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末,教育部宣布面向全球选拔东北师范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两校校长,并首次允许教师干部代表和学生代表加入到选举过程中。
 
公选校长的方式也被称为高校去行政化的重要探索。然而,这些首次被赋予权力的学生们,他们的态度可以用“漠然”来形容。
 
专家认为,改革的方向是对的,但这一步迈得究竟会有多大,只能拭目以待。
 
“对不起,我是女生,不太关心这事。可能男生会更关心一些吧,你问问他们。”电话那头的声音很有礼貌,但语气中也略显尴尬。
 
说这话的是东北师范大学的一名学生,她刚刚拒绝了记者提出的一个和她的切身利益其实有莫大关系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你们学校正在公选校长,这件事情你清楚吗?
 
公选?你信?
 
公选校长的事情发生在2011年末。教育部在其官方网站上宣布面向全球选拔东北师范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两校校长,并采取自愿报名加面试的方式,首次允许两校教师干部代表和学生代表加入到选举过程中。
 
此举一出,立即在国内引起广泛关注。公选校长的方式也被称为高校去行政化的重要探索。很显然,这一政策的一大关键环节便是将普通教师和学生吸纳到遴选校长的过程中,发挥其主人翁的作用。
 
然而,如今教育部已经公布了后选人名单,距离1月中旬对候选人进行面试已经时日不多,这些首次被赋予权力的学生们,对此事又是如何看待呢?
 
就此,记者通过校园BBS等渠道,联系了十余位两校学生,这一“样本量”虽然不大,但也能基本反映学生的一些态度。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对于这件外界已经普遍关注的大事,他们的态度可以用“漠然”来形容。
 
在这些学生中,几乎所有人都听说过公选校长一事,但仅仅限于“听说”,大多数学生都表示,听老师谈到过有这样一件事。对于稍显细节的问题,如候选人的条件、候选人需要什么样的竞选流程、面试的时间、自身可以行使什么权力,所有学生均不知晓。而这些问题,其实只要稍微关注一下教育部的通知,都不难找到答案。
 
除此之外,记者也留意了两校的网络论坛和贴吧,对于选校长一事,学生们的讨论也非常少。在西南财经大学的百度贴吧中,曾有学生全文转载了教育部的相关文件,但在近两周的时间里,该贴的回复数为零。
 
即使在网络上不多的回应中,学生们更多表现出的也是一种不信任的情绪。如在相关新闻的评论中,一位学生仅仅留下了四个字:公选?你信?
 
与之可以形成对比的是,2011年国内某媒体曾刊登了一篇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周保松回忆该校原校长、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高锟的文章。文章中有这样一个细节:1995年,高锟宣布退休后,该校学生会曾专门举办一次论坛,让学生有权参与遴选新校长。高锟携几位校领导亲自参加了论坛。
 
同为遴选校长,为何学生的参与热情相差如此悬殊?
 
定位有误还是观念问题
 
在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别敦荣看来,老师的态度与学生应该不会有太大差别。
 
目前看来,对于公选校长所体现出的进步性,人们是几乎没有异议的。采访中,别敦荣也对此表示了赞赏。但他同时强调,当一项政策被实施者大张旗鼓地加以推进时,与其利益攸关方却缺乏参与的主动性,实施者便不能不反思推进过程中的某些失误。
 
“之前相关部门对校长的任命制完全是封闭的,师生对外很少有机会民主化参与。此次改革应该说是开了一条‘缝’,可以允许一些人参与进去。但仅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其开放程度依然不大,很难引起人们真正的参与热情。”别敦荣说。
 
对此,他解释道,从此次公选校长的程序上看,其校长的任免权依然是在上级组织部门手中,虽然在过程上添加了“在教师干部代表和学生代表中进行民意测验”的环节,但其并没有具体说明测验结果在多大程度上会对最终校长的选出产生实质性作用。
 
“这其实是一个定位的问题。”别敦荣说,大学既然是法人,其领导者就应由法人自己决定,否则学校自身的法人地位就不存在了。而当任免决定权依然没有下放到学校时,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不会对公选的意义抱有过高的期望幻想,更无从谈及积极性了。
 
然而,对于别敦荣的意见,有人提出了不同看法。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元培学院副院长卢晓东表示,公选校长对于国内高等教育而言,还属于新鲜事物,一般的学生和老师接受还需要一定的过程。“学生们按照传统观念,觉得自己依然是处于‘被代表’的位置,因此当权力真正到来时,不知道该如何运用。”他说,在制度的转化过程中,学生的思维没有跟上变化,有这样的“落差”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需要采取一定方式,促使学生转变观念,提高学生的权利意识。
 
“中国的教育问题错综复杂,覆盖面非常广,因此改革也需要小步慢行。在‘公选校长’一事上,相关部门的步子已经迈得足够大,我们需要多一份耐心。”卢晓东说。
 
“委派还是选举,这很重要”
 
2011年9月,作为复旦大学去行政化的重要内容,该校领导全部退出学术委员会,委员会举行了一次真正民主的选举。是时,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曾专门发文,提醒选举者要认真对待手中的权利,如果还是认为选举在“走过场”,自己也敷衍了事的话,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就有可能变得形式化。
 
“这件事与‘公选校长’相比,有很多相似之处,这样的提醒也同样有效。”熊丙奇说。
 
在熊丙奇看来,目前学生对权利漠不关心的形成原因无非有二:其一,学生们长期受思维惯性限制,觉得此事与自己无关,而学校也没有做好相关的教育引导工作;其二,很多人目前还处于一种观望的状态,对于改革是否真的“动真格”还存在疑虑,其造成的结果便是参与积极性差。相关部门需要思考的就是如何打消人们的疑虑。而要做到这点,首先要考虑的便是如何提高公选的透明度。
 
事实上,此次公选校长在国内并非首次。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同济大学就曾通过公选任命吴启迪为校长,而且当时采取的是当场投票的方式。此次公选与上次相比,在透明度上明显有所不及。
 
熊丙奇认为:“公选校长无疑是一种进步,但能不能起到好的效果,还决定于公选委员会的组成过程和组成结构是否透明合理,如果依然是行政官员为主导,其改革意义就大打折扣;另外,还要公开民意测验结果。从目前来看,这两点似乎都不尽如人意。”
 
根据教育部公告的内容,候选人面试结束后,教育部党组会讨论决定拟任人选并进行公示。如未发现影响任用问题,则办理任职手续并公布公选结果。其间也并没有公布测验结果一环。
 
除去校级层面的不透明外,在学校内部,似乎透明度同样不高。
 
依照教育部的公告内容,老师代表和学生代表对候选人的民意测评将在1月中旬,候选人面试结束后举行。而当记者向学生询问代表选举情况时,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表示对此事一无所知,而当时距离有些学生放假只剩一两天的时间,几乎没有选举的时间了。
 
“这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在之前高校公选副校长时,学生代表常常就是委派学生会主席和干部担任,这一次只不过是沿袭老路而已。”熊丙奇说,“我们有大学理事会、学术委员会的概念,但问题是这些人怎么产生的?”在世界一流大学里,这些成员是选举产生的,我们则是委派产生,这很不一样,因为它事关整个公选过程能否名副其实。显然在这方面,我们还需要做很多工作。
 
“毫无疑问,改革的方向是对的,但这一步迈得究竟会有多大,我们只能拭目以待。”熊丙奇说。
 
不同声音:学生参选意义不大
 
对于学生对公选的积极性不高的现状,如果说以上专家认为或多或少还反映出一些问题的话,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唐安国则坦言,这一现象并没有什么不正常。
 
“学生的关注点和学校的关注点并没有吻合度。”唐安国说,学生的目标比较近,尤其是马上要毕业的学生,他们更关心的是新校长到来后会给他们的就业带来什么好处,以及毕业是否会因为学校知名度的上升而获得好处,对于学校未来的发展他们则并不怎么关心。因此,只有当有知名度的校长选定,并颁布了明确的施政纲领后,学生们的热情才会被点燃。
 
然而,等到新校长人选确定,学生们的参选权还有什么意义呢?
 
对此,唐安国表示,学生参选的意义本就不大。换句话说,学生参选的象征意义要远大于实际意义。遴选委员会应该是由专家组成的,校长能否称职也主要是由专家甄别。学生,尤其是本科生由于本身阅历太浅,对于校长能力几乎没有判断力,因此也不应该有什么发言权。
 
“在这件事上,学生们肯定不会反对,但基本上都不会有很热情的反应,我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只有当新校长的一些措施对他们的毕业升学有所帮助时,他们才会产生热情,现在还远不是时候。”唐安国说。
 
 
 
 
 
 
 
 
 
 

“唉,这学期都快结束了,我的课本还跟新的一样。”福州某高校中文专业的小蔡同学在整理期末复习材料时,拿着手中崭新的课本向记者感叹道。
 
“课本基本成了摆设,上课也用不着。”已经上大二的小蔡对于专业课本如何使用,依然有些摸不着头脑。“看课本吧,感觉与老师上课讲的内容差异挺大;如果不看吧,又觉得是一种浪费。”为了迎接期末考试,他干脆将课本收了起来,理由很简单:“期末考试内容和课本基本不沾边,大部分是以老师上课所用课件为主。”
 
和小蔡同在一所大学的小曾同学对此也深有同感。“一到期末考试,学校的打印店生意总是特别好,因为大家都在忙着复印专业课的笔记。”大三的他上专业课只需带笔记本和笔,而刚上大一时,他的书包里还少不了课本。随着时间的推移,课本用得越来越少。“老师上课都是以课件为主,与课本几乎没有交集,而且课件内容很多,需要花大量课堂时间记录,所以课本带去也用不上,还不如不带呢!”
 
小曾告诉记者,课后他经常根据老师上课的内容或是课件上的知识点进行扩展阅读,因而去图书馆或上网查找材料成了他课余学习的主要途径。这期间,课本的使用率依然是微乎其微,“只有期末考试到了,作为基本知识点的一个补充,才会把课本找出来翻一翻。”
 
“这学期我们使用的专业课本就是我们的专业老师编写的,但老师上课用的依然是课件,而不是自己编写的课本。”福建一所文科院校的大二女生小陈说,“我们平时很少去翻阅专业课本,因为老师都没有使用课本教学,想必考试是不会考到的。”
 
“我们班有近一半的同学这学期没有购买学校征订的课本。”据泉州某高校新闻专业的学生小程透露,他们的专业课本都是从高年级同学那儿借来的,“这些课本平常很少用,看上去和新的一样,不影响再一次使用。”她觉得,自己花钱购买课本,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对于专业课本的使用,不能一概而论。”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丛春华认为,文科专业课本使用不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文科专业本身的特点所致,“人文社科的知识内容更新快,特别是一些应用型的文科专业,教材内容往往滞后于鲜活的现实。而一些理科、医科类的专业,知识相对标准和固定,学生对于课本的依赖程度远远高于文科专业的学生。”她表示,这并不意味着文科专业的学生可以不用看课本。“在老师上课扩展的同时,学生有必要在课后将课本内容进行再消化。”
 
 
 
 
 
 
 

编者按
 
这是本报(中国青年报)编辑部近日收到的一封读者来信,写信的是江西农业大学的一名大三学生。这名同学在信中坦承地诉说了他目前的迷茫和焦虑:他曾经是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但忙忙碌碌之后又觉得失去了自我;他不愿意被动地为了就业去加入考证大军,但又常常担心将来找不到工作;他想按自己的意愿简单生活,可又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找不到奋斗目标。
 
我们认为,这种焦虑和迷茫并不是这名同学独有的状态,而是有一定的共性。这种焦虑和迷茫有大学生自身的原因,但更多来自于外部环境,比如大学教育和就业压力。今天,我们刊登这名同学的来信以及本报记者和他的对话,就是希望这一现象能引起更多大学生和教师的关注,大家一起来思考该如何走出迷茫,不再焦虑。
 
欢迎广大读者参与这一话题的讨论,我们的通讯地址是:北京东直门海运仓2号中国青年报教育科技部,邮政编码:100702,电子邮件:该Email地址已收到反垃圾邮件插件保护。要显示它您需要在浏览器中启用JavaScript。.
 
中国青年报的编辑老师:
 
你们好!我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在寒假到来的时候,我决定给你们写这封信,把我的迷茫和困惑告诉你们,希望中国青年报这张属于青年人的报纸给我一些建议。
 
2011年11月,当我决定不考研时,我把“这不是我想要的东西”作为对自己的解释。当我知道那个不是我想要的东西时,我又开始迷茫哪个又是我想要的呢?我始终都没有坚定地把握自己的追求。
 
渐渐地,我对“考证”再也没有了动力。正如同学说的:最近图书馆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在准备四六级、教师资格证和期末考试,起码我们班的绝大部分同学是这样的。
 
就我所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来讲,如果需要,我们可以考以下证书:英语四六级证书、普通话证书、教师资格证、计算机二级证、导游证、秘书证等等。在众多的证书当中,我只考了一个本科生必须要持有的英语四级证书,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看着身边的同学在紧张地准备着四六级考试与教师资格证考试(今年这两证刚好在同一天统考),本来并没有多大压力,但是当你看到10个人里有8个人在考,而自己却每天悠闲地看看书、上上网、写写字,难免就会感到不安。有时我会问自己:我这样是不是不思进取?我以后会因为没有这些证而错失很多机会吗?我以后会为现在的选择而后悔吗?未来是一片茫茫的大海,我不知道哪个航向是正确的。我动摇过,但还没有破坏自己价值观的基石。我只是有点犹疑与担忧,不断地审问自己:我究竟有没有勇气坚持我想要的东西?
 
我已经厌倦了每天记忆各种复习资料与试题集,机械地参加一场场考试,等拿到证后就彻底地忘却,然后再准备下一门考试。我不想去评估这些证书以后对我到底有多少作用,我只是厌倦了这种“被动的”“学与考”的生活方式,我总是在试图寻找一种自由轻松的大学生活,总是在想我能不能为“自己”读点书,这也是对沉寂、苦闷、茫然的大学的反抗。
 
大三了,我放下了诸如“委员”、“主席”、“会长”的头衔与各种学生工作,如室友评价的“做一名普普通通简简单单的学生”,安安静静地过好每一天。时间是自己的,自由地安排每一个时间段,沉浸在自我中很快就发现了属于“自己的东西”,很快乐,很幸福!
 
在这个学期,我不遗余力地在网上购买自己喜欢的书籍,只有在出现经济危机时才停止。2011年南昌的冬天似乎没有了往年肆虐的寒风与阴冷的冬雨,每天都是暖暖的晴天。我喜欢拿着一本书到寝室的天台上或楼下的草坪上,让和煦的阳光照在脸上,又让冰凉的西风清醒发热的头脑;一般在一个节气到来时,气温就会骤降并伴随着刮风下雨,如果没有课,我也就会懒懒地窝在床上,不吃早饭,打开电脑看一部自己喜爱的电影;每天晚上差不多10点多从图书馆回来,然后开始记录每日的言与事。我们大三有一门让其他专业很羡慕的专业必修课——汉字书法,在老师的激发下,我深深地陶醉于汉字的书法艺术,每晚写完日记后,都会花半小时临摹一页颜真卿的楷书,经过两个多月的练习后进步明显,不禁窃喜。书法已然是继音乐后我的又一情感载体。周末的天气总是那么好,我喜欢在校园里,拿着自己心爱的相机留下一处处可爱的风景。
 
上大三以后,我逐渐养成了这4个爱好——藏书(看书)、写日记、书法、摄影。半年了,我明白了我喜欢这种悠闲自在的生活,这才是我坚持想要的东西。但是,在“考证”、“拿奖学金”、“评荣誉”、“找工作”等外在目标的侵扰、诱惑、压力下,我不知道我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坚持我想要的东西——仅仅是对自由独立的自我的向往!
 
老师,我有点害怕。我不知道该不该坚持自己想要的东西,也不知道是否有勇气坚持下去,不知道坚持了以后会怎样,不知道不坚持又会怎样,不知道怎样坚持,不知道坚持意味着什么。
 
我该怎么办?
 
一个大学生的忙与盲
 
收到江西农业大学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大三学生杜克海给中国青年报写的信后,记者通过电话采访了他。
 
记者(以下简称记):看了你的来信,感觉你有点迷茫。以前有过这种感觉吗?
 
杜克海(以下简称杜):之前,目标一直很明确,过得也挺充实。我是个农家子弟,知道只有通过读书才能改变命运。读高中的时候,几乎每时每刻、分分秒秒都是围绕“读大学”这3个字而努力。我清楚地记得,当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奶奶出门的次数多了,妈妈的笑脸多了,家里的客人也多了。而我也得以有机会第一次走出生活了18年的小县城,去感受外面的精彩。
 
然而,大学和我之前的想象不一样。大量的课余时间,极少的作业,很容易对付的考试,要是不参加些课外活动,那一定很无聊。在无知无畏中,我参加了班委的竞选、学生会干部的选拔、社团的招新,最后成为了班级的纪检委员、学生会的干事、文学性社团《飞白报》的会员。每天的课余时间有了会议、活动的填充,听从学长们的安排,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件事,有时真是忙得不亦乐乎。在社团组织中,没有孤独寂寞,有的是“优秀班干部”、“入党积极分子”、“优秀会员”、“三等奖学金”等荣誉,初来乍到的我内心很满足,似乎该有的我都有了。
 
大二刚开学这段时间,各社团都在紧锣密鼓地“抢人”,出于对文学的爱好,并感觉自己不适合在学生会中工作,我留在了《飞白报》,并意外地被推选为报社社长。作为一个社团负责人,要承担很多,很累,很不容易!一年中,我没有课余时间,没有周末,甚至连暑假都留在学校编辑报社承办的《江西农业大学校友》期刊。这一年,我把重心放在“走出去”,与江西校媒联盟及其他校园媒体取得联系,积极参与相关活动。在全体社员的努力下,我们报社荣幸地被评为“江西省十佳校园媒体”、“中国高校传媒联盟三星级会员媒体”,个人荣获江西农业大学“先进社团负责人”、“《江西农业大学校友》优秀编辑”称号及“社团与学生工作特长奖学金”、南昌市“谷雨诗会”原创诗歌三等奖等。
 
在大学里,大家习惯于用担任什么职务或得什么奖来评判一个人的成功与否。或许在某些同学看来,我算是功成身退吧。在去年10月换届后,我彻彻底底地成为一个普通的学生。不时有同学问我:你为什么不去竞选社联部长或主席?你来担任校刊主编怎么样?……我告诉他们:大三了,我只想好好地休息一下,好好地看看书,好好地为自己生活。
 
记:在经历了前两年忙碌且被认为成功的社团生活之后,大三的你选择了看书、写日记、书法、摄影这么一种自以为悠闲自在的课余生活。这是你自己的决定,可为何又觉得心里惴惴不安呢?
 
杜:打个比方吧。以前都是跟着大部队前行,从来也没有想过要走到哪儿,只知道跟着走没错。走累了,独自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当发现大部队走远了,自己却徘徊在十字路口,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前段时间,自从班主任在班会上介绍了考研的相关事项之后,我的内心便起了波澜。刚进大学时我便认定自己是应该去考研的,正如我们美学老师讲的:趁着年轻,多学点知识。在同学当中,人家听说你要考研,条件反射似地就会问:考什么专业?考哪个学校?然而这些,我都不能自信满满地回答,而只能忐忑地问我敬重的一个老师:老师,我想考研,但不知道考什么专业。“我觉得你更适合做实事!”老师醍醐灌顶的点拨,让我突然明白了自己并不适合考研。但我又适合干什么呢?
 
我时常问自己,自问自答好像很容易进入到一个矛盾的怪圈。起初我把读书、摄影、书法作为我想要的东西,然而往深处想想,这些兴趣爱好仅仅是我生活的点缀,仅仅是我在繁重的压力下的精神润化剂,它不是我生活的主页。那我究竟想要什么呢?我的人生追求、奋斗目标是什么呢?我感到茫然!
 
记:你在来信中说,周围那些忙着“考证”的同学是为了就业而学习,你的内心很排斥这种“被动”的学习方式,你想寻找一种自由轻松的大学生活,享受在阳光下看书的小资情调。可是你想过没有,将来毕业之后靠什么来维持这么一种悠闲的生活方式?
 
杜:这个问题问到了我的痛处,这也是我近期焦虑的根源。在大学里,同学们学习的目标不外乎两个:拿奖学金和考证,因为这是日后找工作的重要筹码。可我知道自己内心是极度不愿意机械地参加各种证书考试,我已经厌倦了这种“被动的”“学与考”的生活方式。我不喜欢的东西考过就忘了,而我喜欢的书读过之后印象深刻,回味无穷。
 
有一天晚上,我随手拿起《古文观止》,翻看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每当心为形役,形为名趋,体为利使时,偶尔也觉得看看书、写写字、拍拍照这种淡然的生活蛮好的,既然本性喜欢安静,又何必那么浮躁那么功利呢?“何不委心任去留”。
 
然而转念一想,又心有余悸。人们常说年少轻狂,年轻人就要去社会上经历风雨干一回才不枉此生。有时我会问自己:我这么悠哉地过日子是不是不思进取?我会不会因为没有考证而错失就业机会?
 
再过一年我就要面对棘手的就业问题。我似乎没有做好走上社会的准备,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适合做什么职业。而没有一份好工作,我又怎么能延续目前我喜欢的这种悠闲自得的生活方式呢?每每想到这些,我就特别的纠结。这也是我给报社写信求助的原因,希望你们能帮助我走出迷茫。
 
 
 
 
 
 
 

月7日,201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正式开考。记者在济南的部分考研考点发现,部分往届生将考研当成了避风港,用来躲避就业和社会压力。
 
7日上午,结束了201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首场政治测试,小耿神情自若地走出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考场,看来考得还不错。据了解,他于2011年7月毕业,去年为了工作放弃了考研,可经过一年的工作,他毅然决定重返考研的考场。
 
“我是学化学的,去年在一家制药公司找到了工作,就没有参加考研。”小耿告诉记者,当年放弃考研就是觉得能有一份工作,比继续在校园里待3年好,可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他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小耿告诉记者,工作中会遇到很多技术性问题,他都难以解决。“来自工作和社会的压力都很大,这是离开学校之前不能想象的。”小耿说,如果能够考上全日制研究生,他会放弃现在的工作,重返校园。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有一部分考生和小耿一样,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想通过考研重返校园。有专家认为,本科毕业生的就业状况不如意是主要原因。近几年,硕士、博士已经基本成为就业市场的主力,对高学历的要求几乎成为一种常态,为寻求更高的就业起点,不仅部分本科应届毕业生选择考研“搏一次”,还有部分已经工作数年的人决定重返校园再深造,“一方面可以暂时躲避来自社会的压力,另一方面我也期待能在更高的平台,寻求更好的发展。”工作3年后,重返考场的小李说。
 
但另一方面,《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却表明,从就业率看,高学历与就业率“倒挂”的现象已经显现。从2009年开始,硕士生就业率首次出现低于本科生就业率的情况。而从学历层次上看,2010年,在博士、硕士、本科和专科毕业生中,硕士生的就业率是最低的。
 
另据了解,今年,考研人数再创新高,全国有165.6万人参与了这次考试。同时,全国报考北京招生单位的考生人数近27万,较2011年增加了5800多人,为历史最高纪录,从报考专业上看,27万人中报考学术型专业的考生人数最多,将近20万人,所占比例超过7成。
 
 
 
 
 
 
 

大规模扩招背景下,不竭生源转眼成了幻象,招生寒冬所刮来的凛冽寒风,已让部分高校冷得瑟瑟发抖
 
前些年,是副省长请高校校长吃饭,希望学校能多给些招生指标。现在,是高校想请副省长吃饭,希望能照顾些生源。
 
中国青年报之前有报道指出,短短几年间,有些高校招生形势已是冰火两重天。大规模扩招背景下,不竭生源转眼成了幻象,招生寒冬所刮来的凛冽寒风,已经开始让部分三本院校和高职高专冷得瑟瑟发抖。
 
生源危机,在2011年竟前所未有地成为一种现象,让部分高校头痛不已。真的是中国高校太多生源不够吗?仔细分析又会发现事实并不尽然。
 
多种情况表明,中国的家庭和孩子对中国高等教育开始“用脚投票”,他们的选择酿成了这场危机,而这场危机正在倒逼中国高校改革。
 
生源危机凸显
 
观察近几年教育部发布的各项数据,可以发现,两股力量的合力成为导致生源危机的最主要原因:一方面,由于计划生育的影响,适龄受教育人口不断减少;而另一方面,自1999年以来的大规模扩招,使大学的招生规模翻了好几番。
 
这样一减一增,使得生源矛盾开始凸显。
 
从全国的情况来看,1999年我国开始大规模扩招,扩招元年,全国高考人数为288万人,此后年年攀升,一直攀升到2008年的1050万人的最高点。但随后,全国高考人数开始持续下滑,一直下落到2011年的933万人,3年间减少了117万人。
 
与此同时,全国高校新生录取规模却屡创新高,从1999年的160万人持续增长到2011年的675万人,录取率则由56%增至72.3%。
 
此消彼长中,拐点已经在2008年出现,正是那一年,生源开始由最高点持续下滑,录取规模却仍在持续增长。
 
从单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来看,变化趋势也大体如此。如人口大省山东,2008年高考报名人数达78.1万人,随后几年连续下降,2011年为58.7万人,比2008年减少近20万人。
 
与此同时,山东省的招生计划却在逐年增加,由2008年的43.7万人增长至2011年的48.4万人,增长4.7万人。
 
有数据显示,2011年山东省普通高校招生共录取考生50.1万人。也就是说,山东省的高考考生规模与录取规模几乎快要画等号了。
 
更令人忧虑的是,适龄人口减少与高校扩招这一主要矛盾仍将持续。1999年,全国小学招生2029万人,然而在2010年,这一数据降到1691万人,11年间减少338万人。
 
来自教育部的数据显示,这些年,受学龄人口下降因素影响,义务教育在校生总规模也在持续减少。2010年,小学在校生规模已经跌破1亿人,为9940万人,比上年减少130余万人。
 
而另一方面,在2010年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规划到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
 
生源危机导致一些院校招生困难。一所三本院校分管招生的副院长曾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08年和2009年,他们学校第一志愿的录取率还是100%;但2010年下降了两成,2011年更是猛降了五成,“最后是通过不少‘技术处理手段’才勉强完成招生计划”。
 
这也导致院校一再降低高考最低录取分数线,以山东为例,据《人民日报》报道,该省高考最低录取分数线2008年为220分,2009年降到210分,2010年降到190分,2011年更是降低到史无前例的180分,线下考生仅剩3000多人。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单强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为了缓解生源萎缩,2011年,江苏试行民办高职和少量公办高职注册入学制度,这样彻底去除了入学门槛,让这些院校一度感到欢欣鼓舞。
 
单强说,试行以后才发现,这些院校好一点的能实现计划数的50%,差一点的才30%,最终录取人数实现了计划数的百分之七八十,“录取完了以后,大家都不愿意透露最后报到的学生数,因为数据太不光彩了”。
 
生源真的变少了吗
 
适龄人口减少与高校扩招这一结构性矛盾的存在,是否意味着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出现数量上的拐点,即高校太多,适龄孩子太少?
 
单强认为,从绝对数量上看,中国的高校不算多,生源不算少。他说,美国目前有4000多所高校,平均7万人就拥有一所高校,但中国只有2000多所高校,平均43万人才拥有一所。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也认为僧多粥少是误解。数据显示,从高校入学率上看,美国为82%,英国为63%,但我国在2010年仅为26.5%。“还有另外一个指标,就是每10万人中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我们国家这个比例大概是7%,而很多发达国家超过20%,在这一点上,我们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
 
单强说:“从根本原因上看,是现有的高等教育质量无法满足期待,一些层次相对较低的高校没有建立起品牌和声誉。”
 
这种反差导致中国的家庭和孩子开始“用脚投票”,2009年,教育部在公布当年高考报名人数时,顺带发布了应届高中毕业生有84万人弃考的消息,这占到当年应届高中毕业生总数的近1/10。
 
这84万人中,除了一部分学生因为成绩太差、家庭贫困自动放弃外,还有一部分因自觉考不上好大学而放弃,另有一部分学生则在高中毕业后选择出国留学或去港澳地区上学。数据显示,84万名弃考高中生中,有21.1%的学生选择了留学。
 
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2011出国留学趋势调查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选择留学的人数有望达到35万人。中国已经连续两年成为美国最大的海外留学生和海外本科生生源地,2011年,美国在华录取的本科生数量超过排在第二和第三的韩国与印度的总和。
 
值得注意的是,选择留学的并非差生,大部分都是优质生源。如2011年,北京4名高考状元全部选择香港高校,2011年香港大学录取的17名状元中,包括11名省级状元和6名市级状元。另有数据显示,2011年,内地赴香港参加SAT考试的学生达6000多人次。
 
近年来,就业难增加了上大学的机会成本,也使得“上大学无用论”甚嚣尘上。中国青年报报道《读书改变了什么》就记录了一个案例:一个陕西农民为了儿子上大学备尝艰辛,付出巨大,当儿子大学毕业后,他却吃惊地发现,儿子的收入甚至还比不上当农民工的自己。
 
熊丙奇也表示,如果大学没有良好的教学条件和师资力量来保证培养质量,那么,文凭的价值就会降低,社会不会认可。既然这样,出于理性考虑,他们当然不愿意去上差的院校。
 
倒逼高校改革
 
突如其来的生源危机,也引发了高等教育界的忧虑与思考。
 
熊丙奇认为,生源危机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反而是个机会,可以借此推进高考改革,提高教育质量,比如加大办学自主权,根据需要设置学科和专业,同时实行学分互认等制度。
 
单强则表示,面对生源危机,高职院校应从自身找原因,当前的部分高职院校缺乏办学特色,与现时代经济发展、社会需求脱节,培养不出专门领域的高级技能人才,就业率和就业质量都大打折扣。
 
单强以他所在的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学院近几年招生不错,但我们不能等到生源继续锐减才做改变,所以最近三四年做了很多改革,比如教学全部实行项目制,软硬件配置上也做了改善。同时,我们也在与招生对象学校建立伙伴关系,把我们学院好的理念和项目传播到这些院校去,增加我们学院的吸引力。”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孙毅颖也证实,北京的几所高职示范校在自主招生时还是挺受欢迎的,一些示范专业的录取分数也很高。“这些院校通过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以及合作办学,将供求结合起来,再加上北京的投资力度也很大,即使面对生源危机,他们也还是不太愁的。”
 
然而,单强也看到,面对生源危机,一些民办职业院校不是在着力于改变质量,提升品牌,而是从营销角度考虑,不断加大广告宣传力度和降低学费,“广告支出增多,学费降低,只有一个后果,就是在办学质量上的投入越来越少,这样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结果是这些院校越来越不受欢迎。”
 
熊丙奇多次谈到“高校破产”,他认为“破产”已然出现,比如一些实行非学历教育的机构已经出现倒闭的现象,有些学校也已经被其他学校接管,名存实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