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辩之夜,教研室挤满了学生,每个参加答辩的学生没有时间陈述论文,老师也没有时间细心阅读学生论文,更没有时间对答辩学生进行提问和质疑,当然学生更没有充分时间进行答辩……”5月,几乎成了全国高校的“毕业论文答辩季”。正当大学里各种毕业论文答辩如火如荼举行之时,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一位教授、博士生导师却对此提出尖锐批评:本科生毕业论文答辩大多是“逗你玩”,普遍存在“走过场”、“搞形式”之弊,因此应当取消本科生毕业论文答辩。
 
在当今的大学教育中,“逗你玩”的事情岂止是本科生毕业论文答辩!类似的事例比比皆是。许多高校实行的所谓“学分制”,只不过对学生所修课程改变了一下统计方式,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弹性学制,学生很难提前修满学分,即使提前修满了学分也很难提前毕业,“学分制”的作用和效果大打折扣,在有的大学甚至形同虚设。由于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淘汰机制,大学几乎成了“严进宽出”的“保险箱”,只要进了大学门槛,学子们根本不需要“头悬梁、锥刺股”也能混学分、混文凭。大学生学习动力严重不足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正如复旦大学副校长陆昉所说,长期以来,应试教育使得学生成为训练有素的“考试机器”,学生习惯于在课堂上被动地接受,很少在课堂上对教师讲课内容提出异议或者质辩,这种教育方式使得大学生学习动力严重不足,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对此,大学恰恰缺乏科学的评价、矫正和管理机制。
 
凡此种种,都折射出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隐忧。虽然我们已成为举世公认的高等教育大国,但“大而不强”的问题非常突出。拥有3100多万学生的2700多所大学中,跻身世界一流行列的高校能有几所?国际论文发表总量居世界第二,但总被引用数仅居世界第七;许多高校在办学方式和培养模式上亟待加强,育人质量受到社会质疑:高校“高”在何处?大学“大”在哪里?
 
世界高等教育的竞争,说到底比拼的是质量。这几乎是“地球人都知道”的道理。问题在于,当我们的大学在“逗你玩”的时候,高等教育发达国家提高质量的脚步没有放缓,更没有停滞。新世纪以来,欧美掀起了新一轮提高教育质量的浪潮。从欧洲到美国,都推出了高等教育改革行动计划,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大国对高等教育引领创新发展的期盼更加紧迫,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步伐更快、举措更实。面对这样的态势,我们的大学还有什么理由“逗你玩”?还有什么资格孤芳自赏、沾沾自喜?
 
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个慢功夫,很难立竿见影,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需要脚踏实地,决不能刮浮夸风、患浮躁症,决不能急功近利。这样的教训过去不少,如果不认真反思和汲取,我们的大学难免会陷入另一种“逗你玩”的误区。
 
 
 
 
 
 

日前,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联合下发了《2012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通知》,计划招生规模达到584416人,人数是2003年的2.18倍,这意味着我国研究生年度招生规模10年扩招一倍多。
 
就在今年的4月20日,教育部明确提出,今后公办普通高校本科招生规模将保持相对稳定,持续长达13年的高校本科扩招将画上句号。
 
教育部在对大学本科扩招踩刹车的同时,又摊大了研究生教育的“大饼”。 而当前大学教育质量下滑,形成了“一蟹不如一蟹”的贬值链也是不争的事实。人们不由得想问:研究生不断扩招,高校如何保住教育质量?我们的人才培养,如何才能越来越好?
 
“掺了水”的教学质量
 
就读北京某理工大学的王霖博士,签约了航天部下属的研究院,现在他天天盼的是拿到毕业证,早点去工作。“现在的日子是倒计时了。”一想到不用给“老板”(导师)打工了,王霖心里就泛起隐隐的快意。由于当初在本校读硕博连读,王霖已经给“老板”打了五年工,现在还在带着导师门下的学弟学妹一起开工。几年来,王霖及其同门帮导师完成了不少项目,每个月导师会按照他们的劳动情况发几百到两三千元不等的酬劳,“大头都被‘老板’赚去了”。
 
王霖留心观察,发现不少导师都会经常在外边接项目,并把项目分解给门下的博士,每个博士再带领老板门下的一些研究生形成一个小团队工作。
 
与王霖有着类似烦恼的在读研究生不在少数。到研究生层次,有的师生关系已经异化为一种赤裸裸的“雇佣关系”,学术水平根本就难以提高,这已经成为人们公认的事实。
 
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王建民教授,曾经就“扩招中的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问题”做过专门的调研。在对高校导师的调查问卷中发现,经济、法律、管理等热门专业,一位导师名下的在校研究生数超过20人的比较常见。另外,一些教师为了增加收入忙于在外“走穴”,开办或参与各种培训班、辅导班,一身兼多职。这种结果,只能使研究生的质量下降。
 
一位大学的中文系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起上世纪80年代末读研究生的时光,“那时候导师总共才带4名学生,我们经常在导师书房聆听老师授课,到饭点大家围在一起吃饭,其乐融融。现在我每级带三四个研究生,总共带了15名学生。我自己还要做学术研究,分身乏术,实在做不到对每个学生都悉心培养,并且现在研究生自身的能力也有很大问题,能踏实做学问的太少。”
 
这位教授指出,扩招给高校研究生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教育资源紧张,包括师资力量、科研设备、经费等;二是生源门槛降低,学生整体水平下降。
 
与本科生的培养模式不同的是,对于研究生培养质量来说,核心的保障措施不是形式上的各种规定,而是真正的导师负责制,即导师对学生的招生、培养方式、培养内容、培养质量真正负责。然而,我国高校对老师的评价缺乏合理的监督和评价机制,并不看带学生的质量如何,而是看“参加过科研工作或发表一定水平的论文、著作”。
 
研究生扩招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教育质量,在导师越来越“忙”的同时,研究生的论文也越来越“水”。在教师层面,他们共同的感受是很多研究生无心向学。5月17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发表博文《走过场的大学》,称“无论是设计,还是论文,都是糊弄,而且已经糊弄很长时间了”,“ 很多答辩会,就变成恭维大会,你好我好,大家都好”。
 
张鸣认为,出现这样糊弄式的教育,关键是体制原因,高等教育从本质上讲,是个严进宽出的结构,“加上这些年扩招,大学膨胀,萝卜快了不洗泥,宽出,就更加宽得没边”。
 
就业不乐观凸显定位之惑
 
距离毕业仅剩下不足一个月,北京某大学历史系硕士林彦还在为工作纠结:选择在北京做社工还是到山东老家一所县中学当历史老师。
 
林彦有些后悔当初的选择,在山东曲阜师范大学毕业时,一门心思考研,当年没考上还在家拼了一年。现在林彦想当老师,结果发现不仅北京的学校招老师标准苛刻,连老家临沂市的中学也拒绝她,仅有一所县中学向她抛出橄榄枝,林彦自嘲道:“没想到兜兜转转,以为自己飞高了,结果4年以后还得回到原点。”历史之类基础文科专业在市场并不受欢迎,林彦及其同学能选择的面比较窄。“当社工,好歹户口能解决,可是这么多年的专业就这样荒废,我有些不甘心。”
 
近日,北京青年压力管理中心发布中国大学生就业压力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从近4年的数据看,大学生就业压力呈下降趋势;与去年相比,今年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期望月薪普降千余元。
 
研究生降低了期望月薪,但是用人单位对学历的期望值越来越高,人才高消费成为就业市场的普遍现象,不少单位甚至出现学历“查三代”的情况。
 
“现在是招硕士干以前本科生干的活,招博士干以前硕士干的活,尽管单位新人学历高了,技术水平却并没有上升一个层次。”一家软件公司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他的话也得到一位媒体总编的认同。这位总编讲到,以前报社招聘的学历要求是本科及以上,这两年都要求是硕士研究生,应聘者络绎不绝,“招六七个人能收到两三千份简历”,不过有的新人业务能力堪忧,“新闻系硕士连消息导语写得都不规范,真不知道现在的学生都学什么了?”
 
麦可思研究院的最新调研数据显示,2012届本科毕业生计划国内读研的首要理由是“就业前景好”。然而,读研后找工作真的会容易吗?《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表明,自考研人数首次突破百万的2005年开始,一直到2009年,硕士生就业率连续下降。2009年和2010年,硕士生的就业率均不及本科生。有很多硕士研究生就业层次与本科生就业范围重合,无疑导致了就业竞争更加激烈。
 
前几年,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一些高校将部分硕士研究生三年制培养模式改为两年为基础的弹性学制,其“探索”的结果是学生学术水平下降,同时也没有受到市场的过多青睐,到现在大多数已经悄悄改回三年制。
 
不过,日前,中国农业大学宣布拟将农大硕士研究生的修业年限将一律变为两年制。农大校长柯炳生表示,这些年硕士生就业率低于本科生和博士生,存在“高不成,低不就”的状况。未来硕士生培养定位,要从学术型转为应用型。
 
对于研究生,高校培养人才的定位摇摆不定。是按市场规律办学,还是按教育规律办学?培养学术型人才还是应用型人才?两种办学思路一直在打架。大多数读研的学生,他们的初心并不是要从事学术,不少高校对扩招进来的研究生仍按学术型培养,毕业出去后却与社会需求脱节,造成学术资源、社会资源的浪费,也是学生青春的浪费。
 
切勿走上本科扩招的老路
 
如今,考不考研,成为摆在很多本科生面前选择的难题。考研大军浩浩荡荡,考研热高烧不退。201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考,考生总人数达到169.6万人,相比去年有了9.6%的增长幅度。
 
在研究生持续扩招的鼓励下,不少学生为了考研,本科时期继续延续着应试教育,虽然踏入研究生之门,学术研究水平却不高,让学术资源无限摊薄,高校对其“宽进宽出”的做法,也让学术标准不断降低。而令人忧心的是,这些人中有很大一部分又顺利进入博士阶段,走上学术研究之路,做出的学问极其平庸,与人们对创新型人才的期望相差甚远。
 
研究生扩招在满足社会对高层次人才需求的同时,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教育部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提出建立动态调整机制,限制毕业生就业压力大、社会需求不足的学科和专业的招生规模,坚决限制科研项目和经费缺乏、培养能力明显不足的招生单位和学科专业的招生规模。
 
从本科生13年扩招之路来看,扩招不是提高人才素质、缓解就业压力的灵丹妙药。大学本科生扩招之后,中国一跃成为世界上高等教育规模最大的国家。但是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开始出现,高等教育走上了粗放型发展的路子。
 
如今,研究生扩招似乎正在重复着本科扩招的老路。学者杨东平担忧地指出,研究生扩招应与培养质量相联系,如果没有培养制度和教育内容的改革,仅仅是数量的增加,容易导致学历贬值。
 
的确,如果大学不做好内涵提升,还无限扩大在校生规模,这就偏离了大学的原来意义。高校由规模扩张向内涵发展转型,不能片面追求数量,还需要从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入手。
 
 
 
 
 
 

离谱:同一所大学,在不同排行榜的位次可以相差数十位
 
草率:国内多数大学排行榜都不公布其数据如何采集及研究方法等信息,有的只公布指标大类,有的甚至连指标体系都没有
 
渔利:有大学校长公开爆料,称有排行榜制作机构找上门索要赞助
 
规范:建立行业协会,对成员进行绩效评估及资质审核
 
中国的大学排行榜,怎一个乱字了得——看排名,同一所学校在不同榜单“跌宕起伏”;看指标,评价角度千奇百怪、数据来源不清不楚;看市场,机构鱼龙混杂、盲目扎堆“打榜”……
 
乱象:不同版本互相“掐架”,甚至爆出“竞价排名”丑闻
 
谁是中国最强高校?在武书连版的大学排行榜上,浙江大学力挫北大、清华,勇夺头筹;但武汉大学版2012年中国一流大学排行榜显示,北大成榜首,浙大居季军;5月,中国校友会网发布大学排行榜,浙大连前三都未能挤入。
 
更离谱的排名,还得往下看:中国政法大学,在中国校友会网的排行榜上位居第76位,但在武书连版排行榜上跌出百强,位列109;北京外国语大学,在中国校友会网上排名是124,在武书连版排行榜上退居181位。如此大起大落,难怪有网友直呼“大学排行榜天天都有,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当前存在武书连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网大论坛、中国校友会网、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等10多个机构、30多个不同类型的大学排行榜。也有不少排行榜仅发布过一两次,未能延续。除了学术机构推出的排行榜之外,商业机构的排行榜正越来越多地吸引着公众眼球。
 
在鱼龙混杂的大学排行榜中,不同版本之间互相“掐架”,不过是乱象的冰山一角。
 
评价指标不科学、评估过程不透明,成为大学排行榜的“第二宗罪”。有专家表示,国内多数大学排行榜都不公布其数据如何采集、每所高校各项指标的得分等信息,有的只是公布指标大类,不公布研究方法,有的甚至连指标体系都没有,只是笼统地“参考”若干别家排名,几乎闭着眼睛列名单,其客观性和科学性难以令人信服。
 
更令公众哗然的是,大学排行榜还爆出“贿赂门”丑闻:曾有大学校长公开爆料,称有排行榜制作机构找上门索要赞助;2009年,本报记者调查发现,成都理工大学于2004年、2006年两次邀请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负责人到校作报告,并分别支出数万元课酬费,该校在这个课题组的排行榜从2004年的116名上升到2007年的92名,不禁令人心生疑窦。
 
根源:部分高校欲借榜单提升声誉、展现成绩,社会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成长缺乏耐心
 
被认为是考生和家长择校“指南针”的大学排行榜,为何乱象频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大学评价研究课题组专家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大学排行榜公共性的缺失。这位专家称,大学排行榜应是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共有且共享的,应体现公共价值和公共利益。然而,随着高校和社会各方对大学排名的关注度与期望值的提高、高校借大学排名以提升声誉的强烈需求,大学排行榜的公共价值掺入了私利。
 
有高校专家证实,大学排行榜的确能满足某些人的私利:大学校长以此论证自己的工作成效;排名上升有利于招生宣传;在国际合作中被当成重要的参考依据。
 
在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执行院长胡娟看来,大学排行榜本来应该服务于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通过客观的评价作用对大学的发展起到正面的引导作用。但利益导向让某些机构和个人利用榜单来赚钱,这实际上是教育领域产业化和市场化的表现,而且是不成熟的市场化的体现。
 
胡娟说,“在评价大学时,很多排行榜不重结构,重规模;不重质量,重数量,一些指标不符合教育规律,甚至背道而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目前社会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成长缺乏耐心、存在急功近利心态的一种体现。”
 
武书连版大学排行榜被不少学术机构质疑,源于他的计算方法充斥着“数量”替代“质量”、“规模制胜”的逻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其官方微博上称:按照武书连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公布的指标体系和算法,加州理工学院人才培养得分在榜单中连前500名都进不了;巴黎高师勉强进入前500名,和咸宁学院、宜春学院的排名大体相当;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则排在60名左右,与南昌大学、河南大学排名位置相当。这样的指责被武书连认为是“胡编乱造”。武书连还用自己的评价体系推算出了与中科大截然相反的结论,以示评价体系无误。这样的争论,在不同的排行榜间并不鲜见。
 
对于高等教育规律认识不清的大学排行榜,危害有多大?“尽管要相信民众和社会会有理性选择,但如果不科学、不客观的排行榜一直存在下去,会混淆一些事实,误导部分公众,形成不好的风气。”胡娟说。
 
建议:对大学排行组织进行评估、取缔违规者,增加就业率、薪酬等应用性排名
 
大学排行榜的种种粗糙,该如何磨平?
 
在胡娟看来,大学排行榜可以由学术机构和第三方机构,站在中立的立场,以科学研究的态度来对大学的表现进行评价,“要从教育和学术规律出发,以人才培养为最重要的指标来考察,才能让大学排名更有价值。”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大学评价研究课题组专家认为,可从几个方面入手打造一个相对可信的排行榜。首先,应当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国际上有关大学排行的非政府组织发展迅速,如大学排行国际专家组(ITRG)于2006年发布了第一个高等教育排名的质量原则和操作范例——“高等教育机构排名的柏林原则”,于2011年11月通过了“大学排行国际专家组排名审计手册”,由此,成为了世界上第一家提供高等教育机构排名的认证机构。但我国还没建立起相对有效的行业协会或其他规范约束行业成员行为的组织。
 
其次,对大学排行组织进行绩效评估及资质审核,一方面有助于发现大学排行组织本身的不足,促进其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大学排行组织准入退出的基本依据,对于那些单纯以盈利为目的,对社会公众认知判断和大学健康有序发展产生误导效应的机构应责令其整改,必要时取缔其大学排名的资格。
 
而胡娟则认为,尽管事物都有普遍性的一面,但在做大学评价时,必须结合国情进行考虑,而不应该一味地学习西方和引进西方的标准。
 
上海交大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程莹表示,有关大学的综合排名,尤其是区分科研实力强弱的排名,目前已经足够,但仍然需要能提供独特观点的大学排名,比如对毕业生就业率、薪酬情况的调查排名,学生毕业后留学深造比例的排名、留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就业人数和比例的排名,每所高校学生在校期间与老师接触机会的多少等等。“这是学生们关心的内容,也可以反映每所大学人才培养的质量差别。不过,有关人才培养质量的指标如何合理设定,仍是难题,需要进行严肃调查。”程莹说。
 
 
 
 
 
 
 

“80%的大学生实习是跑腿打杂,很少有人被单位最终接纳就业。大学教学、学生学习的秩序却遭到了冲击。”在5月24日上午举行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百年院庆“中国经济学教育论坛”上,北大校长助理黄桂田炮轰“实习影响大学生学业”,他甚至呼吁在场全国各高校经济学院负责人共同禁止学生参加实习,以矫正这种“变态工作需求”。
 
黄桂田指出,当前许多用人单位在招聘大学生时一味强调学生是否有实习经历,似乎大学期间的学习成绩和表现不足以反映学生的品德能力,他直言这种做法已经冲击了国内经济学甚至其他学科的正常教学,学生到处参加实习,“学生在期末考试试卷上留言称因为实习,无暇学习,要我‘高抬贵手’;学生家长找我说孩子因实习无法考试,让我帮忙协调取消该课的选修计划。我知道这与实习有关,我只能沉默无语。”
 
黄桂田说自己曾做过一个样本调查,结果发现80%的学生实习基本属于跑腿打杂,很少有实习生能最终被该单位接纳就业。经济学硕士两年学制,其中一年半学科培养,半年撰写论文;博士生的培养期限由三年延长至四年,目的都是希望学生能沉下心来学习,结果这些时间都被用于那些无聊的实习,“作为老师,我真的很无奈。”
 
 
 
 
 
 

 

    2012年5月4日,对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吴恒来说,极不寻常。

    这一天,他创办的网站“掷出窗外”单日点击量创下65万次的最高纪录。

    这一天,吴恒接到上海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的电话,约他5月15日过去聊聊。

    掷出窗外网集纳了8年来的中国食品安全新闻,被网友和媒体称为“有毒食品警告网”,网站运行由志愿者完成,网友无需注册即可浏览。(本报2011年6月20日曾报道)

    让吴恒没有想到的是,5月11日他又接到电话,对方说,不让他过去了,决定来学校找他。至于原因,是因为对方的目的是来“交流学习”的,“既然是交流学习,就应该上门拜访,这样才能显示出诚意。”上海市食安办主任阎祖强说。

    意外的同时,吴恒还有点“受宠若惊”,他在博客中写道:“当有关部门愿意倾听民众的声音,而且愿意以一种‘礼贤下士’的姿态来倾听,这是进步,是值得肯定的。”他还特别向大家报告,网站从备受关注的5月3日至今已有近两周,其间并未受到来自官方的压力。“我的态度是,国家的现状并不那么美好,但还是值得奋斗。也许没有用,但还是要试一试,毕竟确实在一点一点改善。”

    吴恒与官员打交道的经验少得可怜。去年国家行政学院举办的食品安全部门负责人培训班上,吴恒被邀请作为消费者代表,做了一场报告,这是他第一次与城市管理者近距离接触。为了准备这次“约见”,吴恒做了大量准备,要把网友最关注的问题带给食安办的官员,比如年轻父母对于孩子能吃什么的担忧,比如主管部门如何消减疑问的措施。为此,他读完了微博和网上的3万条留言,“我的任务是反映民情:担忧、困惑、愤怒、希望。”

    5月15日下午,吴恒看到对方“浩浩荡荡”的一行9人时,还是有点震惊。在得知这个网站完全是吴恒自己掏钱做的时,食安办的工作人员表示,希望给予一定的技术和资金支持。这时,吴恒的导师张晓虹说,吴恒考虑到网站的公益性和独创性,有政府参与可能反而会造成不好的影响。对方爆发出一阵大笑,说表示理解,有时候确实会好心办坏事。

    拒绝了资金支持,但吴恒同意在掷出窗外网放上上海市食品安全投诉举报受理中心的网站链接的想法。他的初衷只是做一个新闻资料收集平台,但在读者的反馈中,他发现读者希望有一个举报平台,并获得更多知识层面的帮助和专家解读,“这样正好可以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

    吴恒给自己的总结报告拟了一个新的标题:《从掷出窗外到放到篮里》。“‘掷出窗外’是第一步,是引起对食品安全的警惕,要消费者、厂商和主管部门共同努力,才能把菜放心地放到篮子里”。 

    在说到特供时,上海市食安办副主任顾振华说,“至少主管食品安全的机构和其他消费者一样,是吃不上特供的。”

    吴恒坦言,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主管食品安全的官员,让他觉得“略有意外”。在此前自己的设想中,这次“约谈”很有可能不太友好,他想象过对方可能会官僚,会“顽固不化”,自己可能被封杀,被打压,但谈话后,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政府的看法。

    在会后合影时,对方坚持要求让吴恒站在最中间,主任和副主任分列他的左右。 

    “我写出的会议纪要可能会让人觉得我被‘招安’了,但做历史的人,必须要做一个忠实的记录者,不管别人怎么想,至少他们的表态是一个很好的信号释放。”吴恒说。 

    会后,食安办9名工作人员中的一个找到吴恒,告诉他,自己的孩子还在读高中,他看到了有关吴恒的报道,希望能到网站做一名志愿者。瞬间,吴恒觉得很感动。 

    会议结束时,吴恒被阎祖强问起以后的就业意向,既然不从事相关的职业,是否还会继续管理这个网站?“不管是不是学生,我始终是个消费者。”吴恒说,自己会一直将网站管理下去,“如果有一天,掷出窗外网不再是你想象中的掷出窗外网,请把它掷出窗外。”

    5月15日下午5时45分,上海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在官方微博上公布了和吴恒约谈的情况,“上海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副主任、市食安办主任阎祖强等一行今日赴复旦大学,与‘掷出窗外’创建人吴恒共同交流当前的食品安全工作。阎主任肯定了吴恒同学和其他志愿者为社会服务的可贵精神,鼓励他继续这项工作,通过这个网站宣传科学的食品安全知识,增强消费者维权意识,并表示政府将支持吴恒同学办好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