就必须重新限定博士名额。”
 
在太平洋对岸的美国,在拥有理科博士学位的人当中,能够获得终身学术职位的数量正在逐年下降,而企业公司也无法填补其空缺。在生命科学领域,此类问题尤为突出。生命科学博士生数量的增长最为迅速,但是制药业和生物业的规模却在急剧缩小。
 
数据表明,越来越多的美国博士生毕业后找的工作并不需要高等学历,这完全就是资源的浪费。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公共政策教授哈尔·萨尔兹曼说,低迷的就业市场使得很多学生不得不放弃学业上的继续深造。对此,美国有些大学正在进行博士教育的改革,以便更好地帮助学生找到学术界以外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