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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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国青年报

分类：报刊精选-old

创建于 2007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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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天津1月10日电(张国 记者李新玲)由于发现两年前的一篇博士论文存在剽窃行为，南开大学日前撤销了一个已授予的博士学位，目前学校已经通知这名学生必须归还学位证书。 事件起源于一封举报信。接到举报信后，南开大学迅速作出反应，对这一事件进行认真核实调查，3周之内便依据调查做出了决定。 这名学生2001年起攻读博士学位，于2004年夏天通过论文答辩，从南开大学毕业并获得学位，目前在一所高校任教。学校认真复议了这篇论文，查证确实存在严重抄袭。事发后，当事人已向母校承认了自己的剽窃行为。 1981年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明文规定：“学位授予单位对于已经授予的学位，如发现有舞弊作伪等严重违反本《条例》规定的情况，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复议，可以撤销。” 2004年颁布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的决定》，对上述规定未作修改。 南开大学关于撤销该生学位的决议，是2006年年底新换届的学位评定委员会作出的。主席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校长饶子和。 12月30日，委员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认定这名学生的博士学位论文抄袭他人成果，严重违反学术道德，决定取消其学位。 饶子和说，净化学术风气，防范学术浮躁，严格学术规范，严惩学术腐败，从而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对南开大学的发展至关重要。此次事故为全校研究生及导师敲响了警钟。 高校因查出学术问题而撤销毕业生博士学位，在国际学术界并不鲜见。2004年，一位曾被看作是诺贝尔奖有力竞争者的德国物理学家，因涉嫌造假被母校撤销了博士学位，此举成为他“科学家生涯的严重挫折”。 “对任何学校而言，这都是一件大事”，南开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李靖教授坦言。 据了解，举报人在检举这名南开博士抄袭他人研究成果的行为的同时，提交了部分佐证材料。收到举报信后，南开大学研究生院第一时间与举报人取得联系，并感谢对方的监督。 处理报告显示，这名博士的学位论文与同行的有关论著在观点和文字内容上有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根据掌握的相关文献资料估算，论文前5章的核心观点与他人的论文观点相同或相似之处占85%以上，文字内容与他人的论文内容相同或相似之处占70%以上。该论文的三处创新点或是归纳综合了他人观点，或是与他人观点相似。尤为严重的是，文中使用的一个模型与他人的完全相同。总体而言论文的创新之处不能成立。 南开大学副校长佟家栋说：“虽然很遗憾也很痛心，但对学术腐败行为，我们决不姑息。”他表示，撤销其博士学位看似残酷，实则是对当事人、对学校、对社会的责任与尊重。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07-0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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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于 2006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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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老师是今年7月份从一重点高校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在2005年11月份举办的研究生专场招聘会上，她无意中向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投了一份应聘简历，不到一个月就接到了面试通知。 “此前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去职业院校当老师。”华老师说，接到通知后，她开始是好奇，接着就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包括去学校实地考察，了解职业院校的情况。她发现，目前全国高职院校的招生已经占到普通高校招生数的一半以上，已成为国家高等教育的另一支生力军。近年来，高职院校成为高校毕业生的“新宠”。 今年11月中旬，教育部正式启动“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至少安排20亿元的专项资金支持100所示范性高职院校进行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对高职院校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奋力跻身“国家队” 如果能跻身100所示范性高职院校，无疑就挤进了高职院校的“国家队”，这让很多高职院校为之心动。打开各高职院校的网站，首页上几乎都可以看到“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建设申报材料”的新闻。 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也在为此忙碌。今年，该校总共招了近60名硕士研究生充实其师资力量。而在近三年间，该校共引进了160多名教师，其中90%是硕士研究生，还有副教授、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等高职称人才。当《科学时报》记者致电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潘绍来时，该校正在接受江苏省教育厅的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这次评估被称作是一次影响学校“生死存亡”的评估。 “它与竞争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直接相关。”潘绍来介绍，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必须首先在全国高职高专院校的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中达到“优秀”。2003年，教育部在全国高职高专院校中选定了26所作为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试点院校，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是江苏省唯一一所进入评估试点的高校，但由于该校1999年才被教育部批准独立升格为“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截至2003年，该校还没有两届毕业生，他们只以“良好”通过了评估。今年，他们再次请教育部专家组来学校评估，希望能获得“优秀”，拿到进入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的“通行证”。 “现在，高职院校之间的竞争很激烈。”潘绍来告诉记者，2006年，国家启动第一批30所示范院校的项目建设，尽管挤入第一批示范院校的几率非常小，但谁都不想放弃这次难得的机会，很多学校都在通过各种方式为能挤进“国家队”而尽力。这种竞争事实上也对高职院校办学质量水平的提高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探索中国式职业教育模式 12月11日，由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教学工作委员会教学过程研究会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技术与职业教育研究所举办的新经济与职业教育教学创新论坛在京召开。论坛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探讨现阶段我国职业教育教学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 “据我所知，仅这个月，职业教育方面的研讨会或论坛全国就有十来个。”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技术与职业教育研究所所长赵志群向《科学时报》记者介绍，有关职业教育培养模式、课程设置等问题的探讨是当前职业教育界最热门的话题。 提起探索职业教育模式，在职业教育一线工作多年的潘绍来深有感触：“我们当前仍缺乏比较成熟的适合中国本土特色的办学模式。而这正是从教育部到各个高职院校现在都在摸索的事情。众所周知，职业教育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培养服务于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的应用型、技术型或技能型人才，但是究竟怎么培养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潘绍来介绍，现在有一种比较流行的培养方式叫“订单式”培养。2002年，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也开始与江苏省东源电器公司合作进行“订单式”人才培养。其基本做法是根据企业生产、技术实际，校企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共同实施专业教学。学生、学校、企业三方签订合同，企业为学生支付在校期间的学费，部分学生通过这种模式实现了免费上大学，学生在预就业期间直接到企业顶岗实践，并承诺为企业工作、服务若干年。近三年来，企业为该校学生提供助学金、奖学金、学生科技比赛基金每年达80多万元。目前，学校已与300多家企业建立了定向培养与就业关系，与江苏大生集团、联发集团、华诚软件、益联集团等企业建立了紧密的“订单培养”关系，首期大生班、联发班学生已顺利走上了各自的工作岗位。2006年初，他们还出台了《“订单式”人才培养管理办法》。 “但是，学校和企业建立联系并不容易，”潘绍来说，“订单式”培养毕竟是一种特例，它不能适应所有的专业，也不是所有职业院校想推就能推的。寻找合适的培养模式仍是让很多职业院校大伤脑筋的事情。 赵志群介绍说，世界上主要有三种职业教育模式：学校教育模式、企业培训模式和“双元制”模式。我国采用的主要是学校教育模式，它可以通过政府调控，保证一定的统一标准，并较好地实现职业教育的“教育性”目标，但对市场、企业的需求反应比较慢，培养的学生容易与企业、市场需求脱节；企业培训模式，如日本就采用这种模式，其培养内容完全按照企业需求进行设置，这个模式与日本的终身劳动雇佣模式相对应，但难以在全国建立可流动的劳动市场；“双元制”模式以德国最为典型，要求学习者一面要在企业接受培训，一面要在职业学校接受教育，而在企业接受培训的时间约占整个学业时间的70%左右。这一模式结合了前两种模式的优势，但它太特殊，较难推广。目前，很多国家通过各种手段来开创新的职业办学模式，如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school to work”，澳大利亚也对原来的TAFE学院进行了较大的改革。 “国外的模式不能照搬到中国，中国要形成既适合国情又符合职业教育规律的职业教育模式还要付出很大努力。而且，市场经济是个性化的竞争，高职院校也正在从共性转向个性。各个职业院校要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必须找到科学的学校定位、课程设置、培养模式等。”赵志群指出。 投入不足阻碍前进步伐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至2004年，全国共有中等职业学校约1.45万所，高职高专院校1047所(其中职业技术学院872所)。我国初步形成了以政府办学为主、社会力量参与的职业教育办学格局。但是，国家打算设立的100所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在所有高职院校中所占的比例不足10%。若挤进了这支“国家队”，就能从国家获得一笔专项资金，改善教学试验实训条件，地方也会按要求给予一定的支持。那么，其余的90%的高职院校又该何去何从？ 潘绍来说，目前人们还是有一种误解，认为职业教育的成本应该比普通本科教育低，无论从中央财政还是地方财政，其投入的大部分教育经费都放在了普通本科院校，这种状况对职业院校的发展极其不利。 赵志群指出，对职业院校投入不足是影响职业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如2002年，上海职业中学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为3759.40元，低于小学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4989.66元；2002年～2004年广州市中等职业学校财政经费10.1亿元，而同时期该市仅对创建示范性普通高中的投资就达23.1亿元。这种教育经费投入上的不平衡，人为拉大了职业院校与普通学校业已存在的差距。“这还是两个比较好的地区，其他地方的情况可想而知。”现在，很多高等职业教育的学费比普通高等教育的学费高得多，大部分职业院校的发展是靠学费来支撑，一旦招不到学生，就没有经费来源，没有经费就不可能发展，长此以往只能形成恶性循环。 赵志群说：“职业教育应该加强技能训练，但是现在很多职业院校由于条件不够，只能'在黑板上开机器’。可以说，现在的职业教育缺乏实际锻炼的机会和条件，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又怎能适应企业和社会发展的需求？” (来源：科学网　作者：张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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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于 2006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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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驻华使馆教育参赞已经到了，介绍会很快就开始。”刘育锋放下电话，快步走出办公室，下楼迎接参赞。会议室里准备工作就绪，十几位参加“教育部2006年度职业技术学校骨干校长高级研修计划”的校长即将前往澳大利亚进行为期一周的培训和考察。从2004年开始实施这一计划以来，教育部已经培训了900多名校长。 11月28日，《科学时报》记者在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采访时看到，国际合作与比较教育研究室主任刘育锋研究员正在紧张筹备赴澳大利亚培训前的情况介绍会。“我把澳大利亚驻华使馆的公使衔参赞请来了，给学员们介绍情况。”她说，参加研修的都是省级以上重点职业技术学校的校长，研修班每期6个月，采取学员在职自学、国内集中学习和国(境)外考察相结合的形式。“国内学习部分是委托给北京师范大学等11个全国重点建设职教师资基地来完成的，我们则负责国外考察部分。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非常有特色，效果也很好，所以这次组织学员们去考察当地的职教情况。我们的所长助理姜大源研究员前几天刚带队从澳大利亚回来，收获非常大。”刘育锋说。 “马鞍型”与“世界第一”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978年～1998年是数量发展期，1999年～2002年是改革过渡期，2003年～2010年是质量发展期。现在正处于职业教育质量大幅提高的时期，我国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为提高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出台了许多政策和措施。”姜大源的这番论断曾在2006年2月的亚欧会议上引起极大的反响。 他告诉《科学时报》记者，那是亚欧会议第一次涉及职业教育与培训内容的对话，来自亚洲及欧盟19个国家的职教与培训领域的官员和专家70余人聚集柏林，探讨各国“如何全面增强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吸引力”。作为六位专题发言人之一，姜大源介绍了中国的职业教育情况，德国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当即希望报告内容能在德国《职业教育的科学与实践》杂志上发表。 “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呈'马鞍型’，目前正处于上升和恢复时期。”姜大源说，1978年到1998年是职教高速发展期，特别是从1996年到1998年，职业教育占高中阶段在校生总人数的58%；1999年到2002年，是改革过渡期，职业教育发展处于低潮，在高中阶段所占比例从58%降到了38%；2003年以来进入质量发展期，我国政府对职业教育更加重视，并确定到2010年，要让我国职业教育在高中阶段所占的比例上升到50%。 实际上，根据教育部统计，2005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656万人，基本实现了年初提出的扩招100万人的目标，在校生突破1600万人，招生数和在校生数均再创历史新高。高等职业教育也有很大发展，2005年全国高职院校招生268万人，占普通高校招生数的53.14%，在校生713万人。 在亚欧会议的主题发言中，姜大源还详细介绍了2005年11月9日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随后，相关配套措施频频出台，直接推动了职业教育的发展。 2006年3月，《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试行工学结合、半工半读的意见》颁布；10月又在山东省青岛市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半工半读试点工作会议，发布了《关于在部分职业院校开展半工半读试点工作的通知》，表明我国职教改革与发展进入了更深层次、更为关键和核心的领域。 4月25日，教育部职业和成人教育司出台了《关于大力发展民办中等职业教育的意见》，进一步提高了对发展民办中等职业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8月，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完善中等职业教育贫困家庭学生资助体系的若干意见》和《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同时，中央财政“十一五”期间将安排40亿元，从2006年起每年安排8亿元设立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这对完善中等职业教育贫困家庭学生的资助体系，加大资助力度，吸引更多的初中毕业生报考重点职业学校，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具有重大意义。 10月1日，《中外合作职业技能培训办学管理办法》经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批准正式施行。这说明国家鼓励引进体现国外先进技术、先进培训方法的优质职业技能培训资源，鼓励在国内新兴和急需的技能含量高的职业领域开展中外合作办学。 11月，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向新闻界公布了《关于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预计至少要安排专项资金20亿元支持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该项目的实施对于推动、带动、促进中国高等职业院校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央财政对高等职业教育划拔专项资金，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 姜大源认为，中国的职业教育现在有三个“世界第一”：发展速度世界第一，发展规模世界第一，在世界上率先提出了建立一个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即初等、中等、高等职业教育。但是，我国职业教育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所以才会导致发展过程中的大起大落，这也是姜大源长期以来试图构建中国自己的职业教育体系的主要出发点。 职业教育需要坚强的理论支撑 “我在工厂待过十几年，在德国前后也待过十几年。这些都影响我从一个理工科毕业生转变成了今天的职业教育研究人员。”姜大源1970年从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毕业后，被分配到煤炭部天津煤矿专用设备厂工作；1981～1984年赴德做访问学者；1987～1992年第二次赴德，任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教育处二秘、一秘；1997～2002年第三次赴德，任教育部中国留学生服务中心柏林分中心主任。从当访问学者开始，他就一直关注德国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模式。 从1992年到1997年，姜大源围绕德国的“双元制”模式、德国的职业教育思想、现代职业教育课程的开发等专题，在专业杂志和有关媒体上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累计30多万字。与此同时，作为总报告的主要执笔者和一些分报告的执笔者，他参加了教育部“八五”计划国家级重点科研课题“借鉴德国'双元制’经验，促进我国职业技术教育改革的研究与实验”的研究工作。这项集体研究成果获得了教育部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 课程是最终实现教育目标的手段。对德国的课程模式有着很深感受的姜大源，把职业教育课程研究确定为自己工作的一个方向。该项工作的一个重要研究成果是1998年他与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多位专家合作编著出版的《职业技术教育原理》一书。在这部书中，姜大源对职业技术教育课程的基本概念、形态、类型、开发原理和方法作了系统的梳理和阐述，他开始尝试跳出传统的课程结构框架，从分析职业、教育及二者相互关系入手，构建全新的职教课程观。他所提出的职业技术教育课程的定向性与能力观、应用性与基础观、整体性与过程观(即“三性”、“三观”)，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至今仍在主导和影响中国职教课程改革方向的基本理论。 2002年，姜大源第三次从德国回来。“我带回来的有关职业教育的各种材料足足有320多公斤，远远超出了托运限制标准。”他的研究工作在一个新的台阶上迅速展开，他开始着手“当代德国职业教育主流思想”的研究。回国后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论世界职业教育发展的主体脉络》。在这篇近两万字的文章中，姜大源把他近几年对世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职业教育跟踪研究的结果作了一次总结。文章引起了很大反响，许多媒体都作了转载。 《论行动体系及其特征》是姜大源回国后发表的最有影响的一篇论文。根据对德国职业教育“行动导向”教学的比较研究，结合国际教育界的“行动研究”理论，他在对行动导向教学的本源、内涵和结构作了全面解读的基础上，提出了与学科体系相对应的具有职业教育特征的“行动体系”概念，并据此确定出新的职业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框架。 “对中国职业教育而言，既需要解决方向性问题、路径性问题，也需要解决操作性问题、方法性问题，后者对基层学校、对几千万的师生也许更为迫切。”姜大源说。 在深入研究过程中他发现，由于职业属性的原因，职业教育的专业教学与普通教育、高等教育的专业教学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范式上都存在着许多不可调和的冲突。他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景在于，将对职业和职业教育至关重要的“所有认识”看成是另一类科学，并在此基础上创建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理论。这门科学与技术科学、工程科学、管理科学、经济科学、劳动科学等属于不同类型，但却处于同一层次，可以称其为“职业科学”。“德国是最早在世界上提出'职业科学’这一概念的国家。”姜大源介绍说，假如“职业科学”被作为职业教育和职业教育学的基准科学，它就应该进入我国的一级学科系列。不过，姜大源坚持认为，要推出一套完善的适合中国国情的职业教育理论体系，还需假以时日。 给职业教育一个平等的地位 “既然中国政府比任何国家的政府都重视职业教育，那么，中国要怎样发展职业教育？”采访中，姜大源自问。他说，职业教育能为国家排忧解难，能担负起几亿农民由农村向城市转移过程中需要的职业技术的培养工作；也能帮助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学习新技能的问题。 “职业教育不仅能满足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求，而且能满足个人发展的需求，但后者却一直被社会舆论所忽视。如果重新定位职业教育，应当落在满足个人发展需要上。社会舆论总是认为，接受职业教育、从事职业教育、研究职业教育都是二流、三流的，职业教育的地位比普通教育的地位低。我不同意这种社会舆论，我认为，职业教育其实就是对具备另类知识特点的人进行培养。当然，如果政策上能够给予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同等的地位，将会极大地影响人们的传统观念。”姜大源认为，最好的教育应当是最适合个人发展的教育。 记者在职业教育振兴论坛上采访时也发现，官员和学者对这种普遍存在的偏见表示担忧。 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认为，职业教育目前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存在着许多困难和问题。例如，职业教育的生源质量问题，家长不愿意孩子选择职业教育，拼命要求孩子上好的大学。尽管教育部门有很重要的责任，但这不是教育部门能够解决的，它涉及到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一观念仍在影响不少学生家长。另外，技能型人才短缺问题已被反复提及，但如果没有让他们实现自己的价值，社会上不认同，愿意从事技能工作的人仍旧不会增多。 中国少年研究中心最近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的青少年不愿意上职业学院，其中有57.4%的中小学生希望能读到博士，54.9%的父母希望孩子能够获得博士学位；生源质量上，普通教育要高于职业教育，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大多数是考不上高中和大学的学生。人事部原副部长徐颂陶指出，发达国家与我们的情况正好相反，人们往往根据自己的兴趣来报考各类学校，因此很多优秀学生也报考了职业技术学院；在数量上，发达国家学生有60%以上进入职业学院，美国、德国和瑞士达到69%，我国则是大部分进入普通学校。 姜大源告诉记者，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体系能达到研究生教育水平，也就是说，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能学习研究生水平的课程，并拿到研究生的课程证书。由于有完备的资格认证体系和学分转换体系，从中等职业教育到研究生层次，澳大利亚的学生可以选择从职业教育转入普通教育，也可以从普通教育转入职业教育。 而德国与澳大利亚不同，采用以“双元制”为主的职业教育模式，即将传统的“学徒”培训方式与现代职业教育思想结合起来，企业与学校合作办学。这种模式特别重视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毕业后将获得职业资格，持有这种职业资格的人具备了与实际职业需要非常接近的能力。而且，德国人很尊重职业院校的教师，在世界上只有德语文化圈的德国、奥地利、瑞士，把职业院校的教师培养及其相关的职业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设置。 “中国对世界教育作出的贡献将会是职业教育，而且更大的可能是高等职业教育，因为中国有13亿人口，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有世界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在中国走向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之中，职业教育有一个世界最大的'试验场’。如果这场试验成功，职业教育将成为中国提高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它将为世界各国作出榜样。”姜大源说。 (来源：科学网　作者：李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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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于 2006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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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月11日～12日举行的新经济与职业教育教学创新论坛上，广州市教育局教学研究室教研员辜东莲介绍了广州市承担的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计划国家重点课题“职业技术教育与中国制造业发展研究——广州市职业技术教育与制造业发展研究”子课题的研究情况。 辜东莲向《科学时报》记者介绍，自2005年开始，广州市教育局组织近90位研究人员对广州市的汽车、装备、轻工、电子、纺织、建材、化工和医药八类制造业，130户不同类型的企业，以及37所制造业职业院校进行了调查研究。调查对象包括2896名制造业企业的在岗职工、2501名制造业企业的职业院校毕业生、102名制造业企业人力资源负责人和20名制造业领域外资企业或中外合资企业外方的负责人，最后在对50多万个调查数据和现场录音、记录的分析下，于2006年4月出版了其研究成果《广州市职业技术教育与制造业发展研究》一书。 三大矛盾与三大反差 辜东莲介绍，此次研究主要是梳理了广州市职业技术教育与制造业发展之间存在的问题，其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三大矛盾、三大反差。 其中，三大矛盾主要是：制造业发展速度的加快，但制造业技能人才的培养相对滞后；制造业复合岗位快速增加，但培养复合型人才的难度相对较大；制造业高技能人才需求大，但高技能人才培养途径狭窄。 三大反差则体现在：企业用工的高素质、高能力要求与制造业招生的低素质现状之间的反差；家长学生对职业教育的高成本投入、低支付能力与制造业岗位低待遇回报的现状之间的反差；社会进步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年轻一代多元化的价值追求与制造业职工实际工作时低水平的工作环境、低发展空间的工作岗位、低社会地位之间的巨大反差。 以收入为例，辜东莲介绍，按照2002年广州市职工的工资水平状况，家庭人均月收入在1501元～2000元的属于中等收入水平，其下是中等以下水平。广州市城市经济调查队等5部门的联合调查，对2002年广州市职业学校4500名应届毕业生的家庭收入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有79.20%的职校毕业生家庭处于社会中等以及中等以下收入水平。 此外，他们还比较了2000年～2004年广州市制造业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和广州市的职工平均工资。2000年，广州市制造业企业职工的工资占全市职工平均工资的79.94%，2004年则下降为69.04%。“由此可见，广州市制造业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与全市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在拉大。” 辜东莲分析说，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制造业企业发展与从业人员的社会经济利益关系不协调；相对封闭的职业教育体系和制造业市场经济开放环境下的行业企业高速发展的现状不相匹配；职业教育的多元社会功能与对职业教育提供的社会支持很少的不对等；教育结构与社会人才结构的严重错位，学校输出的职业人才和企业输入的人力资源没有真正地对接等。 通过课程改革推动职业教育发展 “我们针对调查研究的情况对职业院校提出了一些建议，其中最核心的是职业性的技术课程建设问题。”辜东莲介绍，目前，他们已经把职业技术学院课程建设作为“广州市职业技术教育与制造业发展研究”课题第二阶段的研究目标。 辜东莲说，为了适应广州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多年来广州市的职业教育学校已开展了不同层面的改革，但效果和调研的情况还有距离，用人单位对职业院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并不完全满意。他们认为学校输送给企业的不是“人力资源”而仅仅是“劳动力”。员工进入企业之后，还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企业培训才能真正适应企业的需要。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职业教育的课程设置，包括课程开发和实施，事实上还不能完全满足企业的需求，这是影响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能否适应企业需求的最关键因素。”辜东莲介绍，参加此次论坛的前一个星期，她去了东莞本田、奥迪、丰田等销售维修企业进行考察。本田的一家“4S”店将员工的技术等级分成十级，无论是来自职业院校毕业的学生还是本科生，到本田工作，必须先接受技术等级的考核，根据考核的情况确定工资待遇；奥迪企业采用总公司设计的“外飞检查”和企业内部设计的“内飞检查”两种标准对技术员的维修技能水平进行考核。 “这些技术要求与国家职业技术标准有所不同。”辜东莲说，职业技能的要求除了包括国家的标准，还应该有行业、企业的标准，而这些都是职业教育应该考虑的问题。 他们在调查中还发现，企业和员工在看待基本素质和职业能力方面差别很大，企业更看重员工的基本素质，而员工看重的是职业能力；在技能人才应具备职业能力这一点上，企业与员工的看法基本一致，但侧重点又有所不同，企业看重的是员工的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而员工看重的是专业能力。 “这正说明了我们以前的课程设置、教育方法、教育模式过于强调应试能力，把学生当做一个教育的'产品’，而忽视了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的成长和可持续发展。”辜东莲指出，在广州市的职业教育课程改革中，他们会在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的指导下，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以职业实践活动为主线，构建与生产实际紧密结合、具有鲜明职业教育特色的课程体系和运行机制，为学习者的职业生涯发展服务，为行业和企业高素质技能人才需求服务。 (来源：科学网　作者：张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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