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言人尹成基介绍情况（中国网 杨佳）
本报讯 （记者杨华云）人社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昨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截至2010年12月底，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90.7%，较上一年的87%提高了3个百分点。
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
根据官方此前发布的消息，去年应届高校毕业生人数为631万，就业率达90.7%，意味着近60万应届高校毕业生去年未找到工作。
据介绍，过去一年，几类就业指标均超额完成全年就业目标，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168万人，为全年目标900万人的130%；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547万人，为全年目标500万人的109%；就业困难人员就业165万人，为全年目标100万人的165%。登记失业率方面，去年年末，全国实有城镇登记失业人员908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比上年底降低0.2个百分点。
新农保试点扩至40%县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今年将大幅扩大试点范围。尹成基透露，全国40%的县将进行试点。
2010年年底，全国有838个县（市、区、旗）和4个直辖市的大部分区县开展国家新农保试点，覆盖面达24%。此外，15个省份的316县自行开展新农保试点。试点地区共有1.43亿人参保，4243.24万农村居民领取了新农保养老金。
尹成基表示，今年社保将重点推进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城镇居民等群体参加城镇职工或城镇居民社会保险。
“招工难”是结构性问题
2010年四季度，中国部分地区再次出现“招工难”。尹成基表示，人社部向16个省份了解了企业招工情况。从掌握的情况看，大多数地区人力资源市场供求总体平衡，但在部分地区、部分企业，“招工难”现象比较突出。随着春节临近，大批农民工返乡过年，部分企业“招工难”现象更加凸显。
对于上述问题，人社部已发布《关于采取有效措施缓解当前部分地区就业结构性短缺问题的通知》，有针对性地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逐步加以缓解。
■ 焦点
30省份调最低工资标准
尹成基说，到2010年底全国30个省份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
尹成基介绍，月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长幅度为22.8%，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上海市为112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北京市为11元。2010年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97%，全国签订有效集体合同70多万份，覆盖近亿职工。
尹成基说，2010年，全国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共检查用人单位178.2万户，涉及劳动者9704.3万人，责令用人单位为1069.9万名劳动者补签劳动合同，补发工资待遇等89.18亿元。
中新广东网1月18日电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对记者表示，虽然去年12月24日教育部正式下发批文批准南方科大筹建，但不会对南方科大自主招生方案产生太大影响。南方科大仍会把首次招生的规模控制在50人左右，顺利通过笔试面试考核后，并最终被录取的孩子们有望在今年3月1日正式开学。
2010年12月15日，南方科大在学校网站公布了《2010年南方科技大学教改实验班自主招生简章》，计划2010年招收首届教改实验班。通过自主考试的方式，从部分省、市招收50名已完成高中二年级阶段课业且成绩优秀的学生入学，不需要参加明年的高考(微博)。
据悉，南方科大将100%使用原版教材，采用全英文授课。
南方科大学校网站公布的《朱清时校长致报考南方科大考生、家长的一封信》里，朱清时用热情洋溢的文字表达了要做高教改革先行者的决心。不仅如此，首期教改实验班的“豪华”师资队伍也是信中重点介绍的内容。同时，为免除实验班学生的经济负担，这50名学生“学费全免，每年每人补助1万元生活费”，但学生和家长须和学校签订协议书，表示“理解教改实验的意义和困难，自愿亲身参加这个实验”。
如果3月1日能开学，那么南方科大去行政化、自授学位、书院制等蓝图就会将会逐一铺陈出来。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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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清时（1946~），男，汉族，化学家，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据媒体报道，在经过历时一年多、在全球范围的严格遴选，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朱清时院士最终成为南方科技大学（筹）创校校长的最佳人选，任期5年。
朱清时表示，南方科技大学的目标是要从一张白纸开始，为我国试办一所小规模、高质量、培养创新人才的研究型大学。
继2008、2009年成功举办两届中国教育盛典后，2011年1月12日下午，新浪教育频道联合全国30省的40余家媒体，于北京北辰洲际酒店再次推出“教育·责任·未来--2010中国教育盛典”。
与前两届相比，本次教育盛典在内容上更加丰富，融入新浪微博互动元素，形式上更多样，规模上也更加盛大，本届教育盛典再次重磅推出《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引起广泛关注。来自全国各地几百家的教育机构老总、院校代表纷纷出席此次盛典活动。以下为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的访谈实录。
主持人：欢迎大家光临今天的新浪嘉宾聊天室，我是娄雷。您现在关注到是我们今天是新浪2010年中国教育盛典名人访谈的节目，我们节目继续进行。在下面时间当中我们认识一位大朋友，是我们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老师，朱老师跟我们同学们打声招呼。
朱永新：同学们大家好。
主持人：我们发现很多媒体，包括新浪在内公布年度十大教育新闻，这是对一年以来对教育新闻的梳理和点评，今年教育新闻当中负面新闻非常多，比如说学术不端等等，会有很多网友和学生家长会担心，十大新闻负面新闻多于正面新闻，谈谈您的观点。
朱永新：不是负面事实更多了，是媒体更开放、社会更包容了，所以大家对于负面不好信息会更多关注，正常东西不需要关注，就像狗咬人不需要关注，人咬狗需要关注，我觉得它反映了我们在走向民主化进程中社会更加开放了，更加民主了，更加自由了。
主持人：并不是说感觉负面消息多了，就说明我们中国教育没有什么希望了？
朱永新：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中国教育还是非常有希望。
主持人：教育领域跟其他领域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责任，我们老师们要怀着高度责任心从事日常工作，关于“责任”您是如何体会的？
朱永新：大家批评负面新闻，抱怨教育种种乱相，很多人都忘了责任两个字，很多乱相和负面的东西，可能也有我们自己一份，因此每一个人都能够从自己做起，老师从自己教室里做起，校长从自己的校园做起，教育局长从社会做起。真正理解把握教育内在规律，真正抱有教育教育理想和情怀，我们可以多少改变教育。我们应该少一点抱怨，多一点行动；少一点批评，多一点建设，这样每个人守住自己的天地，教师守护自己的教室，校长守护自己的校园，父母守护自己的家园，更多的理解、尊重我们的孩子，更多的按照教育规律去办事，我相信我们教育会越来越好。
主持人：朱老师，2011年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育年，我们教育纲要当中实施第一年，您对于我们整个教育发展有怎样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您给大家分享一下。
朱永新：我刚刚出版一本新书，叫给《中国教育100条建议》。这个教育规划纲要是蓝图，把蓝图变成施工图，这个施工图要有实实在在执行力的人去施工，同时还要有监理队伍，有人监督施工队是不是努力施工，是不是根据进程施工，是不是高品质在施工，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纲要能不能落实最重要关键所在。
主持人：教育纲要最终落实是行政部门说了算还是老百姓说了算。
朱永新：最后是老百姓说了算，教育成功不成功，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最后还是社会群众老百姓说了算。
主持人：教育大家都觉得有一点丧失信心，好像每次改革要么就离自己很远，与没有息息相关，要不然觉得每一次改革不如预计当中那么成功，您觉得我们未来教育纲要它的执行情况会是一种怎样的力度呢？
朱永新：我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我最近在学习时报写了一篇文章，叫全面社会动员，重新教育信心。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对于教育来说我们同样需要再提这句话。因为全社会对教育没有信心，那么我觉得会影响我们规划纲要的落实，我觉得从中央开始，各位领导对规划纲要的执行非常关注，所以专门建立了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专门对于所有纲要的行动进行细化，又拿出实施方案，我相信只要各级政府能够像总理、延东同志那样重视推进当地教育改革，只要我们老师能够重视在自己教室，校长重视在自己校园里面努力去饯行，用心做教育，我相信我们教育会越来越好。
主持人：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你会发现最近这几年走出国门学生越来越多了，但是好像媒体或者是我们有关部门都没有公布有多少人回来，我们每年都公布有多少人去留学，有学者就认为这是一种人才方面的流失，您是如何看待大家出去读书，他却没有选择回国这样一种情况？
朱永新：应该这是群众用脚对中国教育进行投票，他对我们教育失去信任和信心，所以把孩子送到国外去。在一定意义上，这也不是一件坏事情，第一这些孩子出去以后可以更多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技术、科学、信息，他会源源不断会送回国内，把国外好的思想、理念、方法、技术会带回来。随着我们教育改革，随着我们社会的进步，我相信回来的人会越来越多。像当初台湾地区、香港地区也经历过，包括东南亚一些地区也都经历过这样一些阶段，我相信只要我们自己做好，这些人会回来，而且到一定时候回来会成为大家共同的行动，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
主持人：大家回来带着国际化的视角，更有利于中国走向世界。对于我们在本地读书大学生来说，就视他们为天敌，他们回来牵扯到抢饭碗问题。
朱永新：我不同意这个观点，这些人往往是创业者，一个创业者往往会带领一个团队，一个团队大学生会有更多的机会，有更多空间施展自己的才华，根本不用把他们当一个对手，而是应该把它作为一个朋友，事实最近这两年，国外回来的创业团队越来越多，已经不能说蔚然成风，已经成为一个气侯。
主持人：其实解决更多就业名额问题，更多大学生反而有机会跟他们一起去共事，你是如何大学生蚁族，大学生就业就愿意在“北上广”。
朱永新：蚁族问题，因为我们区域发展不平衡，大的城市像北京、上海、深圳等等占据太多的资源，成为不仅是经济中心、文化中心、金融中心等所有的中心，所以对于那些向往城市生活，向往精神生活大学生非常具有吸引力，这里相对来说工资待遇、生活方式也都非常有吸引力，所以我觉得需要对我们政策要做调整，第一要更多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去的一些政策，比如有些地方已经规定，没有基层工作经验的不能考公务员，不得提干，他会失去很多机会。所以我觉得像大学生村官的办法，免费示范生的办法，都是在努力探索鼓励我们的年轻大学生到农村去，到基层最需要地方去锻炼自己的才华，磨炼自己。与其在大城市当蚁族，不如到更广泛天地发生自己。
主持人：大学生要做好自己的规划，不要一门心思顺大流。每年都搞教育盛典，越搞越大，参与人越来越多，你对这个活动有深刻的体会，您谈谈今年的新感受？
朱永新：今年的新感受就是微博世界给教育带来新的教育和新的生命力，很多事件跟微博联系在一起，微博走进了我们生活，微博也走进了我们教育。
主持人：感谢朱老师简短分享我们的心得，希望有时间跟您更深入的聊一聊，本次的访谈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的全程关注，谢谢大家，也谢谢朱老师。
2010年12月30日，在新年来临之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微博)研究生院挂牌成立。
值得关注的是，按照教育部《研究生(论坛) 院设置暂行规定》，高校设立研究生院必须经过教育部的批准。而该研究生院未经教育部批准，湖北省教育厅主要领导还出席了挂牌仪式。
据记者了解，目前经过教育部批准设立的研究生院有56所。自2003年以来，教育部未批准过一所院校设立研究生院，但高校自主设立的研究生院如雨后春笋。
自主设立研究生院显然违反了《研究生院设置暂行规定》。但有关高校普遍认为这符合自主办学精神应该得到鼓励。
教育部的上述规章是不是落伍了？
多所高校自主设立研究生院
“我们只是更名，将研究生部更名为研究生院，并不需要教育部批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陈小君教授解释说，“这是学校依法自主办学行为，旨在对以往研究生教育管理去行政化”。
据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此前的研究生部为该校主管研究生教育的部门，主要承担管理职能，行政化色彩过浓，研究生数量的急剧增长使得研究生的管理方式和培养模式必须改变。
“目前，学校已经拥有32个博士学位授权点、64个硕士学位授权点，在校研究生总人数由2000年的1300人增长到2007年的4500余人，总量翻了近两番，今后研究生规模还将进一步增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有关负责人表示。
更名研究生院后，学校与学院的责权利将更清晰，其功能也由以往相对简单的上传下达转变到教学科研上来，管理体制和机制也将随之作出重大调整。
“更名目的是使研究生院真正成为人才培养、特色发展、科学研究以及导师队伍建设的独立机构，彻底实现学校在人才培养方面‘以人为本，以研为重’的战略构想。”陈小君表示。
记者了解到，不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位于武汉的高校中，华中师范大学已于2009年自行设立研究生院；武汉理工大学的网站则标明“研究生院(筹)”的字样；武汉另一所著名部属高校华中农业大学近期也将自行设立研究生院。
在全国其他各地的高校中，记者随便在网上一搜，发现郑州大学、福州大学、南昌大学、中北大学、燕山大学、华东师大、华中师大、大连海事大学、宁波大学、辽宁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南方医科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北京体育大学、内蒙古大学、延边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天津医科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共中央党校、贵州大学、首都医科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等也都未经教育部批准，自行设置了研究生院。
暂行规定暂行了15年
为何这些高校不经批准就设置研究生院呢？
有高校研究生院负责人告诉记者，1995年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制定实施《研究生院设置暂行规定》之前，有三批共33所高校获得批准试办研究生院。之后，2000年6月，教育部批准了北京交通大学等22所高校试办研究生院；2002年5月，批准了哈尔滨工程大学等2所高校试办研究生院；2003年批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1所高校试办研究生院。
此后，尽管多所高校申请设立研究生院，但教育部再未批准，高校合并后有56所高校研究生院有“户口”。
有“户口”和没“户口”有何区别？业内人士表示：按照教育部2006年出台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管理办法(试行)》规定，主要差别在于经教育部批准设置有研究生院的高校，保研的比例可占本科毕业生的15%左右；而未设立研究生院的“211工程”高校则按5%左右的比例保研。
在采访中，有业内人士表示:“研究生院基本上都是研究生处、研究生部更名而来，研究生院这个名有什么不能叫的呢？”
都是管制思维在作怪
据悉，教育部官员也有着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名也不能随便叫；也有的认为，更名属于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范畴，符合我国高等教育法的精神。
记者发现，高等教育法对高校办学自主权有七条规定，其中第三十七条规定，“高等学校根据实际需要和精简、效能的原则，自主确定教学、科学研究、行政职能部门等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
而《研究生院设置暂行规定》却明确：未经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擅自试办或建立研究生院的，由国家教育委员会给予通报批评、或限期整顿、作出取消试办研究生院、停办研究生院等处罚决定，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该鼓励还是该处罚？教育部有关人士表示，不便接受采访。据悉，教育部曾经打算制定新的研究生设置条例，但目前尚无进展。
业内专家表示，设置研究生院不乏有的高校有自我膨胀的成分，但是教育部计划经济的管理方式已不适应高校教育的发展。教育部这样做的目的在哪里，并不清楚。“就像设置学科点一样，五六年不动，一动一大批，就像过年一样，该上不该上的都上了。程序上应该设置严格的规定，几年评审一次，大家机会均等。”
还有的专家直言，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法律法规建设严重滞后，我国研究生和博士生的规模都和1999年高等教育法实施之时不可同日而语，高等教育法早就应该修改。而高校自主办学权远远未落实，与主管部门的“管制”思维密切相关，高校“去行政化”应该首先从教育部减少行政审批入手。
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博士需要走出高校“象牙塔”，深入到实际生产中去。（资料照片）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袁本涛
博士培养须进行结构调整
对话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袁本涛
总体来讲，不能说博士质量下降了
记者：在我国博士教育培养的起始阶段,给人的感觉是量少质精。现在博士队伍庞大了,反倒质疑之声不断,这如何理解?
袁本涛：质量是建立在一定的规模基础上的,如果没有一定的规模,是谈不上质量的。我们现在总是问：为什么没有博士淘汰制呢?因为博士生太少了。
为什么人们觉得当年小规模、精细化培养的质量很好，现在规模扩大了，条件好了，反而感觉质量好像下降了呢？这有一个认识上、期待上的差距。我们今天不是简单追求培养一个博士的问题。社会期待的是，博士能给我国解决很多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如果你没有去解决这些问题，就没有达到人们的期待。
当然，博士数量多了以后，有良莠不齐的现象。但总体来讲，不能说我们的博士质量下降了。
除了培养创新能力，还要调整结构
记者：现在中国是不是已经处于提高博士生质量的关键时期呢?
袁本涛：可以这么说，但是我认为抓质量没有什么关键时期，任何时候都应该把质量放在第一位。
博士供给相对充裕以后，工作重点当然就转移到关注质量这个角度上。大家认为博士生原创能力不够，特别是跟西方美国顶尖大学的博士生相比。提升博士生培养质量的核心，应该是提升对其创新能力的培养。
现在大家关注博士生质量，我提出一个新的视角，叫博士生或者说整个研究生(论坛) 教育的系统质量。就是，假如我们把整个研究生教育体系看作一个系统，就要看它在规模或结构上与社会的需求匹配度如何。规模或结构如果跟社会需求的匹配度很高的话，研究生教育的系统质量比较高，反之则比较低。
为什么大家觉得现在的研究生培养或者博士生培养质量不是那么高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今天的系统质量不太好。系统质量包括规模和结构两方面，规模基本上能够满足社会的需求，可我们的结构不好。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区域分布结构，二是科类结构，三是层次结构，四是类型结构。
目前，这些结构与社会的需求匹配度不高。比如说区域结构，现在的研究生教育区域分布的结构是不平衡的：有些地方经济发展得很快，可是研究生教育并不发达；而有些地方的经济发展并不是太好，可是研究生教育比较发达。研究生教育的学科点分布、招生规模等是通过计划进行调节的，这种分布是计划和行政手段造成的一种结果。
再说类型结构。这个社会需求什么类型的研究生？调研发现，社会上更多的需求是应用型的、职业型的、专业型的研究生。但我们现在培养了大量学术型的，这就跟社会的需求产生了脱节。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质量改进的一个重要方面，除了培养指标中的创新能力培养外，还要进行结构调整。从这个角度来讲博士培养的系统质量需要改进。
我们培养博士应该两条腿走路
记者：我们现在需要重新厘清博士培养的定位，是否可理解为：今后要把博士培养成能满足不断变化的社会需要、具有高深专门技能的知识工作者?
袁本涛：现在不能完全这么说。我们强调研究，强调学术人，不是要把所有的博士生都培养成在“象牙塔”里做学术的人。如今的知识生产方式已经发生很大改变，知识生产者多元化，不仅是大学教授在生产，企业的研发机构、政府的研究机构、社会咨询机构等都在参与知识生产。
这种知识生产方式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我们今天对博士生的评价标准。以前强调的是同行评价，强调的是理论知识的生产；现在是强调跨学科的、多元的评价标准。同时，强调的不仅是一个学术的标准，而且还要强调知识的应用和转化。
这就对博士生培养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博士生培养出来以后，不能只适应在“象牙塔”里工作，做那么点小小的实验，然后提出点理论上的想法，这部分人当然需要，也很重要。但是另一方面，大量的博士生还是要从事应用的研究、理论的转化和产品开发。因为博士的规模扩大了。要走出这个“象牙塔”，深入到实际生产中去。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培养的博士应该要两条腿走路。
博士生培养质量保障的重心应降低
记者：各国都有自己的模式，我们会是一个怎样取向？以您的设想，今后博士培养会有哪些变化?
袁本涛：这是个很难的问题。今天有没有一个中国模式，我先打一个问号。如果有的话，或者说我更愿意用有中国特色的博士生培养方式来概括，这样歧义会小些。我们正在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培养模式，不同于美国、欧洲的师生关系、招生办法、课程教学、论文选题以及研究方式等。
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是，在质量保障方面，我们强调政府的作用，即政府在博士生培养中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比如说学位授权，有没有资格带博士生，有没有资格授予博士学位，是政府通过博士学位授权审核这一制度来实现的。
相对来讲，我国社会力量较薄弱，社会力量参与博士生的培养和质量监督比较弱。另一方面，高校自己主体性体现得还不够，这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特点。
今后，我们的博士生培养质量保障的重心要降低，由高校或导师承担更多的责任，形成一个自律机制。另外，完全靠政府监督越来越不可能。我想，在博士生培养方面，今后一个很重要的改革方向就是要每个学校建立自己的博士学位品牌，自觉地、自主地去维护这个品牌，主动调整规模、结构、质量、培养计划、培养模式，主动和社会需求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可以考虑把主导权交给学校，让学校自主，学位由学校自己授，真正体现学校办学自主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