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日上午，中国总理温家宝来到人民大会堂江西厅，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西省代表团全体会议。
“我昨天急着给您洗了两张照片。”
来自江西赣州的小学老师、全国人大代表刘艳琼，四年前曾带着学生们写给国务院的感谢信来开会。这一次，她给温家宝带来了孩子们的“笑脸”。
刘艳琼说，2007年春季开学时，国家出台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免交学杂费的政策，江西更率先做到城乡所有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都免交学杂费，减轻了低收入家庭的负担。为此，孩子们自发地写了一封感谢信。
如今，四年过去了。
刘艳琼拿着照片走到温家宝面前说道，照片上有来自各种不同家庭的孩子，包括进城农民工子女。这位教了23年学生的数学老师，还当场给温家宝出了一道题：“您能看出哪个是农民工的孩子吗？”
温家宝起身端详着照片上同样天真灿烂的脸庞，笑着回答：“看不出来。”
“对啦！”刘艳琼高兴地说，“那就是我们基层教育的发展，孩子们的笑脸就是最好的证明。”
她还告诉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一年比一年用更长的篇幅来阐述教育工作，尤其是今年的报告，写进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举措。作为教育界的代表，她对此鼓掌欢迎。
在刘艳琼发言后，温家宝说，这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每年教育的比重都比较大。这恐怕是我们对教育支持力度最大的8年。但是，我还欠着一个“账”。
“我明年一定把这个‘账’还清！”温家宝所说的“欠账”，就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一个工作目标——2012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
温家宝说，“如果一个国家不重视人才的培养，那就是没有未来。”
教育一方面存在着“投入不足”的缺陷；另一方面，也存在有限的教育经费使用结构不合理、效益不高、浪费严重的弊端，“教育经费审批、使用和监管往往‘同出一门’，直接导致了大量的规则制度形同虚设，毫无监督可言”——
说缺钱，不缺钱 “裁判”咋成“运动员”？
4%，是教育领域内一个引人注目的数字。今年全国两会上，它不出意外地又成为了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热点之一。
“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要占GDP比重的4%，这一目标18年未实现”、“教育经费10年欠账超1.6万亿元”……一个看似普通的数字，18年来总是牵动着代表、委员们的心，原因很简单，教育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不过，在呼吁政府尽快兑现目标的同时，代表、委员们的另外一种声音也同样不容忽视：在目前有限的经费下，如何“让每一分都花出效益”？
中国教育“很差钱”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地质大学原副校长蔡克勤几乎每次参加两会，都要提到4%，总会不厌其烦地给每个人解释它的重要意义：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是最常使用的衡量公共教育支出总量的一个指标，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教育投入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
“4%并不是一个高不可攀的数字，它实际上只是中等收入国家对教育投入的平均水平。”在蔡克勤委员看来，自1980年以来，全世界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平均稳定在4.7%至4.9%，较发达地区为4.9%至5.1%，欠发达地区为3.8%至3.9%。
有媒体甚至为此算了一笔账，从2000年到2009年10年间，以4%的比例为目标，那么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10年累计“欠账”已达16843亿元。
政府财政投入的不足，带来的问题显而易见，一是各地教育欠债问题仍然难以解决，二是家庭教育负担高于国际水平；投入不足所造成的最直接后果，就是使得受教育者的家庭负担加重，影响了居民正常生活，并由此引发出教育不公平和不均衡等各种问题。
教育也“不差钱”
对于全国两会代表和委员们的质疑，有关部门也有自己的说法。
3月8日，财政部新闻发言人、办公厅主任戴柏华在线与网民交流时表示，近几年来，财政部门不断加大教育投入，目前教育支出已经成为公共财政的第一大支出。
去年全国两会之前，财政部副部长丁学东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尽管4%的目标没有实现，但近年来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不断增加。
“从2004年到2008年，我国公共财政教育支出从4000多亿元增加到9700多亿元。财政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从14.9%提高到16.3%，成为我国财政支出当中的第一大项。”丁学东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自豪地说，这几年是我国教育经费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也是我国教育事业进步最快的时期之一。”
“我国教育存在着‘投入不足’的缺陷，但另一方面，教育经费每年实际上是在不断增加，也存在有限的教育经费使用结构不合理、效益不高、浪费严重的弊端。”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王梅珍就直言，“随着教育经费的大幅增加，如何分配好使用好新增经费也就显得非常重要，必须引起高度关注和认真思考。”
“我国的教育事业经费支配方式一直沿袭‘政府主导型’路径，各类学校的经费拨款额度基本由行政主管部门‘说了算’，加之对经费分配及使用过程缺乏足够的有效监督机制，由此在教育经费配置和教育经费使用领域滋生了大量不合理现象，并有越演越烈趋势。”王梅珍以高校中的“专项补助”为例，我国投入的科研经费以每年超过20%的比例增加，“然而，不少科研课题立项是在领导人表态、少数专家表决基础上产生的，由此衍生的权力寻租空间，直接导致了实践中‘大项目不审、中项目小审、小项目大审’的怪象。最终，大量的科研经费不是花在‘人’身上，而是投到‘物’上面去了。”
容易出问题的环节还包括在教育经费的使用上。“由于没有严格监管，竟不明不白地倒进了个人‘腰包’，贪污挪用、权力寻租等恶劣行径近年来时有发生。”王梅珍因此认为，如果上述这些教育经费的使用结构、管理效率问题不能尽快得到很好的解决，即便4%乃至更高的总量目标都实现了，恐怕也未必能令人欣慰，最终也未必会真正有益于教育的健康顺利发展。
关键是“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正是基于这些考虑，今年全国两会上，很多代表、委员就如何把教育经费这块“蛋糕”分好、用好，提出了很多建议。
王梅珍首先觉得，确立透明的教育经费公示制度是确保有限的教育经费能用对地方的第一步。“通过立法，对财政年度教育经费的构成及细节，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其他财源的所有拨款数额，到拨入部门、部门对拨款的分配及最终的拨款领受人等等，都予以充分曝光，建立完善的教育经费使用或分配公示制度，确保4%的教育经费在阳光下运行，并将此‘阳光行为’纳入法律强制保护轨道。”
除此之外，她认为还应该建立科学的教育经费预算制度。通过出台《教育经费法》等立法推动，对教育经费预算的决策主体、学校参与预算过程的保障措施、生均标准的确定方法及提升办学质量的经费促进措施等等，一律予以具体化与明确化。
在王梅珍看来，更重要的一点是要建立有效的教育经费监管制度。她以英国为例，在那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教育经费的预算及使用行使直接管理权和监督权，但教育经费不由政府主管部门向学校直接划拨，而是通过相对独立的教育经费拨款机构间接下拨。“英国这一教育经费划拨的传统和特色，事实上将教育经费的拨付、使用和监管分属于三大相互制衡主体，建立了有效的教育经费监督机制。”
“相反，我国的教育经费审批、使用和监管往往‘同出一门’，裁判员就是运动员。这样，直接导致了大量的规则制度形同虚设，毫无监督可言。”王梅珍呼吁，当借鉴英国的做法，通过立法推动，建立严格而有效的教育经费审计监督制度。“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出台《教育经费法》，设置独立的第三方教育经费拨款及教育质量审查机构，教育行政主管则专注于预算编制与监督管理，而学校需要做的就是围绕办学质量这一核心自主独立地用好每一分钱。”
【阅读提示】
落实和完善国家助学制度，无论哪个教育阶段，都要确保每个孩子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摘自政府工作报告
对话人：
盛连喜委员(东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李海燕代表(河南周口科技职业学院院长)
汤素兰委员(湖南师范大学教授)
郑永扣代表(郑州大学党委书记)
蔡 勉委员(北京工业大学教授)
陈鼎常代表(湖北黄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冈中学校长)
鲁善坤代表(重庆市第一中学校长)
这是来自政府工作报告的一组数据：加快实施国家助学制度，财政投入从2006年的18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306亿元，覆盖面从高等学校扩大到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共资助学生2130万名，还为1200多万名义务教育寄宿生提供生活补助。
报告还明确提出，落实和完善国家助学制度，无论哪个教育阶段，都要确保每个孩子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这意味着，国家助学体系在“十一五”覆盖从小学到大学的基础上，将继续向前向后延伸，最终实现从幼儿园到研究生的所有教育阶段“全覆盖”。这一点，成为两会代表委员关注的热点。
填补最后两项“空白”
就在两会召开前几天，教育部透露：今年将研究制定针对接受学前教育、研究生教育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政策。代表委员们认为，现有国家资助体系，由此将填补最后的两项“空白”。
盛连喜：完善教育助学制度，国家一直快马加鞭。仅2010年，国家就出台了4项新资助政策：一是建立高校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二是建立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国家资助制度，三是进一步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覆盖范围，四是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
李海燕：有一段时间，一部分学生因贫困不能上大学引起全社会关注。通过“十一五”的努力，国家资助体系从制度上解决了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就学问题，采取了国家助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奖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师范生免费教育、勤工助学等多种形式，圆了无数学子的大学梦。
汤素兰：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助学制度已开始向研究生阶段和学前阶段延伸。国家已将开展研究生阶段和学前教育阶段资助纳入工作重点。相信在“十二五”期间，这一助学体系将真正覆盖所有的求学阶段。
传递“被尊重的温暖”
河南郑州大学有这样一项“温暖行动”：如果有学生每天至少在校食堂吃2顿饭，每周至少6天在学校就餐，但月伙食费却低于学校平均值250元，学校将直接将150元补助“悄悄”打到学生饭卡里。代表委员们认为，助学，除了缓解贫困学生最基本的生活困境，还要让他们感受到“被尊重的温暖”。
郑永扣：助学金和补助金的使用和发放越来越注重科学化和人性化。有的学生自尊心强，怕被人瞧不起，不愿被人知道自己受救助；有的学生不愿意接受帮助，自己硬撑着。学校在给这些贫困生经济补助的同时，要充分考虑保护他们的自尊和隐私。
蔡勉：一个和谐社会，要让受资助的人有尊严，不宜大张旗鼓地要求他们感恩，不要让他们背负太多压力。建议尽量避免一些伤害，比如让他们发表感言、当众领取等，让资助更人性化。
陈鼎常：在资助实践中，我们要更多考虑贫困学生的感受，应使他们心态更加阳光，人格和品行发展良好。要让受资助的学生树立“受助者助人”的观念，传递爱心，让他们学会用实际行动回报社会。
制度设计更重细节
如何把助学资金用在“刀刃”上？代表委员们认为，在完善国家助学制度的过程中，要更加注重制度的细节设计，使国家助学体系更加公正、公平、公开。
蔡勉：我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明显，资助体系应进一步向贫困地区、向来自贫困地区的学生倾斜。要更多关注资助体系的普惠性，让应得到资助的人都得到资助。
陈鼎常：为使助学政策落实到位、落实到真正需要的人手中，建议相关部门建立相关档案数据库，认真做好学生的申请、初审、公示、复审、审批等各环节工作，并对资金落实情况进行专项检查。
鲁善坤：目前贫困生救助主体多头，标准各异，造成社会救助资源分散，重复救助、对象不准等现象时有发生。建议建立“政府领导、教育主管、部门配合、以县统筹、社会参与”的救助管理体系，搭建基金、舆论、慈善、网上、结对救助等专项救助平台，有效整合各类救助资源。
中新网3月10日电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教育部日前印发了《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基本建设标准(试行)》，要求各高校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学校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大学生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体系，明确工作流程及相关部门的职责。
试行标准中指出，高校应坚持预防为主的原则，重视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宣传工作，充分发挥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网络的作用，通过新生心理健康状况普查、心理危机定期排查等途径和方式，及时发现学生中存在的心理危机情况。学校要对有较严重心理障碍的学生予以重点关注，并根据心理状况及时加以疏导和干预。应加强对患精神疾病学生康复及康复后的关注跟踪。
试行标准提出，高校应制订心理危机干预工作预案，明确工作流程及相关部门的职责。应积极在院(系)、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机构、校医院、精神疾病医疗机构等部门之间建立科学有效的心理危机转介机制。有条件的高校可在校医院设立精神科门诊，或聘请精神专科职业医师到校医院坐诊。对有较严重障碍性心理问题的学生，应及时指导学生到精神疾病医疗机构就诊；对有严重心理危机的学生，应及时通知其法定监护人，协助监护人做好监控工作，并及时将学生按有关规定转介给精神疾病医疗机构进行处理。转介过程应详细记录，做到有据可查。
试行标准要求，高校应按照有关规定做好心理危机事件善后工作，应重视对危机事件当事人及其相关人员提供支持性心理辅导，最大程度地减少危机事件的负面影响。应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提高师生对心理危机事件的认识以及应对心理危机的能力。
人民网北京3月9日电 （记者 郝孟佳）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专职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做客人民网谈高考改革时表示，应该打破考试机构的垄断化。
朱永新说，现在每个省考试是不一样的，起伏性很大。我觉得，应该相对集中成几个权威性的考试机构，把一些做的特别好的省，逐步变成一个独立的民间的考试机构，包括国家的考试机构可以慢慢转变为与教育部脱钩的独立的考试机构，它的功能就是为全国所有考试提供服务。
朱永新表示，要允许大学指定最喜欢哪个省的试卷，让大学去选择最好的考试和评价机构。现在，在江苏省只能用江苏省的考试卷，是没有选择的，今后让江苏省的考生可以用其他省的考试卷。考试机构的垄断化要打破，让中国产生出很多独立的、高水平的、专业化的考试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