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统一考试将于2012年1月7日至8日进行。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12年全国研究生考试人数为165.6万人,比去年增长6.9%,创历史新高。
  
    教育部日前召开201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务工作视频会议,部署201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务工作。教育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林蕙青要求,强化对考生的诚信教育,加大对舞弊行为的惩处力度,对考场违规违纪行为,特别是替考、代考和参与团伙舞弊和高科技舞弊等严重舞弊行为,一经发现,依据有关规定坚决处理,绝不姑息。
  
    教育部强调,严禁社会中介机构以任何形式介入研究生招生工作,禁止高校任何部门和工作人员举办或参与考研辅导活动,严禁社会培训机构进入校园进行考研辅导培训的招生宣传和组织活动。对社会辅导机构虚假、夸大宣传和欺诈等严重扰乱正常研究生招生秩序的行为要依法严肃查处。

 

 

 


    “考试安全是第一要务。”据教育部网站消息,201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将于2012年1月7日-9日举行,教育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林蕙青日前安排相关工作时如是强调。 

    教育部日前召开201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务工作视频会议,部署201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务工作。林蕙青要求,强化对考生的诚信教育,加大对舞弊行为的惩处力度,对考场违规违纪行为,特别是替考、代考和参与团伙舞弊和高科技舞弊等严重舞弊行为,一经发现,依据有关规定坚决处理,绝不姑息。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和招生单位,要深入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精神和要求,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完善机制,严格管理,切实提高考务管理服务水平,保证考场秩序良好,维护广大考生的切身利益和教育公平,确保201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工作平稳顺利进行。 

    林蕙青要求,各地教育部门要重点强化对各类考研辅导活动的治理,严禁社会中介机构以任何形式介入研究生招生工作,禁止高校任何部门和工作人员举办或参与考研辅导活动,严禁社会培训机构进入校园进行考研辅导培训的招生宣传和组织活动。对社会辅导机构虚假、夸大宣传和欺诈等严重扰乱正常研究生招生秩序的行为要依法严肃查处。 

    林蕙青强调,要强化对考生的诚信教育。要加强对考场纪律、学生管理规定、教育考试违规处罚政策以及法律法规的宣传,营造诚信光荣、作弊可耻的考试氛围。同时,要加大对舞弊行为的惩处力度,对考场违规违纪行为,特别是替考、代考和参与团伙舞弊和高科技舞弊等严重舞弊行为,一经发现,依据有关规定坚决处理,绝不姑息。

 

 

 
作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一大项目,“卓越工程师计划”旨在造就一大批卓越工程师后备人才。目前,国内已有61所高校的462个本科专业或试点班加入。清华大学电机工程与应用电子技术系的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即是该校首批入选该计划的六个本科专业之一。
 
2010年,清华大学为实现世界一流学科大学的目标,开展了直接与世界最强学科比较、碰撞的国际学科评估。清华电机系也参与了该次评估,在学科发展方面获得了更多、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思考。围绕如何提高工科学生的工程意识、工程素质和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等问题,记者日前采访了清华大学电机系副主任于歆杰。
 
融入国际方可引领世界
 
在采访中,于歆杰指出,目前全世界最先进的电力工业技术已在我国电气工程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我国学者可以接触到更前沿的技术。“国外的学者更多是在理论层面研究,我们可以更多地把它做成装置,这是让国外的学者很羡慕的。”但他也注意到,清华该学科的发展距离学校提出的“引领世界”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
 
在2010年的国际评估中,专家对清华电机系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其中让于歆杰印象最深刻的,一是认为该系师资的国际化背景不足,二是博士生论文选题多偏于工程类、基础性研究相对较少。他表示,清华电机系的青年教师大多是清华毕业生,这有一定的客观原因,比如学校的薪酬体制不足以吸引国外最好的人才,而在国内,最好的毕业生基本来自清华。“所以类似于近亲繁殖的教师来源,是我们难以避免的问题。”
 
此后,清华电机系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国际化程度。如2011年3月,他们便与全球最大的工程学会之一 ——英国工程技术学会(IET)签约,成为其教育合作伙伴。
 
事实上,IET国际运营总监易恩也曾表示,该组织面向全球工程师,而中国则是工程领域的超级大国。他们也希望为中国会员提供更具体的服务。据他预测,IET在中国的会员数量将在未来的3年内超过2万名。
 
目前清华电机系已有两百多名学生会员加入该学会,他们最大的收获是获得职业规划训练,同时还参加相关的外国专家报告会或演讲比赛,加强了和校外乃至国外的机构和学生的交流。
 
当然,教师们也可通过这一平台从中受益。于歆杰说:“做得好的老师,可以通过IET的平台进一步提升世界知名度,比如我们推荐3位教授便成为了IET会士。总的来讲,我们和IET合作,是看重它可以帮助我们国际化。”
 
敢于创新才能迈向卓越
 
于歆杰1991年被保送清华电机系读本科。报到时,他入住在学校当时最新的28号楼,楼上挂着醒目的条幅:“欢迎你,未来的红色工程师”。在他入学以及之前的年代,中国的工程教育目标很明确,就是服务中国的国民经济主战场。
 
然而现阶段,工程教育培养人才的定位到底指向工程师还是科学家,各个学校一度在回避这个问题。
 
那么,清华的工程教育如何才能继续引领国内,同时力争引领世界呢?于歆杰认为,这需要进一步加强在国内核心或主导的重大工程上的影响力,同时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我们对学生创新能力的系统性培养跟国外顶尖大学相比,还不在一个层次上。”
 
2003年,于歆杰曾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进行了4个半月的教育教学考察。考察期间他发现MIT的授课思路与清华完全不同。“我们大多数老师讲知识点,要求学生记住;而MIT的课堂强调通过讨论和研究,带领学生重温知识被发现的过程,解决现有知识解决不了的问题。”他说。
 
于歆杰表示,我们要改变教育教学理念,从知识传授过渡到知识发现和知识再创造。不再满足于给学生讲授足够应付未来科研和就业的知识,而要保证学生通过训练,在需要时很快就能学会新知识。“可以说,传授知识是培养工程师,但不可能培养出卓越的工程师。”
 
与此同时,于歆杰也坦言,他上了10年的电路课,要完全学习MIT的授课模式会有一定的压力:“这意味着课堂授课内容要减少,对做题熟练度的要求和考题难度要降低,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副教授有点不敢这么做。”首先,这门基础课掌握得不牢的话,学生上高年级的课相当于没准备好。其次,对要考研的学生来说,如果考试难度大大降低,需要自学很大一部分内容。此外,各学校同专业会互相传阅试卷,如果难度太低也会面临同行的压力。
 
鼓励学生做真正的科研
 
基于上述顾虑,于歆杰只能对课堂教学进行有限的“改良”,通过一些研究型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创新精神。同时,他也倡导学生做真正的科研。
 
据了解,目前我国研究生大多从事工程相关课题,参与到具体的工程项目实施,但在国外一些教授来看,这不是在培养研究生。于歆杰表示,博士生的论文选题确实要跟国际接轨,但学校要允许学生做风险度大的原创性工作仍然面临一定困难。
 
“如果我们做真正的科研而不是研发,失败的比例会增大。我们的学生们失败不起。”于歆杰说,清华的博士生培养特别严格,每个环节都有时间限制,这导致了我们培养出大量“80分”,而不是冒着培养“60分”的风险去培养“100分”。
 
那么,国外的博士生毕业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呢?于歆杰表示,只要导师愿意在学位论文上签字,以他的学术信誉担保就行了。
 
于歆杰在MIT时,曾和该校的老师探讨如何能被聘为教授,关键是论文还是授课时间,对方回答这两者都不重要,他们的教授职位会面向全球招聘,以专家的评价为准,应聘者需要展示自己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成就,同时上示范课,但最重要的考量标准还是应聘者的学术声誉。
 
“我们现在还需要通过量化管理、过程管理确保质量;当足够强时,就需要‘释放’老师和研究生,让他们在放松的状态下做自己愿意做的事,这样才能产生原创性成果。”于歆杰说,我国的工程教育经过多年发展,是能够适应我国对工程人才的要求的。但进一步参与全球竞争,我们要走的路还很远。
 
 
 
 


    2012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公共科目笔试昨天已经落下帷幕。今年国考报名,人数达到133万人,相比去年有所减少,于是人们纷纷议论——国考开始降温了。不过,中公教育集团首席研究与辅导专家李永新认为,虽然报考人数有所下降,但是实际参考人数还是创下了历史新高,现在说国考降温为时尚早。

    首先从报名人数来看,今年比去年下降了10万左右,从一般意义上来看国考热度有所减退。但李永新指出,根据权威部门发布的消息,实际参考人数约为96万,比去年的90.2万多了近6万,比前年的92.7万多了3.3万,创历史新高。其次,从考录比来看,今年的考录比为53比1,和去年及前年的59比1相比,维持在50至60比1这一区间,竞争依然激烈。

    李永新分析,近两年国考报名人数下降,主要原因是2010国考报名人数高达144万,竞争最激烈的职位高达4224比1,国考的热度已经达到峰值,所以对于许多抱着“试一试”或者“凑热闹”的考生来说,已经明确知道,自己考上的希望渺茫,于是逐渐开始考虑别的出路。所以,报考人数减少并不能说明国考降温,只能表示考生面对国考更加理性,盲目跟风人群有所减少。

 


    至于报考人数减少的原因,除了考生更加理性之外,还有以下几点影响因素,比如国家公务员考试逐年提高对考生基层工作经历年限的要求,部分考生只能选取地市及县区级职位报考;对考生的职位要求越来越具体专业,审核越来越严格规范;考生们越来越具有明确的职业规划,自己的选择也越来越多元化。
  

 
在今年5月的开卷科普畅销书榜单中有两大亮点:一是史蒂芬·霍金和他的《时间简史》依然是常青树;二是科学松鼠会的新书《冷浪漫》上榜,让外界对团体式的科普创作模式刮目相看。榜单反映的趋势仍在延续,即在科普畅销书市场,国外作品占据多数份额,本土原创作品还有较大提升空间。这种情况,在其他科普成果展示中也存在。
(资料来源: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周一晚上是个匪夷所思的时段。每到这时,就会有1000多万美国人守在电视机前,收看热门喜剧《生活大爆炸》(The Big Bang Theory)——为剧中主人公、加州理工学院一群对科学和动漫富有激情的年轻科学家们的嬉笑怒骂痴迷不已。
 
《生活大爆炸》让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赚得盆钵满溢,但在地球另一端的中国,科普事业却一路踉踉跄跄,仿佛一个扶不起的阿斗。
 
在几代人的奋斗中,中国已然成为一个科技大国;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中国人敢拍着胸脯说,我们是科普大国。公众的不满,科学家的淡漠,科普人的局促,以及一个个冷清的“科普展”、“科技周”,中国的科学传播到底病在哪里?
 
科学家:科普跟我有什么关系?
 
几年前,中科院研究生院科学传播学教授李大光为中科院作科普规划时,曾在全院范围内做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中科院约80%的科研人员认为“科普有专门的人去做,自己可做可不做”。
 
80%,这个数字令人惊讶,但又在李大光的意料之中。“在现有的体制下,一个科研人员只要完成了所承担的科研项目,课题通过验收,就可以得到业内的评价和承认。”
 
而且,虽然“只要向上面交差就够了”,但诸如SCI论文与职称挂钩等规定,也已经让大多数一线科研人员精疲力尽,无暇顾及科普这种“在业余时间做做就好的慈善事业”。
 
尽管如此,国家各级科普部门还是想再努把力,想让科普也享受享受科研的待遇。
 
11月1日正式实施的《辽宁省科学技术普及办法》(下称《办法》)中规定,今后在辽宁省,个人撰写的科普著作、科普论文、科普读物等科普成果、指导科普实践活动所取得的成绩,在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评比考核、学术奖励等方面,与其他学术成果享有同等待遇。
 
“事是好事,可以鼓励人们做科普的积极性。”李大光评价称,“但在操作层面上,可能还有很大的问题。”
 
在中国,主管科普的部门是各级科协,但“奇怪的是,科协虽然是一个政府机构,却没有决策功能,这样的属性决定了科协在政府中的影响力有限。《办法》在辽宁省内或许能起些作用,但一旦跨省,这些政策将难以执行。比如一名辽宁科研人员承担着国家农业部的某个项目,然后拿着科普作品去结题,怎么可能得到承认?”
 
但这还不是最致命的问题,李大光认为,科研和科普的评价体系完全是两回事。“科普是以推广量、普及面和有效性作为评价标准的;而科研成果强调突破性和创新性。两个评价体系完全不同,指标也不一样,不能放在一架天平上称量。”
 
好书都哪儿去了?
 
“这本书虽然是科学家谈科学,而且著名科学家很多,但是内容粗糙,模式化,说教严重。普及类的科学书最忌讳的就是过大过厚,价格过高。这部书作为科学家口述史还是可以的,但是不适合做普及类读物。”
 
“这是一部10多年前的科普电影,在拍摄思想和手段上都已经过时。”
 
“有一种书,专家觉得没意思,普通读者看不懂。这本书就属于这类书。”
 
这些直率的意见,是去年李大光给国家科技进步奖科普类参选作品写的部分评语。除了这个奖项,从2007年开始,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每三年还会评一次“中国出版政府图书奖”,其中“自然科学总论”单项中就包含着科普书。
 
几乎每年末,李大光都会被邀请担任这些科普奖项的评委。“每次我去评奖的时候就特别纳闷,我这一年读了那么多好书,怎么都不在评选范围内呢?一些书里又是院士又是大科学家的,但根本就不好看,也卖不出去。”
 
在美国,情况则正好反了过来。《纽约时报》、《时代周刊》、亚马逊等主流媒体和网站都会定期出一个畅销书的排行榜,以能否上榜、在榜单上停留的时间来评价科普作品的优劣。此外每年普利策奖也都设有非小说类的奖项。
 
而电视节目则以收视率来评价。美国的一集电视剧通常要播60分钟,其中45分钟是电视剧,15分钟是广告时间;而科普节目每档只插播5分钟广告。广告收入造成的亏空,由美国科学基金会(NSF)来掏腰包,政府以此来鼓励科普电视节目的创作和收视。
 
让李大光感到遗憾的是,中国这种自上而下的科普评价体系,埋没了不少真正优秀的作品,第三方机构也始终得不到承认。
 
“开卷排行榜”就是一个例子。这个独立的排行榜直接针对图书销售量进行排名,其中也包含了科普类图书,并且还细分为成人科普和少儿科普。
 
“市场是最真实的反映,如果用这个榜单作为评价体系,会比各种政府评奖有效得多。”李大光说,“科普评价不是有没有办法的问题,而是愿不愿意承认和接受的问题。中国现在的状态是部门之间各自为政,地方之间各自为界,科学家和媒体老死不相往来。视角改不过来,科普的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可怕的文化断层
 
“从科研到科普是一个完整的过程,科普理应成为国家科技创新的一部分。但中国存在着一种非常恶劣的偏见,认为工作有高低贵贱之分,科研就是高级,科普就是低级。”
 
中国科协第六、第七届常委王海波认为,中国科普的尴尬地位,与当今社会的文化断层不无关系。
 
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著名的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就曾倡导“科学家每出一篇科学论文,就应该写一篇科普文章来解释它”。而与杨钟健同时期的老一辈“留洋派”科学家们,接受过西方科学思想的熏陶,也大多支持科普,认为科普应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
 
然而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情况便急转直下。“在那个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意识形态高度强化,思想禁锢,文化的地位被彻底毁灭。” 国家动物博物馆策划总监、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工程师张劲硕分析,“这代人现在正好是国家科研和行政的中坚力量,这是他们不理解科普、不参与科普的根本原因。”
 
去年,中科院院士杨焕明的《天生与人生》成为“中国出版政府图书奖”唯一一本获奖的科普类图书。“我参加了这么多次评奖,像杨焕明一样热衷于科普的一线科学家简直是凤毛麟角。”李大光说,“只有极少数上了年纪又比较热心的人才会主动参与,年轻一些的科学家根本就不在意。”
 
2009年的一项统计显示,中国研发人员中,参与过科普活动的比例约为56.7%,与发达国家相比参与度较低。其中,大多数人承认自己是“被动参与”,中青年科研人员的参与度更低。
 
在各科研单位,科普则多被认为是“摆设”、“花瓶”,始终处于边缘地位。“科普部门经费紧张,大多数人身兼数职,科普只是他们的一个副业。”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徐延豪表示。
 
但在张劲硕这样的“80后”身上,人们似乎开始看到一些希望。
 
一个“科研逃兵”的光荣与梦想
 
在新浪微博上,张劲硕有两万六千多名簇拥者。在他的“粉丝”眼中,他是科普圈里的“蝙蝠侠”。
 
“我从小就爱看《动物世界》,拿个小本,电视上出现一种动物,我就记下一种。”
 
长大后的张劲硕如愿进入中科院动物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蝙蝠分类。毕业后他却进入国家动物博物馆,投身到了科普工作当中。
 
“说实在的,博士毕业没能继续做科研还是挺遗憾的。”张劲硕说,“这些年兽类分类学一直在萎缩,得到科研岗位的机会几乎没有。”
 
不过,这个乐观的年轻人还是看得很开的,毕竟在动物博物馆,他也能天天和自己热爱的动物见面。
 
“以前读书时只接触自己的导师和同学,做科普工作后,接触的人明显多了,知识面也开阔了,我觉得我成长得很快,挺开心的。”
 
开通了新浪微博后,张劲硕碰到了更多志同道合的动物爱好者。“许多网友@我,让我帮他们认动物。上学那会儿我只认识蝙蝠,现在为了回答大家的问题,我得查阅大量资料,无形之中自己也长了好多见识。”
 
和志趣相投的人一起学习科学,对张劲硕来说无疑是一种激励,他从现在的工作中找到了乐趣。
 
待遇是张劲硕唯一的遗憾。“科学家有自己的职称,但这么多年了,还没有人给科普工作者‘正名’。不过我相信只要国家重视,会慢慢好起来的。”
 
当然,与职称相比,这个理想主义的青年还是更珍惜自己的梦想:“这些年来,科普人一直在试图让人们明白一件事,即科学就是一种生活,未来的世界是不需要科普的,人人都能自己学习科学,人人都喜欢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