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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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贾宝余

分类：报刊精选-old

创建于 2007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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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研究生教育规模迅速扩大，而研究生教育资源却没有同步快速地增长。

    ■单一的研究型人才，显然无法满足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的多样化需求。

    研究生教育是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的主要途径，其规模和质量是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近年来，我国的研究生教育规模迅速扩大，而研究生教育资源却没有同步快速地增长。在这一背景下，研究生教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提高质量成为政府决策部门、研究生培养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关注点。

    围绕着提高质量这一主题，从2003年开始，教育部推出了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通过立项方式，支持一批高水平大学承担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研究生暑期学校，申办研究生创新中心、访学计划，开展包括精品课程建设、国际化培养、导师资助制等在内的一系列课程改革和培养改革措施。相关专题报告显示，该计划实施以来，覆盖面由高等学校逐步扩大到科研机构，由重点高校扩大到一般高校，由中心城市及发达地区扩大到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取得了显著成效。与此同时，各培养单位也结合自身实际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改进研究生培养，促进研究生教育的发展。

    然而，社会公众对研究生教育的关注并未转移，改革研究生教育的呼声可谓一浪高过一浪。2007年，研究生报考人数增速较近年下降近10个百分点，这与当前研究生的就业状况密切相关。本科毕业生期望通过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提升自己的就业竞争力，但是研究生的求职状况，让怀揣着梦想的本科生们失望了——攻读研究生不再是提高职场竞争力的唯一法术。这表明，博士、硕士毕业生开始在就业市场上受到冷遇。这固然是局部现象，与学科专业结构紧密相关。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增速回落、就业遭受冷遇这两个彼此关连的现象，都指向同一问题——研究生培养现状。旨在提升质量的系列措施难道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吗？

    这或许是一个需要多年后才能回答的问题。今天亟须回答的是：当前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创新型国家建设需要大批创新人才，而研究生教育是培养和造就高层次创新人才的主要方式。我国的研究生培养主要借鉴了欧洲模式，以培养研究型人才作为主要目标。1980年通过、2004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确定，培养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的人，分别是硕士、博士的培养目标。

    美国学者马丁·特罗认为，在精英高等教育阶段，一般设有共同和相对较高的学术标准，而在大众高等教育阶段，学术标准渐趋多样化，在不同的机构和系统中有不同标准。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迈入大众化门槛。马丁·特罗对于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多元质量标准和培养目标的观点，也适用于中国的研究生教育。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对人才的价值期望和需求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研究生的就业范围不仅仅局限在高校和科研机构，企业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主体，也是高层次创新人才需求的主体。

    十六大报告提出，要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百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胡锦涛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也指出，要建设宏大的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今天的研究生教育，应培养数以千百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以形成宏大的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为目标。单一的研究型人才，显然无法满足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的多样化需求。引申来说，按照研究型人才的一维标准大规模培养研究生，必然会引起大批研究生失业、不充分就业与用人单位急需高层次人才并存的矛盾现象。

    这说明，目前研究生教育的关键问题，在于单一化的培养目标与多样化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造成了研究生培养环节的制度设定缺乏针对性、操作实践失去有效性。当前，尽管我国的学位类型中包含工程硕士等专业学位，但仅此远远不够。因此，对于专业学位之外的全日制普通研究生，应确立多元化的培养目标，在坚持精英教育办学层次的基础上，突破单一的学术型、研究型人才培养目标，而从社会需求、学科发展和学生个性差异出发来构建多样化的人才培养体系，确立研究型、复合型、应用型并存的多元化人才培养目标。

    放眼全球，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研究生教育建立了多元化的培养目标。就博士生教育来看，法国1984年通过的《高等教育法》确立的博士生培养目标，即为研究型、复合型和应用型三个类别；而英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研究生培养，也呈现出了研究型、复合型和应用型的多元化目标和类型结构；与此同时，德国也摒弃纯研究的培养目标，通过效仿美国大学建立跨学科的研究生院，既注重个人研究能力的培养，也注重团队精神和能力的提升。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研究生教育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形成了研究型、专业型相结合的学位结构，以满足社会对各类特殊人才的需求。尽管如此，美国高等教育界认为本国的博士生教育也存在着过度关注研究，而对于如何成为未来的教师、如何在学术之外的社会领域找到工作的关注不够的问题。在此背景下，美国在2003年启动了重新规划PhD的研究，让博士生广泛接触各种职业是这一研究提出的建议之一。

    当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研究生教育分为多元目标，并不意味着一个高校或培养单位的研究生培养也完全按照此多元化的培养目标，应该根据自身的发展定位和教育科研资源、文化传统确定培养目标。例如，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依然坚持研究型博士生的培养目标，新大学和城市大学则以复合型博士生培养目标为主，而技术大学和多科性技术大学则以应用型博士培养为主。

    俗话说，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培养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知的，即便如此，也应确立人才培养的多元目标，只有这样，当前的研究生教育改革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才能根据不同培养目标，有针对性地调整专业结构、培养方案、培养模式、师资配置、课程设置、激励机制、质量体系、淘汰方法等具体措施。

    (作者：贾宝余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07-4-9 22:38: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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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新华网

分类：报刊精选-old

创建于 2007年4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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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媒称中国传媒整天炒作娱乐明星 不重视科学家2007年04月04日14:46 [我来说两句(128)] [字号：大 中 小]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专稿：3月31日夜晚，北京大学百年讲堂星光熠熠。不过，不是每一颗星都受到中国传媒追捧的。杨振宁、陶一之、丁俊晖、谭盾、张霞昌、苏震西、章子怡、刘醇逸、刘翔、李安、陈易希11位杰出华人，在这里接受“2006影响世界华人”的殊荣。 英国广播公司4日撰写文章，题目是“除了章子怡，他们是谁？”，认为中国一些媒体只是重视报道一些娱乐圈的明星，而不够重视报道对中国国力增强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文章摘要如下。 3月31日,北京大学百年讲堂星光熠熠,“2006影响世界华人”颁奖会在此举行。没有入场券的北大学生，大声呼喊：章子怡，章子怡。除了章子怡，科学家的名字几乎没人知道。 翌日，北京的一些传媒只是在娱乐版发了消息。墨尔本市长苏震西、电影导演李安未能亲临颁奖会场，传媒除对章子怡和刘翔以外，几乎都兴趣不大，特别是对找到破解H5N1病毒方法的美国休斯敦莱斯大学女科学家陶一之、发明纸质电池的芬兰Enfucell公司首席技术官张霞昌、美国纽约市首位华裔暨亚裔市议员刘醇逸、以其名字命名小行星的香港科技大学学生陈易希不屑一顾。 颁奖会场外，没有入场券的北大学生，守候在百年讲堂门外通道上，等候明星现身，不少大学生大声呼喊：章子怡，章子怡。颁奖会上，主办机构安排了采访获奖者的记者会，获奖者领完奖下台就独自来到记者会场，接受传媒访问。章子怡出场引起记者的骚动，六七十名记者簇拥着她，闪光灯不停作响，规定五分钟的采访时间还不够；不过，陶一之、张霞昌、刘醇逸、陈易希出现时，仅七八个记者在场，一两个问题一问，不到三分钟，记者圈就冷场了，场面相当尴尬。接待获奖者的酒店，惟独将章子怡的住房免费升格为总统套房，令主办机构颇为尴尬，担心对获奖者有不公平嫌疑。 影星章子怡，似乎没有谁不知道的，人人都需要娱乐。她曝光率高，受万众喜爱，当是好事。不过，陶一之、张霞昌他们的发现和发明，也与每个人的生命和生活有关。科学家、发明家怎么就不是记者眼中的明星呢？ 科学家、发明家，不被传媒重视，这是社会的一种缺失。不能否认，他们多数是内敛的一群人，忙着创造发明，在电视上少露脸，也就难以被人们所熟知。正如这次获得杰出华人大奖的美国休斯敦莱斯大学女科学家陶一之所言，科学家在乎的是自己的研究和发明如何，并不在乎自己这个人是否有光彩。民众对科学家和他们的研究关注度比较低，确实存在这种现象。看来科学家还应该有另一种责任，即把自己的研究和发明告诉民众，让他们了解这些研究和发明与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传媒不追科学明星，追的只是娱乐明星，这无疑推动了当下一股又一股追星潮。近日，兰州女歌迷杨丽娟疯狂追星导致老父跳海悲剧一事，引起人们关注。媒体有当为与不当为，别再怂恿杨丽娟们在妄想中走得更远，留些篇幅，留些镜头给那些为人类同样带来创造的科学明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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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尤小立

分类：报刊精选-old

创建于 2007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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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看，目下中国大学在许多方面是落后于时代发展的，大家都注意到过分行政化对大学的负面影响，以为改变行政化以后，一切都会迎刃而解。但实际上，长期的行政化所带来的一系列行为方式、处事习惯，不仅会让大学“去行政化”的进程变得艰难和迟缓，而且也容易使“去行政化”发生畸变，行政化转换成公司化，从而远离大学的精神和理念。 最近，中国人民大学发生的“张鸣事件”就是一个显例。 在这里，无意涉及属于“私”领域的个人道德，我们要说的是“公”领域中的处事原则、处事方式和对问题的反应。 在二三十年前，单位内部的事由单位解决，在多大范围内出的事就在多大范围解决是纪律，也是不成文的规矩。但今天这个规矩显然不能适应互联网时代的要求。一旦牵涉权利，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在没有申诉渠道的情况下，在更大的范围内公布真实情况是个人权利的伸张，只要不违法，就属于正当行为。然而，张鸣教授在自己的博客中披露相关信息一事，却被指责为“打乱仗”，“不爱护、不维护学院的和谐”。在全国上下都在提倡建设“和谐社会”的时候，这个指责的弦外之音，相信对“运动”还有记忆的人都不会感觉陌生。 大学长期的行政化给学者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陈旧落伍的行政习惯和行政方式以及过度的反应只是其中的一个比较容易看到的表现。在那些看不到的地方，它的作用其实更大。近些年，大学仿佛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但许多变化都集中于面上，并未触及到大学的内核与实质。否则，也不会发生这次的“张鸣事件”。从另一方面看，“抓小放大”的领导方式，也让大学的行政能力渐行渐弱，以至于很容易产生独有改革的热情，一味地想“超前”，却找错了切实可行路径的现象。 浙江大学要求招收研究生的导师向学校付费一事，就属于这类“超前改革”。从大的方面看，它也是想“与国际接轨”的。可是，不考虑专业特点的“一刀切”所引发的包伟民教授拒招研究生，已经说明它的问题。事实上，浙江大学的这项改革政策早已引起文科教师的异议。私下里，浙大的老师们也没少抱怨，但均无济于事。包教授公开拒招研究生，也说明大学教授(教师)在大学中面临着本不该面临的巨大压力。 规定导师招研究生向学校付费的初衷是希望借此限制导师无谓地多招研究生，以便提高研究生的教学质量。但从当下中国大学看，导师多招研究生主要是研究生大量“增招”的结果。在研究生增长人数远大于导师人数增长的情况下，“一师多生”的局面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改变。 争创“世界一流大学”，努力“与国际接轨”是必选项。但一方面，不是所有国外大学的措施都适合现今中国大学；另一方面，不注意轻重缓急、适当取舍、有效推行，即使形式上“与国际接轨”了，也起不到切实的作用。 “导师资助制”的前提是大多数导师都有科研经费，建立公开化的科研经费申请、审批以及程序公正的平台，严格杜绝暗箱操作所带来的不公平、不公正和腐败的现象。没有这个前提，“导师资助制”就属于“超前改革”的范畴，只能缓行。 应该说，浙江大学此项措施并没有体现出大学改革的原则。因为事先包伟民教授也通过正常渠道与校方沟通，但未得到具体的答复。包教授是历史系的主任，他都没法与学校沟通，普通教师与学校之间又如何建立一个通气的渠道呢？ 从实质上看，类似的改革仍是一厢情愿，并未得到导师们的一致认可。在大学改革中，教师应该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换言之，教师没有被当做主体来看待，任何的新举措都只能是技术上的而非实质上的改革。 (作者：尤小立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07-4-9 22: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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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新浪博客-新浪网

分类：报刊精选-old

创建于 2007年4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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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行政化和大学衙门化造成的危害，已经有目共睹，在这里，我主要想讲一讲这“两化”对学生的戕害。 本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大学教育，就存在一个从苏式的专才模式，到比较现代的通才教育模式的转型问题，从教材，教法，培养模式诸方面，面临改革的巨大压力。一方面要接受新东西，一方面结合中国国情加以试验，摸索自己的道路。在经过多年封闭，加上文革破坏之后，应该说，局面相当困难。经过各方的努力，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学术转型和教学方式的变革方面，都出现了一些好的苗头，有了初步与国际学界接轨的迹象。 然而，恰是在这个转型的关键时刻，由于中央政府，主要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高调介入，大量政府资金的投入，在资金投入过程伴随着行政控制的空前强化，在所谓数字化管理的名目下，高校被迅速地拖入了评审学术、数字学术和大学结构衙门化的泥潭，居然强行依靠大量贷款，大幅度提高学费，开始全国高校大跃进。其中学生由于处于衙门结构的最底层，因此所受到的荼毒最烈。 首先，学生成了唐僧肉，而且是人人都可以去啃而且啃得到的唐僧肉。按道理，既然学生交了高额的学费，那么，学校里的一切服务就不应该再收费了，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自从对学生高收费以后，高校里，凡是涉及学生的事务，原本不收费的，现在都要收费了，原本收得少的，现在加倍了，小到打印个成绩单，复印个节目表，大到学生证，校园卡，一个成本不足两元的校园卡，能收到五十元。补考要收费，后来嫌收的少，干脆取消补考，强令考试不合格的学生重修，交高额的重修费。由国家下拨的学生实习费，论文打印费等等，能拖就拖，能减就减，能赖就赖。连学校的后勤部门，也向学生伸手，电费原来全免，现在要自己付费，学校食堂享受国家的免税待遇，但服务质量，却每况愈下，各个学校虽说程度不同，但饭菜的质低价高的趋势却势不可当。更令人不解的是，饭菜质量差，却不允许学生不吃，如果学生发动“罢餐”，那么领头的人，肯定要被严厉处分。 其次，学生成了廉价甚至免费的劳动力。学校的管理人员和老师，都可以随意支使学生，干这个干那个，甚至强迫学生帮老师做家务(真正出于学生自愿的不算)，稍有不满，就将被打入另册，学习期间别想有好果子吃。带研究生的教授们，纷纷把自己的博士和硕士生当成劳工，为自己做课题，从老师变成了老板。工科课题费高，还能付给点微薄的酬金，社会科学则往往分文不给，免费尽义务。很多教授从社会上以市场化的价格拉来动辄上千万的大课题，全让学生干，自己安享99%以上的课题费，以及相关的荣誉和知识产权。学生中流传着一句话，能干的学生和不能干的学生都毕不了业，不能干的，老板不喜欢，自然毕不了业，能干的，老板喜欢，但要他长时间地付出，轻易不能放走，也毕不了业。 其三，学生被培养成奴才或者愤青。人的大学生涯，本是求知欲特别旺盛，自主意识形成的过程，也是产生各种歧见、异见，形成不良习行的时期，加之一代代独生子女的登台，他们所受的家庭教育和中小学教育多少有点变形，心理不健康学生的比例，大有增加的趋势，更加重了大学教育的负担，需要学校加倍努力，小心应付才是。然而，事实恰恰相反，由于大学衙门化过程中，官场文化的大面积深度复制，在教师变成学官的下属的同时，学生则成了下属的下属，奴才的奴才。学校的各种管理，越来越严格细致，但要求只有一个，就是让学生听话，说的对要听，说的不对也要听，还不给学生任何解释，理解要服从，不理解也要服从，从来没有想过给学生哪怕一丁点自治的机会。老师的要求，合理不合理，都要服从，老师讲的东西，对与不对，都要照办，否则，考试不及格。在这种权力的高压下，学生的心理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重，听话的变成了奴才，不听话的，变成了愤青。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由于学术行政化和大学衙门化的高调推行，使得教师的素质急剧恶化。在行政化衙门化的各种管理和评价体系中，只有听话，自甘做奴才的教师，才能得到正面的激励，分到领导剩下的一杯羹，而真正做学问的，坚守自己人格的教师，则不是被迫离开，就是被边缘化，因此，教师的个人操守和职业道德，越来越劣质化。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坏事，教授们做不出来了。原本怀着崇敬心情进入大学殿堂的学子们，突然发现自己的老师，有着各种耀人头衔的老师们，居然都是这样的货色，渔利渔色，贪污腐败，侵占学生的成果，公开造假，甚至剽窃。心中原本尚存的一点具有正面价值的东西，迅速崩解，人格遭扭曲，心灵被玷污，本来纯洁的孩子，很快就会变得道德沦丧，没有责任心，什么都无所谓。 教师的身教靠不住，言教也大有问题。在教育行政部门数字化管理的目标体系面前，教师只能为完成数字而挣扎，或者取巧造假，教学认真的教师，得不到任何正面的激励，反而面临下岗、转岗的威胁。整个学校，最为马虎和将就的部分，就是教学。尽管教育部三令五申，教授必须给本科生上课，但由于考核指标重所谓的科研，轻教学的结果，到目前为止，依然官样文章，没有多少人把它当真。事实上，教学，越来越被教师视为可有可无的鸡肋，越来越得不到重视，随便缺课，请研究生代课，即使上课，也信口侃山，随意对付。面对现代化迅速发展的形势，学校没有精力，也不鼓励教师改善教学，变革教学方法，优化教材。教材的编写，变成了各个学校老师评职称，连带敛财的机会，教学方法的改革，仅仅蜗居在师范大学狭小的领域，其它学校，基本上无人操这个心。文科的学生，不知道如何查资料，不懂怎样检索信息，更不知道如何分析信息，归纳整理。强调动手能力的工科教学，实习部分，往往被减了又减，甚至变成纸上谈兵。都说大学生就业难，但目前大学生的培养，基本上还没有脱离文凭教育的范围，这样的学生，根本无法适应社会和市场的需要。 当然，我所说的，虽然是一种普遍现象，在各个学校的表现形式，恶化的深度是不同的，对于某些学校而言，还保存有一点传统，恶化的速度还不那么快，人们似乎还能忍受，但是，无论南北东西，哪个大学，其实有一点其实是相同的，就是无论条件怎样，传统有无，学术行政化和大学衙门化的趋势都在加速，今天比昨天糟，明天肯定比今天糟。 (2007-03-31　07:09:56 http://blog.s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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