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北京1月12日电 (记者 杜燕)今后为期一个月的时间里，北京将举办职业技能对接、专场招聘会及网络招聘会等近160场，提供3万余个就业岗位，招聘对象以残疾人和其他就业困难人员为主。
北京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在今天举行的2011年就业援助月主场招聘洽谈会上表示，本次就业援助月活动以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人员和残疾登记失业人员为主要帮扶对象，通过鼓励企业吸纳，公益性岗位开发和联合社会中介机构共享岗位信息资源等多种岗位信息采集途径，开发掌握一批适合困难群体就业的岗位，及时以各种形式向社会发布。同时，开展“送岗上门”活动，将匹配度强的就业岗位及时送到就业援助对象家中。
他表示，要确保辖区内每一位符合政策条件但未享受相关政策的援助对象都能及时享受到政策。
另外，很多残疾人士及就业困难人员无一技之长。他表示，将针对援助对象的不同需求和特点，按照“一人一策”的原则，为援助对象制定就业援助方案，并依托各类培训机构，采取多种培训模式对有培训意愿的就业人员进行职业技能培训。
在残疾人就业方面，他表示，将重点向社会用人单位招用残疾人提供推荐和岗位适配服务，提供专项就业服务及自主创业方面的培训指导，并帮助残疾人落实社会保险补贴、岗位补贴、税收优惠等残疾人专项就业扶持政策。目前，已累计有8万余残疾人成功就业。
截止到1月7日，北京市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和残联组织共同走访就业困难人员家庭18042户，确定援助对象11214名，采集岗位信息33596个。
香港大学校长，著名分子遗传学家徐立之
虽出身科研人员，但身为香港大学校长，著名分子遗传学家徐立之认为，进行科研的同时，大学同样应该坚持考试教学之本位，以培养不同领域的人才为目标。
2002年9月起出任香港大学校长的徐立之，2005年被香港市民评为“最佳大学校长”。
在徐立之看来，大学排名只是迎合家长之需要，每所大学均有其社会与社区价值，而究竟学校排名与地位如何，应该由学生来评定。
作为中国教育界的重要人士，徐立之同样关注内地的大学教育。他谈到校长去行政化问题时说：“学校的校长需不需要一个行政等级上的名号？我觉得不需要。”在西方，教学和行政是分家的——就算本身是政治人物，但一到学校里，则把所有不相关的东西分清。“不能做到这一点，就很难成为一个好校长。”
近日，《第一财经日报》专访了徐立之。
一流大学要讲研究，也要讲教育
第一财经日报：近年来，内地不少大学希望跻身于国际高校排行榜前列，但大部分高校仍面临不少挑战，外界对教育实施改革之声颇大。身在香港地区，你怎么看中国大学教育与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差距？
徐立之：你说到“世界一流大学”，其实涉及一个定义问题：什么是“一流”？这个定义很广泛。有些一流大学是做研究的，而有一些是培育人才的。说到“世界一流”，大家就会提到大学排名，但这些排名往往是用研究成果去排，没有把教学的部分考虑进去。在美国，就有一些大学只是纯教学的，没有研究，或研究只占很少比重。但是，他们很出名。
我个人认为，大学在每个社会中扮演的角色都很重要，它是培育人才的地方，所以教育是大学要重视的。但大学也有另外的作用，即知识创新及学术研究。
最后，评判一所大学好不好，学生自己的眼光是最重要的——学校做成什么样，学生自己最清楚。我认为，做世界一流大学要讲研究，也要讲教育，两个都很重要。
日报：香港地区集中了多所大学，竞争相当激烈，你对于港大的发展定位是什么样的？
徐立之：我们自己定位是研究型大学。虽然刚开始时，香港地区整体的研究风气还不是很盛，但现在港大研究之风已经很好了。
港大成立之初，我们的先贤说，香港大学是为中国而立的，现在仍然觉得很有道理。我们常跟同学说，将来做事、找工作，不应该只是在香港地区，应该在全国，要放眼世界。港大的学生，要可以在世界各地竞争才是好的学生。
日报：港大现在主要的挑战在哪里？
徐立之：人才。在国际会议里，如果常有我们的老师和教授被邀请做专题报道，那我们的学科可能就是世界承认的学科。我们有不少目前都是这样，但不是每一个老师都如此，我希望每一个老师都可以这样。
当然，成就也不是只是看论文的引用，也要看是否真的对社会有贡献。至于排名，我们从来没有看重。我们看的是老师成就在哪里，是不是得国际大奖，是不是在国际学术会议里面得到尊重和推崇。
第二就是缺资金。我们在香港研究资助局拿的钱还是最多的，但相对于实际需要还很少，我还是需要替老师们去找钱。我在筹款方面得花很多工夫。比起欧美国家的研究经费，我们是较少的，有时候甚至比内地的高校还少。
日报：港大的教育经费主要是政府拨款吗？另外也靠校友捐款？
徐立之：校友捐款帮助很大，但是社会人士捐款更多。我们去年财政中，政府资助部分不到50%，其他都是自己找回来的钱。我们筹款回来的钱都是做研究用的。
日报：身为校长的你也要兼任去拉赞助的业务？
徐立之：对。不过资助我们的学术，帮助我们学生，筹款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每次讲这个事情都是宣传我们学校好的地方。我常常说，学校做得好，有成绩给大众看，资助大学的就真的很不少。今天还有人打电话进来告诉我赞助100万。我还在查这位是谁。
日报：他们一般不留名吗？
徐立之：有名。但也要查一下具体是谁。常常有人会直接把支票寄到办公室来。在“SARS”期间，有一个老婆婆拿了支票来学校捐钱，她连字都不会写。她说你们做得很好，今天她刚好爬到山上去做运动，顺便给我带支票。所以我们认为，学校在研究方面做得好，一定会有人支持。
政教应该分离
日报：港大与特区政府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哪些事务上受到特区政府影响？在哪些方面拥有自主权？
徐立之：其实在香港，政府跟大学之间隔着一个大学拨款委员会，它是一个独立的机构，所以政府的声音不会直接传到大学来。
大学的拨款通过上述委员会。但委员会里有不同的小组，分别审查学术和研究等领域，这些委员会成员由不同人士组成，有本地也有外地的学者，甚至还有外国专家，他们一起参与管理，看学校的素质。这个委员会每年要做评审，每三年做一次预算。没有政府官员直接干涉我们。
日报：你对校长这个身份是怎么理解的？
徐立之：以前在公务员架构里，香港的大学校长薪酬与相应的公务员等级挂钩，现在脱钩了。老师的薪酬跟公务员无关了。校长是不是需要一个行政上的等级或是公务员的名号？我觉得不需要。
在西方，政教是分家的，学校的校长，就算本来是个政治人物，一到学校，要把以前的东西全部分开。不能做到这一点，就很难成为一个好校长。
学校最重要的是学术的自由。老师要不受任何东西的影响，他们只是受同行的评审，任何学术都是被自己的同行评判。
日报：看来你个人比较支持校长去行政化这种做法？
徐立之：对。我想这是一个制度的改变，应该有一个过程。
日报：在香港高校，学生经常会挑战校方管理层，或是参与一些引发社会讨论的活动。你是怎么处理这种事情的？在处理跟学生之间的关系方面有什么体会？
徐立之：在港大，学校本身是不谈政治的。但是在学生和老师里面，（会）鼓励他们去讨论。我们给学生很大的自由度，在不触犯法律的情况下可以进行。
他们有什么需要协助，特别是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会帮他们解决。比如学生刚到校，离开家庭，压力很大。过往他们学习成绩很好，但一到大学，全部都是好学生，不再考第一了，心理压力会非常大，这时需要的照顾就很多。
我们会替学生收会费，他们会有许多学生会组织，但完全独立，有很多不同的分会，谈论的事情也很不同。他们最主要就是要尊重法律，要尊重别人。
学生来校第一天上课时我们什么也不上，而是交流。请警方或是其他方面的人员介绍，香港的环境如何，应该怎么适应环境，需要帮忙时要找谁等。
我们的学生有一些是非洲来的，有一些是美洲来的，有一些欧洲来的，每个人的背景都不一样，他们分享怎么度过在香港的生活或是艰难的日子也很有趣。
徐立之
●著名分子遗传学家
●1950年出生于上海，在香港长大，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生物系，于1972年获理学士学位
●1974年，中大硕士毕业后，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并于1979年取得博士学位
●先后在美国田纳西州Oak Ridge国家实验室及加拿大多伦多病童医院遗传系进行博士后研究，并在多伦多大学任教多年，任多伦多病童医院研究所遗传系主任及首席遗传学家
●1989年，领导研究发现了人体第七条染色体内的囊状纤维症基因缺陷，从而奠定了他在世界遗传学界的权威地位
●2002年9月起，出任香港大学校长，2005年被香港市民评为“最佳大学校长”
难点概述
2010年11月，华中师范大学推出新举措：校领导退出学术委员会，将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剥离。新一届学术委员会由23位教授组成，除一位副校长继续担任委员外，其他校领导全部退出学术委员会。
在大学治理中，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同时存在，共同对大学建设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大学行政管理是必要的，但在大学内部存在行政化倾向也是不争的事实。
一直以来，高教界都在呼吁，进一步深化改革大学内部管理体制。社会上对大学管理模式与现状的批判，其本质是大学的学术环境问题、内部的学术文化问题。
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加强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建设，发挥群众团体的作用。
如何克服高校管理行政化倾向？如何发挥学术权力作用，实现教授治学，提高教师积极性，改善学术氛围，成为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关键一环。
实践探索
山东大学邀请普通教师参加校长办公会
本报讯 近日，山东大学的一次普通校长办公会在学校里引起不小的“轰动”——过去只有领导参加的校长办公会，这次请来了3位教师代表。
2010年12月28日，山东大学召开2010年第十四次校长办公会，特邀请教师代表黄少安、程林、陈哲宇3位教授参加。办公会研究学校有关工作时，3位教授独立发表了意见，并提出建议。这一举动在教师当中引起很大反响，大家一致为邀请教师代表参加校长办公会叫好，纷纷要求通过总结和完善尽快将其形成有效制度。
这次校长办公会研究讨论了10多件事，其中学术委员会章程、学位评定委员会章程、岗位津贴绩效调整分配方案等几件事，都是普通教师非常关注的。在讨论“修订学术委员会章程”议题时，黄少安、程林和陈哲宇分别就学术委员会的组织架构、人员组成、产生方式及工作机制等提出具体建议：一是制定学术委员会工作细则，把专家主审制与民主评议制结合起来，推动学术评价的科学化；二是建立学术委员会的退出机制，确保学术委员会由道德高尚、学术领先的专家学者行使学术权力；三是建立学术委员会的例会制度，切实发挥学术委员会发扬学术民主、维护学术自由和创新的作用。
这些建议非常切合山东大学实际，受到学校领导高度重视。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肯定了教师代表的建议，他要求学术研究部等部门就有关建议进行调研论证，进一步完善学术委员会章程。
会后，黄少安、程林和陈哲宇谈了自己的感受：“让我们参与决策会议，尊重了教师的权利，体现了教师的主体性地位，使教师得到了应有的尊重。”
山东大学一位老教师告诉记者：“请教师代表参加决策层面的会议，让教师和学生感到振奋，这充分表明学校决策机制正在发生重大变革，是学校践行‘教授治校’的重要体现，是克服当前高校存在的官僚化、行政化现象的有效措施。”
山东大学党委书记朱正昌表示：“以后要定期地邀请教师、学生代表参加校长办公会，听取师生对学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让师生更多地参与学校的管理和决策，并形成一种制度。”
专家观点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齐湘泉：最大限度调动教职工积极性
高校人群可分为三大群体：党政管理群体、教职工群体和学生群体。教职工群体是连接党政管理群体和学生群体之间的纽带和桥梁，是中坚力量。学校工作要以教师为本，最大限度调动广大教职员工的积极性，把高校工作做好。
山东大学邀请教师代表参加校长办公会，体现了以教师为本的理念。参会教师为教职工群体表达意愿，倾述利益要求，行政领导主动接受参会教师监督，并在合理范围内满足教职工群体利益要求。此举拓宽了民意沟通的渠道，加深了教师对学校有关决策的理解，有利于和谐校园建设。
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黄少安：完善程序设计提高参与程度
邀请教师代表参加校长办公会，还有亟待完善之处：师生参与程度有待提高。由于缺乏必要的宣传和发动，没有进行理论方面的研究和总结，这一做法仍然局限在领导层及工会、教代会等代表和知名教授的范围内，广大师生的了解和参与程度不够。程序设计有待完善。校长办公会召开前确定和通知教师代表人选，准备时间会比较仓促。此外，教师代表怎样产生也有待认真研究。如何处理教师代表的建议和意见也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如果列会代表的意见合理而没有被采纳，还可采取何种措施补救？这些情况都需要研究。
山东省高教管理科学研究会秘书长宋慧国：健全配套制度充分反映民意
教师代表参会制度的完善，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首先，代表参会制度程序的完善。决定参会代表时，应注意选派关心学校建设、责任心强、有参政议政能力的代表；决定会议日期时，应留给参会代表足够的调研和征询意见时间；学校有关职能部门应将准备在校长办公会议决策的事项，提前告知参会代表。其次，建立健全相关的配套制度。要建立质询制度，如参会代表因其意见没有被采纳而存异议，可以请求教代会组织质询小组，行政主管部门要对质询作出回复。要建立联络员制度，反映本部门教职工的要求，使参会代表的意见有的放矢。
深化高校反腐倡廉建设是党的建设事业发展的本质要求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充分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作用，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推动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技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居于重要地位。不断深化高校反腐倡廉建设，是经济社会发展对高校的客观要求，是充分发挥高校功能的内在需要，是高校科学发展的重要保证。
深化高校反腐倡廉建设是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保证。国家的发展和强盛，从根本上取决于国民素质，国民素质的提高，基础在教育，关键也在教育。高校是汇聚人才和培养人才的战略高地，是知识创新、科技创新的摇篮，优良的党风，健康的校园文化，影响着学生的健康成长和素质养成，影响着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塑造。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有利于推动党员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坚定政治方向，更好地担负起教书育人的重大责任；有利于加强党员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充分发挥高校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有利于营造讲正气、尚廉洁的良好校园文化，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优秀人才。
深化高校反腐倡廉建设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为高等教育发展拓展了空间，更对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变提出新要求。高校转变发展模式、优化人才培养结构势在必行，必须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高质量多样化人才的需要，必须改革教育方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调整学科建设结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努力发挥教育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新形势新任务，迫切要求进一步深化高校反腐倡廉建设，加强对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保证中央政令畅通和改革顺利进行；推进体现高校特点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健全现代大学制度，完善治理结构，促进高校科学发展；维护公平公正，维护群众利益，及时排查化解高校改革发展进程中的矛盾和风险。
深化高校反腐倡廉建设是优化高校三大功能的内在需要。培养人才、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是高校三大基本功能。当前，我国的改革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面临重大机遇和严峻挑战，需要高校与社会密切互动，不断优化和充分发挥基本功能，为经济社会建设培养高级专门人才、提供科技支撑和精准服务。加强高校党风廉政建设，能够增强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能够增强领导干部的创新意识，在创新型国家中承担更大责任；能够增强领导干部的服务意识，更好地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前瞻性、建设性建议。
深化高校反腐倡廉建设是推动校风学风教风建设的基础。党风在各种风气中具有引导性和示范性，党风正则校风好、教风严、学风浓。当前，我国仍处于新旧体制转换时期，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导致腐败滋生的各方面因素将长期存在，社会上形形色色的腐朽落后思想每时每刻都在侵蚀着高校党员干部，影响着青年学生。如果思想防线不牢，就很容易受到腐败病毒的感染。高校作为神圣的殿堂，必须不断深化反腐倡廉，加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引导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提高拒腐防变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以领导干部的优良作风正校风、促学风、带教风。
深化高校反腐倡廉建设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反腐倡廉建设规律
反腐倡廉建设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深化高校反腐倡廉建设，关键是要深入研究高校反腐倡廉建设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全面认识高校反腐倡廉建设的内在规律，正确把握高校反腐倡廉建设的基本原则。
必须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与促进教育改革相结合，务求新的突破。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深化高校反腐倡廉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要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来谋划，放在教育改革发展的进程中去部署，把握好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进程的时机、节奏和方式方法，找准切入点、融合点，既要统筹兼顾、整体推进，做好反腐倡廉经常性、基础性工作；又要适应国家战略调整、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形势，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抓住热点，破解难点，努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部位取得新突破。重视反腐倡廉工作对大局的影响，既要防止因方式不当和策略把握失度给教育改革带来不良影响，更要防止反腐倡廉建设不适应教育改革的需要影响发展进程，确保取得良好效果。
必须坚持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与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相结合，做到相互促进。完善体现教育特点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既是教育规划纲要的重要内容，也是教育规划纲要贯彻实施的重要保障。坚持做到深度融合，使惩防体系建设融入高等教育改革和制度建设之中，既通过改革铲除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制度性障碍，又要在改革的同时积极查找容易诱发腐败的部位和环节，有针对性地提出防治措施。要适应教育改革的要求和体制机制的变化，及时调整和完善高校惩防体系建设的内容和措施，使惩防体系建设更加符合高校改革发展要求。要加强风险防范，做到每项政策措施出台前都要进行风险评估，把廉政要求寓于改革发展全过程，从源头上防治腐败。把贯彻实施教育规划纲要与贯彻落实《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相结合，围绕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战略目标、发展任务、改革措施，完善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惩治的各项措施。
必须坚持坚决惩治腐败与有效预防腐败相结合，发挥综合效应。党的十七大提出，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要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这是深化高校反腐倡廉建设的基本遵循。深化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坚持标本兼治，既要通过抓紧治标清除已经暴露出来的腐败现象，有效抑制腐败行为，又要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制度建设，逐步消除腐败现象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坚持惩防并举，既依纪依法严惩腐败分子，达到警示、诫勉、震慑的作用，又要防范在先、关口前移，预判腐败现象发展变化的趋势和规律，有针对性地加大预防腐败工作力度。更加注重预防，对干部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防患于未然。适应反腐倡廉建设形势的发展变化，整体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努力把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监督的制衡力、改革的推动力、惩治的威慑力充分发挥并紧密结合，不断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
必须坚持继承传统和改革创新相结合，在创新中发展。新形势下，深化高校反腐倡廉建设必须正确把握继承传统和改革创新的关系，立足于继承，着眼于创新，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使反腐倡廉建设不断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新性。继承的关键是要正确对待以往的反腐倡廉成功经验，提高认识规律、运用规律的能力和自觉性。创新的核心是面向实际，用时代发展的眼光去认识问题、分析问题、把握规律，着力解决教育改革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防范风险。解放思想，创新思路，突破惯性的思维定式，不断创新反腐倡廉理念、内容和方式方法，深化改革，完善机制，最大限度地减少体制障碍和制度漏洞。树立群众观点，尊重群众的创造精神，认真总结基层的创新成果和经验，不断深化高校反腐倡廉建设。
加强体系建设，扎实推进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教育规划纲要描绘了未来10年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宏伟蓝图，明确了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目标，把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作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主攻方向。当前，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全面启动，高等教育迈入新的发展阶段。难得的战略机遇为深化高校反腐倡廉建设提供了大有可为的广阔空间。珍惜机遇、抓住机遇、用好机遇，必须奋发有为。
着力构建推进高校反腐倡廉建设责任体系。新颁布的《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进一步强化了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抓反腐倡廉建设的政治责任。高校党政领导班子要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充分认识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重要性。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党的建设重要内容，纳入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目标管理，与行政管理、业务工作紧密结合。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要切实承担起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的政治责任，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要按照分工，抓好分管范围内的贯彻实施工作。纪检监察部门要加强组织协调，积极协助党委抓好责任分解和检查考核。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认真研究分析高校反腐倡廉建设的突出问题，加强对高校反腐倡廉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反腐倡廉建设责任体系。
着力构建推动领导班子作风建设的保障体系。加强领导班子作风建设，既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重要保证。加强领导班子思想作风建设，引导班子成员坚定政治方向、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加强领导班子学风建设，完善领导班子理论学习制度，建设学习型领导班子。加强领导班子工作作风建设，完善工作制度、工作机制，创新工作理念、工作方法。加强领导班子领导作风建设，健全领导班子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完善民主决策机制。加强领导班子生活作风建设，健全和坚持民主生活会制度，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反对党内生活庸俗化。
着力构建体现高校特点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认真贯彻《关于加强领导干部反腐倡廉教育的意见》，完善反腐倡廉教育制度，深入开展示范教育、警示教育和岗位廉政教育，推进廉政文化建设。完善反腐倡廉监督制度，深化高校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监督机制，加强权力运行监控，保证权力正确行使。完善反腐倡廉预防制度，全面推行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及行政权力、公共服务公开透明运行，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减少领导干部以权谋私的机会和空间。完善反腐倡廉惩治制度，建立健全腐败案件及时揭露、发现、查处机制，坚决惩治消极腐败行为。
着力构建完善制度和执行制度的监督检查体系。完善反腐倡廉制度是一项紧迫任务。要切实加强制度建设，以制约和监督权力为核心，以提高制度执行力为抓手，加强整体规划，抓紧重点突破，逐步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切实提高制度执行力，建立健全保障制度执行的工作机制，完善制度执行的程序性和违反制度执行的惩戒性规定，为制度执行提供有力保障。加大制度的宣传和检查力度，把制度执行情况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内容，切实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领导班子要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工作的组织领导，领导干部在制度执行上要率先垂范，做认真学习制度的表率、严格执行制度的表率、自觉维护制度的表率。
2010年是“十一五”规划结束之年，也是哲学社会科学承上启下、继续深入发展的一年。探索和记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之路，关注和梳理在把握社会主义实践规律的过程中提出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思想，从而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提供理论和智力支持，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热点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路径
入选理由:2010年,学术界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掀起高潮,从不同层面、不同视角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路径进行了深入探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在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同时,结合时代特征,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阐释,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鲜明的时代特征。第二,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艺术特点,保持优良学风和文风,实现理论术语和政治话语向大众话语的转化,力求表达形式大众化、通俗化。第三,人民大众的主体地位要求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时应充分注重人民大众的实践诉求,从民众最关心、最实际的问题入手,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来解决问题,使民众信服马克思主义。第四,重视载体的多样化、现代化。在充分发挥报刊、图书、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宣传作用的同时,重视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不断探索运用新媒体开展理论学习、理论宣传和理论教育的方式与途径,建立全方位、立体式的理论宣传普及体系。
相关链接:①余金成:《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政治实现与社会实现》,载《理论探讨》,2010(1);②陶德麟:《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载《红旗文稿》,2010(2);③王伟光、韩庆祥、郭建宁、吴秉元、郝立新、倪德刚:《架起科学理论与人民大众的桥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理论界专家学者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新途径》,载《光明日报》,2010-04-08;④徐光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课题——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载《人民日报》,2010-04-19;⑤吴毅君:《网络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4)。
热点二:中国社会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深化
入选理由:在中央及各级政府大力推进社会建设的背景下,2010年,中国社会学界主要从五个方面对社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开展了深入研究:其一,深入思考社会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对社会建设的概念构架、理论观点和学术流派作了总结分析,认为应当立足本土实际,构建具有高度理论自觉的中国社会建设理论。其二,深入分析了近年群体事件和突发事件的发生原因、演化过程和化解机制,强调当前社会建设的重点在于化解社会矛盾。其三,以充分的社会事实为根据,把解决社会公正问题视为社会建设的当务之急。其四,配合中央关于社会建设应当以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的战略部署,从教育改革、扩大就业、调整分配、医疗保障和社区服务等方面建言献策。其五,把社会建设与保护资源环境紧密联系起来,认为保护环境、爱护资源、节约能源是构建“两型社会”、低碳社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十分活跃的学术活动和大量学术成果可以看出:由于社会建设的任务十分艰巨、涉及的问题异常复杂,所以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中开展更深入的研究,才能明确回答近几年在社会建设实践中呈现的各种问题,进而有效引导社会建设健康发展。
相关链接:①洪大用:《中国低碳社会建设初论》,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2);②李培林:《完善社会建设增进民生福祉》,载《前线》,2010(3);③刘少杰:《改革社会管理体制化解风险型社会矛盾》,载《科学社会主义》,2010(3);④吴忠民:《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特征分析》,载《教学与研究》,2010(3);⑤李友梅:《城市转型发展与社会建设新视野》,载《文汇报》,2010-09-30。
热点三：收入分配改革与社会公平
入选理由: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在国家财富增加的同时,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偏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以及再分配补偿不足造成的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等所带来的分配不公问题日益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大问题。因此,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实现社会公正,就成为2010年理论界和各级政府部门关注的热点。学者们普遍认为,实现公平与可持续发展,客观上必然要求加快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但是,如何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以体现社会公平,学术界则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领域的问题,必须加大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领域中的介入力度,加大政府对低收入群体保障和公共服务投入,尽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正处于体制转型和工业化的特殊阶段,对于由于收入分配机会不公平所引起的收入差距,必须通过深化市场体制改革,用市场这只“无形”之手进行调节方能见效,国家干预应该尽量减少,特别是通过再分配的方式进行干预应当受到严格的限制。可以预见,学术界关于公平与效率的争论仍将持续。
相关链接:①龚刚、杨光:《从功能性收入看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2);②余甫功:《结构失衡的根源在于收入分配失调》,载《学术研究》,2010(4);③程世勇:《缓解当前收入差距不能仅靠社会保障》,载《光明日报》,2010-04-19;④李秉勤:《社会公正的理论与英国的实践分析》,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⑤张车伟、张士斌:《中国初次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动与问题——以劳动报酬占GDP份额为视角》,载《中国人口科学》,2010(5)。
热点四:政治文化——中国政治发展深层原因的探究
入选理由:政治文化是一定社会中各利益群体对国家权力配置各方利益问题的主观反映。作为民主政治制度正常运行的关键条件之一,它在体系、过程和政策等多个层面制约着一个社会的政治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要求“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学术界对此连续多年高度关注。2010年度,相关研究主要有这样几个突出特点:一是成果多,以政治文化、公民意识、政治心理、政治意识等为关键词在相关网站搜索,显示出的年度研究成果超过千条。二是追问更加严谨和深化,对政治文化、政治意识、公民文化等基本概念做了政治哲学意义上更为规范的研究。三是从某个特殊角度研究政治文化对相关利益群体政治行为的影响,揭示政治文化与政治系统运行的密切关联。上述研究在理论上深化了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认识,在实践上有助于人们自觉建构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运行相适应的隐性结构,进而保证中国政治发展的健康有序进行。
相关链接:①李艳霞:《社会转型期中国公民意识的良性构建——以社会生活各领域关系为视角的研究》,载《社会主义研究》,2010(1)。②蔡冬菁:《政治文化与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发展》,载《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2);③崔翔:《网络对中国政治文化传播的影响》,载《社科纵横》,2010(3);④戴长征:《意识形态话语结构:当代中国基层运作的符号空间》,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4);⑤郝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民政治心理的演进》,载《中国行政管理》2010(6)。
热点五:转型社会中的法治推进路径
入选理由:在社会分配矛盾凸显、经济发展不平衡时期,集中力量推进法治建设显得尤为迫切和艰巨。2010年,法学界围绕转型社会中的法治建设发表了一大批有分量的论著。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是深化了和谐法治研究。“和谐”是法治的应有之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和谐是法的重要价值,这一重要价值的导入将引领中国法治迈向以良法善治为表征的和谐法治。二是扩展了劳动者权益维护研究。法学界从前几年集中关注《劳动合同法》转向对《劳动法》各项制度的研究,“富士康事件”更是引发了大量的研究和改革建议。三是社会保障制度研究促进立法完善。《社会保险法》出台前后,法学界致力于社会保险权、立法宗旨、立法体例和具体制度的研究,为法律制定提出了不少颇有裨益的建议。四是公平分配制度研究走向深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必须走上法治轨道,以民主、公平为价值引领。财税改革务必坚守财税法定原则,应推行民主立法,避免部门立法下的利益固化。五是社会治理研究日趋系统化。社会治理要兼用软法与硬法,应平衡公益与私益,对上访、拆迁、“扫黄”、“打黑”等问题必须注重公共利益、公平补偿、正当程序、知情权保障、证据规则等方面的制度构建。
相关链接:①喜佳:《二元结构下“农民工”劳动权之一元法律保护:从身份到契约》,载《中国法学》,2010(2);②朱大旗:《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财税法制改革思考》,载《法学论坛》,2010(2);③张文显:《和谐精神的导入与中国法治的转型——从以法而治到良法善治》,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3);④许建宇:《社会保险法应以保障社会保险权为核心理念》,载《中国劳动》,2010(3);⑤赵红梅:《从“富士康事件”看我国劳动者权益保护机制的缺陷》,载《法学》,2010(8)。
热点六:后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发展
入选理由:金融危机在2008年的爆发,使世界经济经受了大萧条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虽然中国为应对危机而实施的一揽子计划取得了积极成效,但学者们在2010年仍然围绕后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发展进行了重点讨论,认为进入后危机时代后,中国经济发展还不能过于乐观,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还很多,积极谋划和加快经济发展是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重要而紧迫的任务,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大力开发国内市场和扩大内需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逐步从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增长转变为依靠扩大内部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为主兼顾贸易增长的发展模式。第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提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和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第三,发展低碳经济和低碳金融,在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转变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第四,加强金融市场和监管力度,加快服务业支撑体系建设。第五,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第六,提高对外开放的能力和水平,充分发挥大型企业在“走出去”中的主力军作用,在双赢和共赢中谋求科学发展。
相关链接: ①唐未兵、彭涛:《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载《经济学动态》,2010(3);②厉无畏:《后危机时代的经济结构调整》,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3);③简新华、李延东:《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的目标模式、困境和途径》,载《学术月刊》,2010(8);④孙早、张敏、刘文璨:《后危机时代的大国产业战略与新兴战略产业的发展》,载《经济学家》,2010(9);⑤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后危机时代的中国宏观调控》,载《经济研究》,2010(11)。
热点七：生态问题的人文反思和中国关注
入选理由:生态哲学、生态人文研究现已成为世界性的学术话题,并且拓展为生态社会学、生态美学、生态政治学、生态文艺学、生态经济学、生态城市学等多学科的分支研究或综合性的跨学科研究。2010年,学术界对生态问题进行哲学反思以及以人文社会科学范式进行探究超过了以往:第一,先后在北京、贵州、山东、江苏等省市举办了多场有广泛影响的生态文明论坛或学术研讨会。第二,生态哲学、生态人文研究硕果累累:首先,涉及的人物研究、流派研究、比较研究、思想史梳理、核心概念争辩、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深掘等进路都有新的成果。其次,长期相对偏弱的生态美学得到明显加强。这既反映在北京召开的第十八届世界美学大会中进行了生态美学专题研讨,也反映在国内学术界就生态美学的基本内涵和对象、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关系、生态美学的元问题等重大焦点问题形成许多共识。再次,以生态文明、生态伦理、生态美学研究为主题,囊括主要内涵、基本关系、思想溯源、现实问题及解决思路的整合性、框架性体系研究得到强化,其重要性得以凸显。可以预见,随着世界生态问题的日益突出,生态人文研究将会迎来更大挑战。
相关链接:①余谋昌:《生态文明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②曾繁仁:《生态美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③张锐:《生态伦理学的若干前沿问题》,载《人民日报》,2010-01-15;④陈志尚:《论生态文明、全球化与人的发展》,载《北京大学学报》,2010(1);⑤杨通进:《探寻重新理解自然的哲学框架——当代西方环境哲学研究概况》,载《世界哲学》,2010(4);⑥陈望衡:《环境美学的当代使命》,载《学术月刊》,2010(7)。
热点八:马克思与恩格斯哲学思想之关系
入选理由:2010年是恩格斯诞辰190周年,学术界以此为契机,开展了一系列研讨活动。其中,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关系问题成为系列研讨活动的热点。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摆脱以往单纯从意识形态角度批判西方马克思学所持的“马恩对立论”立场,着重从学术角度梳理马克思与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关系。二是从方法论角度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进行了反思。三是从文本个案解读入手,具体地阐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一时期哲学思想的异同;或者从特定的专题入手,深入辨析他们在相同问题上的观点分歧。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工作,学术界对马克思与恩格斯关系的理解突破了简单化和概念化的藩篱,朝着学术化和精细化的方向扎实推进。马克思与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同对马克思哲学变革实质的理解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建构,同对苏联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等密切相关的问题。鉴于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和解释史上的重要地位,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极大地影响着后人的理解,因此,这一问题的研究既有助于回归马克思哲学“原本”的理解,也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史的深入研究。
相关链接:①魏小萍:《探求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原文文本的解读与分析》,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②杨学功:《超越哲学同质性神化——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当代阐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③梁树发:《马克思恩格斯关系研究方法辨析》,载《江西社会科学》,2010(2);④何丽野:《从文本考证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意识的思想——与魏小萍研究员商榷》,载《哲学动态》2010(10)。
热点九:大学行政管理制度改革的理性审视
入选理由:伴随着教育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征求意见稿)中“要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的提出,高校行政管理制度改革即所谓“去行政化”遂成为学术界热议的话题。学者们对此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讨论，普遍认为,所谓高校“行政化”,一方面是指管理部门对大学的行政干预过多,另一方面是指大学内部行政权力在管理中被泛化和滥用;所谓“去行政化”,并非不要行政管理部门,而是指大学应回归学术本位,减少或者排除非学术因素的影响,厘清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各自的权责边界,充分尊重学术组织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学术决策、学术管理等学术事务中的作用,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并且可以在部分学校进行试点改革。也有一些学者对弱化大学中的行政管理提出质疑,认为在全社会都崇尚行政级别的背景下,让大学取消行政级别无疑是贬低教育,因而“去行政化”在目前不合时宜,应该慎行。
相关链接:①纪宝成、胡娟:《关于高等学校学术权力的几点思考》,载《中国高教研究》,2010(1);②杨克瑞:《中国高校的权力结构与监督模式》,载《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0(2);③袁贵仁:《现代学校制度——逐步取消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载《中国教育报》,2010-03-01;④陈运超:《大学“行政化”是个问题》,载《复旦教育论坛》,2010(3);⑤杨德广、韩建华、叶志坚、王长乐、毛成等:《高校“去行政化”研究》(专题讨论),载《教育发展研究》,2010(9)。
热点十:中国古代历史发展道路的讨论
入选理由:近年来,史学界对宏观问题再度重视;相应地,中国古代历史发展道路的讨论在2010年也成为亮点,主要围绕如下三个方面展开:第一,从秦王朝到清王朝的中国社会形态问题。这个问题的价值在于如何指称这个时段的社会,直接关系到对这一社会的整体理解、描述和分析,关系到如何从全球文明史的高度来重新把握和复原中国文化的独特发展之路。学者们讨论的内容从以前被强调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扩展到国家权力和文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并用新的概念定义这个历史时期。第二,关于专制主义的讨论。由于受到国学热、“后殖民”理论的影响,近年来有的研究者对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的通行观点提出质疑,认为皇权和专制没有必然联系,中国古代存在“专制主义”是西方学者的偏见。这个观点引起了热烈讨论,范围涉及民主和专制的性质、对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的认识、儒家文化和专制主义的关系等。第三,关于“唐宋变革论”的讨论。“唐宋变革论”是日本学者提出的观点,意指中国唐宋时期出现的商业革命和市民社会。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对这个概念进行了重新审视,推动了对唐宋社会发展因素的认识。史学界关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道路的讨论,对于中国史学工作者提出原创性的解释模式和概念有着积极意义。
相关链接:①谷川道雄、冯天瑜:《关于中国前近代社会“非封建”的对话》,载《史学月刊》,2010(1);②宁欣、陈涛:《“中世纪城市革命”论说的提出和意义——基于“唐宋变革论”的考察》,《史学理论研究》,2010(1);③王瑞来:《皇权再论》,载《史学集刊》,2010(1);④许苏民:《“专制”问题讨论中的误区——如何看待西方学者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载《天津社会科学》,2010(6);⑤何怀宏:《“选举社会”的概念——秦至晚清社会形态命名初探》,载《文史哲》,20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