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这是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的中心议题。在这一核心思想的指引下，我国近几年在创新型国家的建设道路上稳步前行。但与此同时，随着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不断增强，我国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战、知识产权纠纷等问题也愈显突出。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副院长柳卸林在前不久举行的《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2010》发布会上指出，由于政治体制和价值观上的差异，以及各方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必然会引起西方发达国家的高度警觉，并由此产生更多的贸易纠纷和国际博弈。但这种博弈并不完全是坏事，中国完全可以在“攻击”中受益、在“批评”中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经验，完善自己的发展思路。
西方国家攻击中国自主创新政策
30年来，中国对外资和出口的狂热追求换取了作为一个制造大国的国际地位，经济水平也由此实现了飞跃。但同时，创新能力低下、核心技术依赖他国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高能耗、高污染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并不能保证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在2006年的全国科技大会上，中国向全世界吹响了自主创新的号角。此后，一系列重大科技专项开始着手实施，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布局初步形成……创新成为中国的国策，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指导思想开始把创新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有机地联系起来。中国科技创新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时期。
柳卸林指出，中国当前的自主创新政策释放出了新的信号。首先是重视重大科技专项，通过创造新产业,实现核心技术突破。其次是强调了政府牵引的研究共同体概念,尤其是在高铁、大飞机等领域，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协同合作成为一种成熟的模式。在此思路下，政府的主导作用得到凸显，由此也引发了西方国家对中国自主创新政策的攻击。
有人说，政府大规模的干预是对自主市场经济体系的威胁。还有人说，中国的政府采购政策是对WTO规则的违背,没有遵守公平竞争的原则。中国要求享受这一政策的企业,必须是本国企业。强调了本国企业优先,要有自主知识产权,要中方控股的公司,要中国注册的品牌等。这是回到封闭时代的表现。
对此，柳卸林认为，事实上,中国的市场要比日本和韩国的市场更加开放。中国招致批评更多的原因是中国广阔的市场引起了发达国家分享的兴趣。
以美国为例，中美的创新政策（一般包括汇率、贸易、外国直接投资等）现已成为中美紧张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各大媒体几乎每天都有这方面的文章。而美国政府和议员的有关言论也越来越激烈。
中西方出于各自立场相互博弈
柳卸林分析认为，中西方之间的冲突首先源于双方政治体制的差异。西方人认为，中国提出举国搞科技创新的政策，是国家资本主义与自主市场经济间的对抗。
其次是价值观的冲突。这从双方民众对“产业政策”一词的态度即可看出。由于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产业政策”在美国是一个贬义词；而在中国,则体现了政府对产业的关注和支持，是一个褒义词。
最后是利益冲突。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创造大国的转变,将改变全球竞争格局,令西方国家担忧。
对于西方国家提出的问题，我国政府也作出了积极的回应。2010年9月13日，在天津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2010年新领军者年会（简称“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提出：“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外资企业都享受国民待遇。同时，中国的政府采购，对外商投资企业和中资企业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这一说明也引起了与会外商的积极反响。
而胡锦涛总书记刚刚结束的美国之旅，更是在包括经济政策等许多方面与美国进行了良好的沟通。
柳卸林认为，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联系也愈加紧密。虽然双方各自有着自身的利益诉求，但由于双方同时都需要和平的外部环境保障经济发展，这导致了相互博弈将成为双方关系的一种常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可以考虑应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状态，为自身发展服务。
从攻击中获益
“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自主创新需要政府来引领。不过，市场竞争才是创新的真正源泉，我们可以从西方国家对政府过度保护的指责声中，不断审视政府的介入深度，在政府引领的同时保证企业的创新活力。”
柳卸林指出，过强的政府保护会扼杀企业创新。因此政府的干预只适用于作用于已有技术的追赶,而不适用于真正的突破性创新。
同时，柳卸林认为，所谓强国,必须是有称霸全球的大公司,有国际产业领导力的国家。如华为这样70%的市场在海外的大公司,才最能体现中国的创新力。因此，中国的技术体系要注意不能与全球割裂，否则将会被市场淘汰。日本的手机产业足可作为前车之鉴。
“全球化是中国繁荣昌盛的基石，也是中国成为创新型国家、世界强国的依靠。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世界大国。中国的科技创新政策制定需要全球视野和战略；需要有多边合作、多方赢利的思维。这样才能从全球化过程中增强国家利益。”柳卸林说。
2010年12月17日，中国地理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陆大道院士应邀在北京师范大学作题为《我国地理学发展成就及当前若干值得重视的倾向》的专题报告，回顾和评述了中国建国以来地理学取得的成就，并分析了全球变化研究的中心议题以及地理学者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研究中若干值得重视的问题。
陆大道指出，近十年来我国地理学研究方向发生了明显的转移，形成了若干重要的新领域，特别是大批地理学者开始进入全球气候变化领域的研究。陆大道关心中国发展的未来走向，针对耕地使用、城市交通规划以及全球气候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见解。
地理是经世致用之学
什么是地理学？陆大道认为现代地理学是一门研究地球表层区域间的差异性和相互依赖性，以及地球表面各种自然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综合性学科。地理学不能纯粹研究自然理论，而要把人的要素叠加于自然要素之上，研究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讨论人类如何合理地利用自然结构。现今，地理学家的研究已延伸到城市产业、运输、能源消耗、废气排放、可持续发展等领域。
谈到我国地理学发展时，陆大道如数家珍地讲述了从建国初期至今中国地理学工作者为国家作出的重要贡献。
在建国初期，全国很多大学都设置了地理系、地质学专业和地理学研究所。20世纪50～60年代，地质学家广泛参加了大区域的综合考察。国家的工业化发展，需要了解掌握水、土壤、温度等资源和气候条件以及水电开发、煤炭开发、能源开发、森林资源开发、土地开荒等各地区资源开发的条件。地理学者们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规划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当时，地理学家工作条件非常艰苦，由于交通不发达，到一个地方考察途中往往花费几天时间。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地理学发生了巨大改变。大量留学生和进修学者通过国际交流，引进了发达国家先进的地理学成果和研究方法，使地理学科成为国内教学研究的生力军，地理协会也成为中国科协最主要的协会之一。此外，国家还赋予大学设置新的地理学研究、教学机构的权力，为地理学科的人才培养创造了有利条件。
城市化加速背后的危机
近年来我国经济实力快速增长，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陆大道也冷静地分析了骄人成绩背后的一些问题。
首先是城市化进程过快。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每年约有1800万人口流入城市；21世纪初期，每年约有2000万人口流入城市。而城市每年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最多只有1500万个，导致城市产业很难支撑过大的就业需求量。
另外，城市扩张需要消耗大量的土地资源和生活能源。于是，耕地问题随之而来。1996年到2007年的10年间，耕地面积减少1.1亿亩，使我国粮食生产保障面临巨大风险。陆大道指出，现在很多地区不注意保护耕地，有时一个小型经济开发区也搞得极度豪华，占用大量耕地建设双向六车道的街道。长此以往，当然造成极大的土地浪费。
谈及国家近年交通建设，陆大道认为存在较严重的超前发展现象。这不仅影响交通建设的经济效益，还会导致不同交通方式之间的恶性竞争。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交通投资约为每年4000亿元，到近年，这个数字高达每年30000亿元，已占全年GDP总值的10%。全国高速公路里程达到7万公里，预计在一年后将超过美国，达到10万公里；高速公路的密度已达到欧盟的两倍；单位GDP的公路里程也远超过欧美发达国家。“但这其中很多高速公路维护措施不完备，到处坑坑洼洼，导致经济效益低。而且大城市间高速公路、城镇密集区高速公路、城际快速客运运输系统等营运线路重复，开始出现不同交通方式间不合理竞争的问题。”陆大道说。
客观研判国际热点议题
谈及目前地理学最热门的研究倾向全球气候变化问题，陆大道认为当今全球气候变化研究围绕两个中心议题：一是大气层是否增温以及增温的幅度和驱动因素；二是增温对全球气候、环境和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
当人们对全球气候变暖大呼“狼来了”之时，陆大道坚持自己的观点：仅仅分析“今后100年中全球气温增加2摄氏度”这一假定情况，对中国来讲未必是件坏事。这一条件下，我国西部地区的冰川将小部分融化，使绿洲的规模随之增加；而东部地区的降水量将增加，华北地区干旱问题由此得到解决。他说：“我们要以科学求实的态度对气候变化问题进行综合性研究，不要总纠缠于特定的小问题，更不要夸大其危害。事实上，即使海平面上升30～50厘米，对我们来说也还在可以接受和控制的范围内。”
陆大道还谈到全球碳排放和能源消费问题，他指出，美国近代以来逐步发展为能源消耗大国，但最近已将很多耗能企业转移到中国；而在中国基础工业、能源工业亟须发展的当前，连美国都开始以全球气候变暖为借口限制我们的能源使用。
陆大道提醒，尽管全球化可以促进国际接轨，并已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使当今地理学者找到了最可以发挥的议题，但我们决不能因此只专注于地理学而丢掉其他领域的研究，也不能对一个明显的区域性问题牵强附会地“推演”出全球化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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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学位委员会主任黄荣辉院士 |
黄荣辉，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常委、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学位委员会主任。
黄荣辉，1942年8月7日生于福建省惠安县前黄镇前黄村（现属泉州市泉港区），于1965年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毕业，同年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叶笃正院士，从事大气动力学研究，后进入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工作。1978年晋升为助理研究员，1979年赴日本东京大学留学，1983年获日本东京大学理学博士学位，1984年任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第五研究室主任，1985年起晋升为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教授），之后为博士生导师、所学位委员会副主任，1990年被选为国家气候研究委员会秘书长，1991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2~2006年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1993年迄今当选为第八、九、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1993~2001年任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副所长，1995年迄今被聘为《大气科学》主编，1996~2002年和2006年至今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常委，1997年迄今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1999~2004年任国家气候研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1999~2008年任欧美同学会（现又称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并于2003~2008年任常务副会长、留日同学会会长，2002～2010年任中国气象学会副理事长，2008年被选为地学部副主任。1986年获得国家“五一”劳动奖章和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科学家称号，1991年11月至1992年5月应邀在东京大学当客座教授，多年来还兼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兼职教授。
多年来，黄荣辉一直从事大气环流理论、短期气候动力学和热带海一气相互作用的研究，他曾主持过多项国家重大研究项目，是1998~2003年《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首批启动项目“我国重大气候灾害的形成机理和预测理论研究”首席科学家。近年来，从事西太平洋暖池对西北太平洋台风活动和东亚季风系统影响的研究。黄荣辉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100多篇论文，编著了多部著作，许多研究成果得到国内外广泛引用和重视。
黄荣辉的研究成果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一次，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三次；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一、二等奖各一次，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一次。并于1999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进步奖。
他说，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十一五”以来，我国纳米科技发展取得进展。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８年，我国纳米科技论文数量以年均３４．３％的速度快速增长。２００５年，成立全国纳米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陆续发布国家标准２８项，国家标准物质及标准样品３９种，纳米标准化工作与国际同步。
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在纳米材料绿色印刷制版技术、仿生智能纳米界面材料、碳纳米管宏观薄膜及纤维结构的制备与性能研究、纳米结构金属材料达到高性能极限等诸多方面取得突破。
“应该看到，我国纳米科技发展还有一些瓶颈：创新系统互动关系的内在动力不足，对基础问题的系统分析、总结不充分；缺乏对产业需求的深入分析，企业早期介入不够；源头创新的重大成果尚少，转化效率不高；领域发展不均匀，纳米器件、纳米生物医药领域还比较薄弱。”白春礼说。
他表示，发表论文只是一个方面，要鼓励原始创新。
“纳米科技发展要革新观念，从专利走向专利群，从专利群走向产品。要优化纳米技术公共平台，加强国家对纳米科技研发和产业化的整体协调。同时，深入并持续开展纳米科技领域战略研究，提高决策能力；整合资源，形成在纳米科技重大前沿上的先导、核心和系统集成能力。”他说。
纳米技术与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共同构成当今世界高新技术三大支柱。
据介绍，包括美国、日本、欧盟、俄罗斯在内的５０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各自明确的纳米科技发展战略，投入巨资、抢占战略制高点。美国国家纳米计划（ＮＮＩ）２０１１年财政预算１８亿美元，历年投入稳定增长。日本尤其重视纳米技术在信息、金属、环境、能源、生命科学以及基础技术的应用研究。
寒冬的一个周末，在西安南郊中科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一间办公室，记者采访了嫦娥二号CCD立体相机主任设计师赵葆常研究员。
“这个石头清楚吧！”赵葆常把桌上一幅影像图展开，笑着说：“这就是嫦娥三号预选着陆的月球虹湾区。这月球上的几米大的石头，我们以前看不到，现在能看清楚了。这就是我们干的活，我们的任务就是擦亮嫦娥二号的眼睛。”
现年72岁的赵葆常，带领团队不到一年就攻克了高分辨率ＣＣＤ相机的技术难题，并随着嫦娥二号成功获取虹湾地区分辨率达1.3米的高精度局部立体影像图。“这架ＣＣＤ相机即将完成7米分辨率的高精度全月图——目前国际上分辨率最高的全月面影像图。”赵葆常说。
“我年纪大了，为啥还在工作，因为我是为国家工作。”
作为嫦娥二号卫星的主要载荷，CCD立体相机承担着至关重要的两大任务。其一是要获取高精度全月图，分辨率要从嫦娥一号的120米提高到7米，提高17倍；其二是嫦娥二号从100公里的圆轨道下降到距月表15公里左右时，要对嫦娥三号预定着陆的“虹湾地区”进行高精度探测和成像，要拍到分辨率超过1.5米的“特写”。
为了实现这两大任务，已过70岁的赵葆常带领着一帮年轻人夜以继日地攻关。“我年纪大了，为啥还在工作？因为我有个责任感，我是为国家工作，不是为了自己。中国人要敢为天下先。不敢为天下先，就干不成这个活！”
为了提高相机成像清晰度与分辨率，研制人员对相机成像方案进行了特殊设计，采用了多线阵感光合成技术。赵葆常说，嫦娥二号使用96条线CCD分别对同一目标采样，最后把信号全都累加。这样，很暗的目标、分辨率很高的目标，嫦娥二号都能照出来。
与其他国家的探月卫星相比，嫦娥二号的“眼睛”是相当明亮的。它的指标领先于２００７年日本发射的“月亮女神”，也超过２００８年印度发射的“月船一号”，与美国２００９年发射的ＬＲＯＣ中窄视场相机大体相当，而且动态范围更大。
“嫦娥一号下图时，一夜吃了8片安眠药都没睡着。”
赵葆常的学生、速高比主管设计师薛彬副研究员告诉记者，自2003年底开始，赵葆常担任了我国首次探月卫星光学成像探测系统主任设计师。他几乎每天工作都在十几个小时以上。无论是盛夏，还是严冬，在他的工作日历表上，一年中几乎没有休息日和节假日，“在任务紧张的时候，他经常和我们一起就睡在办公室。”
在赵葆常的带动下，科研团队形成了一种氛围，凡是能当天解决的问题决不拖到第二天。有一次，光学系统进行调试，到凌晨4点时，他拿起手机把检测工程师从睡梦中唤来；经过1小时的检测合格后，他又登门叫醒了机装技师来打销定位。大家都知道，这不是赵葆常不近人情太苛刻，而是航天工程的特殊要求必须这样做。
有志者事竟成。在嫦娥一号和嫦娥二号任务中，赵葆常领导团队连续出色地完成了使命。他的学生、电子学主管设计师宋宗玺副研究员至今对一些细节记忆犹新：“两次任务，我都和赵老师一起在北京中心。嫦娥一号下图时，赵老师一夜吃了8片安眠药，都没睡着。嫦娥二号下图时有‘进步’，只吃了5片安眠药。”
“那时确实紧张，我们这个相机做得怎么样，关系到整个任务的成败。我很自豪，我们两次都做到了。”赵葆常说。
“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懂，但只要认真，没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在常人的眼里，一名年过七旬的老科学家，完全可以活得洒脱一些，当个技术顾问指导指导就行了。但赵葆常不这么想。
从1986年开始担任副所长，到1995年被任命为所长，赵葆常在所领导岗位一干就是13个春秋。1999年，年逾六旬的赵葆常从所领导的岗位上退了下来。退休后，家人劝他好好在家休息，但赵葆常认为，在光机所干了40多年，如今不做领导工作了，刚好有时间搞搞研究，在有生之年尽量为研究所多做一点贡献。
“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懂，但只要认真，没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我喜欢看书、看论文。原来不会的，努力搞明白了。这就是一种乐趣。”
在赵葆常的办公室里，有好几箱英文资料。这是他通过各种渠道找到的世界前沿的文章。每一篇文章，他都认真研读，一点一点地把整篇翻译出来，工整地写到本子上。在进行嫦娥一号、二号任务过程中，他已经研读、翻译了近百篇。
正是抱着这种信念，几年时间里，赵葆常不仅没有丝毫放松工作节奏，反而加快步伐，自加压力，更加努力地奋发工作，积极参与航天领域的学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