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其中提到“对面向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积极探索管办分离的有效实现形式,逐步取消行政级别”。
 
近几年,呼吁作为公益服务类事业单位的高校“去行政化”,取消行政级别的声音一直存在。此次《指导意见》将高校等公益服务性单位“逐步取消行政级别”置于事业单位改革的路线图中,也让这个连续多年在全国两会上讨论热烈的话题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尽管“高校去行政化”的呼声不断,但是,很多专家和高校人士认为,目前高校在“去行政化”方面没有实质进展,取消行政级别也多停留于喊口号。也有专家认为,在目前现实条件下,高校取消行政级别还面临着困难。高校能否逐步取消行政级别,高校“去行政化”究竟难在哪,是否存在突破的现实途径?
 
让大学摘“官帽子”的呼声不断
 
2007年,国内高校发生多起教授与行政领导的“冲突”事件,高校的内部矛盾逐渐演变成为公共事件。
 
当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在博客上发表《也许,我将被迫离开人民大学》一文,自述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冲突”。
 
“张鸣事件”的争议尚未结束,著名教授何家庆也公开表示,因无法忍受大学行政化给自己的学术研究造成的羁绊,向安徽大学提出了提前退休的申请。
 
一个多月之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原教授邹恒甫在博客上贴出给教育部部长的公开信,称光华管理学院开除他的教授职务是“院长残酷对待手下教授”。
 
在一直痛批高校“行政化”和“衙门化”的张鸣看来,大学教授和行政领导爆发冲突只是表面怪状,“官僚思维”充斥于大学和“学术评价扭曲”是高校“行政化”所带来的更为严重的问题。
 
“行政化首先会影响高校的办学思维,使其成为‘官僚思维’。比如,有些大学在选择重点学科的研究内容时,不是考虑自身的优势和传承,而是要跟着文件走。”张鸣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现在是官越大,资源就越多,学术资源按照权力来分配,所以教授们也争着当官。高校里有一些人,有什么需要研究的问题就去找院长,而不找真正对此有研究的学者。”张鸣大为感叹。
 
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开始进行关于学术研究的“官味度”研究。顾海兵在对某教育奖评审工作委员会评委的研究中,将60位来自各高校的评委按其职务级别逐一赋值,最终得出结论:60位专家的“官味度”高于副校长级。因此,他将该教育奖评审工作委员会戏称为“一个大学(新老)校长联合会”。
 
清华大学原校长顾秉林在批评高校“行政化”时也说到,“学校内部的‘行政化’主要是受官本位的影响太重。有些时候处长们会影响着太多的学术资源,有些地方甚至在学校里安排退休干部,这对学校的“行政化”管理影响太大”。
 
教授热衷于做官,崇拜行政级别,也成为高校见怪不怪的现状。复旦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葛剑雄在接受采访时谈到:“很多年轻有为的教授愿意有个行政官职做,这个职务的重要性超出了他作为教授的重要性。本来行政系统应为教授以及教学科研服务,现在为什么倒过来了?无非就是因为他们手里集中的权力比较大,实际待遇比较好,前途好,社会影响力也比较大。”
 
“大学校长作为有行政级别的官员,在办学过程中对上负责,不是对教育负责,不是对师生负责。”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的观点更是鲜明。
 
高校“行政化”的弊端显而易见。近几年,很多政府官员和大学校长都曾在公共场合表示,支持高校“去行政化”。
 
2010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跟网友在线交流时说:“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大学最好不要设立行政级别。”
 
同年,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谈到教育改革方案时也表示,教改工作将“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随着高校“去行政化”的呼声越来越高,不少大学校长也表示,赞同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
 
2010年,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在全国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支持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我自己正在做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大学是学术机构,不应该按照行政部门来进行管理,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是一大趋势,在将来肯定会实现”。
 
2011年,同样是在两会期间,面对媒体“如果有一天,大学不再有行政级别了,你们的工作和生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的提问时,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委员回应说,“我个人赞同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我作为校长,平时也没有这种级别的感觉。”
 
高校不能承受的无行政级别之“轻”
 
尽管在公共场合一再表示坚决赞同高校“去行政化”,但实际上,对于取消高校行政级别这个问题,一些大学校长仍有些“纠结”。
 
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纪宝成在谈论“是否应该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时,直言不讳地说:“如果全社会都是以行政级别为导向,那单独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
 
在此之前,纪宝成也曾多次批评高校“行政化”。2009年,纪宝成在参加高等教育论坛时作了“关于学术权力的几点思考”的演讲。他遗憾地讲到:“我曾亲眼目睹一位年轻的处长把一位老教授教训得说不出话来。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教师开始在意‘位子’而不是教学质量”。
 
纪宝成的“单独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之说一时引起争议,也有大学校长和教授认为纪宝成的话道出了高校的“为难之处”。
 
“大学是要跟社会各个方面打交道的”,葛剑雄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比如,大学的图书馆要订港台的报刊就有规定,只有局级以上的单位才能订,不是局级以上的单位,就不能订。又比如,我们学校有一定的行政级别,所以我们办理出国手续由学校审批,否则就要由市政府和省政府来审批”。
 
虽然纪宝成也表示“我举双手欢迎大学没有行政级别时代的到来,没有行政级别的这种社会变革相信会逐步扩大”,但是让他担忧的是,“在全社会都有行政级别的情况下,单独把大学的行政级别取消了,学校和社会的交流,比如资源配置、人才交流、信息沟通等等这些就失去了重要的基础”。
 
另一个事实是,高校行政人员的待遇往往与行政级别挂钩。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曾很坦诚地说,“取消级别后,今后开会要习惯坐最后一排,坐飞机不能再走VIP通道,失去阅读学习某些文件的机会,也要做好不当干部的准备”。
 
有人提出“取消行政级别将对高校不利”的说法,遭到了质疑。“取消行政级别对大学不利,这是典型的官本位思维。所有世界一流大学,其地位的获得,靠的都不是行政级别,而是教育质量和学术成就。”熊丙奇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取消高校级别、实行校长公开遴选,首先必须打破来自既得利益者的阻力——包括拥有级别的校领导、高校内庞大行政机构的众多行政人员。大学应该根据自身发展情况来设计管理体制,并建立脱离于官本位体系的教育价值体系。大学不能满足于成为‘一级政府’,学校领导不能把自己定位为官员。”
 
然而,在高校“去行政化”的实践中,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却坦言:“我们去掉行政级别之后,政府和相关教育部门面对没有级别的南科大,觉得凡是可以管的事情都要来管,而且会按照行政部门对教育的理解来管。”
 
有专家认为,不能把高校“行政化”问题只归结于行政级别,“行政化”问题的实质是“行政部门的权力过于集中”。高校内部面临着如何处理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而高校外部也需要行政部门放权。
 
“有行政级别不等于一定要‘行政化’。新中国成立之初,很多大学的领导都有很高的行政级别,比如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但并没有人反映‘行政化’。他们同样可以平易近人,同样可以跟教授打成一片。”葛剑雄说,“可是为什么近年来就‘行政化’了呢?那是因为行政部门的权力过于集中。”
 
对高校而言,学校领导变动也与行政级别紧密相关。近几年,教育部直属高校出现几次较大规模的领导人事调整,除了校际交流任职,还有一部分新任校长是由教育部门官员出任或者地方官员转任,高校领导和行政官员之间存在较频繁的流动。
 
去年,有多所“985”大学更换了校长。曾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张尧学在“空降”中南大学之前,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新任天津大学校长李家俊,在调任天津大学之前,身兼天津市委科技工委书记、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市知识产权局党组书记等职。
 
此前,公众所熟知的几位大学校长,如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纪宝成曾任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原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周其凤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前,2001年从北京大学副教务长调任国务院学位办主任,先后在教育部多个司级机构任职,2004年出任副部级的吉林大学校长职务,2008年又回到北京大学。
 
顾秉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不要现存的行政级别,那么将来政府从学校里选人,怎样进行制度衔接,这都需要考虑。”
 
高校取消行政级别需要顶层设计和配套改革
 
无论是坚决呼吁摘掉大学的“官帽子”,还是认为目前取消高校行政级别还存在困难,大家基本达成共识的是:逐步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是大势所趋。
 
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并不是直接拿掉高校行政人员的“官帽子”这么简单。
 
如果单独取消高校行政级别,但社会还是高度行政化,大学还是很难办,这是很多高校的疑虑。熊丙奇认为,取消公益类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需要顶层设计,应该有具体的时间表和改革细则,而且“最适合的方式,就是对所有不该有级别的机构实行‘一刀切’,否则改革又会遥遥无期”。
 
葛剑雄也表示,目前包括高校在内的事业单位改革需要“国家通盘去考虑”,而且要改变现有的社会评价体系。
 
目前,在我国高校里有数量庞大的行政人员,一旦取消行政级别,这一群体的利益如何得到应有的维护?薪酬和社会保障机制如何衔接?熊丙奇认为,高校想实现取消行政级别,需要事业单位整体改革的配合,“要完善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出台具体改革方案和机制,方案本身要有可持续性,有专门的改革机构来协调各方面利益”。同时,建立高校职员制度,“高校的行政岗位将变成职业化的岗位,不能再按照官场体系来运作,由围着领导转变成围着学生转,靠服务来支撑”。
 
在熊丙奇看来,目前高校“去行政化”改革遭遇“行政化”困境。“去行政化,一是政府要向学校放权,二是学校内部行政向师生放权。然而,‘去行政化’改革还是由行政主导,在政府向学校放权层面是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的,在学校内部放权层面是由学校行政部门来主导的,由他们来主导,可以做到放权吗?会向自己革命吗?所以,‘去行政化’就变成口号了。”
 
熊丙奇的建议是,“高校‘去行政化’,逐步取消行政级别,不应该由行政部门来主导,而应该由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制定方案,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来执行。同时,厘清相应的法律法规,逐步修改与改革相冲突的内容”。
 
 
 
 
 
 

“啊?你说什么?声音请稍微再大一点!”面容清癯的刘道玉侧着头,用右手附着右耳大声说道。
 
4月22日,由刘道玉教育基金会举办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在北京饭店举行。研讨会为期一天,年近八旬的刘道玉在会场认认真真地端坐了一天。无人知道,右耳已失聪多年的他究竟听清楚了多少发言者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然而,只要在瞬间凝望一下这位紧锁眉头、面部神情严峻而忧郁的老人,一种尊敬、感动与痛惜相互交织的复杂感情便油然而生。
 
再有几个月,刘道玉将正式进入他生命的第八十个年轮。他的学生和朋友早早开始串联,想筹办一个别具一格的祝寿活动向这位“永远的校长”表示敬意。但刘道玉婉言谢绝了。盘旋在他脑海里的最好方式,莫过于在80岁之际再动笔写一本题为《理想大学》的新书,“作为这一生的收官之作”。
 
从1977年时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参与向邓小平建言“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开始到今天,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中,刘道玉命运坎坷,起起伏伏,但没有人能否认,他是中国教育改革绕不过去的话题。
 
教育改革的“出头鸟”
 
刘道玉的名字开始为人所知,是改革开放给他带来的幸运。
 
1981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了新华社一条带有黑色电头的消息:
 
经中央批准,48岁的刘道玉,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他是我国解放后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中第一个担任大学校长的人,也是全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
 
有关部门认为,任命48岁的刘道玉担任全国重点大学的校长,这对于在人才济济的高等学校中打破论资排辈的现象,大胆提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到主要领导岗位上来,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黄金时代: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企业试行厂长责任制,经济特区在沿海地区创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相继出台,胡耀邦总书记“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的名言响彻神州大地。
 
被冠以全国最年轻校长之名的刘道玉没有辜负这改革的时代。他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目标,以一切有利于学生成长为改革动力,在教学领域积极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改革,第一个在全国推出了学分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插班生制、自由转专业制、导师制、学术假制和贷学金制等,使武汉大学一时间成为积聚青年才俊的高地、“教育改革的深圳”。当年许多的改革创新之举已成为当今中国高校普遍实行的基本制度。
 
不仅仅是教学制度的改革,刘道玉还给武大和高校带来一种全新的校园风气和文化氛围。著名教授易中天谈到他那个时期在武汉大学上学的感受:领导生活简朴,作风民主;师生思想活跃,言论自由;研究生论文答辩,可以当面顶撞评审委员;本科生学术演讲,校领导坐在下面洗耳恭听。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的家,敲敲门就进去了。教员上课,学生开会,讲什么,怎么讲,没有人横加干涉,自由、民主、开放。这就是当时的武汉大学。
 
由此可以理解刘道玉为什么被武大学生称为“永远的校长”。作为中国教育改革的风云人物,他的名字将被历史永远铭记。
 
从大学校长到小学校长
 
历史总是经常会表现出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
 
1988年春节前夕,年仅54岁的刘道玉突然被宣布因年龄原因免去武汉大学校长的职务。本想大干一场的改革者一时失去了大显身手的舞台,其痛楚的心情可想而知。但刘道玉并没有因此而丧失对教育改革的追求。
 
不是要做官,而是要立志进行教育改革的刘道玉,已看明白了体制内的公办学校没有独立自主的办学权,不可能出现理想的试验田,因而谢绝了去暨南大学、厦门大学、华侨大学、海南大学任职的机会,一方面开始腾出精力来撰写他计划已久的“创造教育三部曲”,一方面把目光投向民办教育。
 
1994年,刚刚写完自述——《生命六十始》不久的刘道玉,怀着一种获得自由和解放的喜悦之情,出任了武汉新世纪外国语学校的校长。
 
有人奇怪,一个堂堂的大学校长为什么要转过身来做小学校长。大学是出科学家的,中小学是出教育家的。苏联一个流行说法曾深深地影响了刘道玉。出于对教育家的崇拜,对改革事业的向往,他在《办学情怀》中抒怀:从教育英数十年,双鬓斑白不甘闲。借得改革春风雨,躬耕一方“试验田”。教育改革,成了刘道玉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情结。
 
为了倍加呵护这块试验田,刘道玉将自己从社会中募得的15万元交给学校,还赠送了800本个人藏书和收集的20多本各国精美的画册给校图书室。这期间刘道玉教育改革的最大收获就是“创造教育三部曲”的出版。《创造思维方法大纲》、《创造教育概论——谈知识、智力、创造力》和《创业与人生设计》,是他在武汉大学10年教育改革的理论总结,同时他还把创造课直接开进了中学生的课堂。
 
摔倒了,爬起来还要往前走
 
2001年夏季的一天,在好心学生的暗中帮助下,刘道玉夫妇从武大校园悄悄搬进了华中科技大学紫菘公寓一套尚未装修的毛坯房。夫妻俩与世隔绝,终日只能相对而坐,境况极为凄凉。
 
他们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出来避难的。2000年底的一天,由于投资人私自携款潜逃,办学近6年、已具相当规模的武汉新世纪外国语学校被迫关门了。接着,数十名学生家长到学校要求退还学费,时常还有上门讨债的汽车直接就停在他们的家门口。
 
刘道玉上当受骗了!在学校最后一次教师和干部会议上,心情沉重的他当着大家的面失声痛哭,他为之奋斗了5年的一套办学理念和改革举措,不得不随着“试验田”的辍耕而停止,他所承担的创造教育实验研究课题,也不得不半途而废。而他的身体,也因为两次住院、两次开刀变得每况愈下。有人评论说,刘道玉一世英名,毁于一旦。
 
在年近古稀之时遭到暴风雨般重创的刘道玉还能何为?
 
虽九死而不悔的刘道玉没有倒下。2005年秋天,在位于北京长安街的泰康人寿保险公司,携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为他出版的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的刘道玉,受到了武汉大学在京学生最热烈、最热情、最隆重的欢迎。
 
这本自传的写作,大体上用了一年的时间。此时的刘道玉由于疾病的困扰,不仅写作进度缓慢,而且吃了不少苦头。特别是脑梗塞的后遗症,使得他右手写字颤抖,必须着力方可使字形可辨。但他并不气馁,而是以积极的进取心学会了使用电脑。他不仅用心为自己写传,还用心给他的学生写传,题为《大学的名片——我的人才实践与理念》一书在国内外出版。
 
由教育改革的实践者转为批评者
 
公办教育体制不愿再碰,民办教育改革实验夭折,过了人生七十这道坎后,刘道玉的教育改革事业似乎已暗淡渺茫,历史注定不会给他机会了。
 
热爱教育、钟情教育的刘道玉不因年龄而止步,他很快实现了新的转型,由当年教育改革的实践者转变成为教育改革的评论者和批评者,开始用思想和声音来影响中国的教育改革。
 
他密切关注着中国教育的风雨变幻。关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问题、关于大学校长职业化问题、关于大学校长的遴选机制问题、关于怎样根治大学学术腐败的问题、关于高校去行政化问题、需要怎样的教学评估等众多重大问题,刘道玉以开阔的国际视野、教育家的专业眼光做出了有理有据的分析与论述。其中最重要的有《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经《南方周末》发表后,上百家网站转载,网友评论5000多条。媒体的调查问卷表明,90%的人支持意见书,这广泛唤起了人们的教育改革意识。
 
2011年4月,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刘道玉写了一篇致清华大学的公开信——《大学需要有反思精神》,提出有必要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对学校办学的得失、大学精神进行“严肃的反思”。此文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刘道玉再一次以教育改革家的形象赢得社会的尊重。
 
勾画心中的《理想大学》
 
大学是为理想而生存的。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在致与会者的邀请信中,刘道玉这样表明心迹:余年近八旬,且右耳失聪,右手已不能书写,基本上是一个残疾的老年人。但我不甘寂寞,心中教育改革的炽热之焰未灭,追求理想大学的情结仍没有消失。于是,准备积个人30多年的经验、教训、学习心得和未来大学教育的期盼,着手撰写《理想大学》一书。
 
在研讨会开始之前两天,刘道玉关于《理想大学》的写作提纲已经修改了第三稿,雏形已见。这份写作提纲,让人们看到一个至死不渝的教育改革者的最高理想。
 
任何一所理想大学都是个性化的。刘道玉心目中的理想大学的基石是:以人为本、大学独立、思想自由、学术至上、民主学风和创造不止。
 
马云在谈创业时的一句话很适合解释刘道玉在武大的经历:“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但是绝大多数人死在明天晚上,看不到后天的太阳!”刘道玉就是在后天的太阳升起之前,重重地跌倒了。
 
他的一些学生说,看到刘道玉,让人想起夸父、愚公。愚公命好一点,感动了两个神仙帮他把大山搬走;而夸父则牺牲在追逐太阳的路上。
 
有人说,刘道玉是个悲剧性人物,钟情改革却英雄无用武之地;有人说,刘道玉是过时的人物,不甘寂寞不过是为了顽强地表现自己的存在。而对于年事已高、几乎丧失听力的刘道玉来说,闲言碎语已经无足轻重,重要的,是眼前即将动笔的凝结自己教育改革教训与心得的《理想大学》!刘道玉心里很清楚,时间对于他已经不多了,他心目中的理想大学在有生之年很难看到,所以,他想到写出自己和身边教育资深人士的理想大学。正如司马迁形容《史记》,可藏诸名山五百年,等待后人的发现。《理想大学》是他给自己暮年生活的一份礼物,是留给当代人的遥远曙光,更是留给未来,曾经的一个教育理想主义者不屈追寻的历史背影。
 
 
 
 
 
 

 

吉林大学日前推出“学术休假”等一系列旨在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制度消息公布后,使得这座地处中国东北地区的大学再一次成为教育界关注的焦点。

日前正式启动的《吉林大学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行动计划(2011~2020)》提出要实施哲学社会科学教师学术休假制度、学术名家自由探索计划和中青年教师海外研修计划等一系列措施,积极推动该校哲学科学研究走向世界,该校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的教师将有望成为这些政策的直接受益者。


  据介绍,根据规定,吉林大学享受学术休假的教师在具有教授职务的教师中产生,学校每年遴选20位哲学社会科学教师进行全薪学术休假,休假期一年。在学术休假期内,不参与学校学术评价。


  吉林大学校长李元元说,学校将探索建设哲学社会科学教师“学术休假”制度,以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激发教师的学术创造力,缓解教师的职业倦怠。
 
  资料显示,“学术休假”是美国高校对教师科研的平衡制度。学术休假项目于1880年由哈佛大学首创,是指高校教师经过一段时间工作后,享受为期半年或一年的带薪休假。目前学术休假制度在西方国家高校普遍实行。


  实践证明,该制度可以保证高校教师在一段比较集中的时间内静下心来,在学术上进行深入的思考、学习和提高,潜下心来专门从事学术访问、交流、培训或著书立说等纯粹的学术活动,是提高教师学术水平的有效措施。


  吉林大学是中国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目前在校全日制学生68132人,有教师6540人,其中教授1638人,博士生指导教师1186人,是中国目前办学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


  在中国高等教育界,关于学术休假和科研评价改革已经不是新话题,中国《2002—2005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实施学术休假制度,但在高校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实施。


  中国教育部今年4月印发实施的《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强调,提高教师业务水平和教学能力,有计划地开展教师培训、教学咨询等,提升中青年教师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支持教师获得校外工作或研究经历,建立教授、副教授学术休假制度。


  除了学术休假制度外,吉林大学还采取了其他措施激发该校教师科研活力和积极性。


  李元元说,学校还将实施“学术名家自由探索计划”,每年遴选5名知名学者,给予重点资助和支持,鼓励他们经过若干年的自由探索和潜心研究,产出具有重大影响的标志性研究成果,在资助期内,可不参加校内的学术评价。


  此外,吉林大学还将通过制定实施“中青年教师海外研修计划”,鼓励教师到国外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进修或开展合作研究,培养他们的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提升中青年骨干教师的综合素质和学术水平。


    李元元指出,吉林大学将进行评价体系改革,构建分类指导、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严格遵循评价的质量标准,确立质量第一的评价导向,探索推行代表作评价制度。同时,将充分尊重学术委员会在学术评价中的独立地位。

 

 

 

    “年薪10万的技术工人难找,月薪2500的大学毕业生遍地都是。”众多专家今日表示,要破解大学生就业难关键在于观念转变。


  在北京理工大学践行北京精神研讨会上,众多中关村高科技企业领导者、政府官员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学生,破解就业难题、实现自身梦想关键在于努力提升自我价值,转变观念。


  国家发改委中国人力资源研究会秘书长林华说,中国每年有五六百万大学毕业生,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形势。学生投出几百上千份简历,也不一定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另一方面,企业却招不到适合自己的人才。


  林华认为,要破解这一结构性难题,关键在观念的转变。不仅大学生要俯下身段,企业也要转变观念,把大学生锻炼成可造之材。他举例说,美国的大学和政府是不管学生就业的,学生毕业了爱去哪里都可以;日本的大学生毕业后都从基层做起,甚至连酒店的门童、洗衣工都是大学毕业生。这些都给我们带来观念的冲击,从基层做起才能更了解企业产业链流程和企业文化,才能脚踏实地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只有经过基层的锤炼才能成为社会需要的人才。
 
  爱国者数码科技董事长冯军也勉励学生把“能否创造新的价值”作为自己职业生涯的坐标,而不是仅仅在意是在国企、外企还是民营企业这样的外部环境。他认为,中国制造已经世界第一,中国创造才刚刚起步,企业搭建的只是平台,真正把中国创造变成全球华人共同的骄傲,还是要靠有核心竞争力的人才。学生应当抓住国际化机会,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北京超图软件副总裁龚亚杰告诉学生,“坚持”是在实现人生目标中最重要的因素。启明星辰人力资源部长谢奇志告诉学生,“擦亮你自己的眼睛,寻找你周围的贵人”。北京纽曼腾飞总裁程静与学生分享了企业的创业故事,当初两个怀揣借来的4万块钱的北邮学生靠梦想和创新才一路走到今天,这过程中需要90%的机遇加10%的努力。而学生们所要做的就是努力提高自己,发现机遇,成就梦想。

 

 

 

首届清华创业年会28日在京举行,清华创业平台正式启动。本次年会有50多个学生创办的企业参与创业项目展示,创业者和投资人在这一平台上直接交流咨询。


  据清华经管学院院长助理、清华中国创业研究中心主任高建介绍,清华创业平台依托清华MBA项目,整合资源,创新模式,激励和指导在校学生和校友创业,并引入地方政府资源,借助各地高新技术开发区对创业企业的优惠政策,将较为成熟的创业项目推向各地,帮助创业项目落地的同时,为推动各地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据悉,清华创业平台拟建立专项天使投资基金,预计总额将超过亿元。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认为,本次创业年会有助于建立大学范围内的创业教育和创业实践的平台。来自不同学院的学生有机会聚在一起讨论问题,使得个人的创业项目会得到投资人的进一步关注。这些参展项目会后将继续得到辅导,学生创业过程的快乐成分不断增加,成功率也会得到提高。


  清华大学新百年基金副理事长宋军表示,目前国家正在大力支持和推动学生的创业创新教育和学生的自主创业。校友毕业以后,经过社会实践洗礼,经过成功和失败的锤炼,他们回到清华与同学们进行互动,交流经验。清华不失时机地推出校友导师计划,希望在校学生与校友通过交流互动共享创业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