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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草长莺飞，正值读书求学的好时节，湖南、湖北却连续发生两起学生焚书事件：
 
——3月9日，湖南湘潭机电中学的学生趁晚自习停电时，部分学生集体烧书、撕书；
 
——4月5日，湖北京山一中部分高三学生拒绝自习并烧毁课本。
 
学生烧书的背后，究竟隐藏了什么原因？专家如何看待这种集体事件？近日，《中国科学报》记者就此采访部分当事人、教育专家、社会学家……
 
湘机中学：停电引发的突发事件
 
湖南湘潭机电中学（湘机中学）创建于1960年9月，是湖南省首批、湘潭市第一个挂牌的省级重点中学，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红电中”。
 
“感动中国十大新闻人物”郑培民曾在此工作5年，当地人多以能考上“红电中”为荣。
 
3月9日晚，一次意外的停电却让这所重点中学陷入了舆论的漩涡。
 
当天下午5点半，该校刚结束月考，下午6点突然停电。1个小时后，该校晚自习已经开始，校园内却仍然一片黑暗。
 
不知道是谁带头，突然有学生冲出课堂，将课本和资料往楼下丢。有人开始撕扯书本，往楼下倒水、丢水桶，场面越来越混乱。
 
“几乎每一层都有，大多数学生都参加了，整栋楼都轰动了，地面都快被纸张铺满了。”一名学生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况。
 
此后，更有好事者开始用打火机将地面的书点燃。从网上上传的照片来看，昏暗的校园内，白色的碎纸片在地面上格外醒目。
 
学生们说，停电并不是引发他们撕书、烧书的原因，这样做只是一个发泄他们心中积怨已久的导火线和渠道。他们想表达的是对于学校周六周日还要补课的不满，“补课实在是太猖狂了”。
 
在湘机中学，学生的课程被排得满满的：
 
——从周一到周五，学生们从早7点40分到晚9点40分，要学习14个小时；
 
——周六7点40分开始上早自习，晚自习在晚5点30分结束；
 
——周日上午休息，下午2点30分开始上课，一直到晚上。
 
同学们表示，他们每周只有周日上午可以休息半天，而周末所上的课程都是主课，包括数学、英语、物理等。因为睡眠不足，有时候在补课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周日上午的时间他们什么都不想干，“只想睡觉”。
 
据介绍，湘机中学周六补课并不稀奇，但发展到周日也要补课是最近一年的事。也正因此，学生才会积压这么大的怨气。
 
意料之中的是，学生们的“集体疯狂”行为并未持续很久。事发后不足一小时，湘机中学的老师和领导相继赶到现场进行劝解。在得到老师们“会有答复”的安慰后，学生们很快结束了这场“意外”事件，老老实实地返回课堂。
 
等到校园恢复供电后，这些原本陷入疯狂的学生立刻恢复平时的模样，开始正常上晚自习……
 
京山一中：抗议之后的焚书事件
 
如果说湘机中学的烧书事件来得有些意外，如同突然爆发的火山，那么，4月5日晚发生在湖北京山一中的焚书事件，则明显有迹可循。
 
巧合的是，这场意外事件同样发生在晚自习时间。
 
据一位京山一中高三学生回忆，4月初，学校通知每个班的学生要买学习资料，高三学生每人交700元，其他年级每个学生交400元。由于此前学校经常以各种理由向学生收费，他们觉得越来越无法忍受，不少人还在网上论坛发帖投诉，约好集体拒交。
 
4月5日晚，学校通知高三年级学生缴纳700元辅导资料费，但部分学生找到老师拒绝缴纳这笔费用，并表达了他们的质疑。
 
当晚8点，部分高三学生聚集在教室外面，没有返回教室上晚自习。随后，有学生开始起哄，并将书本、复习资料从楼上往楼下扔。楼下的高一、高二学生也相继加入扔书大军，和湘机中学发生了相同的一幕：有人将地面的书本点燃，大火熊熊……
 
从网友上传的手机视频中可以看到，十几个学生在昏暗中陆续走出教室并向事发地点聚集。白色的纸张像雪花一样铺满地面，并不断有纸张落下，还可以看到点点火苗。有学生在现场齐声呼喊，要求学校就乱收费问题给予解释，并拒绝交钱。
 
根据京山一中校方的说法，学校对于学生“烧书”事件进行了及时处理，“学生烧书过程只持续了几分钟”。
 
事发后，有人还在贴吧里上传了京山县物价局对于京山一中价格违法的单据。
 
该文件称，根据省、市物价工作会议精神，京山县物价局对于京山县第一中学的教育收费情况进行了调查，早在2008年1月至12月，该校自立辅导项目收费，仅此一项就多收了90多万元。
 
校长回应：“遗憾”和“困惑”
 
一个月之内，发生在湖南、湖北两地的焚书事件，在社会上引发众多关注。然而面对记者和网友的质疑，两所学校有着不同的解释和处理态度。
 
面对突如其来的质疑，湘机中学明显选择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根据媒体报道，对于周六周日补课一事，湘机中学副校长朱红霞认为，这不是补课，是优（秀）生培训，“培训他们比较差的科”。周六周日的课都是正常进度的课，是学校要求老师这样做，“得培训”。她还表示，“学生希望在学校里面，他们在家里没事做”。
 
对于烧书事件，朱红霞表示非常遗憾，这是多年来的第一次。她在给教育局的汇报中称，是工作不到位，如果知道停电这么久应该疏散，让学生们放学回家。对于学生，她说，也希望他们幸福。
 
朱红霞还表示，学校组织“培训”，他们也有苦衷，确实也顶着很大压力，“因为如果我们不上课，家长们就会到学校里来讲”。
 
相比湘机中学，京山一中采取了更为灵活，也更为公开的态度。
 
4月7日上午10点多，“湖北京山一中”开通了官方微博，并发布官方声明，称学校为提高教学质量，从高考备考需要出发，应多数学生和家长要求，为高三学生配备备考资料，但部分学生认为价格太高导致不满，才引起此次事件发生。
 
声明还称，该校为学生配备的资料是按照教育部门的有关规定，与图书部门协商后按成本费向学生收取，学校没有从中赚钱。
 
该校表示，学校将重新制定整改方案，并在新方案出台前停止此次收费，还将对各年级征订的学习资料和收费情况进行全面清理整改。
 
4月11日，《中国科学报》记者联系到京山一中校长李泽新，就学生烧书以及复习资料收费等问题进行了采访。
 
李泽新表示，学校这次收取的费用不是700元，应该是理科生508元，文科生499元。当天并不是通知收费，只是将可能产生的费用罗列出来让学生提建议。而且这些费用是去年10月到今年学生高考之后有可能的代收费项目，除少部分是学校印制试卷的胶印费之外，其他都是购买的资料费和试卷费。
 
李泽新表示，学生出现过激行为有三个原因：收费数额较去年高三同期高出90多元；有一笔几十元的费用可能有重复收费的嫌疑；高三学生在清明节期间没有放假。
 
针对学生和网民反映的乱收费问题，李泽新向记者表示，自己没有违规之处。他说，按照物价部门有关规定，高中阶段学校的收费项目只有三种：学费、住宿费和代收费。这次京山一中让学生不满的也就在代收费项目上。严格来说，这些教辅资料，都应让学生本着自愿原则购买。这样一来，老师在教学上有不便之处，“如果让学生自行购买教辅资料，每个人看的书不一样，老师没法统一教学”。
 
李泽新说，这些代收费都是老师按照自己的教学安排和需要，统一列的清单，学生通过之后，再一起向指定商家购买。学校购买复习资料，是按照图书供应商开出八折的价格。如果查出他个人在这方面有获利，他愿意接受处罚。
 
李泽新进一步表示，订复习资料的事情，他们感到很困惑，“不知道怎么走，你说是违规，我们没法说”。他表示，作为高中校长，最麻烦的就是两件事，一是补课，一是购买复习资料。他希望国家在复习资料方面能有相关规定出台，“要么不搞；如果搞，要制定规范化的东西出来。现在既然有高考，我们在这一方面就很为难”。
 
目前，李泽新已经把这几天所考虑的事情，“主要是有关高中校长的困惑”，写成一封信，寄给湖北省教育厅。
 
此外，对于网传2008年京山一中被物价部门查处违规收费一事，李泽新在接受《长江商报》的采访时予以证实。但面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进一步的询问，他表示目前已接到教育部门的要求，让他尽量少发言。
 
京山县物价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每年物价部门都会对京山一中的收费问题进行严格检查，前年也曾查出在代收费上存在问题，已要求学校退还学生或上缴当地财政。
 
多部门介入调查
 
京山一中学生烧书事件发生后，湖北省教育厅、京山县委县政府等部门迅速介入调查。
 
4月7日，由京山当地纪委监察、物价等多部门组成的调查组已进驻学校展开调查。初步的处理结果是，这次的费用暂时不收，将资料目录发给学生，让学生自愿选择，需要的自行购买，已发下去的、不需要的资料学校承诺协调退换。
 
京山县政府回应称，事发后，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县主要领导第一时间过问并到校处置此事，还就此事数次召开由县纪检监察局、县物价局、县教育局等部门人员参加的专题会议，研究处理及整改措施；组建京山一中学习资料收费情况清查组、教育教学秩序督导组，确保正常教学秩序。
 
目前县委、县政府要求京山一中暂停所有学习资料费的收取，全面清理整改收费情况，严格按照自愿订购原则，学生未使用、认为对学习无价值的资料，可无条件退还；清查专班对该校近年有关收费情况展开清查，并对全县各校收费情况全面清理、整顿。
 
李泽新则表示，目前学校将暂停一切收费并积极整改。另外，还将全面做好学生思想工作，解除学生、家长疑虑，集中精力搞好高考复习备考。
 
湖北省教育厅对媒体表示，该厅主要领导高度重视，由一位厅领导带队的调查组已赴京山调查。另外，该厅还将在全省范围举一反三，严肃查处教育乱收费现象，进一步落实规范办学各项要求。
 
4月12日，记者致电湖北省教育厅，并发去采访函，试图了解湖北省教育厅调查组的最新进展，但未获回应。
 
4月13日，湖北省京山县委发布通告，公布了对于京山一中学生烧书事件的最新处理情况。京山县委表示，暂停李泽新担任的京山一中党委书记、校长职务并立案调查；建议县人大常委会免去刘光瑾县教育局局长职务，根据调查情况按程序进行处理；对其他相关责任人按规定追究责任。
 
截至发稿时，《中国科学报》记者就该通告内容再度联系李泽新。对此，李泽新称自己的态度十分平静，目前确已停职，在家休息，并接受相关部门的调查。他表示，这次主要还是因为学校收取资料费的问题引发争议所致，目前有关资料费是否违规的调查仍在进行中。他再次强调，希望教育部门能就补课和收取复习资料费这两方面作进一步的明确规定，“毕竟作为校长，我们谁也不希望做违规的事情”。
 
专家：需反思现行教育体制
 
两地学生烧书的背后反映的教育问题，多名专家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需要反思教育体制。
 
湖北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叶显发表示，导致学生发生过激行为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现阶段教育制度和方式的不足。要杜绝乱收费问题，需要政府保障对教育的资金投入。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王争艳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学生烧书事件反映了两个问题：第一，我们中国的教育体制确实有很严重的问题。孩子们对学习没有兴趣，上大学之后也没有兴趣，根源是全被初中、高中的教育体制抹杀了。
 
“现在的教育体制改来改去还是有问题，应该让孩子对学习、对知识本身产生兴趣。”
 
第二，反映了学生自身的发展问题。在孩子的初中特别是高中阶段，孩子的自主意识开始增强。他们希望能自己安排自己的学习，如果受到外界的强烈干涉，可能会爆发冲突。
 
王争艳认为，教师和学校要进行改革，但是教育体制不改，学校和教师就没法改。另外，在学生的情绪发泄方面学校应该发挥作用，比如给孩子提供其他的活动场所，或者让心理咨询老师发挥作用，给他们提供发泄的渠道，“孩子的学习量确实太大，而且不应该承受这样大的压力”。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认为，学生烧书反映的问题很复杂，不能单纯地说谁是谁非。现在的家长和学校希望学生好，希望孩子能考上大学，但是给予学生的压力很大，“他们当中有些人就烦了”，可能出现烧书等现象。但目前的高考制度还是一个相对公平的选拔制，如果单纯说现在的教育体制不公，把高考废除了，实行推荐制，“穷人的孩子就不可能竞争过富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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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份调查显示，近九成（87.9%）的人坦言当前“酱油课”颇受大学生追捧——这类“逃课安全、易拿学分”的“酱油课”竟然成了香饽饽，手不快的学生在网上选课系统中根本选修不上，大学俨然成了文凭派发机构。
 
固然，大学生热捧“酱油课”很大一方面是受社会浮躁风气的侵扰。然而，片面强调社会风气影响和学生自身浮躁显然有失公允。适应社会和学生需求的课程数量过少，大学教师角色的缺位、错位，也是造成大学生选择“酱油课”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没有“打酱油”的老师，何来“打酱油”的学生？
 
当下，大学校园当中，教学态度不够端正，忙于科研项目、忙于发表论文评奖，无暇顾及一线教学工作的大有人在，一些大学教师在专心教书育人还是拼抢科研项目、发表论文的利益选择中，毫不犹豫地把大学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抛之脑后，即使走上课堂也是疲于应付、“无心恋战”，于是“酱油课”的诞生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从深层次来讲，“酱油课”受欢迎更暴露出大学激励评价机制的失范。众所周知，当前大学激励评价更倾向于用科研和学术对教师进行评价，教学工作只是基本要求，而非关键评判标准。拥有多少科研成果，发表多少论文已经成为评价教师的核心，也成为评选先进、发放奖励津贴的标准。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严重偏离了大学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
 
显然，大学生选择“酱油课”不利于其成长成才，大学更应引起重视，从中反思。教育以育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办学以人才为本，以教师为主体。大学只有紧紧抓住这两个主体，从制度层面作好顶层设计，铲除大学功利化的激励评价模式土壤，才能还原大学本真，使大学回归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化传承与创新相互协调发展的轨道上来，才能使“打酱油”的老师遁于无形，“酱油课”也才会真正没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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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来，由于城市化过程造成的人口流动，数千万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在流动与留守两种状态下游走的农民工子女，成为社会的边缘群体。
 
据统计，当前，我国有至少2000万左右的流动儿童；而据全国妇联发布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2008年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总数约为5800万人。
 
无论哪一种状态，农民工子女或因教育设施落后，或因城市排斥，他们的受教育权利不断受到挑战，与《宪法》所规定的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规定背道而驰。
 
“既然法律承诺了义务教育，政府就有义务办好公办学校，为每个适龄儿童提供合格的义务教育。然而现实就是这样荒谬。”民营研究机构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任星辉对《中国科学报》说。
 
“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一例判令城市学校向学区内的流动儿童开放的案例，《宪法》和《义务教育法》尽管规定了受教育权，也是一只没有牙齿的老虎。”北京律师丁锡奎说。
 
难以遏制的不公
 
“基于现行法律，每个儿童都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且享有在父母工作地或经常居住地就近入学的权利。无论他的父母是从事何种工作，来自何方。”丁锡奎说。
 
《宪法》是所有受教育者接受平等教育的标尺。同时，《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儿童现居住地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
 
然而，现实往往像一匹桀骜不驯的野马，很容易脱离法律的“缰绳”，让社会行为失范。
 
长期以来，农村地区由于发展滞后，教育资源远不如城市丰富，同时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打工子弟作为受教育权的享有者，也难以在居住地接受合格的义务教育。
 
2011年，传知行研究所对北京、上海、广东、河南、安徽等五省城市和农村的农民工子女教育情况进行了调研。调研发现，在当前的教育格局和政策背景下，我国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权仍然没有得到平等对待。
 
在北京，外地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京借读，必须提供父母在京暂住证、户口簿、在京就业证明、在京社会保险证明等“五证”甚至“七证”，才有可能被接收。
 
同时，有限开放的公办学校，还会通过赞助费、捐款等隐性条件抬高农民工子女入学的门槛，想办法将他们拒之门外。在入学后，有些学校又会通过分班、师资配置等方式进行区别对待。
 
在公办学校之外，一些城市不仅不承担保障农民工子女义务受教育权的职责，还阻止社会力量寻找出路，致使民办教育和属于自救性质的农民工子女学校均得不到发展，打工子弟的受教育环境极端恶劣。
 
对于留守儿童而言，由于“撤点并校”政策的推行，使农村儿童面临无法就近入学，或就近无学可上的尴尬局面。
 
从2000年至2009 年，全国小学生在校人数减少了2941万多人，约减少22.61%，而教学点减少了10万多个，约减少了59.29%。
 
“撤点并校可不止生源减少这么简单，也是教育资源向县城和乡镇等中心校和重点校集中的结果。”任星辉说，相比贫困山区里民办教师的艰苦，城市学校动不动就改造、建设的行为，简直是一种奢华之举。“好好的装修、好好的设施，却不断扒了重来，真的因为‘不差钱’？”
 
在任星辉看来，这种现象恰恰是教育资源配置有问题的表现。教育资源配置不均，导致学生择校，农村学生向县城集中；农村生源减少，又导致教学点和村小学撤销。
 
农村学生越来越向乡镇和县城集中，还产生了上学交通和食宿问题。事实上，直到现在，很多学校在交通、寄宿生的管理等问题上仍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
 
质疑“洼地效应”
 
“这些年从没这么累过。”北京燕京小天鹅公益学校校长燕兆时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不住地叹气。今年是他担任该校校长的第二个年头。
 
虽然学校的设施很简陋，但相对于设施而言，让燕兆时劳神的主要是学校师资和管理方面人手不够。
 
“我现在急着找一些合格的老师。一个好老师在两三周内就可以让孩子们的精神面貌和学习状态发生立竿见影的变化。”燕兆时说。然而，现在打工子弟学校很难吸引到好老师，一个主要原因是工资偏低。该校代课老师兼任班主任的月工资仅2500元，纯代课老师的工资更少，并且没有任何保险。
 
另外，这个职业本身也不稳定。从长远来看，打工子弟学校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产物。随着社会的成熟，这个群体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消亡。
 
“在这个行业里做，人生规划就是一个问题，怎么容易招来老师？”燕兆时不禁反问。
 
现在，小天鹅主辅课的老师加起来有14人，他们都是大专或本科文凭，有两到三年的教龄。学校在校学生有300人。然而，由于孩子转学率高，接近1/2的孩子是后进生。所以，最近每逢周末，学校就组织老师给学生补课。
 
“从天资上看，这些孩子并不比城里的孩子差，关键是后天的教育环境太差。有些学生是很好的苗子，如果按照这种条件发展，他们很难考上大学，真的很可惜！”燕兆时不无惋惜地说。
 
事实上，从2001 年至今，国务院连续4次发文强调重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问题，提出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的“两为主”办法，保障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然而，北京市的实际行动却是强制关闭了大量打工子弟学校，导致很多义务教育阶段的流动儿童要么被迫回乡，要么无奈辍学。
 
据传知行研究所近期发布的“流动与留守之间——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调研统计，目前，北京农民工子女学校在100 所左右，另有50 所左右民办学校，共有10 多万名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打工子弟在读。而此前，北京打工子弟学校最多的时候超过500所，由于竞争整合和政府关停，减至目前的数量。
 
从上世纪90 年代中期开始，由于计划生育、城区布局改造等原因，导致北京本地户籍生源大规模减少。据统计，目前北京户籍在校中小学生人数从近100万人和53万多人分别减至51万人和21万人。
 
由于生源减少，北京市直接撤并了大量中小学。从1996年到2010年的14年间，小学和中学数量分别减少了1276 所和6所。
 
然而，这些由于本地户籍学生减少而产生的富余教育资源，在教育布局调整后要么被闲置，要么被废弃，而没有充分向在北京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开放。
 
传知行研究所调查认为，保守估算，北京2006年完全有能力为49万名非本市户籍学生提供义务教育。然而，北京当时实际接纳的仅仅是37万名流动儿童中的62%，另有约26万人的闲置教育资源没有向义务教育阶段的流动儿童开放。
 
此后，从2007学年到2010学年，北京市流动儿童数量从约37万增加到47.8万。很多人担忧，完全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会形成“洼地效应”，导致城市人口急剧膨胀。
 
“所谓‘洼地效应’是个伪命题。难道因为人口膨胀，就能光明正大地拒绝为流动儿童提供义务教育，或拒绝提供与本地儿童一样的义务教育吗？”任星辉质疑说。
 
与北京相比，上海、深圳在对待流动儿童就学问题上则表现得相当灵活。
 
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6月，上海47.05 万打工子弟中，约有71.9%的学生在公办学校就读，剩余的13.2万人均为小学生，也在162所享受政府补贴的民办小学就读。
 
由于大多数上海民办小学的创办者多为国有民办，事实上也是公办学校。而私人办学由于政府参与投资并出资运行，也具有公办学校的性质。
 
其中，包括学校的全部开支在内，民办学校的年生均经费在2500 ~3000 元之间；而公办小学的年生均经费在1.3 万~1.6 万元之间。
 
2008年转制后，上海民办学校的办学条件和教师待遇明显得到改善。教师收入每月都能达到2500 元，有社会保险，学校提供业务培训，教师可以评职称，远非北京的民办学校可比。
 
但在调研中，上海宝山区一位民办学校校长依然表示，鉴于学校能为教师提供的资源有限，学校支持教师跳槽到待遇更好的其他工作岗位。
 
在深圳，由于入读公立学校比较困难，政府为民办学校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当地教师的平均月工资可以达到2500元，而且全年都发，也有社会保险，并提供食宿。
 
“深圳民办学校整体运作规范，教学质量比较有保证。我们看过两所不同规模的民办学校，基础设施很好，有塑胶跑道、图书室、电脑室等。”任星辉介绍说。
 
但是，当地民办学校收费较高。小学每年学费约为3000 元，加上其他费用，一年的费用在4000 元左右，政府不提供或仅提供很少的补贴。
 
“总体来说，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权在城市没有得到平等对待。其中，北京是此次调查的几个大城市中做得最差的。”任星辉说，这从北京如何对待30%未被公办学校接纳的农民工子女就可以判断出来。
 
来自校外的干扰
 
除了学校师资力量薄弱以外，农民工流动子女在校外的教育环境也不理想。
 
从2006年起，北京某基金会开始在农民工聚居的社区组织进行免费的英语、音体美等方面的课程辅导。华纯是该公益组织的中心经理和辅导教师之一。
 
他在多次家访中发现，由于学习环境不佳，有些孩子甚至很难完成作业。有一次，他给一个孩子辅导功课，看到姐弟三人就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做作业，光线非常差。
 
还有一次，他在家访的时候发现，一位家长居然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看电视。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环境不佳，一方面是由于家庭经济状况或家长工作状况的限制；另一方面，一些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意愿不是那么积极，也没有合理的教育方法。”华纯说。
 
为此，除了给孩子补课以外，该基金会也把改变家长的教育理念作为自己的任务之一。一年多来，基金会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据华纯介绍，有一个参与家庭教育的母亲，以前孩子犯错，就对孩子又打又骂。现在，这位母亲已经有很多改变，具备了一定的教学能力和方法，还成了基金会一个班的班主任。
 
除了家庭环境以外，这些农民工子女聚居的社区环境也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
 
“孩子们都很喜欢玩，但是卫生和安全存在很大问题。我辅导的社区在朝阳区，这个社区不缴卫生费，巷子里的卫生根本没有人管，公共设施也缺乏，感觉这些孩子们游离于整个城市之外。”华纯说。
 
另外，在农民工流动的社区里，孩子们很难有接触社会教育的机会。城里的孩子可以进少年宫、博物馆拓宽视野，而这些孩子却很少有机会发展自己的兴趣。
 
然而更让华纯无奈的是，虽然大部分农民工现在已不存在温饱问题，但是即使是一点儿象征性的教育投资，一些家长也不愿投入。
 
为了提高学生出勤的稳定性，该基金会曾经想过一个办法：对来上课的孩子收100元押金，如果全勤，或者有事的时候家长打电话请假，就不会扣押金；否则每次扣除10元钱。
 
“我们的目的是提高孩子参与活动的稳定性。但有些家长不愿出这点钱，反而不让孩子到社区参加辅导了。”华纯说，现在这个办法已经被放弃。
 
此外，他认为，对于这些游离于城乡之间的孩子来说，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也存在着问题。
 
这些孩子中间，有很多出生在北京，他们认为自己是地道的北京人，但是这座城市却拒绝承认他们的身份。“现在他们还小，问题是他们长大了以后怎么看待自己的身份？”
 
“如果这些问题不改变，这一代的流动人口将来会是一个非常大的社会问题。”华纯说。
 
呼吁建立全国学籍信息系统
 
对于解决流动儿童教育难的问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郭宇宽认为，可以通过建立全国学籍信息系统来改变现状。
 
学籍信息系统可以使政府的义务教育拨款随着学生学籍的流动而调整，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金运作效率与管理效率。
 
我国最早开始学籍信息系统建设的是宁波市，目前，学籍信息系统在浙江、安徽、湖南、四川、山东等省市已取得成效。郭宇宽认为，应该尽快建立全国范围内的学籍信息系统。
 
“这个系统建立至少比全国春运铁路售票联网系统要简单。铁路售票系统就集中在春运的几天，高峰期压力特别大；但学籍输入的系统已经早有国家标准，都是统一的。”他说。
 
同时，北京律师丁锡奎指出，根据《行政复议法》，如果流动儿童到居住地所在学校入学，学校不接收，就是侵犯了儿童的权益，如果教育部门不受理，就是不作为。
 
“‘五证俱全’，这些都是添乱。根据行政复议法，可以申请上级政府进行审查。”丁锡奎认为。
 
他指出，虽然目前的《行政诉讼法》没有将受教育权利纳入诉讼内容，但是根据1999年通过的《行政复议法》，如果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履行对申请受教育权利保护人的法定职责，就是不作为，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提出诉讼。
 
对于留守儿童来说，北京新启蒙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熊伟建议，可以长期发行农村教育国债，改进农村基础教育设施，并设立资金走向监督机制。
 
“未来，中国的竞争力最主要的就靠儿童的教育，如果早期教育能超过韩国、日本、非洲、印度这些国家，我们的未来肯定不用愁。”郭宇宽说，“但如果下一代小孩的基本功没打好，国家的未来就没有指望了。”
 
发达国家如何进行义务教育
 
2007年底，中国政府向世界宣布：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在占全国99％的人口中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
 
当前，世界各发达国家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已经普及了义务教育。发达国家对于高质量义务教育的普及已基本完成，发展中国家虽然也存在教育资源分配不公，但因为没有像我国一样的户籍制度，也就谈不上流动人口的教育歧视问题。
 
据了解，我国义务教育问题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老少边穷地区投资不足，导致失学和教育质量差；另一方面是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没有享受到平等的受教育权。
 
德国：义务教育启蒙地
 
义务教育又称强迫教育，起源于德国，是马丁·路德在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时提出来的，希望通过由国家政府办学、强迫适龄儿童上学的形式达到普及教育的目的。
 
然而，由于当时的德国是一个四分五裂、诸侯林立的国家，导致了各邦国的强迫教育措施无法得到实施。
 
近200年后，普鲁士皇帝腓特烈·威廉一世受启蒙思想的影响，推行开明政治，富国强邦，重视教育。
 
1717年，他颁布了一项实行强迫教育的法令——《强迫教育规定》，使受教育和服兵役一样被视为公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
 
威廉一世之子弗里德里希大帝继位后，于1763年签署了世界上第一部《普通强迫教育法》。强迫教育为德国培养了高素质的国民，使其一跃成为世界强国。
 
19世纪中后期，德国的科学家所作的贡献，比英国、美国、法国的总和还要多得多。
 
美国：办特许学校应对“择校风”
 
美国以6—3—3制为主，实行12年义务教育。公立中小学占80%左右。私立中学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教会学校。
 
美国的中小学一般是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经费主要来自州和地方政府，以州政府为主，联邦政府投入很少。教育在各州的财政开支中都是最大的，往往占到30%以上。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主要来自学区。对于低收入家庭，学校还负责提供免费午餐和免费校车。教材一般也是免费的，往往是高年级传给低年级。
 
20世纪80年代，由于教师待遇低，教育投入贫富差异严重、教育机会不平等、种族歧视等原因，造成中小学生成绩差、校园暴力猖獗、贫富和种族差异增大，美国公立的中小学质量下滑，择校风在20世纪90年代盛行。
 
伴随择校风潮的是特许学校的兴起。特许学校在性质上是公立学校，由政府投资，但是委托给私人经营。承租者要承诺以一定的教学标准开放招生，实行一定特色的教学，强化了对孩子的多元化素质培养。
 
2002年，布什政府通过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NCLB），使教师素质提升，学生成绩提高，教育经费不再短缺并且分配更加均等。
 
日本：教师待遇高于政府公务员
 
日本实行9年义务教育，6—3—3学制。教育经费完全出自政府财政，每个中小学教师都是国家公务员，而且平均工资待遇高于政府公务员。
 
根据法律，中央政府负责每所学校的人头费以及新建设施的一半经费，其他经费由市、町、村负责。
 
国家对创办的所有小学和中学都是平等投入，山区的小学和大都市的小学在建筑和设备上是完全一样的，都要有基本的音乐、美术、活动教室和游泳池、体育馆。
 
为了防止形成重点学校，校长和教师实行轮换制，教师在同一所学校最长工作6年。均等化教育使日本基本没有择校现象。
 
日本教师资格实行严格管理，大学生在修完教师必修课程后，获得教师资格许可证。有了许可证的人还要参加甄选考试，通过后还要有一年的试用期。
 
日本的中小学教师不能在校外兼职，一经发现就会受到处罚。对于在偏远地区任教的教师，发给其专门的津贴，大概将近工资的1/4。
 
日本只有很少的私立小学，数量以及招收的小学生比例不到百分之一。私立中小学能够存在的理由是因为它们独特的办学理念，同时它们也接受政府资助。
 
韩国：强调特色 硬件无差别
 
韩国也是6—3—3 学制，义务教育是9年。中小学以公立为主，但是也存在少数私立中小学。
 
公立和私立学校的硬件条件和经费所差无几。私立学校强调特色，比如双语教学、设强化班等。
 
在推行免费义务教育过程中，教育投资一直是重点。2000年以来，教育预算大概占总预算的1/5。
 
为解决偏远地区的义务教育问题，1967年韩国通过了《岛屿、偏僻地区教育振兴法》，规定了在基础设施建设、教材配备、无偿提供教科书、学生交通、教师住宅、教员配置等6个方面偏远地区的教育投入要优先。
 
义务教育各个免费项目都是由偏远地区向中小城市再到大城市推开。对于有身心障碍的学生，政府设立了专门的聋哑学校、盲人学校，到2003年共有137所，在校生为2.4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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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应该是受人尊敬和羡慕的职业，那么全球大学老师每月收入都是多少呢？据美国《纽约时报》今晨报道，美国最新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单论工资，在全球28个国家的老师中，中国几乎垫底儿。在中国，刚入行的大学老师收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每月259美元，是全球“最低价”，而中国大学老师的平均工资也仅为720美元。
 
相比之下，加拿大的老师“最富足”，收入居于榜首位置，刚入行的大学老师工资和平均工资分别达到5733美元和7196美元，达到中国老师收入的22倍和近10倍。
 
●调查结果
 
加拿大老师工资最高 中国倒数第三
 
调查全球老师工资“家底”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教授飞利浦·阿特巴赫。阿特巴赫和同事对比了28个国家大学教师的工资以及福利等，主要统计大学老师新聘时的初级工资、最高工资以及平均工资。
 
根据调查，加拿大排名全球第一，该国老师新聘时的初级工资、平均工资以及最高工资均列全球首位，分别达到5733、7196和9485美元。另外，意大利、南非、印度和美国教师工资也“不菲”，这四个国家紧随加拿大之后，跻身榜单前五位。其教师的平均工资均超过6000美元。而中国位居榜单倒数第三名，平均工资仅为720美元。
 
亚美尼亚则在受调查的28个国家中垫底儿，主要是最高工资和平均工资水平在全球处于最低水平。
 
●今晨连线
 
中国老师最起码无需兼职
 
对于中国老师工资并不高的调查结果，阿特巴赫今晨在接受法晚记者采访时表示，当然，中国许多顶级大学的教师工资也是很高的，而这个数据主要反映的是平均工资。
 
阿特巴赫认为，中国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应该对教育加大投资，这样才能增加教职工的平均收入水平。
 
在中国当老师收入多少算是合理的呢？阿特巴赫表示，这个他并不清楚，但中国老师最起码应该无需兼职，仅靠学术工作所得就可以让他们在本地区过上中等收入水平的生活。
 
“在全球化的世界，知识塑造了整个国际经济，这也让人们以为大学学者的工资也是非常丰厚的，但事实却并非如此。”阿特巴赫说，据他了解，大多数教师不得不身兼数职，才能支撑整个家庭。
 
全球教师工资前五名（单位：美元）
 
国家
初级工资
平均工资
最高工资
加拿大
5733
7196
9485
意大利
3525
6955
9118
南非
3927
6531
9330
印度
3954
6070
7433
美国
4950
6054
7358
 
全球教师工资后五名（单位：美元）
 
国家
初级工资
平均工资
最高工资
亚美尼亚
405
538
665
俄罗斯
433
617
910
中国
259
720
1107
埃塞俄比亚
864
1207
1580
哈萨克斯坦
1037
1553
2304
 
注：这里使用的美元并不是通俗意义上的“美元”，而是被称为“购买力平价法货币”，是各国的人均收入转化为以美元购买力为基准价值的数值；这里所说的月工资，其实是这一工资在美国的购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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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只要符合男22岁、女20岁的年龄要求，青年情侣即可成婚。因此，一大批青年大学生正处在适婚年龄。2005年9月1日起，教育部取消了对大学生结婚的限制，只要符合法律规定，在校大学生一样可以和爱人一起，走上炫目的婚姻红毯。婚姻，意味着爱、温暖和责任，也意味着柴米油盐、房子、孩子和所有琐屑的家庭关系。到今天，大学生“结婚禁令”解除已近7年。
　　
再回首 ，那些曾经轰动校园的大学生夫妻，今天过得怎样？
　　
为爱裸婚 年轻爸爸庆幸结婚早
　　
    2009年10月2日，22岁的大三学生晏焕义迎娶了女友梅晓芬。两个月后，他们可爱的女儿晏紫樱出生了。从此，晏焕义除了大学生、丈夫两个身份外，又新添了“父亲”这个角色。如今，结婚已有两年半的他对目前的生活状态比较满意。
　　
    “每天都过得挺幸福，很庆幸那么早把婚结了。”说起自己的小日子，晏焕义的声音中充满了掩饰不住的快乐。他对记者说，先成家后立业，现在他完全没有后顾之忧了，只需一门心思地工作，家人就是他最坚实的后盾。
　　
    刚成婚时，晏焕义为了挣钱养家，常常在课堂与工作之间穿梭，有时甚至不得不优先选择工作机会。为此，他曾失去了一个大学生应有的课余生活，多少个周末、节假日，他都是奔波在打工的路上。通过两年多的努力，晏焕义如今的生活终于稳定了。他告诉记者，自己目前在武汉一家婚庆公司工作，负责婚礼现场的布置和拖运设备，每月工资近5000元，妻子晓芬和母亲在家带孩子。虽然全家的经济负担都在晏焕义一人身上，但他笑称“日子过得还不错”。
　　
    “我们住的房子是公司提供的，月租只要200元，水电费每月500多元。”晏焕义说，吃饭更好办了，妻子就是专职厨师，每天为一家人做饭，伙食费每月在1000元左右。“我的工资虽然不是特别高，但我们的要求也不高，日子过得挺开心的。”晏焕义笑道，去年他还花6万元买了一辆车，方便工作时拉设备。
　　
    “在我们老家，22岁结婚不算早了。”晏焕义表示，虽然当年是因为晓芬有了身孕，不得不在大学毕业前就结婚，但他并不觉得自己太另类。“村里不少同龄人都结婚生子了，我属于不早不晚的。”晏焕义说，虽然还没出校门就成了家，在生活上有一定的压力，但他还应付得过来。说起这段婚姻的收获，晏焕义表示，家庭使他懂得了责任，磨砺让他成长得更快。
　　
    对于未来，晏焕义也早有打算：“在老家盖座房子，在武汉安个家。”他说，如今女儿才两岁半，有母亲和妻子照看不需要太早上幼儿园，他也没有特别的爱好，有了钱就能攒下来。”先踏实干个几年，等资金和经验都攒够了就自己创业。”晏焕义说，他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嫁给“高富帅” 婚姻原不只两个人
　　
    “当初看他人长得帅又踏实可靠，家庭条件、工作单位也都不错，所以义无反顾地从校园一脚跨进婚姻，现在才发现，结婚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大学没毕业就嫁给现在的老公，25岁的广西女孩陈玲(化名)告诉记者，结婚3年，她做了3年的全职太太，也和丈夫身后的整个“家庭关系”“智斗”了3年。
　　
    2008年，陈玲还是江夏一所高校的大三学生。在一次朋友聚会上，她认识了沉稳帅气的武汉小伙王明(化名)。几次接触后，王明就对聪明漂亮的陈玲发起了“爱的攻势”。彼时，作为学校里小有名气的漂亮女孩，陈玲身后总是有众多追求者。但当时已经工作的王明不仅温柔体贴，而且有车有房、家境殷实。
　　
    恋爱不久，王明和陈玲便开始了同居生活。虽然在此过程中，王明的家人曾因女方家庭经济条件一般，对两人的恋爱关系提出过反对意见，但令人欣慰的是，面对家人的压力，王明一直表现得异常坚定，“无论家里人怎么说，他都是非我不娶。”陈玲说。
　　
    相恋一年后，仍是在校大学生身份的陈玲就与男友王明领了结婚证，正式结为夫妻。“当时我的事只有几个好朋友知道，她们都很羡慕我这么早就找到了好归宿。”她说，那时自己对婚姻生活满是憧憬。“两个相爱的人天天在一起，相看两不厌，多美好啊。”可实际上，这种美好并没持续太久。
　　
    “那时候我正上大四，到处跑招聘会找工作。因为刚结婚心情一直很亢奋，所以并没把找工作的事特别放在心上，工作也就一直没有落实下来。”陈玲说，当时他们小两口与王明的父母同住，找不到称心的工作，陈玲干脆在家当起了全职太太。
　　
    虽然当时已为人妻，但娇生惯养长大的陈玲并未很快适应自己角色的转换。即使赋闲在家，她也很少主动承担家务，时间久了，婆媳之间的摩擦不断。“我总觉得自己还是个学生，心理上没长大，谁都应该让着我。”她说，每次出现家庭矛盾，她总爱找丈夫诉苦，“有时候他深夜下班我也不管不顾，一定要他评理，做法实在有些幼稚。”
　　
    渐渐的，陈玲发现丈夫对家里的各种琐事有些疲于应付，回家的时间也越来越晚。“那段时间我很痛苦，觉得婚后生活和自己以前想象的差别太大了。但我又不好意思告诉以前的同学。”为了挽救婚姻，陈玲开始寄希望于怀孕。几个月后，她如愿以偿。
　　
    “现在为了照顾孩子，我仍然没有外出工作。等孩子再大一点，我一定要去寻找自己的事业。”陈玲说，当时被爱“冲昏头脑”，“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一定会比当时慎重。”
　　
大学生结婚　近七成市民“不赞成”
　　
    “在大学里结婚？我可从来没想过。现在没房没车，女孩子哪会轻易答应嫁给你？”27岁的武汉小伙子小杨在光谷工作，与女友相恋两年，却因房子尚未落实，婚姻大事也一直悬而未决。“不是她势利，结婚总得有个窝吧，如果当初读大学时有女同学愿意和我裸婚，我现在也许不会这么焦头烂额了。”他无奈地半开玩笑说。
　　
    “学生怎么结婚？没有必要的物质基础，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说严重点不就是不负责任吗？”34岁的公务员胡然(化名)去年下半年才结婚，虽然在父母的资助下，他早已过上有房有车的日子，但对婚姻和家庭，他仍然感觉“压力山大”。“网上有一个统计数据：养一个孩子到上完大学，不早教、不留学，也要50万元，这还是现在的价格。大学生连自己都养不活就贸然结婚、生子，这是负责任的行为吗？”胡然对校园婚姻行为表达了鲜明的反对意见：“我认为只有到自己认为可以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时，才会考虑要孩子。”
　　
    中国社会调查所(SSIC)曾对广州等11个大城市进行了1000位公众电话调查，结果显示，当问及“您对允许在校大学生结婚的规定是否赞同”时，57%的被访者表示赞同，认为随着高考取消年龄限制，上大学时达到适婚年龄的人群会有所上升，教育部不限制大学生在校期间结婚，与法律政策相吻合，也更人性化。
　　
    不过，公众对新规定的赞赏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在校大学生结婚赞赏。调查显示，69%的被访者不赞成在校大学生结婚。许多受访者表示，如自己的子女选择在上学期间结婚，自己还是会持反对意见，并会让子女慎重考虑。
　　
    全国知名社会学家、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尚重生表示，一些数据和案例显示，“校园夫妻”多为两个极端：要么是家庭条件较好，没有经济负担，感情合适了就顺其自然结婚；要么就是家庭条件较差，对生活没有太高追求，在大学里遇到合适的就赶快结婚。他认为，在大学结婚和高离婚率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校园夫妻”年纪小，从情侣到夫妻，生活从激情归于平淡，他们面对的变量和不确定性都非常多，如双方都比较“糊涂”，也许生活得还能非常幸福。如一方成长非常快，另一方却依旧幼稚，这样的婚姻“散场”的可能性就很大。另外，家庭的经济情况和双方家长的引导也非常关键。
　　
校方不提倡不制止 专家建议要理智
　　
    在校大学生结婚甚至生子，高校持什么态度？
　　
    今年3月18日，湖北大学外语学院研二女生宋振华因为家在外地，干脆选择从学校宿舍出嫁，一时轰动校园。该校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校学生还是应以学习为重，学校会按照教育部《学籍管理办法》和《婚姻法》等相关法规严格管理，适龄的研究生经民政部门批准结婚的，学校会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和关怀。
　　
    有高校负责人表示，近几年武汉高校大学生结婚者确实存在，但是总体比例很小，对学校的正常教学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学生登记结婚不需要学校出具证明，所以具体数据难以统计。
　　
    有“社会解剖师”之称的尚重生教授认为，从法律上讲，到了法定年龄结婚是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大学生也不例外。每位大学生的人生、职业规划不同，是否在大学时代完成终身大事也是每个人的不同选择，没有对错之分。他并不反对“校园夫妻”，因为每个人对生活的要求不同。而“校园夫妻”是否幸福，取决于双方的感悟能力和成长能力。能力强的，经过一次吵架就能矫正许多不良习惯；能力不强的，也可能因为一句话让婚姻走到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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