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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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龚波

分类：报刊精选-old

创建于 2007年3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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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决策是现代组织管理理论的核心概念，是指组织中通过具有不同专业化分工的成员利用各自的知识和问题处理能力共同协调解决问题的过程。在一个高度组织化、复杂化的社会系统里，相对于个人决策而言，组织决策在决策主体、决策模式、决策权力、决策效率、决策风险、责任主体等方面都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优越性和更多理性。毫无疑问，现代大学的组织结构和设计决定了大学必须实行组织决策，而非个人决策。在我国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制度规定下，大学的组织决策过程主要通过党委会、党政联席会、校长办公会、校务委员会等集体议事来实现。然而，在理想的决策模型和现实的决策过程之间，在期许的决策效果和事实的决策效能之间，我们往往感到困惑和压力：困惑的根本在于组织决策、科学决策何以真正可能？压力的来源在于组织决策本身存在的局限和危险，由此我们不禁要问：大学的组织决策过程有没有陷阱？如有，应当如何规避和预警？ 陷阱之一：目标不准 大学组织决策过程的第一大陷阱就是决策目标不清晰、不准确，导致盲“目”决策。目标是大学决策的方向和指南，那种天真地以为大学组织决策本身会使目标清晰、准确，在现实中往往会误导决策的方向和价值。大学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也是一个耦合的、松散的有序组织，这种组织特性决定了大学组织决策目标的分散性、模糊性、不确定性和多主体性。大学行政决策事关学校有效运行的制度安排和方法路径，学术决策事关大学改革和发展的学科设置、学术研究、核心竞争力等根本大计，两种类型的决策都缺一不可，看似平常的决策行为，背后其实包含了大学发展的理念、战略、方向、思路等多方面内容。 任何决策都是从问题开始的。发现问题、发现目标、确定目标可参照以下的步骤：通过集体辩论找出大学决策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所在；将我们所关注的问题转化为可展望的、简洁的目标内容；将欲决策的目标与手段建立对应关系；从分解目标、陈述目标、实现目标等不同层面弄清目标的真正意义；要用价值标准测试大学的决策目标，并及时获悉全校师生的互动反馈。 陷阱之二：经验固化 在大学决策中，个体经验的作用被“经验”地赋予了组织价值，由于时间压力、注意力分配、权力差异等因素影响，大学的决策者们(党委书记、校长或由专家组成的群体)往往难以形成群体思维，不重视不同意见，把群体外成员的看法刻板化，以组织决策为名而行个人决策之实，形成决策的“小团体”，并把个人经验、“小团体”做法合理化、经常化、扩大化，紧紧抱住过去曾经做过的成功决定和让他们一举成名的策略不放，并把它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进行放大，这就埋下了决策的第二大陷阱：经验固化。 要规避经验的陷阱，大学决策者首先要勇于抛弃自我“理性”和“经验”的自负，承认经验和知识的有限理性，认识到组织议事的重要性；其次要超越经验固化的误区，有好经验是好事，但不能守株待兔，历史信息对组织的决策参考要慎之又慎；大学决策者关键还要善于学习，相互学习好经验，但不生搬硬套，从自己的经验中学习，学会独立判断而不主观臆断；要提倡组织学习，作为学习型组织，大学组织更需要学习、需要理智，通过学习优化组织，创新经验，改进决策。 陷阱之三：责任分散 个人决策的后果责任很大，但没有责任的决策则容易走向极端。大学组织决策面临的第三大陷阱就是责任分散、责任不明。现实中也不难看到，不少的大学决策备受冷视或一直没有执行、没有落实，尤其是一些与大学师生当前利益和关系不紧密，而只与学校长远发展休戚相关的决策始终难成定论或执行不力，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明确的责任机制、责任主体来督促、来保障。 完善决策的责任机制、落实责任主体、监督执行进程是规避责任分散陷阱的有效方法。大学决策要从决策前、决策中、决策后三个阶段明确责任内容，落实不同阶段的责任主体，分管校领导、决策专家、校务委员等都要界定职责范围和权限，做到权责分明，无责便是过；同时要强化决策执行的监督力度，通过公示、考核、监察审计、校内外评估等多种方式促进决策的责任到位。(作者为西南大学教育学院2004级博士研究生) ( 2007年02月17日 作者：龚波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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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柴葳

分类：报刊精选-old

创建于 2007年3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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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7日的北京大学艺园食堂，被大红的灯笼、炫目的彩带装点得年味十足。独唱表演、民乐四重奏、字谜游戏、互动抽奖……除夕喜庆喧闹的氛围中，在北京大学信息科学学院读大四的维族小伙艾地哈木·阿地力，从学校领导手中接过“春节大礼包”。那一刻，他收获的不只是温暖。 “共同建设、共同享有”是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对“和谐校园”的解读，学校的各项管理和服务也都紧紧围绕“和谐”这个中心做文章。 铺一道学生成长的阶梯 为了让寒假留校学生度过一个温暖的春节，北大专门成立了寒假留校学生领导小组，投入近30万元专款，协调党办校办、学工部等10多家单位，作出了周密的工作规划和部署。“把工作做在前头，才是真正为学生服务!”主管学生工作的副校长张彦说。 “从中学时的佼佼者变成北大的芸芸众生，好多同学都会不适应，是学校在最关键的时候帮了我们一把!”2006年刚从安徽阜阳临泉二中考入北大中文系的刘东说，刚入学那会儿所有新生都填写了一份心理调查问卷，填完后就把这事抛在脑后了。结果，国庆节后的第一周，他就接到了北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工作人员的电话，让他去中心“聊聊”。“那时正好是最不适应的阶段，聊过以后有问题就会主动去咨询。”刘东说。 张彦介绍说，为了帮助学生解决实际问题，学校将学工部中与学生利益密切相关部门相继独立，成立了学生资助中心、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等几个中心，由专门人员提供专业化服务。特别是2005年在全国高校率先成立的学生资助中心，自2006年起年投入10万元资助贫困家庭学生。 织一张凝聚人的“心网” “关心教师与关心学生一样，把各级各类人员安排好是教职工和谐的一个重要方面。”北京大学人事部部长周岳明说。 周岳明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人文学部对外汉语教育学院一名拥有硕士学位的青年教师参加了当年的教授职称评定，所在院系对他科研水平的认可给了他十足的信心。评定结果出来后，他却落选了，希望的瞬间破灭让他一时间难以接受，认定自己落选只是因为没有获得博士学位。于是,借着一次因公出国的机会，这位青年教师背着学校联系到美国一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后辗转至香港科技大学继续攻读。“连这位教师自己都认定他的这种举动肯定要受处分，连停薪留职的报告都打好了。我当天就把他的报告退了回去，告诉他没有处罚，只有两点，第一批评教育，第二补办相关手续。”对于学校宽容和支持的态度，这位青年教师在大感意外之余，也坚定了继续为学校效力的决心。 周岳明之所以敢于“宽松”、讲“人情”，正因为他手中持有学校创建教职工和谐发展氛围的“尚方宝剑”。闵维方介绍说，北大不同院系由于各自特点和发展方向的不同，在经济效益等方面自然地形成了一定的差异，学校范围内的宏观调控就是很好的平衡剂。“工商管理、法学、金融等办学收益好的专业要将部分收益上缴学校，纳入综合预算，进行二次分配，用于支持基础学科和长线专业的发展，并对教师收入进行适当调节。”闵维方说，此举有力地促进了学校内部和谐氛围的形成。 摆一张“平民化”的书桌 2006年7月2日，北京大学平民学校开学了。对该校学生宿舍管理中心的清洁工刘俊来说，或许是值得永远铭记的。 6年前的那次高考失利，让生长于湖南农村的刘俊加入了打工者大军。2005年，他成为北京大学的一名临时工。刘俊每天的工作就是骑着三轮车，清运宿舍楼的垃圾。在拥有近30000名在校生的北京大学，像刘俊这样的临时工就有3000多人。 2005年下半年，北大教育学院对校内务工人员作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其中近半数人处于16至25岁之间，76%的人只接受或部分接受过初中教育。对于目前学历和技能的评价，大多数人都认为学历水平和自身技能同就业市场的需求存在差距。 于是，一场以独创的“高校+志愿者”模式，横向联合学校工会、团委、后勤党委等校内管理部门的“平民学校”建设展开了。价值观、英语与计算机、法律维权、安全、专业技能等针对性极强的课程模块随之应运而生。 第一次，北大学子和学校保安走进了同一间教室；第一次，“校长信箱”里塞满了学生们表扬楼长的信…… “如果我们想建设一个和谐校园，就必须给更多人提供学习的机会和文明参与学校建设的素质上的必要准备。”闵维方说，如今他也成了平民学校的教员，几乎每一次课堂上的交流，都可以看到务工人员身上可喜的变化。 (本报记者　柴葳 2007年2月27日第1版 来源: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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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弗兰克·罗兹

分类：报刊精选-old

创建于 2007年3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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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高等教育纪实报》创刊40周年之际，曾任康奈尔大学校长的弗兰克·罗兹应邀撰写文章，回顾美国高等教育40年来的变化和发展，让我们一起看看—— 一位大学校长眼中的美国高等教育 40年来，美国高等教育喜忧孰多？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今非昔比，学院和大学发生了许多值得注意的变化。 学院和大学持续增加。1966年美国人口约为两亿，而2006年秋天达到三亿。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的教育需求，美国的学院和大学数量从两千多所增长到四千多所。各层次的学术机构都有所增加。 总数的增长既包括原有学院和大学的关闭也包括新机构的建立。将近六百所学院和大学被关闭，自然选择似乎在高等教育中一样成立。 营利性机构地位日益显著。营利性机构的招生数量占符合财务援助资格的学校招生总数的8%，这是教育界最大的变化之一。在1966年这些机构几乎不为人知，而现在约有九百所，其中最大的菲尼克斯大学网上注册总数达到近十二万人。 公立和私立大学招生数量比重发生改变。私立大学学生数量占高等教育人口的比重从1966年的约三分之一下降到目前的四分之一，这是从二战结束持续至今的趋势。 学生群体发生变化，教育更易获得。女性学生人数的增长是男性的4倍，大学中，女性和少数族裔持续增加，尤其是在从前受到限制的领域。 在除了博士学位外的各个层次学位获得者中，女性都多于男性，而新增的博士中有48%是女性，几乎是1966年的4倍。在研究生院以及专业性学院中，女性比例的增长是最引人关注的。1966年获得专业性学位的女性凤毛麟角，而现在则占据半壁江山。 少数族裔也有显著进步。四年制学院新生中非洲裔比例从40年前的5%上升到今天的11%。40年前，新生中拉丁裔的比例数据尚不充分，但现在已经占到7%。亚裔和印第安学生人数也在成倍增长。 学院和大学越来越国际化。虽然其他国家留学生数量增长速度超过美国，但2004年美国高等院校中有超过50万留学生，占世界的四分之一。在国外学习的美国学生从1966年的不足2.5万人上升到2005年的20.6万人。美国高校至少在42个国家提供学位教育。 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数不断增加。1960年至2000年间，获得学士及以上学位的人数增长两倍多，约占25岁以上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2005年，将近五分之一的美国成人拥有学士学位，约十分之一获得硕士或专业性学位。 信息技术改变大学面貌。计算机的发展为教学、研究、学生生活和许多其他方面带来极大的有利影响。整个世界和所有知识都在学生的指尖上。计算机化和学习质量间的关系是不易量度的，对计算机化的成本一直都有争论。 学生的背景和态度发生变化。自1966年以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高等教育研究所每年秋季对四年制大学新生进行的调查凸显了高等教育对女性的意义。40年来，新生中母亲拥有学士学位的比例从20%上升到52%，而母亲拥有硕士学位的比例则翻了五番，达到18%。同时，母亲为家庭主妇的比例由35%下降到不足10%。 相似的是，1966年至2005年间，女性学生中打算继续攻读法律方面硕士或专业性学位的比例翻了四番，医学和牙医领域则翻了将近五番，打算攻读博士学位的比例增长了两倍。 40年来，学生的态度有显著的变化，对禁止同性恋法律的支持减少，也不再普遍认为已婚女性应局限于家庭。现在，学生在才智及社交上表现得更有自信，对其在包括领导力及行动力等各方面能力都很有信心。仅满足于获得学士学位的人减少了，而期望成为优秀毕业生和期望自己挣钱读完大学的人增加了。 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同时申请三个以上学院的学生增加了一倍多。决定读大学的各种原因的重要性发生了变化，遵循父母的意愿或为了挣更多钱而读大学的学生增加很多。 现在，只有五分之一的学生热心环保，这个比例比上世纪70年代初减少了一半；关注人生哲学的学生则从86%减少到45%；关心政治者从60%下降到36%。使“经济状况更好”这个目标在学生心目中显得更加重要。从政治的角度看，与上世纪70年代初的前辈相比，现在将自己视为自由主义者的学生减少，更多的人认为自己是保守主义者。 在文化这个更广阔的层面上，40年来在高等教育界可供比较的数据几乎没有。毋庸置疑，不同类型的学院和大学之间、甚至可能在它们内部存在着显著的区别。一些持续的趋势应引起广泛关注。 公立大学获得的州财政支持不断缩水。密歇根大学现在的年收益中只有约8%来自于国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只有15%。尽管目前情况有所好转，但是州预算的长期缩紧更加导致所谓的公立大学私有化。而这种“私有化”只是单方面的——大学财政更多来自于包括学费的私人来源，但公立大学处理自己事务的自由仍受限制。旗舰性公立大学的命运应引起公众关注，因为它们对高等教育作出了主要贡献，无论是研究生、专业性的或本科教育。现在正是国家给予它们发展的自由并承担发展的责任之时。 学术同仁关系这一特征正在消失。“学校即社会”变成了利益冲突的委婉说法。也许“社会”如同青年一样不断变化，但是有意义的对话和同事关系的缺失产生的实际影响是很严重的。教育中不断增强的部门化和不断细分的课程设置给本科教育质量带来日益增长的威胁。同时，我们这个时代不断突出的挑战，如气候变暖、能源供给、可持续性、贫困、饥饿、冲突和战争、健康与疾病，等等，却超越了这些学科划分的界限。然而，由于职位委派和奖励被戒备性地限制在各部门之内，院校很难为解决这些重要问题提供全面的专家意见。 教师对学校的忠诚被腐蚀。取而代之的是遵从看不见的学派导向，比如专业性社团、学者协会和在线学者会议。有人争辩说，这种必然变化反映了前面提到的学术细分，也反映了终身教职的相对减少(40年来学术界终身教职由57%减少到35%)。另一些人认为，这个问题在研究型大学中要比在人文学院中更严重。如果事实如此，那么学校和学生会在高等教育的变革中将会更加弱势。 结构性改革仍然艰难。美国高等教育的目标、任务和资源之间的结构性失衡自1966年以来未得到改善。人员雇佣方面僵化的部门结构制度仍然限制学校适应新情况的能力。任何改变都很艰难，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之间存在很大的滞后性。 我们生活在国际化的时代，科学、技术、发明和创新是生存和成功的关键。然而美国目前在科学、数学、工程和技术专业的毕业生数量没有明显增长。据《经济学家》杂志的报道，每年印度有40万名工程师和20万名IT专业人才毕业，雇用一名印度毕业生的成本只是美国毕业生成本的12%。天才，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商品。当前教育上的国际排名可能预示着以后国家经济的排名。 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曾经断言：“大学的任务是创造未来，理智的思考、正确的评价会对此产生影响。”40年，我们欣然接受、坚信不疑并不断重申这一论断。 (作者　弗兰克·罗兹　系康奈尔大学荣誉退休校长，张严心编译自美国《高等教育纪实报》) ( 2007年03月01日 作者：弗兰克·罗兹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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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鹏

分类：报刊精选-old

创建于 2007年3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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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以院校审核为特色的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体系 英国素有大学自治和重视质量的传统，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由于英国的经济形势恶化以及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大学的教学质量下滑，政府面对大学的信任程度日趋下降，曾寄希望于通过建立一套评估系统承担起对教学评估质量进行评估的责任。然而经过20年左右的实践，这一改革被证明是不成功的，招致了社会各方的猛烈抨击。因而在2002年4月，政府不得不再次改变评估方法，以“院校审查”的方法，代替原先使用的“延续审查”和“学科评估”，把质量保障的责任重新落到院校自己身上，外部评估主要是确认院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的有效性。它标志着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体系的一次重大变革，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宣告了英国在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上对大学自治管理观念上的回归。 新的院校审查评估方法的最大特点在于：审查的重点不是直接评估高等学校的教育质量，而是评估高等学校内部质量保障机制的有效性，它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根据院校课程项目质量和标准的常规评估方式，评估院校内部质量保障机构和机制的有效性；第二，院校发布的课程项目质量和学术标准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可靠性；第三，院校内部质量保障过程在课程项目层次或院校层次运用的一些例证。 在审查过程中，审查组对院校质量管理与学术标准的可靠性及其课程项目质量与学术标准的信息发布的准确性、诚实性、完整性及坦率性进行审查和判断，并写成报告公开发布。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外部评估的实施者，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署(QAA)是一个非官方性的独立组织，其运行经费来自于与各高校拨款机构所签合同拨付的款项以及各高校的捐赠资助，主要面向社会、学生和高校负责，并不受英国政府的直接管辖，但也对高等教育各项政策的制定提供相关信息和建议。 美国：以认证制度为核心的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体系 美国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环境孕育了其以认证为核心与特色的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模式，它主要通过非政府组织的认证、排名和博士点评价等活动来保障高等教育质量，没有官方的专门评估机构，联邦政府不直接参与评估活动，但是众多认证组织需要经过民间的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CHEA)的认可。 美国高等教育认证机构种类繁复、数量众多，从类别上分，可以分为院校认证和专业认证，其中提供院校认证的既有全国性的认证机构，也有地区性的认证机构，此外，还有一个非官方性的组织———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CHEA)，它是对认证机构的“再认证”。 作为美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模式的基础和核心，它在高等教育内部以及高等教育与社会、政府的关系中具有多重功能。在高等教育内部，认证制度为高等教育市场提供了基本的标准，对市场的自由竞争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同时，认证制度又是一种内在的统一协调力量，使地方分权管理的美国高等教育能够在必要的时候协调一致应对来自自身和社会环境的各种挑战。在与政府的关系中，认证制度是一种政府管理的重要媒介，也是对政府管理的一种制衡。认证制度与政府之间既有联合合作的一面，又有对抗抵制的一面。在与社会的关系中，认证制度成为高等教育向社会传递信息之窗，同时也是社会公众参与高等教育管理之门。社会则需要认证制度提供关于院校和专业的信息，也通过认证制度参与高等教育的质量管理。 不同认证机构之间所使用的认证标准也不同，这正好因应了美国高等教育多元化和多样化的发展特征。认证活动和媒体推动的学校排行，国家学术咨询机构对博士学科的评价同时并存、相得益彰，政府主导活动和民间自律活动各不统属、互不排斥并能互相补充，使得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制度虽然机构众多，但整个体系却能够长期保持稳定，表现出多元、有序和稳定兼备的特点。 2006年9月，备受瞩目的高等教育改革报告《领导力的检验：美国高等教育未来指向》的出台，为美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质量要求，以认证制度为核心的高等教育评估体系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质量标准，顺应并促进大学的发展，同时还需要向公众和社会提供更有效的信息，增强透明度和绩效责任。 澳大利亚：五位一体的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体系 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州与地方政府、大学、大学质量保证署(AUQA)以及澳大利亚学历资格评定框架署(AQF)五方共同组成了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体系，各方职能明确，既合作又分工。联邦政府负责向大学提供资金，公开大学报告，以此促进大学质量，大学要向联邦政府提供质量保证计划和研究计划。州和地方政府根据有关规定负责所属大学的资格认定。大学负责自身的内部管理和质量保证。大学质量保证署(AUQA)负责开展外部质量检查，并提供最终的检查报告。学历资格评定框架署(AQF)负责大学的注册与学位的颁发。 在这五个主体当中，2000年大学质量保证署(AUQA)的成立尤为引人注目，它标志着澳大利亚新的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体制的全面建立。作为一个独立的、非营利性质的机构，它是由澳大利亚就业、教育、培训与青年事务部倡议成立的，但却独立于政府开展工作，作为一个中介机构，它在政府与大学之间都保持了适当的距离，从中起着重要的协调作用。 与英国和美国不同的是，澳大利亚建立起了高校与公众普遍接受的质量标准，但是这一标准的建立却是基础性的，它并不对高校的多样化发展产生根本的抵触，相反却是对高校自我评估和自我提高的一种激励，可以提升被检查学校或学术项目的声誉，同时通过统一标准的建立，参加质量保证体系的学校可以实现学分互换，从而给学生更大的选择权。 (朱鹏/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2007年1月29日第5版 来源:中国教育报 时间:2007-01-29 10:07: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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