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是不断“试错”的过程
“失败的一定比成功的多，所以在做好积极准备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为失败做好准备。如果你没有为失败做好准备的话，我建议大家不要轻易去创业。”在日前举行的中国大学生自主创业经验交流会暨全球创业周峰会上，上海复星高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广昌作为一个1992年开始创业的“过来人”，回忆起自己创业时的酸甜苦辣，先给年轻的创业者们泼了一盆“冷水”。
而被称为“大学生导师”和“创业导师”的李开复更是泼下一盆“冰水”，他直言，很担心年轻人在没有准备好的时候，过早出来主导创业。“尤其是大学生，大学生对创业充满热情非常好，但是梦想自己一毕业就可以成为下一个马化腾，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现实的。”
为何过早创业不现实？李开复认为，中国的教育虽然进步很快，但还是跟美国有相当的距离。美国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多大学生，毕业甚至未毕业就成功创造了了不起的企业，离不开美国多元化的教育环境。而相比较而言，中国教育虽然在进步，但是相对比较专注，一个学理工的学生可能对计算机懂的不少，但是要管理一个团队，做出一个市场，往往在大学毕业的时候经验还是不足的。
因此，李开复建议大学生，毕业后先加入一个创业的公司。“给自己点时间学习。大学毕业时你22岁，如果25岁或28岁能出来创业，还是非常年轻的，不必要赶在今朝。”
上海交通大学创业学院副院长桑大伟也表示，学生在创业前，做好失败的准备是很重要的。正是基于此，他们在创业学院课程中融入了“逆商”教育，以锻炼学生面对逆境的良好思维反应方式，增强意志力和摆脱困境的能力。“要给年轻的创业者营造一个比较宽松的舆论环境，允许他们‘失败’，创业其实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每一次的失败都是经验，为以后积累财富。”
“真正能坚持下来的创业者需要顽强的毅力。中间你会疲惫，还会受到诱惑，当你周围的朋友，特别是同龄人都挣了钱，你就很容易被诱惑，说我不应该做这个事情。关键在于你能不能坚持下去。”易观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于扬说。
中国大学生创业压力比美国更大
来自美国的Stephen Bell已在中国投资了12个创业项目，接下来还准备投资15个，他很看好中国的创业环境。不过，他同时也看到了一些想创业的中国年轻人遇到的特别挑战：“在美国，一个学生想创办一个小公司的话，会发现在学校里有和你想法一样的人，包括学生和教授，他们都会支持你的观点。但大部分中国学生如果和朋友说他们想创业，就会得到负面的评价，会觉得你疯了，家庭也会给你很大的压力，宁愿让他们找一份所谓的‘好工作’。”
Stephen Bell觉得，这与创业在美国已经经历了数代的发展有关，虽然中国第一代成功的创业者也开始为新一代人提供榜样，但是总的来说，社会还并不太支持大学生创业。
上海一嗨租车创始人章瑞平也发现，在中国，人们对“失败”的容忍度要更低。“在中国，人只有在挣了很多钱，成为一个成功企业家的时候，才会得到认可。而美国社会的风险投资行业本身是一个承担风险的行业，所以更加容忍失败。”章瑞平其实更欣赏“身上有伤痕”的企业家，认为他们能够更好地了解风险，更适合开创新的企业。
章瑞平认为，这种区别和两国的教育方式有关，美国的教育系统倾向于帮助学生开发创造力，而在中国，家庭给学生很大压力，要求他们找工作。另一方面，中国的创业史太短，“没有很多创业的故事可以讲给孩子听。”
李开复也认为，美国和中国创业环境上的差异，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教育。“问题不仅仅是出在有多少学校，有多少好的教授，而是几千年来，中国的教育更多的是灌输知识、学习知识，而不是刺激、鼓励学生发挥自己的独特的、个人化的想象力。”而这样一种思维的转换，是“未来一百年我们要努力的事情”。
李开复认为，大学生创业的基本“门槛”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抗压的能力，“创业的过程充满了挫折，要能够面对这种挫折，善于学习，从中得到教训。最终成功的创业者和失败的创业者，差别往往就在一件事情，就是是否坚持。”
企业倒闭并非全盘失败
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辞典中，企业的死亡似乎也就等同于“失败”。因此，记者所接触的不少创业者在企业遇到非常困难，如遭伙伴背叛、资金用尽、公司不得不关张时，往往遭受巨大压力甚至绝望。
上海瑞一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薛嵩就有一段颇为曲折的创业经历，这位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的硕士由于项目选择定位不正确，管理不完善，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够，还有自身经验的不足，前几次创立的企业都没有生存下来。他感叹，对于创业者，准备面对创立企业的“死亡”是最重要的课程之一。
不过，在薛嵩看来，企业“倒闭”对于创业者来说并不等于全盘失败，在创业过程中，团队的合作，伙伴的友谊，创业的经历，还有强大的责任感，对员工负责，对股东负责，对投资者负责，对社会负责，这些都是不可替代的财富。“创业者就不要太在乎别人的眼光，做自己想做的是最重要的。”薛嵩说。
上海交通大学创业学院副院长桑大伟则表示，创业是跑马拉松，不到最后不能算失败。“就算一个项目不成功，并不意味着这个人是失败的，创业者在这过程中成长、历练、成熟，而且有些项目就算失败了，但它所产生的社会价值、示范价值、启发意义都不能忽略，创业者勇往直前的精神也激励着人们。”
“在这么多成功创业的人背后，更应该为那些失败的人鼓掌；正因为有这么大一批失败的人，他们才能够成功。”联想之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陆刚认为，中国市场环境还不是特别好，教育、培养方式跟美国还有差距，特别是讲成功的多，但对于失败的支持还不太够。
桑大伟说，现在国内对于成功失败的评判标准太单一，年轻人的竞争压力非常大，压迫感很强，追求的是一种“获胜感”，而不是自身的幸福感。社会、旁人衡量一个企业、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志就是钱挣的多少。“在西方，评判标准则更多元化，不是一味用金钱来做标准，只要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做合法的事就是被认可的，家长对孩子最大的期望是有一个快乐的人生。”
“创业的过程，漫长而艰苦，充满了风险和各种各样的地雷，所以你要趟过去，靠的不是对于财富的渴望，靠的是对自己心中梦想的执著。”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徐小平说。
这几天，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退出山东大学新一届学术委员会一事引起媒体讨论，有媒体甚至称之为高校改革的破冰之举。一所高校内部的学术委员会人事更迭，引起如此关注，表达了人们对高等教育改革的强烈期待。徐显明此举真的具有“里程碑”意义吗？
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应平衡
去年，第四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颁布，将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问题推向前台。《纲要》中清楚地写道：“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这让一直在改革中蹒跚前进的高等教育改革者看到了希望。
针对高校管理体制，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谈道：我国高校行政化倾向比较严重。在价值观方面，从“只服从真理”、“学术至上”转而成为“管理至上”、“利益至上”。以行政为中心，校长、处长、院长几乎掌握了学校的所有学术与公共资源，教授、教师只是被配置的对象，要获得学术资源，就必须获得资源配置权，因此，教授争当处长、院长现象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
除了担任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钟秉林还身兼中国首都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一职，双重身份，让他对目前大学内部的情况有更深刻的认识。他告诉记者：“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失衡、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分割和对立、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替代与压制，是目前高校管理体制中最突出的问题。高校的校级学术委员会中，学校和院系以及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所占比例较高，学术组织的成员构成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学校和院系领导虽然也是相关学科的专家，但在学术事务决策思维上多少带有行政色彩。另一方面，由于校务委员会、教代会制度不够健全，学者及学术组织缺少影响决策的制度化渠道，不能构成对行政权力的有效制约，在学校重大问题的决策中，学者及学术组织参与决策的途径和方式有限，权力得不到充分体现，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钱学森的世纪之问，将高等教育改革推到了风口浪尖。高等教育业内认为，加大高校自主权和高校内部实施行政与学术分离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引起热议的背后是公众对高校行政与学术分离的期待。
领导让位已成趋势
《高等教育法》规定：大学学术委员会的职责是审议学科和专业的设置，制定教学和科研计划，评定教学、科研成果等。
大学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其实并不是一件新鲜事。
吉林大学去年制定的《吉林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规定：学校领导和职能部门负责人不担任各级学术委员会委员职务。
去年底，复旦大学起草《复旦大学章程》，校长杨玉良表示：复旦已作出规定并付诸行动，学校领导和部处负责人退出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复旦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形成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有效隔离。
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新闻发布会上，清华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陈旭介绍：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不是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成员，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是钱易院士。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校长10年，自己从来就不是学术委员会成员。”据悉，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1979年成立，自2000年起，学术委员会主任由数学系教授陈木法担任，时任校长袁贵仁不再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后经几次人员调整，至今北师大学术委员会主任仍是陈木法院士。
“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是否是高等教育改革的“破冰之举”？钟秉林认为：“这只是改革的一个方面，关键是学术委员会的功能定位和发挥作用的机制是否明晰并得到保证，如果委员会只是起咨询作用或者决策效能不明，并不能体现改革的本意初衷。另外，从国外情况来看，不少大学校长也兼学术委员会主任，作为平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桥梁。”
“教授治校”才能破冰
谈及高等教育改革，朱清时是一个不能回避的名字。为了建立“去行政化”的南方科技大学，身为校长的他在同行眼里有些“悲壮”。终于，3月21日，南方科技大学开课了。45名学生聆听来自香港大学的物理学家唐叔贤讲授应用物理。
朱清时曾撰文给媒体：“我们提出的教授治校、去行政化，得到了国内外教育界的高度认可。大学去行政化不是大学不要行政管理，相反，大学需要很高效的行政管理。大学去行政化的本质是要由学术主导，而不是由行政权力来主导。由行政权力来主导就是谁官大谁说了算，由学术主导就是谁有真理谁说了算，大家都服从真理，不分地位。”
华中科技大学高教所教授张应强的分析是：学术自由在大学系统内部的关系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大学是学术组织，大学的核心事务是学术事务，大学的管理应由教授来实施。教授会对学校事务起决定性作用。目前，我国许多高校对学术事务的界定不清晰。如招生、学位授予、教师职务晋升、教师岗位设置、学术人员引进、学科专业设置、学位点设置、教学质量评价、学术奖励等应该是学术事务的范畴，但我们把这些纳入学术行政管理事务范畴，职能部门大权在握，从而把教授治校“虚置”或“架空”。
钟秉林认为，大学内部的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关键是把它们协调好，不能相互之间出现越位、错位或失位。现在的突出问题是，行政权力对于学术事务干预比较多，行政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术资源的调配，甚至以行政决策代替学术决策。解决这一问题，要进一步明确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界限，严格限制行政权力放大或对学术权力进行干预；还要确立学术本位的观念和意识，充分尊重学者与学术组织在学术事务决策中的作用，高度重视并切实发挥学术权力在学术管理活动中的主导作用，积极营造尊重学术的大学文化。
作为一种管理手段，行政管理在大学管理中的应用，其目的初衷在于提高大学管理效率，确保大学有效实现其组织目标，更好地实现其功能和使命。这与“把大学当作行政机构来管理，把学术事务当作行政事务来管理”是迥然不同的。
“新建本科院校的现状就是有的长期受传统大学的影响，重理论、轻应用；有的刚从专科升格为本科，旧的模式不适用，新的模式未建立。”4月7—9日，全国部分新建理工类本科院校首届研讨会在江苏省常熟理工学院举行，这是黑龙江工程学院副院长张洪田教授在会上的一番感慨。的确，我国新建本科院校在升入本科序列欢呼雀跃之后，面临目前这样的困局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高不成、低不就”，“这种新建本科教育很容易做成‘夹生饭’。”张洪田说。
在这次研讨会上，8所地方性应用型本科院校,着眼于“升格”后的困局与解困，紧紧围绕“应用型人才培养”理念、模式、方案的改革与创新主题，交流了各校积极探索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之路，力图探索升格后再发展的途径。
有统计表明，截至2010年3月，全国新建普通本科高校有261所，占全国同期792所普通本科高校的32.95%，在本科院校序列中可谓“三分天下有其一”。新建本科院校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亟待破解的艰难命题。
走出象牙塔
重庆科技学院院长严欣平教授说：“在升本之前，我们的石油、冶金类专科生非常受欢迎。企业对于毕业生吃苦精神、岗位发展、较快完成从学生到员工的角色转换等能力非常认可。升本后，我带老师下企业，人家就问，你们的本科生会不会像其他本科生一样，干不了几年都往机关跑？人家这样的疑问是有道理的。”
南阳理工学院院长姚锡远曾经主持“新建本科高校发展战略研究”课题，发现新建本科院校生成背景多样，有成教、高职、单科院校等。在发展过程中面临几个误区：攀高、求大、尚名、逐利、趋同、短视等，结果造成办学理念与大学精神背离，人文教育与人文精神淡薄，发展规划千篇一律，办学定位的盲目自信与个性缺失，盲目攀比求大求全，部分领导人多少都有“一夜之间”成为一流大学的急躁心理；办学全面撒网，一味追求学科门类齐全；固守精英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不顾大众化教育背景下分层分类教育的现实；不顾与办学传统、地理位置特征及与行业所形成的长期合作关系，提出面向全国各行各业的不切实际的服务面向定位目标，导致学校定位办学“千校一面”的现象，培养的学生也是“千人一面”。育人同质化倾向，更导致高校就业市场竞争加剧。
姚锡远认为，新建本科院校应当走出象牙塔，走出传统办学模式。他说：“刚升本时，原有的专科教师不知道该咋上课。现在高校层次化现象特别明显，‘985’都不和‘211’玩了，招生出现的北约、华约、卓越各派联盟，说明大学办学出现了新的变化。不能千校一面，也不能是所有的大学都办成北大、清华，新建本科院校应当有自己的发展之路，首先就是要走出传统的‘象牙塔’。”
新建本科“新”在哪里？
有人指出，新建本科院校的“新”有两层意思，一是时间概念上的新，再一个是空间概念上的新，是“新型”的意思。从这个角度出发，新建本科院校不要一味模仿，而是要创“新”本科教育模式，建立自己的发展理念和战略，新建本科院校“升格”以后，面临许多困局、更需要解困的高招。
厦门理工学院提出了“亲产业大学体系”的理念。厦门理工学院校长黄红武认为，“亲产业”大学即高校贴近产业，围绕产业导向和产业价值实现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科学研究，并由此形成配套的教学、科研、管理、评价体系和校园环境氛围。学校与产业在人才培养、技术供需、科技攻关、人员交流等方面亲密互动、资源共享。“亲产业”大学的功能在于培育亲产业人才、引领产业导向、创新强化支柱产业、服务产业价值实现和价值增值。记者了解到，厦门理工学院45个本科专业（方向）几乎是全面对接海西（厦门）支柱、新兴战略产业。
“升格刚短短几年的上海电机学院还在摸索中。”该校校长夏建国认为，拔尖人才与应用人才同样重要。结合对日韩产业大学的比较，他认为中国高校错位发展在所必然。他说：“新建本科院校与‘985’、‘211’等类高校并不对立和相互排斥。在未来市场和专业链上各自有所作为，在产业链的上中下游都可以有我们这类本科生存发展的空间。应用本科首先是本科的水准，然后是特色。”
常熟理工学院院长傅大友说，新建本科由于出身背景、地域经济水平和与行业、产业关系不同，可以做出丰富的选择，但重点应该是创新办学。
重学还是重术？
教学与科研成为普通高校发展的两个主线。新建本科院校从诞生不久就遇到了尴尬：一方面是提出面向地方、服务社会、走应用型道路。另一方面又不舍专注于学术和精英教育的传统高等教育情结。特别是传统的“重术轻学”、“重理论轻应用”的思想依然不可忽视。
严欣平认为，不搞科研的本科学校是平庸的学校。本科教育包括应用本科不能没有学科，不能短视，科研与教学应当相辅相成。他说：“我们升本后的第一个大会，不是教学工作会，而是科研大会，目的是让教师重视科研对于人才培养的意义。学校在校内投资5000万元建设实验室，可以做到在校园里采油，在校园里炼钢。”
也有人认为，新建本科院校专业上亲近产业链，根据市场和产业需求调整、优化、设置专业，让专业链融入地方产业链，所以，研究型大学注重的SCI诉求在新建本科院校应该是最低的，学校更应该注重的是专利和成果，是横向合作的项目。这种办学也被指办学过于功利性。
作为为数不多的、落户于县级市区域内的大学校长，傅大友认为，学和术同样重要。2007年，学校召开升本以后提出了“分两步走”创建品牌大学的发展战略目标：第一阶段全面加强大学内涵建设；第二阶段就是把学校建成一所特色鲜明、质量著称的品牌大学。在这发展目标中除了坚持内涵建设和特色发展外，还要实现教育和区域发展的对接。
4月12日腾讯高考招生咨询会迎来了第二位嘉宾，清华大学招生办主任于涵。在腾讯微博网友的话题互动以及师生在线互动过程中，于老师为广大网友及考生解读了一些清华大学招生的相关政策，为大家的报考以及相关的工作提供了指导，同时也非常耐心细致地为广大微博网友答疑解惑，解除了网友们心中的困扰，使报考之路更加顺畅。
自主招生不会替代高考随着各大高校的自主招生的不断探索，网友们开始关注和思考自主招生与现行高考制度的关系问题。腾讯微博中就有很多网友提出了相关问题。针对这个问题，于老师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广大考生及家长首先正确认识高考，把握住高考。因为它在现阶段是我们国家在高等教育制度里头，在招生环节必须要坚持的，是支撑起高招的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自主招生不可替代的。其次，于老师认为自主招生未来发展的方向，如果要积极健康的推进的话，也必须能够和各个大学自身人才培养的目标、理念能够紧密的结合。自主招生不是一个简单的操作的过程，而是涉及到大学在选材中如何正确行使自主权的问题。要想充分体现这种自主权，最重要的还是要跟人才培养对接起来，做到因材施招。同时，于老师强调自主招生不是简单的对高考一个补充，而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和不断探索的问题。
社会公平是招生机会公平的保障
谈及网友们关注的清华大学校友及社会热心人士支持帮助50余位家庭困难考生参加自主招生的事情，于老师表示，这是一种机会支持，也就是招生机会公平的一种表现。随后，他指出清华在不断地倡导和推进社会公平，这点就是促进招生机会公平的考生的一种实践。于此同时他还为广大网友详细列举了清华主动促进社会公平过程中采取的一些具体措施。比如在参加考试复试的过程当中，支持来自于偏远地区的考生或贫困生的往返路费，包括在清华考试期间的所有的食宿费用。
清华实验班学生100%出国交流
在采访的过程中，腾讯微博的网友们不断地提出问题，参与互动，分享话题。于老师不断地对网友的问题进行详细解答，使得采访气氛热烈、活泼而不失庄严。其中有一位网友提到：我们清华有没有实验班？是什么样的政策？于老师指出实验班是清华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一个积极探索，是肩负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重任的要求。同时，他提到今年清华的实验班有两大亮点：其一，学堂计划，即数理化生，计算机科学和钱学森力学实验班等六个实验班的一个总称。每年这六个实验班招生总数要到大概140、150名，给他们配以最好的教育资源。这些学生本人的培养计划都是专门来制订的，并且每个培养计划都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框架。在这些学生的培养上进行因材施教，并且他们出国交流的学习的机会是百分之百的有保证的。招收办法：分三段来招收，一段在前头面向各个学科竞赛当中今年已经明确认定了一批。第二段就是高考，高考当中有这些学科方向上有专业潜质的，被清华认可的也会选拔进入学堂班。第三段是在学生进入到大学二年级以后，在这些学科专业方向上更大量的学生当中，再会选拔一批，进入大二以后再进入到这个学堂计划里来。其二，另外一个实验班还有工程物理，能源实验班。这个班的特点可以用百分之百来形容，例如百分之百的出国交流培养等。它主体是咱们清华整体在大的能源学科方面的一个综合优势构架起来这样一个精品班。满足条件的还能读经管二学位。
清华大学微博互动
清华分省招生计划4月下旬公布
《长江日报》科教部在访谈中向清华大学提出了2011年招生计划的变化问题，于老师表示：今年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分省计划这些天正在报教育部批准公示，何时公布要看教育部的公布的时间，一预计应该会在4月下旬或者是再早一些肯定能够公布出来。大家到时候以公布的情况为准。我们全年的招生计划今年和去年持平，没有变，我们在在选材的时候做了一些结构性调整，在保送生当中选得更多一些，相应在一些省今年的高考计划会有所减少。这是做的结构性调整的问题。但是对于各个省的考生来说，本省今年跟去年比，一共清华招了多少学生，这个大体不会变化太大，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注意到向中西部地区要做一些倾斜。这也是符合我们招生当中促进公平这样的理念。
采访接近尾声时，面对还有很多网友的问题还在不断的提出，于涵老师公布了清华大学全国统一招生电话是010—62782051和010—62772737。同时也建议大家上清华大学的本科招生网http://www.join-tsinghua.edu.cn或登录清华大学官方微博查询相关信息。相信在于涵老师的访谈中，广大微博网友的互动以及师生心中的疑惑定会解除不少，大家的报考之路也会更加顺畅。
无论是高校毕业生还是用人单位，都对高校的课程培养体系存有诸多不满，可高校自己却不这么认为。三者之间对人才培养目标上存在巨大落差，造就了高校毕业生“专业不对口”现象的普遍存在。
在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刚刚完成的2010年上海毕业生就业与人才培养调查中，研究者认为，目前上海高等教育还无法完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高校培养目标与定位亟待改进。
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是市教委下属的管理和服务大学生就业的机构，此次调研向2006-2010年间毕业的高校和中职校学生、就读学校，以及用人单位发放问卷5.7万份，回收有效问卷3.5万份。2010年上海高校毕业生16.2万人，就业率为95%，发生直接用工关系的占总人数的73%，比2009年增长5%。
对研究生毕业生的调查显示，有61%的毕业生在选择岗位时，并未将“专业对口”作为考虑因素，因此实际聘用中，专业不对口的现象“随处可见”。根据用人单位里人力资源部门的反馈，博士生和硕士生“专业不对口”的比例分别为33%和29%；而来自具体业务部门的反馈，博士生和硕士生专业不匹配度还要高，分别为38%和31%。
其中，即便是个别高校的国家重点建设学科的毕业生，也没有在就业中表现出专业优势，有的甚至低于同一学历层次总体发生直接用工关系的情况。
主持此次调研的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主任汪歙萍认为，从人才培养角度分析，这不仅是专业与岗位不匹配的问题，而且是课程建设问题。对于研究生教育，大家都认为目标是培养创新型人才，使其具有科研能力和国际视野，但是研究生却并未真实感受到。他们觉得自己在校期间参加科研的机会不多，国际交流机会也有限，导致自身科研能力后劲不足。
在本次调查设立的“学校课程体系基本满足人才培养的要求”选项中，三者之间的差距巨大——
“985”、“211”高校认为自己100%满足了人才培养要求，一般本科院校的认同比例为61%。但本科毕业生的认同度为51%，用人单位的认同度仅为47%。
学校认为，本科课程主要是对学生专业知识的传授、理论知识体系的构建、学术性思维的培养；用人单位的需求则更为注重毕业生对专业技能的掌握；本科生虽然总体认识和学校相对一致，但是期望值明显高于学校。本科阶段的教育普遍存在课程教学与人才市场需求联系不够紧密，学校对学生实习和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不够等问题。
同样的问题还存在于高职高专毕业生。对于高职高专的培养目标，学校认为最关键的是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用人单位看重学生敬业、合作等职业精神的培养，毕业生则认为最关键的是加强学生职业技能和操作能力的训练。在调查中，约有半数的高职高专毕业生认为学校实践性课程设置较少，质量也有待提高。
记者了解到，致力于培养应用型、技能型人才的高校都积极推进校企合作，打造具备技师、教师双重身份的“双师型”师资队伍，但是对于校企合作的障碍，企业和学校看法差异不小。根据调查，企业对相关选项认同度的排序为：41%的认为企业技术人员难以取得学校兼职、授课的资质，38%的认为学校教师难以胜任企业兼职、轮岗的工作要求。在学校心目中，96%的学校认为“缺乏利益诉求，相关行业、企业没有积极性”，53%的认为“学校与企业之间人事、薪酬、劳动保障等制度性障碍”。
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主任汪歙萍分析指出，一些专业的差异性不明显，难以按不同层次的人才区分培养。她建议，各类高校应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对不同层次人才的需求，结合学校培养定位，优化课程结构。同时，高校教师行业实践经验的缺乏已经直接影响毕业生专业实践能力和职业综合素质的培养，今后高校需要改革教师的引进、管理、评价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