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过漫长的等待后,2005年中国科学家终于在顶级学术杂志《细胞》上发表论文,且大有一发不可收的势头,这是一件或许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

    中国的《细胞》情结

    三个多月前的一个深夜,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院神经所张旭博士完成对论文的最后一次修改,然后用电子邮件发给远在美国的《细胞》编辑部。如释重负的他,拉上同甘共苦的神经所所长蒲慕明,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庆祝仪式:两个人狠狠地吸了几口烟。

    前年春节,张旭将论文第一次投给《细胞》,却因为研究做得不够深入,被无情地打了回来。如今,经过反复“折腾”,他知道论文终于要被接受了,这次只是根据编辑要求做一些小改动。8月25日,他的论文果然出现在那份顶尖学术杂志上,为中国科学家今年谱写的《细胞》传奇增添了新的华彩乐章。

    在好杂志上发表一篇好论文,通常被科学家视为进军科学皇冠的起点。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科学家的现实目标并不是去赢取什么诺贝尔奖,而是首先发表出色的研究论文。这几年,《科学》和《自然》等顶级杂志上发表的中国论文渐渐多起来,经过媒体的连番报道,就连一些普通公众也听说了这两份学术杂志的名头。不过,中国的生命科学研究者心中仍然有一个难解的结:整整25年,《细胞》杂志上竟然没有来自中国的论文。

    一篇《细胞》论文之于生命科学研究者,大体相当于一枚世界大赛金牌之于运动员。1974年,科学出版奇才本杰明·列文(Benjamin Lewin)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创办了这份杂志。没用多久,其锋芒就直逼具有100多年历史的《科学》和《自然》,甚至有许多科学家认为它胜过了后两者。

    1980年8月,中国科学家陆德如等人曾经在《细胞》发表过一篇论文。此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国的科研状况与1970年代后期相比逐渐好转,《细胞》上面却迟迟不见中国大陆的第二篇论文。这份杂志上不时会出现一些中国人的名字,但他们都是身在国外的华人学者。美国西北大学饶毅教授曾对2000年的《细胞》论文分布做过统计,各国单独完成的论文中,美国有271篇(仅哈佛大学就有23篇)、德国23篇、日本16篇、瑞士8篇、奥地利6篇、瑞典4篇、澳大利亚2篇、意大利1篇、新加坡1篇,而中国是0篇。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何士刚博士说,与老牌学术杂志《科学》和《自然》相比,《细胞》不仅要求研究工作新颖,而且要求全面和细致,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国内研究因此一时难以达到《细胞》的要求。

    “就像井喷一样”

    到了2005年,终于有中国科学家的论文发表在《细胞》杂志,而且大有一发不可收的势头。

    率先填补空白的是饶毅研究组。除了美国西北大学的全职工作以外,饶毅同时在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神经所兼职。1月14日,《细胞》刊登了他和神经所蒋辉等三位研究生有关神经细胞极性原理的论文。据介绍,全部研究工作均在国内完成。饶毅是论文的通讯作者,而蒋辉是第一作者。一般说来,论文的通讯作者是研究的“主帅”,而第一作者相当于“先锋”。国内的研究工作在《细胞》发表,25年来这是头一遭。

    接下来,《细胞》在6月3日发表了一篇有关组蛋白甲基化异常引发白血病的论文,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生化与细胞所的徐国良和美国北卡大学的张毅并列通讯作者。

    上述两篇论文的作者中,饶毅在美国全职任教,徐国良乃是与张毅合作完成。7月1日,中科院生物物理所所长、清华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副院长饶子和院士研究组则在《细胞》杂志发表了“25年来我国科学家第一次完全立足于本土”的研究———他们在世界上首次解析出线粒体上一个和呼吸氧化作用密切相关的膜蛋白复合体的三维精细结构。

    然后是精彩的封面故事。8月12日,复旦大学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一篇论文登上《细胞》封面,这也是国内研究工作首次登上这份杂志的封面———该所许田博士和吴晓晖博士率领的研究组将一种源于飞蛾的转座因子用于小鼠和人类细胞的基因功能研究,在世界上首次创立一个高效实用的哺乳动物转座因子系统,为大规模研究哺乳动物基因功能提供了“里程碑式”的新方法。尽管许田在美国耶鲁大学全职任教,论文作者还包括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韩珉和杜克大学的庄原,但该项研究工作完全在复旦完成。

    接下来一期,即8月25日的《细胞》杂志上再次出现一项“我国科学家完全立足于本土”的研究———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神经所张旭研究组发现了一种可以操控吗啡等阿片类药物耐药性的关键分子,从而为发展新型镇痛药物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这篇论文的作者虽然包括几位国外研究人员,但他们仅仅是提供了抗体等实验原材料。

    好戏并没有结束。一对中国科学家夫妇———中科院上海生科院裴钢院士和复旦大学医学院马兰教授———也即将在《细胞》发表论文。8月29日,马兰教授透露,她的研究组和裴钢研究组共同完成的论文已经被《细胞》接受,而且这完全是本土原创性工作。

    国内生命科学研究成果连续发表在《细胞》这份顶级杂志,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常务副主任杜生明举例说,植物研究领域档次最高的杂志《植物细胞》今年8月号上一共刊发了19篇论文,而中国科学家的论文就占到4篇之多,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简直就像井喷一样”。

    还有很长的路

    对于这种“井喷”,杜生明并不觉得奇怪。他说,国内这些年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吸引优秀人才,不断改善科研环境,厚积薄发之下,当然会出现好论文,“现在一些点上已经做得不错,当然,要变成科技大国还得走很长的路。”中科院上海生科院院长裴钢则说,“看来这个势头能够继续下去。”

    杜生明还说,研究者只有得到长期资助,才可能把科学问题研究得比较系统和完整,满足高水平杂志的要求。《细胞》和《植物细胞》上那些中国论文的通讯作者,就大多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百万元以上的持续资助。其中,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神经所张旭自11年前回国,先后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旗下“杰出青年基金”、“重点项目”和“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以及中科院旗下的一些研究基金等,不致中途“断奶”,使研究得以继续。

    充足的经费仅仅是一个基本保障。每篇一流论文身后,或许都体现出一种优秀的科研文化。本报曾经报道过,中科院首位外籍所长、美籍华裔科学家蒲慕明6年前走马上任之初即为神经所制定出一些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比如所长和研究组长负责制、聘请国际顾问委员会等———国际顾问委员会后来对神经所进行中期评估时,还给张旭的研究提出过一些非常有用的建议。

    在美国均取得终身教职的许田、韩珉和庄原3年多以前创立了复旦发育所。毕业于该所的朱鹏程博士说,发育所在实验室的风格、规则、意识和装备等方面确实开始和国际接轨,所以他到哈佛医学院做博士后研究时并不觉得有多大差距。

    国内媒体在报道复旦的《细胞》封面论文时,特别提到其第一作者为年仅26岁的三年级研究生丁癉。许田对这位年轻弟子也是称赞有加:“丁癉绝对是一位顶尖的学生,即使放到耶鲁,他也可以排在前5%。”实际上,即使在中国,年轻学生发表一流论文已经不是新鲜事了。例如,其他几篇《细胞》论文的第一作者———饶毅指导的蒋辉、饶子和指导的孙飞,以及张旭指导的管吉松等———都是20多岁的在读研究生。

    在许田看来,他们在《细胞》发表论文,对复旦发育所的学生以及其他国内学生都是一种激励,“国内学生可以由此认识到,如果他们努力工作,愿意承受风险,就能体会到科学研究的乐趣,并且做出世界一流的研究工作。”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何士刚博士还说,这些《细胞》论文不仅可以鼓舞国内的学生,同时也可以将信心传递给一些对国内研究环境心存疑虑的海外学者———回国以后也完全可能继续做出高水平的工作。

    “英雄时代”的结束

    张旭还从《细胞》上的几篇中国论文读出了另一层意义:“从2005年开始,生命科学领域的'英雄时代’结束了”。他说,以前国内学者只要在著名杂志如《自然》上面发一篇文章,就似乎成了英雄。而随着国内的好文章越来越多,“今后大家可以用平常心来对待论文发表,回归科学研究的本义了”。

    许田也说,复旦发育所的目标是成为世界一流研究机构,这不是一个仅仅发表几篇好文章的地方,而是一个具备创新研究风气和提供严格学术训练的研究中心,当然,“这至少需要一两代人的努力”。

    “我们常常强调要出好文章,其实出好文章不是目的,”蒲慕明在去年年底举行的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神经所年会上说,“现在,几十年社会运动遗留下来的浮夸风,在科学界仍然盛行。做出一点小成绩就是世界领先,有多大突破,对社会有多大意义。我们要做一个榜样,把不浮夸、脚踏实地、严谨地做科学的态度在中国神经科学界好好建立。这才是我们出好文章的意义。”

    (2005-09-08 南方周末 记者 李虎军)

7月10日上午,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一间小小的会议室里,满满一屋子人,个个争相上台发言,时不时迸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快的笑声,小会场的温度与会外的高温一样热度逼人。 这是中科院研究生院早期的一些毕业生,以1978级——第一届毕业生为主,正在举办27年来第一次正式的校友联谊会,他们的口号是“回顾不同经历,憧憬同一梦想”。 当年的艰苦求学变成今天的甜蜜回忆 “昔居陋室,抱清风读书,大师铸魂得真识;今会华都,挟白云抒情,江山养眼满才风。”聚会现场,投影仪在幕布上打出研究生院原党委书记颜基义为此次聚会题写的对联。 “没有想到会来这么多的人,原来就打算来几十个人,现在来了100多人。”这次校友聚会发起人之一的田大鹏告诉记者。他是1978级的,现在在澳大利亚的大学工作。老教师何铸文也对记者说:“1978年中科院招研究生,就像渔民好久没有撒网一样,一下就捞上来好多大鱼啊!” 中科院研究生院是借北郊林学院的旧址“开张”的,第一届入学的有800多名学生,在一个不大的食堂里吃咸菜,喝玉米粥。林学院主楼的一二层做教室,三四五层做宿舍,还有住不下的就住到临时搭建的木板房里。现在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工作的李凯站到讲台上,向底下的同学发问:有哪些人和我一样是住木板房的?有哪些人冬天偷过煤取暖?底下有人举手应和,引来阵阵笑声。 当年的外语系主任李佩教授说:“第一次李政道先生来的时候,接待他的院领导一再道歉,说你看我们研究生院条件太简陋了。我们上课、住宿啊,都在这个木板房子里。李政道却说,'我觉得还好嘛,我们当初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比这个差远了,可是西南联大造就出那么多有名的人物、有名的学者’。”李佩觉得艰苦朴素是当年的研究生的优点。 自费出国留学潮从中科院兴起 李佩还饶有兴趣地回忆了当年自费出国留学潮的兴起。所谓自费留学潮,中科院的研究生是走在最前面的。李佩说,1979年中美建交后,有一些学生希望能够出国学习,但是国家没有那么多钱,不可能一下送那么多人出国。当时的外籍教师Mary Van de Water手里有一张到美国留学的申请单,她就大胆地向学生们传授了申请成为美国大学研究生的门道。但她又担心学生们会受到校方的处分,因为这一“吃螃蟹”的行为是否为政策所允许还不得而知。Mary和李佩沟通后,李佩找到了当时的副院长彭平。思想开明的彭平思索一番后说:“我已经老了,也没什么可怕的了,你们就这么办吧!”于是,Mary复印了好多申请书,发给了200多个学生。后来有100多名学生都接到了回音,陆续出国留学。李佩说:“我记得当时有的同学还是在学校里借了旅费走的。” 回报母校和祖国是共同的心愿 除了回忆在母校的往日岁月,这些老毕业生们也感到了自己对母校和祖国的责任。很多人现在在学术上已颇有建树,他们在做研究的同时,也在中科院研究生院授课,如1978级研究生、现已成为院士的刘嘉麒,1986级研究生、中科院大气物理所所长王会军,1982级研究生、中科院地球物理所所长丁仲礼。用刘嘉麒的话说就是“研究生院给了我知识,使我能够成长起来”,现在是“把老师们传授给我的知识回报给母校”。 1978级的周泽其上台发言时激动地说:“我们今天回来,不光是为了看一看母校、看一看老师就满足了。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老师和同学们一起能为自己的母校、自己的中科院,为自己的祖国做一些什么事……我想我们不仅可以引进一些国外的先进技术,还可以把我们的很多东西介绍出去。”他打了个比方,大家好像是散落的珍珠,是研究生院这么一条线把珍珠穿在一起成为项链,才变成无价之宝,因此他呼吁老同学们要“work together”。他说:“现在我们回来,听从我们的老师、同学的召唤,要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献出我们的知识,更好地建设我们的母校!更好地建设我们的祖国!” 聚会即将结束之时,这群年近半百的人大声唱起了当年的老歌: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来源:科学时报2005-07-20 记者:肖洁)

     7月7日,中科院研究生院博士合唱团举行了“纪念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音乐会”。

    当天演出的曲目包括《在太行山上》、《神圣的战争》、《五月的鲜花》、《故乡之恋》、《牧歌》等。这些分别创作于不同年代的歌曲,长期以来传唱于大江南北,激励了无数的英雄志士为保家卫国而不懈奋斗、为建设祖国而辛勤努力。博士合唱团成员、中科院博士生檀彦卓说:“唱着《黄河大合唱》,会让你深切体会到,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华民族面对强敌的威胁时所表现出的那种同仇敌忾的民族精神。今天,当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实际上是重温了对当年历史的回顾,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爱国主义教育的过程。”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合唱团团长马石庄认为,“艺如其人,艺如人生”,艺术带给人一种精神的升华。博士生们唱着这些歌颂祖国、歌颂青春、纪念英烈的歌曲,“如果他们心中没有这种感情,是唱不好的”。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今天在百年中国史上是一个不能忘却的日子。”中科院研究生院党委书记邓勇认为,一个大学,需要像博士合唱团这样的艺术社团来丰富其文化,一个时代,也需要像博士生这样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唱响主旋律,来引领其精神,“通过合唱经久不衰的歌曲,来纪念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就是希望我们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能薪火相传”。

    据了解,中国科学院博士合唱团是国内第一个由在校博士生组成的大型艺术性学生社团,知名音乐指挥家、美国加州Biola大学音乐系教授苏文星先生担任合唱团指挥,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女高音、国家一级演员林玉赤担任指导,现有团员70余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马石庄副院长任团长。

    (来源:科学时报 2005-07-11 作者:贾宝余)

本报7月11日讯(记者刘春娜 见习记者李娜) 不求常住,但求常来。开发、集聚人才再出新举措。来自中科院研究生院等科研院所的32名青年博士今日莅并,他们将到我省高新区、部分医疗单位、高等院校和企业等开展为期一周的智力服务。今天上午,山西省2005年青年博士服务周活动在太原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隆重开幕。 此次青年博士服务周活动由省委组织部、省人事厅、团省委联合主办,他们邀请来自中科院研究生院、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等高校的青年博士组团来我省献智,其科研范围涉及材料物理与化学、管理科学、凝聚态物理、心血管内科等18个专业。启动仪式上,博士团成员表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他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在山西寻找一些可以合作的项目。仪式之后,博士团一行考察了太原高新区和太钢集团。   7月12日至16日,他们将分成5个服务小组,深入太原高新技术开发区,太原理工大学、太原科技大学等高等院校,以及山医大一院、山医大二院等医疗卫生单位,太钢集团、海鑫集团等企业进行考察、调研。 据了解,这次活动是继我省4月份成功举办北京大型招才引智活动之后,又一次高层次的人才智力交流活动。以“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不求常住,但求常来”的柔性流动方式,引进高层次人才的学识、技术等,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山西籍博士深情系家乡 在此次参加博士周服务的32位博士中,有4位是山西籍的。在接受记者的采访中,他们都表达了对家乡的热爱之情。 乔从丰(中科院研究生院物理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太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太原的变化很大,我感觉绿化好多了。”“时间很紧张,能做的可能不多。我是研究自然科学的,希望可以开发一些好项目,与家乡的院所或企业合作,也欢迎老家的人才到我们那里学习深造!” 阴振飞(北京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博士):“山西医科大学是我的母校,我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交流机会。如果太原的环境不错,我会回来工作。” 霍国庆(中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山西变化挺大的。有一次我坐飞机回北京,发现高楼大厦中多了一大块儿水域,后来才知道,咱们把汾河水圈起来形成了一个公园,从高处看,真的是挺美的!” “虽然整个城市的外观建设水平在不断提高,但想走出经济低谷,归根到底还得靠人才和良好的机制。山西大部分产业都是以矿产资源为依托,而这种发展模式正在被淘汰。”“这个服务活动开了好头,如果从此建立长期的人才合作机制,将为山西的腾飞提供更大的空间。我虽然身在北京,但很希望看到咱们山西崛起。” 王辉(中科院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博士):“如果这边条件允许,科研水平能跟得上的话,我很希望在毕业后回山西工作。我想为家乡的发展尽些微薄之力,让家乡人出去也能扬眉吐气!” (来源:山西新闻网 山西晚报 网络编辑:郭剑)

     本报讯(记者赵路)第十四届生命起源国际大会于日前在京举行。在本次会议上,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何裕建教授与其同事提出的新假说对生命起源中的多个著名难题进行了统一解释,其新颖的观点和翔实的实验分析引起了包括大会主席赵玉芬院士、美国R.A.Vergenzt教授在内的中外学者的浓厚兴趣和热烈讨论。

    生命起源与物质起源、宇宙起源和意识起源一道并称当今四大基本科学难题,是世界科技前沿领域之一。由于其高度交叉性,涵盖的学科领域包括化学、生物、地质、考古、航天、数学及物理等几乎所有自然科学门类。生命起源研究是一项古老而又充满挑战的综合性前沿领域,许多具体的生命科学难题均由其衍生而来。

    何裕建在一篇名为《天然地球轨道手性力场及其在生命起源和化学进化中的作用》的论文中,对生命起源中的多个著名难题——分子手性起源、生物钟起源、弱力与引力的统一、垃圾DNA(脱氧核糖核酸)起源和生物分子的进化驱动力本质等提出了一个新的假说,从而在统一这些难题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解释。他提出和用实验证实了由地球轨道手性产生的天然周期性右手螺旋力场的客观存在及其物理、化学和生物学效应。何裕建认为这个天然不对称右手螺旋力场能作用于该力场中任何水平的不对称运动和结构,使二级结构为右手螺旋的由L-氨基酸组成的蛋白质和由D-核糖形成的核酸比对应的由D-氨基酸组成的蛋白质和由L-核糖形成的核酸的左手螺旋形式更稳定,从而导致天然蛋白质和核酸分别对L-氨基酸和D-核糖的手性选择。

    何裕建根据理论计算和实验认为,该天然不对称力场对手性基本粒子也会产生不对称作用,从而导致宇称不守恒等。弱相互作用力可能只是天然地球轨道手性力场在微观粒子水平上的一种存在形式,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引力。由于这个天然右手螺旋力场存在日和年的周期性,它使不对称分子(粒子)的稳定性也产生对应的周期性变化,从而引起生命(或非生命)系统对应的节律性,导致生物节律的起源。何裕建等人已用实验在分子和粒子水平证明了此节律性的存在。这个不对称力对左右不对称结构产生的能量差可以随着生物分子链的增长而量子化增加,这可解释生物分子从小到大和从简单到复杂进化的方向性和驱动力、垃圾 DNA的起源等相关难题。何裕建等提出的用天然地球轨道手性力场对生命起源的多个难题进行统一解释的假说具有很好的理论与实验吻合性,部分成果已在相关国际学术杂志上发表,并被同行引用。

    据大会组织者介绍,我国许多学者在生命起源这一综合交叉性前沿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遗憾的是,与国外相比,我国公众对生命起源研究的兴趣还较为淡漠,国家对该领域的投入和资助力度也相对不足,与生命起源相关的研究人员在我国又相对分散,所有这些因素均制约了我国在这一综合交叉性前沿领域的学术进步和发展。

    据悉,生命起源国际大会由国际生命起源协会(ISSOL)主办,是生命起源研究领域最高级别的学术会议,每3年举办一次。这是该会首次在中国举行。大会名誉主席为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院士,大会主席为清华大学赵玉芬院士,大会总顾问为中科院生物物理所贝时璋院士,到会中外学者320人,其中诺贝尔奖得主2人,各国院士18人。

    (来源:《科学时报》)