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就要毕业离校了，牟立明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赶紧找个地儿把自己‘卖掉’”。他的精力几乎全部投入到找工作中：白天早起参加面试，晚上修改并网投简历，没有面试的周末再去各个招聘会走场。
在忙活求职大业的同时，这位北京某重点高校计算机专业的大四学生不得不为另一件事分心——断断续续耗时近两个月的毕业设计和近3万字的毕业设计报告。
每逢毕业季，高校毕业生身上便背负着“两座大山”——“就业”和“毕业”。不过，不管是校内的BBS上还是校外的社交网站上，充斥的多是有关“就业难”的呼声，“毕业难否”则似乎从来不是个问题。
“我找到工作了还能不让我毕业？”抱着这样的心态，牟立明搬出就业难、实习忙的理由，向院系学生工作老师和指导教师交差，“混过去了就‘完事大吉’了。”
像牟立明这般应付毕业设计，在本科生中是普遍现象。前不久，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光电信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彭真明在科学网博客中明确表示——从今以后不再参与本科毕业设计的考评工作——此观点一出，再次引起了高校师生对“毕业设计走过场”的关注。彭真明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有的学生到最后甚至连起码的任务都还没搞清楚，答辩前东拼西凑就形成设计报告，这样的考评工作不做也罢。
毕业设计买卖成风，造假手段五花八门
文科专业的毕业论文能直接买卖，理工科专业的毕业设计也可以明码标价“代写代做”，这就是“学生们对待毕业的现状”，彭真明用“极其混乱”一词来形容。
杨琳是北京一名自动化专业的大四学生，和牟立明一开始就抱着应付的心态不同，她起初信心满满，准备好好做一个设计——“动态汽车的硬件原理与设计”，但在收到考研调剂失败的信息后，她改变了想法。
4月的一天，室友传来“可靠消息”，“本科毕业设计的要求并不严格，听师兄说，没有实验和数据也没啥大问题，即便设计的是一个失败的产品也没人卡，最终都会通过。”
“那还费什么劲儿啊？直接买！”于是，几个室友合计着去网上淘“成品”。杨琳花了200元买了一份与汽车硬件原理相关的电路设计，然后仿照其中的电路图，一小块一小块进行设计说明，照着葫芦画瓢，没多久就完成了毕业设计。
中国青年报记者在淘宝网站上以“毕业设计”为关键词搜索，有31052条数据出现。在这些从20元起步的“宝贝”（商品）中，最高价格达1680元，是一份名为“定制开发asp.net网站毕业设计管理系统”的商品，销量最高的是来自辽宁沈阳的毕业设计商品“计算机网站开发”，每月成交量达561笔。
将“商品”卖给杨琳的淘宝店主告诉记者，这些价格不等的商品也有档次之分，其中200~300元的属于 “半成品”，需要学生修改程序代码、填补实验数据才能完成；价格稍高一些，500元左右的，是属于不需自己再费一点力气的“成品”。
除了“公开买卖”，上网扒资料的性价比更高，用杨琳的话说就是“毕业设计三宝”——“复制，粘贴，过就好”。此外，一些同学也会效仿学长，“拜托”时间相对充裕的低年级学弟学妹，让他们帮自己做毕业设计，事成之后，“摆一桌美食犒劳即可。”
这些做法在高校老师眼中早已见怪不怪。彭真明在博客中写道，除了部分推免生，其他找工作、考研的学生的毕业设计大都是在面临学校进行的初期、中期检查时，才会草草应付一下，“没花什么心思”。
以那些考研的学生为例，成绩未公布、复试不结束，就不会静心做毕业设计。等考研尘埃落定时，已经到了4月底，接下来1个多月的时间里，要做实验、编程序，还要撰写3万字左右的设计报告，如此“高效”作业，毕业设计的质量、答辩时的表现可想而知；尤其是那些报考了异地学校的学生，一般需要提前1个月，甚至更早时间赶到所报考的学校准备复试，“毕业设计基本就是敷衍。”
学生让考评组为难，但老师不想为难学生
彭真明的这篇博文得到了不少高校教师的呼应。有教师留言说，彭写出了教师备受良心折磨的心声，一边是学术的水准，一边是学生的前途，学生在面临选择的同时，作为评委的教师又何尝不是？这也是彭真明宣称不再参与考评的最直接原因，“学生让考评组为难，但老师真不想为难学生。”
回忆起去年毕业设计答辩时遇到的一个学生，彭真明颇为感慨。当时，这名学生已经找到一份比较理想的工作，但其毕业设计却没有扎实的数据和有效的实验，如果照章办事，这名学生是很难通过评审的。这就意味着这个学生将拿不到学位证，“到手的工作也就泡汤了”。彭真明犹豫了。
最终，他“放过”了这名学生，给了61分。“因为60分不好看，61分表示过是过了，只是做得差一点，这样至少不会影响他的工作。”彭真明告诉记者。
“就业、考研”和毕业设计就像鱼和熊掌，难以兼得，时间少似乎是这一问题的关键。有老师建议，适当延长毕业设计的时间，应该可以改变当前毕业设计与找工作冲突的情况，比如，让学生从大三就开始找选题，在实习的过程中就确定毕业设计的思路，等等。
不过，类似这般从时间上动脑筋的想法并不具有太大的可行性。有学生指出，大三的学分虽不多，但大多是专业课，需要更多的时间泡在图书馆里进行深层次阅读，此外，高年级学生的实习实践活动也比较多，很难挤出一大块时间来做毕业设计。
“根本不是时间的问题！”有人在彭的博文下留言，“只要愿意做，想做好，毕业设计一定能做好。”在持这种观点的人看来，本科生的毕业设计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走形式，其原因不仅仅在那些学生身上，还与高校教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不作为”有很大关联。
燕山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刘新建告诉记者，在平时的教学工作中，一些教师尤其是资格相对较老的教授，就很少对学生的作业进行批改，而是多交给研究生助教来做。没了及时和有效的监管，抄袭便“处处开花”，而年级愈高，抄袭现象就愈严重。
“对那些平时习惯抄袭、找人代写作业的学生来说，在毕业设计(论文)上弄虚作假是一种习惯性的反应。”刘新建说。
学校绝不会让毕业设计拖就业率的后腿
到底是学生毕业设计的质量水准愈来愈差致使评委的评审标准逐步下降，还是因为评委的评判标准越来越松，让毕业设计的质量走上下坡路？这个有点类似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让不少教师感到困惑。
就毕业设计的考评工作来看，因为本科生人数众多，学校层面很难做到一一评审，不少学校便组织一些专家学者，对学生的毕业设计进行抽查。然而，由于专业领域不同造成的知识隔阂，使得专家们的考核也多着眼于形式，例如审查毕业设计报告字数的多少、工作量够否、图表规范与否等等。
具体到内容方面，还要依靠指导老师的“把关”。但是，扩招10多年来，教师少、学生多已是大多数高校都要面对的现实。刘新建说，他所接触到的教师中，一个教师最多的时候要指导二三十个学生进行毕业设计，“老师们分身乏术，没办法对每一个学生都进行非常细致的指导，其设计质量也就可想而知。”
这般“无能为力”的局面让身处中间的教师显得有些尴尬。山西大学一位姓万的教授看到彭真明的这篇博文后说，不止一个同行告诉他，“真要给某个学生毕业设计不及格，影响到了他的毕业和就业，家长会找来，学院管学生工作的副院长也会找来，甚至学校的领导也会来打招呼。”
“学校真的会催着评委赶紧给学生‘过’的。”万教授告诉记者，学校和院系都不愿对毕业设计“设太高的门槛儿”，如果学生迈不过答辩这道坎儿，就无法顺利拿到学位证书，出去就业自然受阻，这对于学校的就业率是个很大的影响，而学校绝不会让毕业设计拖了“就业率”的后腿。
近几年，高校统计就业率的做法虽然为社会舆论所诟病，但一直未曾停下脚步，其最终的数据不仅关系到高校的财政拨款和专业审批，还会影响到学校的形象和招生状况。“相比学校的‘生存大计’，学生的毕业设计自然成了两害相权取其轻中的‘牺牲品’。”万教授说。
“大学一旦开放，竞争会越来越激烈，而且不亚于企业之间的竞争。”近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新闻宣传工作研讨会上，该校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王利明说：“大学还像过去那样自我陶醉、自我满足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在担任这所知名大学的校领导后，这位著名法学家切实感受到了名校之间生源竞争的压力。“凡是世界一流大学都想来中国抢生源。”王利明说，连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都要来中国宣传，进行品牌建设，这说明大学间的竞争很激烈，大学的宣传工作也越来越重要。
王利明认为，学校的发展已经离不开宣传，大学要招到最好的学生，就必须建立一支优良的宣传团队，和媒体保持密切的联系。他说，大学的新闻宣传不是单纯的鼓与呼。如何应对突发事件，与媒体进行有效的沟通，使突发事件朝着圆满的方向发展，是一门学问。
大学生与老师在点名、出勤问题上斗智斗勇。斗智斗勇？用这个词多少让人感到有些悲哀。不过，我以为，用这个词来描述大学生千方百计逃课，又试图瞒天过海，以及老师变着花样出其不意地查考勤这个广泛存在于中国高校的问题，实在恰当。
在大学里，学生逃课的理由数不胜数对课程内容不感兴趣、在宿舍睡觉、上网玩游戏、陪男（女）朋友、做兼职……由此引发关系好的同学帮忙“代答到”、“代回答问题”的现象屡见不鲜。专业课还好，一到公共课，出勤率有时还不到三分之一。有时，我看着空荡荡的教室只有可怜的几个人来上课，不由得为老师心酸。
面对上课出勤率每况愈下的现状，任课老师也开始想出各种“奇招”回击。
有的老师乱序点名，不按常理出牌，让那些学号在后面的学生不再有接短信后赶到的侥幸心理；有的老师让每个学生在一张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下课后出教室一个人只能交一张纸，不能走“回头”路；还有的老师自身对逃课现象深恶痛绝，因此，对逃课的学生严惩不贷缺勤一次期末总评扣5分，扣到60分就取消其期末考试资格。对于学生点完名答个“到”就走的情况，有的老师更是以课前、课后两次点名来应对。那些第一次点名还在，而第二次点名不在的同学，不免给老师留下坏印象。
现在高校点名方式不仅多样化，还朝着数码化、高科技化发展。有的方式让人哭笑不得。
“咔嚓！”全班同学被眼前的一道闪光吓了一跳，讲台上的陈老师不知何时从口袋里掏出相机，让同学坐好后，给同学们“留影”。“看相片认人！”陈老师告诉同学，为了防止替点、漏点现象，就按照现在的出勤情况来点名。“以后喊‘到’的，请站起来让我确定。”
还有的老师精通计算机软件，自己设计出一个抽签程序，把全体学生的姓名存储进程序，上课时随机抽点，避免了按名字喜好点名。于是，每次点名大家都像是坐翻滚过山车一般惊心动魄，因为指不定抽到谁。
对于学生逃课问题，高校也想出了各种办法。比如。有的学校专门购买了高端仪器指纹识别仪，把每个班学生的指纹事先存储入库，每次上课前让学生以扫描指纹的方式记考勤，方便快捷，不仅能防止冒名顶替，同时也便于学校实时跟踪监控各班考勤状况。
大学赋予学生巨大的自由空间极少的作业，大片的空闲时间，丰富的选修课……但这种“自由”并不能成为学生放纵自己的借口。另一方面，高校的点名方式日新月异，却并没触及逃课的深层问题。如果让学生仅仅为了考勤表上那个“勾”去上课，上课又有何意义？只有从根本上解决学生厌学、老师教课不负责、学校管理松散等一系列问题，严重的学生逃课旷课现象才能得以真正解决。
近日，《中国高教研究》第5期发表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高教研究所“大学评价研究课题组”的学术论文《基于公信力视角的大学排名研究》，首次从学术的角度对武书连课题组推出的《2010中国大学评价》的指标体系和算法提出了若干质疑。
中国科大课题组对若干国际一流名校的“人才培养”得分进行测算，并将其纳入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2012中国大学总排名”中对比。结果发现，2011年在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全球大学排名中名列第一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其“人才培养”得分竟然无缘进入武书连排行榜单的前500名。
从1983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布第一个大学排行榜至今，大学排名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在国内诸多大学排行榜中，武书连“中国大学评价”影响最广，争议也最大。
为了回应舆论质疑，武书连课题组曾于2010年公布 “中国大学评价”的指标体系、计算公式和指标赋值等内容，并称这一指标体系是“公开、透明、可重复和可检验的”。
“我们按照武书连课题组的指标体系和算法对国内外部分高校进行复演、复算，结果发现这个排名存在大量以‘数量’代替‘质量’的评价指标与数据处理方法，由此得出的人才培养排名，违背了大学生态圈的实际情况，与人们的实际认知不符。”中国科大课题组一位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该课题组选取山东大学、吉林大学、郑州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北京邮电大学这6所大学进行比对，按照“武书连2012中国大学总排名”，山东大学、吉林大学、郑州大学在“本科生培养”方面得分位于前三，而按照反映生源质量的新生录取分数线和代表社会对人才培养质量认知度的“麦可思就业能力”排序，人大、中科大、北邮则位于前三。
耐人寻味的是，山东大学、吉林大学、郑州大学每年招收本科生数均在1万名以上，远远高于另外3所高校，这使得课题组对武书连排行榜的指标体系及算法产生了疑问,“似乎表明‘本科生培养得分’与‘学生数量’之间存在某种强关联。”
课题组进一步研究发现，《2010中国大学评价》的指标体系中，本科生培养得分由三项相加而成，其中有一项的权重高达0.6，且“大学本科毕业生数量”是该项的乘数，这意味着“大学本科毕业生数量”间接成为本科生培养得分高低的主要影响因素，直接导致了表征“质量”意义的指标最终被“数量”替代。
“‘研究生培养得分’则由5项相加而成，其中3项‘优秀博士毕业论文得分’、‘挑战杯研究生学术竞赛奖得分’、‘研究生教学成果奖得分’，对同一批次的高校来说差别微乎其微，剩下两项的大小由‘毕业硕士生数量’和‘毕业博士生数量’的多少决定。”中国科大课题组一位成员表示，“显然，学生数量的多少在最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培养得分的高低。”
在此基础上，该课题组又对国际著名的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巴黎高师和剑桥大学的人才培养得分进行推演。“《2010中国大学评价》中包括一些中国特有指标，如本科生教学评估、挑战杯获奖情况等，在国外大学是没有的，因此，将这4所大学引入到武书连排名体系中计算时，假定对这些无法统计和进行计算的指标均不予以考虑或设置为最高值。”
推演结果发现，加州理工学院得分仅为1.07分，在武书连排行榜单中连前500名都进不了。同样“不幸”的是，曾经培养出10位诺贝尔奖得主和6位菲尔兹奖得主的国际名校巴黎高师则勉强进入前500名，和国内咸宁学院、宜春学院的排名大体相当。而曾荣登世界第二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则排在第60名左右，与南昌大学、河南大学排名位置相当。
“剑桥大学稍好些，人才培养大概为32.66分，能够进入武书连中国高校榜单前20～30名。”课题组一位负责人说，这几所国际名校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都是精英大学，每年的招生数量都很有限，如加州理工学院每年本科生招生数在240人左右，而巴黎高师则不招收高中起点本科生，仅从其他大学挑选优秀的本科生进行最后一年的培养，人数基本维持在250人左右。
“基于《2010中国大学评价》测算出的国际一流高校‘人才培养得分’显然与实际认知严重不符，这说明以‘数量’代替‘质量’的《2010中国大学评价》指标体系及其算法在本质上无法真实、客观及有效地反映高校人才培养的能力和水平。”课题组一位成员认为，“中国大学评价”已推出多年，在当今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全面提高质量阶段，这样的大学排名在一定程度上会对社会各界，包括高校、政府、雇主、家长及学生，产生误导，影响他们对各所高校的认识和判断。
此外，中国科大课题组认为，《2010中国大学评价》中还存在着以下问题，如，计算“科学研究得分”时，仅对论文量及论文被引量做简单相加，没有剔除学科差异影响；基于《2010中国大学评价》测算的结果竟然出现我国在没有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情况下，部分高校“科学研究得分”已经超过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等。因此，依托《2010中国大学评价》发布的大学排名，未能真实反映大学“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能力，客观性、公正性、公信力应受质疑。
教育部今日在其网站发布关于修改《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的决定。原办法第三十条增设了部分内容，规定任何组织、个人未经法定程序，不得删除、变更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
修订后的第三十条规定：教育考试机构应当建立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记录、保留在国家教育考试中作弊人员的相关信息。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中记录的信息未经法定程序，任何组织、个人不得删除、变更。
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可以依申请接受社会有关方面的查询，并应当及时向招生学校或单位提供相关信息，作为招生参考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