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聪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教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学术工作委员会主任。主要著作有《人工论提纲》(1988年)、《高科技时代的符号世界》(1999年)、《工程哲学引论》(2002年)等。
 
1999年1月4日,重庆綦江县虹桥整体垮塌,造成40人死亡。这是“豆腐渣工程”成为中国热门词汇的开始。此外,拖欠农民工工资、工程事故频发等问题,也在媒体被揭露后仍屡屡发生。有专家认为,这些问题从“直接表现”看,往往被归为经济问题、技术问题或管理问题。实际上,所有这些问题的背后都存在着“内在的”伦理问题。
 
阿马蒂亚·森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他曾尖锐地批评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以“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的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而闻名学术界。然而,在《伦理学与经济学》这本名著中,他却是这样理解和定义工程学方法的:“工程学方法的特点是,只关心最基本的逻辑问题,而不关心人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以及什么东西能够培养‘人的美德’或者‘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等这类问题。”更糟糕的是,阿马蒂亚·森的这个观点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中国的工程界和学术界,目前认真关注工程伦理学问题的学者还很少。而在中国伦理学界的“盛装晚会”上,工程伦理学也还只是一个“灰姑娘”。
 
没有与伦理无关的工程
 
工程活动是现代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它不但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必然涉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因此内在地存在着许多深刻、重要的伦理问题。可是,许多人常常忽视了工程的伦理维度,造成工程活动中的伦理缺位。另一方面,伦理学界的一些人也常常忘记工程活动也是伦理学研究的对象,造成伦理学领域中对工程的遗忘。
 
工程活动是许多要素的集成性活动。虽然工程活动的第一本性不是伦理活动,但任何工程活动中都必然蕴涵着一定的伦理目标、伦理关系和伦理问题。世界上不可能存在与伦理无关的工程。社会必须深刻关注工程的伦理维度,如果丢失或轻视这个维度,就会出现危害社会的不道德的工程。
 
有人说:“过去,工程伦理学主要关心是否把工作做好了,而今天是考虑我们是否做了好的工作。”什么叫做“好的工作(工程)”呢?这实在是一个难以给出“好的回答”的问题。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凡是不符合伦理原则或伦理规范的工程都不是“好的工程”。
 
对于工程伦理学来说,关于工程活动中伦理维度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应该如何认识伦理维度和其他维度的相互关系的问题是一个焦点性的问题。
 
在认识伦理维度在工程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时,一方面,必须承认确实存在着相对独立的伦理维度的问题,因此绝不能消解或取消伦理这个“独立的维度”;另一方面,又要承认,在工程活动中,纯粹的伦理问题一般来说是不存在的,伦理问题常常和其他问题密切结合在一起。在研究和分析工程伦理问题时,我们必须把伦理分析和其他维度的分析结合起来,否则,对工程中伦理问题的分析就难免要陷于“浪漫主义”的幻想或“空中楼阁”式的空谈。
 
合理协调不同维度
 
在工程活动中,伦理维度和经济、技术、环境等维度相互渗透、相互纠缠。美国学者马丁认为,学习工程伦理学的首要目的就是要培养和提高道德意识,也就是应该能熟练地识别出工程中的道德问题。
 
在研究工程活动不同维度的关系时,我们不但应该注意不同维度之间相互渗透的问题,而且应该注意不同维度之间的矛盾、冲突、排序和协调的问题。
 
从事实和现实角度看,在工程活动中,伦理维度的标准和要求与其他维度——例如经济维度、技术维度、环境维度——的标准和要求经常发生矛盾冲突。面对这些矛盾冲突关系,在必须进行决策时,应该如何对不同的标准和要求进行排序和权衡协调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
 
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确立了经济建设中“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容易看出,这个方针中的“优先”和“兼顾”就是一种对于排序问题和权衡协调问题的认识、阐述和处理。
 
之所以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原则,一方面,有其具体的时代背景和原因(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国的国民经济已经走到崩溃的边缘);另一方面,又有其一般性的理论原因和根据(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经济力量而不是伦理原因)。
 
必须肯定,这个排序原则和权衡协调原则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起飞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可是,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人们也看到了愈来愈多的败德现象,例如贪污受贿、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煤矿安全事故频发、施工出现严重质量问题等等。有鉴于此,有人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排序原则提出严厉批评,甚至有人提出应该把“经济维度优先”的排序改变为“公平优先”的新排序。本文无意具体议论这个问题,只想强调指出,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排序原则中,“兼顾公平”的含义和要求绝不是“不顾公平”或“不要公平”。我认为,在当前的具体形势和条件下,我们确实应该更加强调必须真正落实“兼顾公平”这个方面的要求,必须坚决、毫不妥协地同那些“不顾公平”或“不要公平”的思想和现象进行斗争。也许我们还可以、或者说应该努力寻找一个比“兼顾公平”更好的“表达”或“提法”,但这并不意味着需要和应该在“排序问题”上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修改为“平等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更不能有意无意或下意识地回到那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意识形态中。
 
中国工程伦理学亟待起飞
 
工程伦理学滥觞于20世纪60年代,经过数十年的探索、积累和发展,有西方学者认为目前的工程伦理学已经进入起飞时期。与美国工程伦理学发展的繁荣现状相比,中国工程伦理学的研究和发展明显滞后,这种状况与我国工程建设发展的迫切需要和目前中国堪称世界第一工程大国的状况极不相称。现实生活的迫切需要和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都在呼唤中国工程伦理学奋起直追、迅速发展。我们希望工程伦理学在中国也能迅速起飞。
 
中国学者在研究工程伦理学时,一方面,必须学习和借鉴西方学者在这个领域中的成果;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许多西方学者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存在着严重的盲点和局限性。
 
西方学者研究工程伦理学问题时,常常从研究工程师的职业伦理问题开始,有人甚至直接把工程伦理学解释为“职业工程师伦理学”。无论从学术史还是从理论逻辑上看,对工程师职业伦理问题的研究都成为从传统伦理学走向工程伦理学的桥梁。我们必须承认和肯定:工程师职业伦理问题的研究不但在开拓工程伦理学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势必继续在整个工程伦理学研究中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可是,在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认识到工程伦理学的研究范围要比工程师职业伦理学大得多。
 
在工程活动中,决策是一个关键环节。可以肯定,不存在不包括伦理要素或伦理成分的决策。因此,对决策的伦理学研究——包括对伦理因素在决策中的作用和对决策的伦理评价等——势必要成为工程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西方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进展是提出了责任伦理问题。所谓责任不但包括事后责任和追究性责任,它更包括事前责任和决策责任。如果离开决策谈责任,那就在所难免地要把责任封闭在事后责任和追究性责任的藩篱之内。所以,我们必须把对责任伦理的研究和决策伦理研究结合起来,把决策伦理当做责任伦理研究的重中之重。
 
 
 

“今年是国家‘十二五’的开局之年,也是我院胜利完成知识创新工程目标任务、全面实施‘创新2020’的关键时期。经过13年的攻坚破难、开拓创新,我院已进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已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在1月25~27日召开的中国科学院2011年度工作会议的间隙,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始于1998年的知识创新工程,是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具有开拓性、系统性的改革和探索,是中科院科技创新从跟踪模仿向自主创新、跨越发展转变的先行开拓,也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发展。

 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的新局势

 路甬祥认为,在我国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际,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着巨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国际金融危机加速了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世界将进入后危机时代。各种全球性问题相互交织,影响世界经济全面复苏的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各国纷纷调整发展战略,加大科技、教育、创新投入,力图抢占知识文明时代科技与产业的战略制高点和竞争发展的主动权。

 二是全球科技和产业创新发展正处于重大突破和新的调整变革的历史时期。“无论从科技发展面临的外部需求,还是从科技内在矛盾判断,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当今世界科技正处在革命性变革的前夜。在今后的10~20年,很有可能发生一场以绿色、智能和可持续为特征的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科技创新与突破将创造新的需求与市场,将改变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式,将改变全球产业结构和人类文明的进程。”

 三是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科技创新的作用更加凸显,国家创新体系各单元科技创新能力快速提升。但我国产业总体上仍处于国际分工的中低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经济发展仍主要依靠劳动力低成本优势,依靠投资与出口拉动,能源资源和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赖程度仍然过大,自然灾害与公共安全事故频发,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和地区间发展差距继续扩大。要实现我国经济产业和科技由大转强的历史性跨越,必须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创新发展、和谐协调、绿色智能、普惠健康、可持续发展之路。

 路甬祥强调说,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相比,我国科技发展的主要矛盾已转变为四个“不相适应”:即创新人才队伍和整体创新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不相适应;创新体制和管理与科技创新及其社会价值实现途径的客观规律不相适应;创新资源、要素的结构和布局与我国经济社会区域发展的总体格局不相适应;科技创新的价值理念和文化与科技创新的本质要求,国家、社会、人民的期待不相适应。

 路甬祥坦承,经过13年的知识创新工程,中科院在取得一批重大创新成果、凝聚培养一批杰出人才、建立完善一系列体制机制的同时,仍存在着一些影响创新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他举例说,有的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回避矛盾,缺乏推进改革创新发展的勇气和毅力;有的人片面理解所长负责制的内涵,不能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有的人只关心个人、小团体的利益和发展,习惯于跟踪模仿,沉湎于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的提升,缺乏紧迫感责任感,缺乏做重大科技创新的雄心壮志;有的人仍习惯于分散的研究方式,缺乏系统开展基础研究和数据积累,缺乏提出科学思想和理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的战略安排;有的人只注重项目争取和研发,缺乏对知识技术人才转移转化规律的认识,不重视、不主动、不善于与社会创新要素相结合。中科院领衔的科技人才仍然不足,青年人才的培养仍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有利于各类人才成长的文化和制度环境仍需进一步完善。从发展的角度看,中科院院所两级事权不够清晰,职责分工需进一步理清,执行力度和管理效率都需进一步提升。

 路甬祥认为,这些问题,已影响到中科院的创新发展;作为国家的战略科技力量,中科院必须坚持理想信念不动摇、坚持改革创新不懈怠、坚持和谐奋进不折腾、坚持求真务实不忽悠,为科学发展、创新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从“跟着走”、“想着走”到“领着走”

 “2010年3月31日,国务院第105次常务会议审议了我院关于知识创新工程2020跨越发展的汇报,决定继续深入实施知识创新工程,着力解决关系国家长远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创新2020’明确了中科院未来10年发展的战略任务、发展目标和重大举措,是我院实现跨越发展、践行科技强国、创新为民,实现攀登跨越新的路线图。”

 路甬祥告诉本刊记者,面向2020年的创新工程,计划首先用5年左右时间在事关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必争领域实现重点跨越,再用5年左右时间,实现中科院科技创新整体跨越,创新能力有质的飞跃,到2020年,总体实现“创新跨越、布局合理、四个一流、和谐有序、开放合作、持续发展”的目标。

 中科院将着力在空间、信息、先进材料与制造、能源、资源、农业、海洋、人口健康、生态与环境等十个左右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战略必争领域实现创新跨越,掌握一批关键技术和核心自主知识产权,解决一批制约我国发展的瓶颈问题,为我国人民健康水平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应对全球变化提供系统的知识基础和科技支撑。

 路甬祥强调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也是战斗力。目前我国的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但我们的薄弱环节仍然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我们要提升经济核心竞争力,更要提升国防和公共安全保障能力”。

 在路甬祥看来,“创新2020”是一项面向未来、更加前瞻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为了提升国家未来竞争力、带动国家整体实力提升的一项工程。他指出,要实施好“创新2020”,首先必须坚持正确的价值理念,不断作出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创新贡献,重点做“大学很难做、企业还不愿意做的事”。

 其次,必须树立创新跨越的信心和胆略,从“跟着走”向“想着走”、“领着走”转变。要敢于质疑现有理论,敢于提出新问题,敢于开辟新的方向。

 第三,必须加快组织实施具有战略性、先导性、创造性、全局性的先导科技专项,形成重大创新突破和集群优势,支撑我国未来产业发展、支撑引领传统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形成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群和实力雄厚的创新基地,显著提升中科院的自主创新能力,从整体上带动国家创新体系的结构调整,支持国家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和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保障能力的跨越发展。同时,必须加快研究所改革发展,持续提升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还必须加快构建区域创新集群,推进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区域创新的无缝衔接。积极探索官产学研用结合的新体制和集成共享创新资源的新模式,促进国家、地方和企业的创新资源、人才和平台的汇聚、共建和分享;探索引领区域科技创新的新体制,探索提升在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过程中归纳发现重大科技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机制和文化,促进学科交叉;探索加强转移转化研发的新机制,建设有利于成果、人才、知识转移转化的技术支撑平台、技术转化与孵化基地。

 如何实现“四个一流”

 路甬祥强调,结构决定功能和效率,布局事关发展和未来。要调整优化中科院科技创新的结构和布局,着力改变学科老化、单一、分散、分隔、创新资源过度集中于传统领域、集中于少数中心城市,与我国经济社会产业发展的整体格局相互脱节的现状。

 2004年底,胡锦涛总书记在考察中国科学院时专门强调指出,“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仅要创造一流的成果、一流的效益、一流的管理,更要造就一流的人才”。

 路甬祥说,中科院要实现胡总书记提出的“四个一流”的目标,引领带动中国科技跨越发展,必须深化改革创新管理,下决心革除一切不符合创新规律、不符合中科院职责定位、束缚和阻碍院所整体创新能力和科技人员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发挥的体制制度障碍,最大限度地激发和提升科技人员和创新组织的创新潜力与活力;必须进一步改革用人制度,优化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按需培养引进、按需设岗聘用、竞争择优、在创新目标引导下提升质量、优化结构,创造形成分类、多样、灵活的用人机制;根据不同类型科技创新活动性质建立分类管理体系,科学合理高效配置、整合和动态调整创新资源;必须进一步改革评价标准与方法,强化科技原创导向、科学发展导向和创新绩效导向,加快向注重质量、水平和效率,接受同行、实践和历史评价与检验的转变,建设与完善以人为本、激励创新、竞争择优、开放合作、和谐有序的体制机制和文化环境。

 路甬祥告诉本刊记者,中科院2009年公布的《创新2050:科学技术与中国的未来》战略系列报告,涉及能源、人口健康、矿产资源、空间与海洋、信息、材料、生态与环境等18个领域,是关于未来50年我国重要领域科技发展路线图的战略研究。科学发展规律表明,任何一项重大科学问题的突破、任何一项重大科学技术的解决,都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和坚持。目前,在可能发生科技革命的重要方向上,我国基本上处于前沿跟踪的水平,真正由中国人率先提出和开拓的新问题、新理论和新方向寥寥无几;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先导性战略高技术领域布局薄弱,直接影响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和国家安全;国家创新体系尚待完善,科技经济“两张皮”的问题尚未根本解决,“部门利益”明显、市场竞争无序等都制约着国家创新体系各单元作用的有效发挥。因此,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创新各要素的体制机制至关重要。“我国必须高度重视统筹谋划我国科技发展战略,前瞻布局,重点突破,为新科技革命的到来做好准备。”

 

 

人民网北京1月25日电(记者赵竹青)在今天召开的中国科学院2011年度工作会议上,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党组副书记白春礼表示,中科院科教基础设施达到发达国家中等水平,为科技创新活动提供了有力支撑。

  白春礼介绍,中国科学院作为我国科技创新事业的“国家队”和“火车头”,实施“知识创新工程”13年来所有院属单位的园区都进行了新建或改造,从根本上改变了科研园区和科教基础设施陈旧落后的面貌;新建8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大科学装置,改造3个大科学装置,高质量建城上海光源、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天文望远镜、先进超导托卡马克实验装置、正负电子对撞机II、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冷却存储环等;基本建成适应科技创新活动要求的科研装备体系,科研仪器装备自主研发能力大幅提升;构建了以e-Science、高速科研网络、超级计算机环境等位核心的科研信息化环境,建立了国际一流的文献情报支撑保障体系;完善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等野外台站,建立集科学普及、生物多样性战略性迁地保护与科学研究为一体的植物园体系,建立生物标本体系和野生植物与微生物种质资源库系统。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为科技创新活动提供了有力支撑。

  白春礼表示,“十二五”期间,中科院将继续推进我国科技支撑体系建设。包括大幅提升我国科研装置自主创新水平,2015年全院人均科研装备拥有量达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建设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云服务等科研信息化、网络化的创新知识环境;建设对地观测网络、农业分子育种基地等支撑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的战略资源。

 

 

 

1月25日下午,中科院创新“2020”新闻发布会上,院长路甬祥在谈到人才培养问题时表示,目前院士队伍结构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优化。“院士平均年龄已达到72岁,太高了,以后要注重对中青年院士的选拔。”

 路甬祥指出,临床等部分领域一线专家被纳入到院士队伍的比例较低。此外,一半的院士来自高校,1/3来自诸如科学院等研究机构,来自企业等民间机构的专家也应被选入院士队伍。

 路甬祥指出,目前院士的地区分布也不合理,人员主要集中在京、沪等中心城市,来自西部地区的较少。

 此外,路甬祥坦言,目前存在个别院士兼职较多的问题,中科院将出台更严格的规范加以约束。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记者 余晓洁)中科院常务副院长白春礼11日表示,我国纳米科技在若干领域占有优势,初步形成了多元化支持纳米技术的格局。但纳米创新系统互动关系的内在动力不足,对基础问题的系统研究不充分,缺乏对产业需求的深入分析。
 
  白春礼是11日在京举行的国家纳米科学技术指导协调委员会工作会议上作上述表示的。他任这一委员会副主任、首席科学家。

  他说,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十一五”以来,我国纳米科技发展取得进展。1998年至2008年,我国纳米科技论文数量以年均34.3%的速度快速增长。2005年,成立全国纳米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陆续发布国家标准28项,国家标准物质及标准样品39种,纳米标准化工作与国际同步。

  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在纳米材料绿色印刷制版技术、仿生智能纳米界面材料、碳纳米管宏观薄膜及纤维结构的制备与性能研究、纳米结构金属材料达到高性能极限等诸多方面取得突破。

  “应该看到,我国纳米科技发展还有一些瓶颈:创新系统互动关系的内在动力不足,对基础问题的系统分析、总结不充分;缺乏对产业需求的深入分析,企业早期介入不够;源头创新的重大成果尚少,转化效率不高;领域发展不均匀,纳米器件、纳米生物医药领域还比较薄弱。”白春礼说。

  他表示,发表论文只是一个方面,要鼓励原始创新。

  “纳米科技发展要革新观念,从专利走向专利群,从专利群走向产品。要优化纳米技术公共平台,加强国家对纳米科技研发和产业化的整体协调。同时,深入并持续开展纳米科技领域战略研究,提高决策能力;整合资源,形成在纳米科技重大前沿上的先导、核心和系统集成能力。”他说。

  纳米技术与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共同构成当今世界高新技术三大支柱。

  据介绍,包括美国、日本、欧盟、俄罗斯在内的5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各自明确的纳米科技发展战略,投入巨资、抢占战略制高点。美国国家纳米计划(NNI)2011年财政预算18亿美元,历年投入稳定增长。日本尤其重视纳米技术在信息、金属、环境、能源、生命科学以及基础技术的应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